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是城建施工方面一等一的专家、元老；他是共和国首都北京城市建设的见证人和直接参与者；
从前三门高层居民住宅到长城饭店，从中央电视塔到西客站，从首都博物馆到国家大剧院，从首都机场到北京奥运工程……都留下了他奋斗的足迹。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建工集团原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杨嗣信先生。87岁，仍保持着工作状态。
杨嗣信，193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邮局职工，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一家人的生活都要靠父亲一人的工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但杨家父母仍坚持让孩子们读书，杨嗣信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里的优等生。194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之江大学建筑系，年年都能获得奖学金。
1952年，之江大学建筑系被划入同济大学。即将毕业的杨嗣信原本想着留在上海，因为他的亲人都在上海，而且当时他已有未婚妻。但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需要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作为第一届全国统一分配工作的大学生，杨嗣信被分配到了北京一机部基本建设局。
杨嗣信依依不舍地挥别了家乡，挥别了亲人和未婚妻，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走遍了北京四九城，逛了一整天，只看到了两三幢八层高的楼房。就连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王府井大街和上海的南京路比起来，也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当时，我非常不习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曾向单位提出想要调回上海工作，强调自己是学建筑的，搞施工是学非所用，但是领导给我做了很多的工作。同时，我也看到北京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工地开工，我开始相信自己的梦想一定会在这里实现。”
杨嗣信被派到101工地任测量员。整个冬天，他们完成了几万平方米工程的测量工作。北方寒风吹在脸上，如同刀割，长时间在室外工作，尽管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但无数次他都觉得自己快被冻僵了。可他心里却有一团火，和那个年代很多有理想的年轻人一样，他为自己是首都建设大军中的一员而无比自豪。
不久，杨嗣信被任命为一个工号的负责人，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施工生涯。
“那时我们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你走过任何一个工地，一眼望去，根本分不清谁是工人，谁是技术人员，人人都是一身泥、一身汗。很多老工人有着极丰富的施工经验，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杨嗣信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很快又被提拔为工区、工地技术部门的领导和工程师。
他和工人师傅们搞过不少小发明，使施工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迎刃而解，很有“青年鲁班”的风采，成了工友们心目中的“高人”，有问题都爱找他来解决。
1957年，杨嗣信被调到华北建筑工程公司，主做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施工技术的研究。没有设备，他们就土法上马，经过多次试验，研制出了18到24米跨的钢筋混凝土桁架和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吊车梁，为北京西郊十几万平方米工业厂房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1976年，杨嗣信成为北京六建公司的副总工程师。北京市政府为解决城市人口激增与城市用地紧张的矛盾，决定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一线建造三十几幢高层居民住宅楼，总建筑面积超过了50万平方米，杨嗣信被任命北京六建负责段的工长。他带领一个科研小组，取得了几十项发明成果，特别是移动式混凝土搅拌站的发明，大大降低了进料工和抹灰工的劳动强度，在业界掀起了一场革命；他们发明的 “外砌内模”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
前三门高层住宅项目只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虽然，现在有人诟病这些楼房像一排‘火柴盒子’，但当年却是北京的骄傲，是高层板式住宅楼和高层塔式住宅楼第一次亮相京城。1978年10月，小平同志亲自来工地视察，还用商量的口气提出：‘能不能把层高再降低一些，然后将面积搞得再大一些？’随行的毛毛当即俏皮地说：‘爸爸，您不能因为自己的个子矮，也让房子变矮啊。’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
