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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破产自杀，当一幕幕原本在电影或小说情节中出现的悲剧上映在世界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社会的时候，人们感叹“狼”真的来了，同时也不禁为这些企业家的命运扼腕叹息。
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社会的一笔财富，然而他们选择极端化的方式离开人世，所留下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损失。
改革开放30年，民营企业家们伴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成长，应该说是身经百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企业家偏偏走不出这轮“风雨”？如果盲目扩张、地下金融让他们走进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么现在，整个中国社会又是否应当去求解这个沉重的命题呢？
改变必须现时立刻，这就是血的警示。
企业主成长落后经济成长
“民营企业家中有一部分人是靠冒险精神成长起来的，有些事也是摸着政策的边缘走，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无法承受。”
《英才》：在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期连续出现了民营企业家自杀的事件，表面看这些企业家自杀的原因都是资金链的问题，有没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袁岳：我看到这些自杀事件的原因主要是借债过多，负债过度引起的，这其实和经营不善有关系，有些是扩张过度，有些是投机过度。其实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如果过度以后，市场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可能会超过你的承受能力。
自杀事件也反映了一个信号，过去浙江在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其实是抱团发展的，比如利用地下金融体系互相支持，他们之间甚至都不用担保。这个前提是信用，如果到后来借债不能偿还，这种信用模式会让借贷者没有脸面，愧对朋友。
在企业家自杀发生很多的地方，主要是信用在起作用，这似乎成了一定商业传统。另外，社会的支付体系比较薄弱，一旦中小民营企业处于窘迫的地步，它很难期望获得帮助，它没有太多的选择和支援渠道。
袁青鹏：当前很多企业家经营企业不仅仅为创造物质财富，而是把企业作为一生中唯一的精神支柱。企业家长期集压力和权力于一身，一旦企业垮了，心理承受力有限，便无法面对危机。
这种民营企业主的自杀现象可能才刚刚开始，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延伸，到今年二季度如果社会不进一步关注，可能还会有悲剧发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杀的企业家都是责任心比较强的老板，逃逸的都是逃避责任的。
刘明：中国民营企业家心理承受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不仅要承受经济压力，还要承受社会文化的东西，还有体制方面所带来的压力。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他可能会经营很好，但一有风吹草动，他的能力是要经受考验的。
中国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内心的成长大大落后于经济的成长，这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因为内心没有得到很好的积淀，所以在面临一些危机的时候，可能就无法承受了，比如一个孩子，从小没有受过挫折教育，但他的发展又很快，在心智上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那很可能在将来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崩溃了。
另外，民营企业家中有一部分人是靠着冒险精神成长起来的，别人不敢干我干，有些事也是摸着政策的边缘走，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不论是社会的、政治的，还是法律方面的，他们都无法承受。如果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稳健来走，那可能是另外的结果。
王光荣：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很多市场都供大于求，企业倒闭，有的企业主自杀是一种现象，这在国外一直都有，中国这几年也出现了。说到底，这也是企业家能力的问题，能力强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企业主自杀危及社会心理
“一个企业垮掉以后，影响波及不止是一家企业，实际上是“株连九族”，和他相关的配套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英才》：目前连续的民营企业家自杀事件会对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袁岳：从公众角度来看，自杀事件会加重整个社会的危机心理。
袁青鹏：很多中小企业诞生和企业主的成功都是靠偶然的机会，一旦老板垮了，整个企业也就垮了。而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细胞死了以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质量就会受影响。
中小民营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实际上是社会性的企业，在为社会创造财富。
如果企业垮了，就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银行的债务也无法偿还，这都给社会增加了不安定因素。
另外，中小企业还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一个企业垮掉以后，影响波及不止是一家企业，实际上是“株连九族”，和他相关的配套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刘明：这些事件对老百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是财富管理的象征，自杀向人昭示了一种无望的境地，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他的员工。对企业家群体也有冲击，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来讲，任何一个人的自杀都会对至少6个人产生影响，这是一个简单化的算法，但现在连续出现自杀事件，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王光荣：企业家自杀，企业倒闭后，企业的数量会变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经济的活力，另外也减少了就业人口。
