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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岁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可基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名字有一天会与“塑化剂”、“三聚氰胺”这些名词并列，成为媒体、公众关注的焦点。
12月12日，茅台集团就被曝查出塑化剂含量超标一事在贵阳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李可基以专家的身份发言称，塑化剂的影响并没有在人身上得到验证，塑化剂是相对安全的物质。他还表示，三聚氰胺基本是无毒的物质，成人喝下去也不会损害身体，人体自身的排毒能力完全可以处理。
这番言论被披露后，网民瞠目，舆论哗然，质疑不断。其中最直接的质疑是，作为专家，发表如此有违常识的言论，是否因为背后存在利益关系？
而作为当事人的李可基，却对自己被卷入风波一无所知。直到12月14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出差时接到了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打来的电话，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在茅台新闻发布会上的那番话，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12月18日寒意袭人的冬夜，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位于北京东南三环的一家宾馆见到了李可基，他刚刚参加完2012年第六次食品添加剂评审会。“我从来不排斥媒体”，这是他与记者交谈的开场白。
在错误的场合说了实话
“我去参加这次活动，既不是我的主动行为，也不是企业邀请我的，所以没有这方面所谓的报酬。”李可基说，与他联系的是“有官方色彩”的有关机构，但具体是哪个单位“不好透露”。出面邀请的单位是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出行住宿费用也是由行业协会负担的，他本来认为那是一场研讨会，后来才得知有媒体参加。“邀请我是让我以第三方的身份去谈一些科学信息。”
对于饱受争议的塑化剂、三聚氰胺危害性的问题，李可基表示，如果他的言论误导了公众，他愿意就此道歉，但“那些确实都是我基于科学判断的真实观点”。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时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发言的？
李可基：我肯定是站在科学的角度回答问题的。那天在会上，我希望讲得科普一点、形象化一些，能相对完整地把信息传达出去，让人理解。但从事后的发展看，可能我这个尝试不是很成功。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说，您表达的观点是基于您科学的判断？
李可基：塑化剂问题从去年开始出现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关注，查阅了有关资料，也参加过业内的研讨。关于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塑化剂的毒性，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它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危害，国内外药品片剂的包衣剂都是合法使用塑化剂的。任何有毒物质产生毒性都是有条件的，和摄入的剂量、接触的时间都有关系。
现在，人们觉得三聚氰胺成了一种剧毒药，它确实是造成了危害 ，但就其毒性的科学评价而言，它是一个基本无毒的东西，特别是针对成人。这个结论就目前的认识来说是可以引用的。
环球人物杂志：但您也说到了，对塑化剂的毒性判断没有足够多的人体病例。那么有没有可能，现在对它毒性的估计仍有不足？
李可基：这个完全有可能。目前确实没有在人身上拿到足够的证据，但在实际生活中大量接触塑化剂的案例是存在的，这一点跟三聚氰胺不同。
环球人物杂志：您有想过在那种场合说这些话会引起争议吗？
李可基：我沒有想到过，我的本意很简单，希望让公众对食品安全不要太草木皆兵。我原本的想法是，就算有争议，人们会耐心地看完全文，了解一下我说这番话的语境，但是大家好像没有这个耐心去了解你的初衷。
事后，有同行告诉我：以后说话要谨慎，如果你的见解不符合老百姓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他们马上就有人给你拍砖头。有些人也许有不同看法，我可能就是这些不同看法的靶子。有朋友跟我说，我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场合说了实话。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您会重新审视与公众对话的策略吗？
李可基：有时候，跟媒体或公众沟通还是有难度的。我以前也经常做科普，自以为还有一些沟通能力，我会回去想想这些沟通方面的技巧。
公众有选择的权利
采访期间，李可基接到一个电话，隐约可以听出是家人看到了媒体上的报道，劝他不要再接触记者。结束通话后，他多少有些尴尬地向记者笑了笑，接着被打断的话头，继续说了下去。
李可基生于1956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曾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从事运动员营养研究多年， 2004年进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翻开他的简历，有一长串头衔：中国营养协会特殊营养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指导专家委员会运动专家组组长、卫生部新资源和保健食品审评专家……
