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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喜欢跟她做朋友。
只要她一开口，就像坏掉的水龙头般喋喋不休，她向周围人讲述着自己的苦难，一遍又一遍，她何止是喜欢倾诉，简直是诉苦着魔。
她告诉所有人，她最好的朋友是我，这让我有些难堪，因为我并不这么认为。
她是我的初中同学，初中时，交流并不多，只记得有人在班级上为她筹过一次款，为此，她的母亲怒冲冲跑来学校里闹，脑海里还依稀存着当时的画面，她市井气息的母亲扯着大嗓门在教室外面跟老师理论“我们家是乞丐吗？不需要这样可怜我们……”
事情大约是这样的，她向周围同学讲述自己家的困境：家境贫穷，父母工作卑贱，家里并不爱她，不仅因为她是女生，还因为她的出生仅仅作为一个替补，替补那个在十几岁时溺水死亡的哥哥，出生得晚，十几岁的她有着五十多岁的父母，看起来，简直像是爷爷奶奶，贫穷并且无爱，她的家庭是一潭死水。
那时，大家跟她都还不熟，初次听她的凄惨故事，无不心生悲悯。新官上任的班长，觉得自己要为班上同学做一些实事，他抱着事情没做成就先不告诉老师的原则，擅自在民间成立了捐助组织，将捐款任务分布到各个小组长，小组长们找组员开会讨论，悲惨的故事经过几次转述，变得更加悲惨，甚至出现屡受家暴的版本。
没有多久的功夫，班长把零碎一叠共三百多块的当时看来是巨款的钱交到她的手中，她接受了这一笔钱，当时我不在场，只是听说她表现得心安理得。
大约是回家后母亲发现了她身上的钱，问怎么来的，她支支吾吾同学给她捐的，母亲自恃家里没有穷到要被救济的程度，觉得受到了侮辱，这才跑来学校理论。
直到母亲来学校里闹，老师才知道这场全班参与的爱心行动，几方了解后，才明白，所谓的悲惨命运，或多或少有自我夸张成分，她家境虽不富裕，但也算不愁吃穿，丧子之痛后的唯一女儿，父母又怎会不爱，只是不挂在嘴边罢了……她诉苦的目的，也许仅仅是为了给各方面都平凡的自己争取多一点的关注和关怀，并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归还捐款，被父母责骂，被同学嫌弃。
老师在课堂上说，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谁都不许再提。可是，叽叽喳喳的几十张小嘴，怎能放过这么有吸引力的话题，没多久，外班的同学也知道了她撒谎骗得捐款的事了，她像放羊的小孩一样，被舆论的狼吃掉了。
几乎没人跟她讲话，准确说，是没人会再相信她的话。当时的我，虽然认为她多少有些活该，还是觉得她挺可怜的，被孤立的滋味，我也体会过，并不好受。心存悲悯，却胆小如鼠的我，最终迫于舆论的压力，选择做那沉默的大多数，跟她保持着距离。
有一天，她突然找到我，说想让我帮一个忙，帮忙寄一封信。我的初中是一所严厉的寄宿制中学，大多数学生，一个礼拜才能回一次家，我是少数的走读生之一，家离得近，常负担一些走私任务，买杂志和娱乐报纸什么的，我是个有原则的人，烟酒从来不带，信件的话，倒是头一次。
她说，寄到学校怕丢，寄到家里怕父母偷看，能不能写我家的地址，再顺便让我帮她寄一下。我同意了，因为这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而且，她当时的处境有些可怜，让我不忍心拒绝她。
我帮她寄出了这封信，一段时间后，她来问我，有没有收到回信，我说没有。后续的日子，她又问了我几次，依然沒有。我问是很重要的人吗？她说不是，是在杂志交友栏目看到的一个地址，想交个笔友，可以聊聊天。她喋喋不休地问我，是不是对方不喜欢她写的信，不想跟她做朋友，或者是嫌弃她名字不好听。我只能安慰到可能是信寄丢了。
我越发觉得她很可怜，班上几十名同学，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朋友，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远方，无奈远方并没有传来回音。也许在这个时候，我应该站出来温暖地说上一句“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啊，有话可以找我聊啊。”可我太怯弱，我没有这种当英雄的勇气，我怕成为群体孤立的对象，我必须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在那时，我的内心并不讨厌她，我真挚地认为，不能因为对方撒了一个谎而将其全盘否定。