《英才》：企业陷入债务危机是一个极端情形，国外对处理这种深陷债务的企业主一般都怎样去做？
袁岳：在美国有《个人破产法》，现在企业破产和个人破产都大量增加了，破产是通过法院来裁决的，比如我欠人家很多钱，现在资不抵债了，那就可以申请破产。申请破产就是说，企业没钱了，法律上就会给欠债的人一些合法的摆脱债务的机会，不过作为破产的人要承担一些法律后果，比如几年之内不能做生意，不能高消费等等。
《英才》：那在中国也出台类似的《个人破产法》是否可行？
袁岳：目前我们国家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就是觉得欠人家钱是一个道义和心理上的问题，就只好自杀。在我们目前的信用环境下，尤其在江浙一带，即使是申请破产，也会被人骂。
袁青鹏：这还上升不到《破产法》的角度，中国中小企业老板责任巨大，现在企业贷款都是连带责任，一家企业要贷款，至少要几家进行担保，现在企业垮了以后，他无法面对一些好朋友，而且很多还借的是高利贷。
企业主出路 建立应急保障体系
“一个企业大概有115种的危机，资金链断裂只是企业死去的一种原因，所以国家还应从中小企业层面出发，和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应急保障体系。”
《英才》：企业主连续自杀事件的确反映了目前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从长期来看，要如何防止或者减少这一类悲剧的产生呢？
袁青鹏：首先，国家应该建立一整套的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现在国家也很重视这个事情，但还没有具体实施。
其次，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当中小企业遇到困难后，应该建立国家应急体系。按照西方的观点，一个企业大概有115种的危机，资金链断裂只是企业死去的一种原因，所以国家还应从中小企业层面出发，和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应急保障体系。
此外，国家还要从税收上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像英国，大型企业占有的社会资源比较多，税率就高，中小企业占的社会资源比较少，它的税率就低。但像我国的中小企业，不但要交税，还要交各类名目繁多的费。按照现行我国税法的规定，小企业基本上都不赚钱了。
最后，还要建立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培训体系。
我国民营企业具有诞生偶然性，发展壮大盲目性，从业人员复杂性，管理江湖性的特点，大部分管理者和决策者素质都不高，这需要建立中小企业家的培训体系。德国早在20年前，就建立了一个从国家到地方政府一整套完善的中小企业培训体系，并且都是政府买单，但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培训。
刘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太快了，造就了无数企业家，但要被称为“家”，就一定要有内心世界成长、建设的一个过程。
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社会的一笔财富，然而他们选择极端化的方式离开人世，所留下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损失。
改革开放30年，民营企业家们伴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成长，应该说是身经百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企业家偏偏走不出这轮“风雨”？如果盲目扩张、地下金融让他们走进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么现在，整个中国社会又是否应当去求解这个沉重的命题呢？
改变必须现时立刻，这就是血的警示。
企业主成长落后经济成长
“民营企业家中有一部分人是靠冒险精神成长起来的，有些事也是摸着政策的边缘走，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无法承受。”
《英才》：在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期连续出现了民营企业家自杀的事件，表面看这些企业家自杀的原因都是资金链的问题，有没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袁岳：我看到这些自杀事件的原因主要是借债过多，负债过度引起的，这其实和经营不善有关系，有些是扩张过度，有些是投机过度。其实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如果过度以后，市场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可能会超过你的承受能力。
自杀事件也反映了一个信号，过去浙江在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其实是抱团发展的，比如利用地下金融体系互相支持，他们之间甚至都不用担保。这个前提是信用，如果到后来借债不能偿还，这种信用模式会让借贷者没有脸面，愧对朋友。
在企业家自杀发生很多的地方，主要是信用在起作用，这似乎成了一定商业传统。另外，社会的支付体系比较薄弱，一旦中小民营企业处于窘迫的地步，它很难期望获得帮助，它没有太多的选择和支援渠道。
袁青鹏：当前很多企业家经营企业不仅仅为创造物质财富，而是把企业作为一生中唯一的精神支柱。企业家长期集压力和权力于一身，一旦企业垮了，心理承受力有限，便无法面对危机。
这种民营企业主的自杀现象可能才刚刚开始，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延伸，到今年二季度如果社会不进一步关注，可能还会有悲剧发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杀的企业家都是责任心比较强的老板，逃逸的都是逃避责任的。
刘明：中国民营企业家心理承受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不仅要承受经济压力，还要承受社会文化的东西，还有体制方面所带来的压力。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他可能会经营很好，但一有风吹草动，他的能力是要经受考验的。