因此，也有网友质问：有着如此丰富履历的专家竟说出“三聚氰胺无毒”的惊人之语，我们的专家是怎么了？对此类问题，李可基并没有回避。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这次受到争议，与专家的公信力普遍下降是否有关？
李可基：对，不光是专家，还有权威机构，该有公信力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很多所谓的专业人士没有起到传达客观理性科学信息的作用，有时候是因为专业水平不够，有时候是有其他的动机，这也是专家失去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有就是现在公众对食品安全很敏感，在我看来有时候是过度敏感了。
环球人物杂志：毕竟这是和所有人切身利益相关的。
李可基：所以从另一方面说，老百姓对机构、专家的不信任，也是因为食品安全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中国大概有2亿左右种植、养殖户，几十万个食品工厂，还有几百万个餐饮加工场所，却没有一个可靠的信用体制，光派人监管是监管不过来的。现在只是靠这些从业者个人的诚信和一定程度的约束，但是远远不够。这些问题没法回避，但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觉得在这样脆弱的信任关系下，专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可基：站在一个科学的角度，提供客观的信息，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公众是更希望科学家和企业、行业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李可基：这是公众的权利。在一些跟企业有关的场合，或者企业赞助的项目，科学家跟企业存在相关利益关系的时候，公众对他的信任度确实不太能达到100%。
所以，科学家在这种时候要把背景都交代清楚了：资金从哪来、是不是跟相关企业有联系……至于怎么接受科学家说的话，公众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相信或者是不相信。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回过头来看，您对这次事件有什么样的想法？
李可基：我希望人们通过這件事能坐下来思考。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寄希望于公众能更理性对待这个问题吗？
李可基：我觉得反倒是这样：尽管这些年来老百姓常常有一些误解，但同时这些误解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样的，虽然业内很多人对媒体反感得不得了，总觉得媒体老是夸大，但实际上媒体的舆论压力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和有些情况的改善。
专家不能当企业的传声筒
塑化剂是否安全、三聚氰胺是否无毒，本来是实验科学就可以解释的问题，但在当今中国，它却成了一个庞杂问题的聚合体：公众的知情权、企业的利益、专家的独立性……
时至今日，李可基的本意如何、是否借此获得了某种利益以及事态以怎样的形式发展，都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当公众的权利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第三方的专家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尺度。
近年来，我们的专家公信力下降，屡屡“跌落神坛”，科研机构也未能独善其身。在国外，公众和媒体对专家、科研机构的质疑也时有发生。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后，核电站抗海啸设计标准等问题饱受民众质疑，最终，一个被称为“原子能村”的官学商利益团体浮出水面，其中包括以东京电力公司为首的电力企业和核电设备商，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和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官僚集团，以及核工业、核物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舆论的强烈压力下，日本“第一代”16名核能专家联名发表应对事态“紧急建言”，上来先向公众道歉。4个月后，日本政府推出新政策，明确规定近3年内从原子能相关企业和团体获取一定数额的报酬或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员，不能进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日本政府在福岛核电事故后为改革核电监管体制而成立的机构），避免类似的利益团体再度形成。
“专家和公众的关系，首先是专家不能为利益集团所左右，不能做失去良知的事。”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告诉记者，社会舆论的评价体系，对专家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约束；同时，厘清专家与企业关系的制度约束也亟待建立。
记者了解到，许多国家对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的接触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德国， 凡是涉及企业投资的研究成果，在评估时会有专门部门进行严格监管。如果有科学家被发现存在欺诈行为，将被禁止继续从事科学工作。美国高校则要求教授进行财产申报，并对此展开审计。耶鲁大学等还明文规定教授不能收公司的任何礼物，有的大学还专门成立机构负责教授参加企业活动的联系事宜，监督专家与企业间的交往，预防他们之间产生利益往来。