日子就这么平淡淡地过着，直到中考，直到上高中。
机缘巧合，我跟她上了同一所高中，分在同一个班级，她是班上我唯一认识的女同学。
没有了舆论的束缚，我跟她合情合理地成为了朋友。高中的她，走出了捐款事件阴影，也算开朗。
我家依然离学校近，偶尔带她回家吃饭。吃完饭在我卧室里聊聊闲天，她喜欢翻翻看看，打开我的衣柜，“哇，你好多衣服啊。”
“还好啦，我长个子快，衣柜里有一些已经穿不下了，你看看有喜欢的没，穿得下可以拿一些去。”
“好啊，你的衣服都挺好看的。”
她个头比我小，许多衣服都能穿得下。我一件件地把用不上的衣服挑了出来，她拿了其中一部分，走的时候，拎了满满一个袋子。
之后的假期，她也来过几次我家，走的时候，几乎都带走了些什么，我不再穿的衣服、鞋子，甚至一台有了数码相机后被淘汰下来的傻瓜相机，她拿走的东西越来越多，从我问她需不需要，到她拿着她感兴趣的东西问我这个还有没有用。妈妈说，你这位同学，有点贪小便宜哦。我说，还好吧，反正用不上，拿去也无妨，物尽其用嘛。
人的性格，终究是很难彻底改变的，走出初中捐款事件的她，依然那么地喜欢倾诉，只是现在，除了倾诉悲惨的家庭外，她还有另外一个倾诉话题，那就是我。她常常问别人，我把不再用的东西给她，是否是施舍，是否在可怜她。她绘声绘色地讲着我的妈妈如何不喜欢她，她在我家的时候如何小心翼翼。以至于，跟我不熟的人都觉得，她在卑躬屈膝地跟我做着朋友，劝她离开我，她则表现出一副好朋友不离不弃的姿态，继续若无其事地跟我做着朋友，并继续接受或索取着我的物品。
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感觉历史总是这么惊人的相似，我简直能想象到当年的初中班长含着泪把一叠钱塞到她手中，后来得知她撒了谎的那种感觉。
想到她初中时众叛亲离的遭遇，我还是决定不让她难堪。只是渐渐地跟她疏远，不再邀请她去我家，下课后找别人说话，我以为这样，可以让两个人不伤和气地疏远，没有想到，她新一轮的倾诉又开始了。
她向周围的人倾诉，她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我，因为她的家境贫寒，而嫌弃她，而疏远她，为什么交朋友要这么现实……
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找她单独聊了聊，把我知道的都说了出来，问她为什么非要把自己讲得这么可怜。她突然手足无措地哭了起来，大概自恃理亏，她一句话也没说。
“你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哭着问我。
“曾经是”我头也没有回，径直走了，尽管她哭得更大声。
这次之后，我们彻底决裂。
高考是个太强大的存在，它的临近，足够赶走所有琐碎。她说什么都不再重要了，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备考，没人有闲工夫来听她倾诉了。
她开始找老师谈心，经常晚自习的时候，抱着书本上去问问题，问着问着就把老师请到教室外头借一步说话，我也不清楚她具体聊了什么，但猜也大致能猜到，无非是学习压力和家庭困境。后来，她申请了贫困生助学金，每个班只有很少的名额，她毫无疑问地通过了班主任这一关，但最后并未获得上级审批，因为她的实际家庭条件并不属于被救济家庭。
响铃，交卷，各奔东西。
上大学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她，只是偶尔听老同学说起她，她学校和专业都不太好，经常在网络上找老同学们聊天，问三流学校冷门专业没背景没外形的自己，应该怎么办？老同学们跟我讲这些时的语气，就像是在讲笑话，她口中自己的悲惨世界，已经没有人相信，更没有人同情了。
她是一个失败的演员，把自己精心准备的催泪悲剧演成了啼笑皆非的荒诞喜剧。她讲过那么多自己身上的悲惨事件，真真假假，日复一日，最悲惨最真实的一件，也许她忘了讲，那就是，她没有朋友。