中国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内心的成长大大落后于经济的成长，这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因为内心没有得到很好的积淀，所以在面临一些危机的时候，可能就无法承受了，比如一个孩子，从小没有受过挫折教育，但他的发展又很快，在心智上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那很可能在将来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崩溃了。
另外，民营企业家中有一部分人是靠着冒险精神成长起来的，别人不敢干我干，有些事也是摸着政策的边缘走，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不论是社会的、政治的，还是法律方面的，他们都无法承受。如果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稳健来走，那可能是另外的结果。
王光荣：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很多市场都供大于求，企业倒闭，有的企业主自杀是一种现象，这在国外一直都有，中国这几年也出现了。说到底，这也是企业家能力的问题，能力强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企业主自杀危及社会心理
“一个企业垮掉以后，影响波及不止是一家企业，实际上是“株连九族”，和他相关的配套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英才》：目前连续的民营企业家自杀事件会对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袁岳：从公众角度来看，自杀事件会加重整个社会的危机心理。
袁青鹏：很多中小企业诞生和企业主的成功都是靠偶然的机会，一旦老板垮了，整个企业也就垮了。而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细胞死了以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质量就会受影响。
中小民营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实际上是社会性的企业，在为社会创造财富。
如果企业垮了，就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银行的债务也无法偿还，这都给社会增加了不安定因素。
另外，中小企业还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一个企业垮掉以后，影响波及不止是一家企业，实际上是“株连九族”，和他相关的配套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刘明：这些事件对老百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是财富管理的象征，自杀向人昭示了一种无望的境地，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他的员工。对企业家群体也有冲击，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来讲，任何一个人的自杀都会对至少6个人产生影响，这是一个简单化的算法，但现在连续出现自杀事件，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王光荣：企业家自杀，企业倒闭后，企业的数量会变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经济的活力，另外也减少了就业人口。
《英才》：企业陷入债务危机是一个极端情形，国外对处理这种深陷债务的企业主一般都怎样去做？
袁岳：在美国有《个人破产法》，现在企业破产和个人破产都大量增加了，破产是通过法院来裁决的，比如我欠人家很多钱，现在资不抵债了，那就可以申请破产。申请破产就是说，企业没钱了，法律上就会给欠债的人一些合法的摆脱债务的机会，不过作为破产的人要承担一些法律后果，比如几年之内不能做生意，不能高消费等等。
《英才》：那在中国也出台类似的《个人破产法》是否可行？
袁岳：目前我们国家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就是觉得欠人家钱是一个道义和心理上的问题，就只好自杀。在我们目前的信用环境下，尤其在江浙一带，即使是申请破产，也会被人骂。
袁青鹏：这还上升不到《破产法》的角度，中国中小企业老板责任巨大，现在企业贷款都是连带责任，一家企业要贷款，至少要几家进行担保，现在企业垮了以后，他无法面对一些好朋友，而且很多还借的是高利贷。
企业主出路 建立应急保障体系
“一个企业大概有115种的危机，资金链断裂只是企业死去的一种原因，所以国家还应从中小企业层面出发，和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应急保障体系。”
《英才》：企业主连续自杀事件的确反映了目前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从长期来看，要如何防止或者减少这一类悲剧的产生呢？
袁青鹏：首先，国家应该建立一整套的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现在国家也很重视这个事情，但还没有具体实施。
其次，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当中小企业遇到困难后，应该建立国家应急体系。按照西方的观点，一个企业大概有115种的危机，资金链断裂只是企业死去的一种原因，所以国家还应从中小企业层面出发，和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应急保障体系。
此外，国家还要从税收上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像英国，大型企业占有的社会资源比较多，税率就高，中小企业占的社会资源比较少，它的税率就低。但像我国的中小企业，不但要交税，还要交各类名目繁多的费。按照现行我国税法的规定，小企业基本上都不赚钱了。
最后，还要建立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培训体系。
我国民营企业具有诞生偶然性，发展壮大盲目性，从业人员复杂性，管理江湖性的特点，大部分管理者和决策者素质都不高，这需要建立中小企业家的培训体系。德国早在20年前，就建立了一个从国家到地方政府一整套完善的中小企业培训体系，并且都是政府买单，但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培训。
刘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太快了，造就了无数企业家，但要被称为“家”，就一定要有内心世界成长、建设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