另一方面，张颐武也提出，要想形成一个客观的判断，不仅专家需要约束，媒体、公众也同样需要约束。“社会公众也不能用自身对事情的理解或者先入之见去简单地判断专家的言论。两边都不要‘起哄’，都要用事实来说话。”
12月12日，茅台集团就被曝查出塑化剂含量超标一事在贵阳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李可基以专家的身份发言称，塑化剂的影响并没有在人身上得到验证，塑化剂是相对安全的物质。他还表示，三聚氰胺基本是无毒的物质，成人喝下去也不会损害身体，人体自身的排毒能力完全可以处理。
这番言论被披露后，网民瞠目，舆论哗然，质疑不断。其中最直接的质疑是，作为专家，发表如此有违常识的言论，是否因为背后存在利益关系？
而作为当事人的李可基，却对自己被卷入风波一无所知。直到12月14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出差时接到了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打来的电话，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在茅台新闻发布会上的那番话，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
12月18日寒意袭人的冬夜，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位于北京东南三环的一家宾馆见到了李可基，他刚刚参加完2012年第六次食品添加剂评审会。“我从来不排斥媒体”，这是他与记者交谈的开场白。
在错误的场合说了实话
“我去参加这次活动，既不是我的主动行为，也不是企业邀请我的，所以没有这方面所谓的报酬。”李可基说，与他联系的是“有官方色彩”的有关机构，但具体是哪个单位“不好透露”。出面邀请的单位是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出行住宿费用也是由行业协会负担的，他本来认为那是一场研讨会，后来才得知有媒体参加。“邀请我是让我以第三方的身份去谈一些科学信息。”
对于饱受争议的塑化剂、三聚氰胺危害性的问题，李可基表示，如果他的言论误导了公众，他愿意就此道歉，但“那些确实都是我基于科学判断的真实观点”。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时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发言的？
李可基：我肯定是站在科学的角度回答问题的。那天在会上，我希望讲得科普一点、形象化一些，能相对完整地把信息传达出去，让人理解。但从事后的发展看，可能我这个尝试不是很成功。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说，您表达的观点是基于您科学的判断？
李可基：塑化剂问题从去年开始出现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关注，查阅了有关资料，也参加过业内的研讨。关于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塑化剂的毒性，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它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危害，国内外药品片剂的包衣剂都是合法使用塑化剂的。任何有毒物质产生毒性都是有条件的，和摄入的剂量、接触的时间都有关系。
现在，人们觉得三聚氰胺成了一种剧毒药，它确实是造成了危害 ，但就其毒性的科学评价而言，它是一个基本无毒的东西，特别是针对成人。这个结论就目前的认识来说是可以引用的。
环球人物杂志：但您也说到了，对塑化剂的毒性判断没有足够多的人体病例。那么有没有可能，现在对它毒性的估计仍有不足？
李可基：这个完全有可能。目前确实没有在人身上拿到足够的证据，但在实际生活中大量接触塑化剂的案例是存在的，这一点跟三聚氰胺不同。
环球人物杂志：您有想过在那种场合说这些话会引起争议吗？
李可基：我沒有想到过，我的本意很简单，希望让公众对食品安全不要太草木皆兵。我原本的想法是，就算有争议，人们会耐心地看完全文，了解一下我说这番话的语境，但是大家好像没有这个耐心去了解你的初衷。
事后，有同行告诉我：以后说话要谨慎，如果你的见解不符合老百姓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他们马上就有人给你拍砖头。有些人也许有不同看法，我可能就是这些不同看法的靶子。有朋友跟我说，我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场合说了实话。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您会重新审视与公众对话的策略吗？
李可基：有时候，跟媒体或公众沟通还是有难度的。我以前也经常做科普，自以为还有一些沟通能力，我会回去想想这些沟通方面的技巧。
公众有选择的权利
采访期间，李可基接到一个电话，隐约可以听出是家人看到了媒体上的报道，劝他不要再接触记者。结束通话后，他多少有些尴尬地向记者笑了笑，接着被打断的话头，继续说了下去。
李可基生于1956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曾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从事运动员营养研究多年， 2004年进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翻开他的简历，有一长串头衔：中国营养协会特殊营养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指导专家委员会运动专家组组长、卫生部新资源和保健食品审评专家……
因此，也有网友质问：有着如此丰富履历的专家竟说出“三聚氰胺无毒”的惊人之语，我们的专家是怎么了？对此类问题，李可基并没有回避。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这次受到争议，与专家的公信力普遍下降是否有关？