王容摘自“作家网”
只要她一开口，就像坏掉的水龙头般喋喋不休，她向周围人讲述着自己的苦难，一遍又一遍，她何止是喜欢倾诉，简直是诉苦着魔。
她告诉所有人，她最好的朋友是我，这让我有些难堪，因为我并不这么认为。
她是我的初中同学，初中时，交流并不多，只记得有人在班级上为她筹过一次款，为此，她的母亲怒冲冲跑来学校里闹，脑海里还依稀存着当时的画面，她市井气息的母亲扯着大嗓门在教室外面跟老师理论“我们家是乞丐吗？不需要这样可怜我们……”
事情大约是这样的，她向周围同学讲述自己家的困境：家境贫穷，父母工作卑贱，家里并不爱她，不仅因为她是女生，还因为她的出生仅仅作为一个替补，替补那个在十几岁时溺水死亡的哥哥，出生得晚，十几岁的她有着五十多岁的父母，看起来，简直像是爷爷奶奶，贫穷并且无爱，她的家庭是一潭死水。
那时，大家跟她都还不熟，初次听她的凄惨故事，无不心生悲悯。新官上任的班长，觉得自己要为班上同学做一些实事，他抱着事情没做成就先不告诉老师的原则，擅自在民间成立了捐助组织，将捐款任务分布到各个小组长，小组长们找组员开会讨论，悲惨的故事经过几次转述，变得更加悲惨，甚至出现屡受家暴的版本。
没有多久的功夫，班长把零碎一叠共三百多块的当时看来是巨款的钱交到她的手中，她接受了这一笔钱，当时我不在场，只是听说她表现得心安理得。
大约是回家后母亲发现了她身上的钱，问怎么来的，她支支吾吾同学给她捐的，母亲自恃家里没有穷到要被救济的程度，觉得受到了侮辱，这才跑来学校理论。
直到母亲来学校里闹，老师才知道这场全班参与的爱心行动，几方了解后，才明白，所谓的悲惨命运，或多或少有自我夸张成分，她家境虽不富裕，但也算不愁吃穿，丧子之痛后的唯一女儿，父母又怎会不爱，只是不挂在嘴边罢了……她诉苦的目的，也许仅仅是为了给各方面都平凡的自己争取多一点的关注和关怀，并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归还捐款，被父母责骂，被同学嫌弃。
老师在课堂上说，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谁都不许再提。可是，叽叽喳喳的几十张小嘴，怎能放过这么有吸引力的话题，没多久，外班的同学也知道了她撒谎骗得捐款的事了，她像放羊的小孩一样，被舆论的狼吃掉了。
几乎没人跟她讲话，准确说，是没人会再相信她的话。当时的我，虽然认为她多少有些活该，还是觉得她挺可怜的，被孤立的滋味，我也体会过，并不好受。心存悲悯，却胆小如鼠的我，最终迫于舆论的压力，选择做那沉默的大多数，跟她保持着距离。
有一天，她突然找到我，说想让我帮一个忙，帮忙寄一封信。我的初中是一所严厉的寄宿制中学，大多数学生，一个礼拜才能回一次家，我是少数的走读生之一，家离得近，常负担一些走私任务，买杂志和娱乐报纸什么的，我是个有原则的人，烟酒从来不带，信件的话，倒是头一次。
她说，寄到学校怕丢，寄到家里怕父母偷看，能不能写我家的地址，再顺便让我帮她寄一下。我同意了，因为这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而且，她当时的处境有些可怜，让我不忍心拒绝她。
我帮她寄出了这封信，一段时间后，她来问我，有没有收到回信，我说没有。后续的日子，她又问了我几次，依然沒有。我问是很重要的人吗？她说不是，是在杂志交友栏目看到的一个地址，想交个笔友，可以聊聊天。她喋喋不休地问我，是不是对方不喜欢她写的信，不想跟她做朋友，或者是嫌弃她名字不好听。我只能安慰到可能是信寄丢了。
我越发觉得她很可怜，班上几十名同学，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朋友，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远方，无奈远方并没有传来回音。也许在这个时候，我应该站出来温暖地说上一句“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啊，有话可以找我聊啊。”可我太怯弱，我没有这种当英雄的勇气，我怕成为群体孤立的对象，我必须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在那时，我的内心并不讨厌她，我真挚地认为，不能因为对方撒了一个谎而将其全盘否定。