1980年，杨嗣信担任了北京长城饭店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长城饭店是由美国人设计和监理、建筑面积超过了8万平方米的五星级大饭店。以杨嗣信为首的中方技术人员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解决很多难题，既保证了工期，又为国家节约了近百万美元的外汇。
杨嗣信先后任北京建工局副总工程师、北京建工局局长、总工程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都要早上班、晚下班45分钟，节假日、星期天不休息……
那些年，是北京城市建设大发展的时期，首都宾馆、金城大厦、中信大厦、北京饭店贵宾楼……以及数百万平方米的高层住宅，都是在那个时间段建成的。
1988年，杨嗣信卸下了北建工集团公司总经理的担子，但仍担任着集团的总工程师，同时还被北京市政府聘为专家顾问团的顾问。
卸任第二天，他就被任命为亚运工程——405米高的中央电视塔施工技术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中央电视塔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高塔，工期紧，工程难度大。当塔吊随主体结构升到300多米以后，怎么把它卸下来？开工前，美国一家公司曾提出，可以由他们派人来现场指导拆卸，但他们的报价竟然高达140万美元。他和技术人员一道，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论证，终于用一种土办法将塔吊拆卸了下来，轰动了整个中国建筑业，媒体更将他称为“托塔天王”。
北京西客站建设，他任总工程师。正值严冬，已经62岁的杨老和一帮年轻的工程师们奋战在工地，曾在提升平台上吃住了七天七夜……部分项目获得了“鲁班奖”和“国家优质工程奖”。
除了任集团顾问，他还担任着中国建筑业协会质量分会的会长和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他不愿在家含饴弄孙，真心地离不开工地。
他先后在北京市几个过万平方米的大工程上，任技术总顾问，一天到晚地往工地上跑，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2001年，杨老又出任了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的总工程师，终于拿下了这个后来囊括“鲁班奖”和“詹天佑奖”在内的多项国家级大奖的工程。竟然罕见地没有超过原来的预算！
当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落成后，有记者问杨老：“您觉得它能够屹立多少年？”他十分自信地回答说：“它的设计使用年限是100年。但这指的只是它作为一个体育场馆的使用年限。百年之后，如果我们还能把它当成一个旅游景点、一处景观、一个历史遗迹来看待和保护的话，我相信一千年以后，‘鸟巢’还会健在。”
87岁的他笑称自己是个“80后”，最大的幸福和幸运是这辈子做了自己喜爱的工作……
从前三门高层居民住宅到长城饭店，从中央电视塔到西客站，从首都博物馆到国家大剧院，从首都机场到北京奥运工程……都留下了他奋斗的足迹。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建工集团原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杨嗣信先生。87岁，仍保持着工作状态。
有“青年鲁班”风采的上海小伙
杨嗣信，193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邮局职工，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一家人的生活都要靠父亲一人的工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但杨家父母仍坚持让孩子们读书，杨嗣信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里的优等生。194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之江大学建筑系，年年都能获得奖学金。
1952年，之江大学建筑系被划入同济大学。即将毕业的杨嗣信原本想着留在上海，因为他的亲人都在上海，而且当时他已有未婚妻。但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需要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作为第一届全国统一分配工作的大学生，杨嗣信被分配到了北京一机部基本建设局。
杨嗣信依依不舍地挥别了家乡，挥别了亲人和未婚妻，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走遍了北京四九城，逛了一整天，只看到了两三幢八层高的楼房。就连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王府井大街和上海的南京路比起来，也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当时，我非常不习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曾向单位提出想要调回上海工作，强调自己是学建筑的，搞施工是学非所用，但是领导给我做了很多的工作。同时，我也看到北京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工地开工，我开始相信自己的梦想一定会在这里实现。”
杨嗣信被派到101工地任测量员。整个冬天，他们完成了几万平方米工程的测量工作。北方寒风吹在脸上，如同刀割，长时间在室外工作，尽管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但无数次他都觉得自己快被冻僵了。可他心里却有一团火，和那个年代很多有理想的年轻人一样，他为自己是首都建设大军中的一员而无比自豪。