李可基：对，不光是专家，还有权威机构，该有公信力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很多所谓的专业人士没有起到传达客观理性科学信息的作用，有时候是因为专业水平不够，有时候是有其他的动机，这也是专家失去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有就是现在公众对食品安全很敏感，在我看来有时候是过度敏感了。
环球人物杂志：毕竟这是和所有人切身利益相关的。
李可基：所以从另一方面说，老百姓对机构、专家的不信任，也是因为食品安全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中国大概有2亿左右种植、养殖户，几十万个食品工厂，还有几百万个餐饮加工场所，却没有一个可靠的信用体制，光派人监管是监管不过来的。现在只是靠这些从业者个人的诚信和一定程度的约束，但是远远不够。这些问题没法回避，但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觉得在这样脆弱的信任关系下，专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可基：站在一个科学的角度，提供客观的信息，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公众是更希望科学家和企业、行业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李可基：这是公众的权利。在一些跟企业有关的场合，或者企业赞助的项目，科学家跟企业存在相关利益关系的时候，公众对他的信任度确实不太能达到100%。
所以，科学家在这种时候要把背景都交代清楚了：资金从哪来、是不是跟相关企业有联系……至于怎么接受科学家说的话，公众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相信或者是不相信。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回过头来看，您对这次事件有什么样的想法？
李可基：我希望人们通过這件事能坐下来思考。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寄希望于公众能更理性对待这个问题吗？
李可基：我觉得反倒是这样：尽管这些年来老百姓常常有一些误解，但同时这些误解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样的，虽然业内很多人对媒体反感得不得了，总觉得媒体老是夸大，但实际上媒体的舆论压力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和有些情况的改善。
专家不能当企业的传声筒
塑化剂是否安全、三聚氰胺是否无毒，本来是实验科学就可以解释的问题，但在当今中国，它却成了一个庞杂问题的聚合体：公众的知情权、企业的利益、专家的独立性……
时至今日，李可基的本意如何、是否借此获得了某种利益以及事态以怎样的形式发展，都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当公众的权利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第三方的专家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尺度。
近年来，我们的专家公信力下降，屡屡“跌落神坛”，科研机构也未能独善其身。在国外，公众和媒体对专家、科研机构的质疑也时有发生。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后，核电站抗海啸设计标准等问题饱受民众质疑，最终，一个被称为“原子能村”的官学商利益团体浮出水面，其中包括以东京电力公司为首的电力企业和核电设备商，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和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官僚集团，以及核工业、核物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舆论的强烈压力下，日本“第一代”16名核能专家联名发表应对事态“紧急建言”，上来先向公众道歉。4个月后，日本政府推出新政策，明确规定近3年内从原子能相关企业和团体获取一定数额的报酬或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员，不能进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日本政府在福岛核电事故后为改革核电监管体制而成立的机构），避免类似的利益团体再度形成。
“专家和公众的关系，首先是专家不能为利益集团所左右，不能做失去良知的事。”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告诉记者，社会舆论的评价体系，对专家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约束；同时，厘清专家与企业关系的制度约束也亟待建立。
记者了解到，许多国家对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的接触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德国， 凡是涉及企业投资的研究成果，在评估时会有专门部门进行严格监管。如果有科学家被发现存在欺诈行为，将被禁止继续从事科学工作。美国高校则要求教授进行财产申报，并对此展开审计。耶鲁大学等还明文规定教授不能收公司的任何礼物，有的大学还专门成立机构负责教授参加企业活动的联系事宜，监督专家与企业间的交往，预防他们之间产生利益往来。
另一方面，张颐武也提出，要想形成一个客观的判断，不仅专家需要约束，媒体、公众也同样需要约束。“社会公众也不能用自身对事情的理解或者先入之见去简单地判断专家的言论。两边都不要‘起哄’，都要用事实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