日子就这么平淡淡地过着，直到中考，直到上高中。
机缘巧合，我跟她上了同一所高中，分在同一个班级，她是班上我唯一认识的女同学。
没有了舆论的束缚，我跟她合情合理地成为了朋友。高中的她，走出了捐款事件阴影，也算开朗。
我家依然离学校近，偶尔带她回家吃饭。吃完饭在我卧室里聊聊闲天，她喜欢翻翻看看，打开我的衣柜，“哇，你好多衣服啊。”
“还好啦，我长个子快，衣柜里有一些已经穿不下了，你看看有喜欢的没，穿得下可以拿一些去。”
“好啊，你的衣服都挺好看的。”
她个头比我小，许多衣服都能穿得下。我一件件地把用不上的衣服挑了出来，她拿了其中一部分，走的时候，拎了满满一个袋子。
之后的假期，她也来过几次我家，走的时候，几乎都带走了些什么，我不再穿的衣服、鞋子，甚至一台有了数码相机后被淘汰下来的傻瓜相机，她拿走的东西越来越多，从我问她需不需要，到她拿着她感兴趣的东西问我这个还有没有用。妈妈说，你这位同学，有点贪小便宜哦。我说，还好吧，反正用不上，拿去也无妨，物尽其用嘛。
人的性格，终究是很难彻底改变的，走出初中捐款事件的她，依然那么地喜欢倾诉，只是现在，除了倾诉悲惨的家庭外，她还有另外一个倾诉话题，那就是我。她常常问别人，我把不再用的东西给她，是否是施舍，是否在可怜她。她绘声绘色地讲着我的妈妈如何不喜欢她，她在我家的时候如何小心翼翼。以至于，跟我不熟的人都觉得，她在卑躬屈膝地跟我做着朋友，劝她离开我，她则表现出一副好朋友不离不弃的姿态，继续若无其事地跟我做着朋友，并继续接受或索取着我的物品。
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感觉历史总是这么惊人的相似，我简直能想象到当年的初中班长含着泪把一叠钱塞到她手中，后来得知她撒了谎的那种感觉。
想到她初中时众叛亲离的遭遇，我还是决定不让她难堪。只是渐渐地跟她疏远，不再邀请她去我家，下课后找别人说话，我以为这样，可以让两个人不伤和气地疏远，没有想到，她新一轮的倾诉又开始了。
她向周围的人倾诉，她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我，因为她的家境贫寒，而嫌弃她，而疏远她，为什么交朋友要这么现实……
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找她单独聊了聊，把我知道的都说了出来，问她为什么非要把自己讲得这么可怜。她突然手足无措地哭了起来，大概自恃理亏，她一句话也没说。
“你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哭着问我。
“曾经是”我头也没有回，径直走了，尽管她哭得更大声。
这次之后，我们彻底决裂。
高考是个太强大的存在，它的临近，足够赶走所有琐碎。她说什么都不再重要了，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备考，没人有闲工夫来听她倾诉了。
她开始找老师谈心，经常晚自习的时候，抱着书本上去问问题，问着问着就把老师请到教室外头借一步说话，我也不清楚她具体聊了什么，但猜也大致能猜到，无非是学习压力和家庭困境。后来，她申请了贫困生助学金，每个班只有很少的名额，她毫无疑问地通过了班主任这一关，但最后并未获得上级审批，因为她的实际家庭条件并不属于被救济家庭。
响铃，交卷，各奔东西。
上大学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她，只是偶尔听老同学说起她，她学校和专业都不太好，经常在网络上找老同学们聊天，问三流学校冷门专业没背景没外形的自己，应该怎么办？老同学们跟我讲这些时的语气，就像是在讲笑话，她口中自己的悲惨世界，已经没有人相信，更没有人同情了。
她是一个失败的演员，把自己精心准备的催泪悲剧演成了啼笑皆非的荒诞喜剧。她讲过那么多自己身上的悲惨事件，真真假假，日复一日，最悲惨最真实的一件，也许她忘了讲，那就是，她没有朋友。
王容摘自“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