不久，杨嗣信被任命为一个工号的负责人，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施工生涯。
“那时我们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你走过任何一个工地，一眼望去，根本分不清谁是工人，谁是技术人员，人人都是一身泥、一身汗。很多老工人有着极丰富的施工经验，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杨嗣信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很快又被提拔为工区、工地技术部门的领导和工程师。
他和工人师傅们搞过不少小发明，使施工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迎刃而解，很有“青年鲁班”的风采，成了工友们心目中的“高人”，有问题都爱找他来解决。
四分之三时间在基层的领导
1957年，杨嗣信被调到华北建筑工程公司，主做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施工技术的研究。没有设备，他们就土法上马，经过多次试验，研制出了18到24米跨的钢筋混凝土桁架和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吊车梁，为北京西郊十几万平方米工业厂房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1976年，杨嗣信成为北京六建公司的副总工程师。北京市政府为解决城市人口激增与城市用地紧张的矛盾，决定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一线建造三十几幢高层居民住宅楼，总建筑面积超过了50万平方米，杨嗣信被任命北京六建负责段的工长。他带领一个科研小组，取得了几十项发明成果，特别是移动式混凝土搅拌站的发明，大大降低了进料工和抹灰工的劳动强度，在业界掀起了一场革命；他们发明的 “外砌内模”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
前三门高层住宅项目只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虽然，现在有人诟病这些楼房像一排‘火柴盒子’，但当年却是北京的骄傲，是高层板式住宅楼和高层塔式住宅楼第一次亮相京城。1978年10月，小平同志亲自来工地视察，还用商量的口气提出：‘能不能把层高再降低一些，然后将面积搞得再大一些？’随行的毛毛当即俏皮地说：‘爸爸，您不能因为自己的个子矮，也让房子变矮啊。’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
1980年，杨嗣信担任了北京长城饭店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长城饭店是由美国人设计和监理、建筑面积超过了8万平方米的五星级大饭店。以杨嗣信为首的中方技术人员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解决很多难题，既保证了工期，又为国家节约了近百万美元的外汇。
杨嗣信先后任北京建工局副总工程师、北京建工局局长、总工程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都要早上班、晚下班45分钟，节假日、星期天不休息……
那些年，是北京城市建设大发展的时期，首都宾馆、金城大厦、中信大厦、北京饭店贵宾楼……以及数百万平方米的高层住宅，都是在那个时间段建成的。
“80”后，退而不休更忙碌
1988年，杨嗣信卸下了北建工集团公司总经理的担子，但仍担任着集团的总工程师，同时还被北京市政府聘为专家顾问团的顾问。
卸任第二天，他就被任命为亚运工程——405米高的中央电视塔施工技术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中央电视塔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高塔，工期紧，工程难度大。当塔吊随主体结构升到300多米以后，怎么把它卸下来？开工前，美国一家公司曾提出，可以由他们派人来现场指导拆卸，但他们的报价竟然高达140万美元。他和技术人员一道，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论证，终于用一种土办法将塔吊拆卸了下来，轰动了整个中国建筑业，媒体更将他称为“托塔天王”。
北京西客站建设，他任总工程师。正值严冬，已经62岁的杨老和一帮年轻的工程师们奋战在工地，曾在提升平台上吃住了七天七夜……部分项目获得了“鲁班奖”和“国家优质工程奖”。
除了任集团顾问，他还担任着中国建筑业协会质量分会的会长和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他不愿在家含饴弄孙，真心地离不开工地。
他先后在北京市几个过万平方米的大工程上，任技术总顾问，一天到晚地往工地上跑，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2001年，杨老又出任了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的总工程师，终于拿下了这个后来囊括“鲁班奖”和“詹天佑奖”在内的多项国家级大奖的工程。竟然罕见地没有超过原来的预算！
当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落成后，有记者问杨老：“您觉得它能够屹立多少年？”他十分自信地回答说：“它的设计使用年限是100年。但这指的只是它作为一个体育场馆的使用年限。百年之后，如果我们还能把它当成一个旅游景点、一处景观、一个历史遗迹来看待和保护的话，我相信一千年以后，‘鸟巢’还会健在。”
87岁的他笑称自己是个“80后”，最大的幸福和幸运是这辈子做了自己喜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