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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回到江西，在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地区体验生活。
我的手机号仍然是北京的，别人至今仍把我当作“北漂人”看待。我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在北京有房子，仍然坚持每个月往北京社保局交纳着三险一金的社保——渴望退休时，能在北京领取养老金。
我2004年初离开九江，当时孑然一身来到北京。一待就是十一年。2014年底从北京回江西，大包小包托运回九江的行李，托运费就是五千多元。
在北京待的时间，如果按十年一大运算，我在北京度过了一个大运还多的春秋。这十一年，可以说是我人生的黄金季节。38岁至48岁，能不是人生的黄金年华吗？
既然是人生的黄金年华，这十一年，我完成了人生哪些片段呢？
去北京，是我意料之外的。当时，我写完一部长篇小说，送《十月》杂志审阅。没想到，一番谈话，王占军主编问我愿不愿意到《十月》杂志工作。《十月》杂志在文学人心中的形象是高大上的，我岂能不愿意？也顾不得自己的长篇小说在不在《十月》发表，很快走马上任，开始了自己北漂的崭新人生。
刚到北京那会儿，单位没有住房。虽然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跨入北京的“有房族”，在此之前我在北京郊区的良乡买过一套小產权房。但上班一趟路上要费两个多钟头，往返在路上就要耗去五个钟头左右。时间成本姑且不算，光在路上乘坐公交摇摇晃晃，到家已经是骨头都快要散架了。
为了节省路上的时间，我在单位附近找了个地下室住着。一来上班距离近，二来体验生活，尝试住地下室到底是什么滋味。地下室的通道幽深窄长，多半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挖的战备防空洞改建而成。住了几个月，还搬过一次家。地下室阴暗潮湿，霉味浓重，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味充盈在过道和室内。可怜还有婴儿，呼吸着地下室的异味，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发出震撼的哭声……王占军主编当时笑我，你是不是也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写一本《地下室手记》？我未置可否。但当时的确有接触底层社会的情结，住地下室无疑是最好的体验。
我开始在地上找房子，地下室的体验该结束了。树挪死人挪活，一辈子住在地下室能有什么出息？这也是我奉行的求变人生哲学。我不怕底层，自己本身就是农民出身，回到底层就像回到老家一样。
有了底层情结，再住到地上，就属于上帝的恩赐了。在安贞桥东北面的皇姑坟我寻到一套小单元，房东是个律师，双方都是爽快人，很快便签约成交。大概租住了半年多，房东提出跟我换一套房子。这个北京律师，手里有不少房子。在安苑路的一套小开间，前任房客刚退租，他就转给我了。
安苑路的小开间虽然只有二三十平米，但住着却十分惬意。这里光线充足，装修时尚，暖气也充足，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室内温度都有摄氏二十五六度。相比皇姑坟，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皇姑坟那个小套间真像睡在一个坟墓里，光线暗不说，装潢设施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老掉牙的东西。最可恨的是房间里蟑螂成群，每天下班回家就开始与蟑螂为伴。买来灭蟑灵也无济于事。这个蟑螂似乎与我较上劲了，搬到安苑路的时候，心想，这里窗明几净的，不该有蟑螂，后来还是发现了蟑螂。我想这些新蟑螂肯定是从皇姑坟那个小套间带来的。后来我在太阳宫买了新房，这些令人痛恨的蟑螂，竟然尾随我来到了新居，似乎成了我豢养的宠物。
我在《十月》杂志上班的第二年，完成了在北京置业买房的华丽转身。从住地下室，到租赁住房，最后搬进了自己购置的新房。
我购房的目的其实有自己的谋划，想自己独自创业。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人生，不希望一个工作干到头。不断变化的环境也许对于别人会无所适从，但于我却是如鱼得水，正中下怀。2015年年底，我与《十月》杂志解除了聘用关系，开始了人生一场赌博。我卖掉了九江的一套房子，在北京办了一本大型纯文学刊物——《现代小说》。当时，从《十月》杂志出来，有一股雄心壮志，想办一本全国一流的刊物。刊物出来，在业界反响特别强烈。刊物顾问都是国内一流的文学名流，如陈忠实、贾平凹、莫言、雷达、陈建功、孟繁华、贺绍俊等人，都无私地支持我办纯文学刊物。我的选稿标准不免带有鲜明的《十月》风格，可以毫不隐晦地说，我卖房办刊，发表的都是当时国内一线作家的精品力作。国内多家选刊都竞相转载《现代小说》的作品，记得《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这些品牌刊物都隆重推举、转载过《现代小说》刊发的作品。《现代小说》在全国的书刊市场铺货，实销一万三千多册，这个成绩是鼓舞人的。但刊物出到第三期时，与我合作的《清明》杂志变卦，说出版局干涉，不允许一刊多用，要终止合作。《现代小说》办到第三期时，改用《安徽文学》的刊号，勉强出版到第四期后，不得不停刊。
一本文学同仁看好的文学期刊，因为刊号问题不得不终止出版，这给我带来了巨大损失。全国各个销售点因为得知《现代小说》停刊，不再有后续货源，都掐着货款不给结账。要不回来的货款计三十多万，全都被精明的销售商采取拖延术赖掉了。而我却还要支付一大笔印刷费和作者稿费。不能因收不回货款，就甘愿堕落成不齿的“老赖”。我打电话，将印刷厂人叫来，让他们把账结清。印刷厂老板很感激，说，我们只见过讨账讨不回来的，没有见过主动找我们付账的。我到邮局去汇稿费，一沓沓稿费单记录着我与作者之间的纯洁关系。房子卖了，可以再买，但做人不能失去诚信的底线。当然，也有一些作者，知道我经营失利，主动要求放弃稿费。至今，我感谢这些给予我无私支持的作者。
2009年，中国煤矿文联《阳光》杂志需要一个办刊有丰富经验的人来担任执行主编。我的办刊经历被认可，于是又重操旧业，开始了办刊生涯。我与主编徐迅合作，着手对《阳光》杂志进行了改版，增加页码，面向全国征稿，使一本行业内期刊，变成一本有影响的跨界文学期刊。
几年过去，我突然想起，自己原本是个写作者，现在却阴差阳错地来到北京办刊。如果再继续下去，我的人生目标就完全偏离了方向，与初心背道而驰。为了办刊物而丢失自己的写作理想，无疑会抱憾终生。不忘初心，回到写作路上，追寻文学之梦，这是当时内心强烈的愿望。
2014年，我申报的《鄱阳湖》题材，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的核准通过。我知道，这是我写作之路重新起锚的一个开端。我要回到江西鄱阳湖去体验生活，重新回到火热的社会一线去采集素材。与妻子一道，开始清理北京这么多年的所有物品。有用的打包托运，无用的当废品变卖。然后，拖着一个行李箱回到九江。
要离开待了十一年之久的北京，自然有诸多不舍。妻子说，我们回去，就把女儿丢到北京了，她不舍得。我说，女儿大了，她在北京一家学院上班，有什么不舍的？儿子也参加工作了，在北京工作一年后，自己找了一家深圳的单位南迁了。所幸，儿女们都长大了，我可以全心全意地谋划自己的文学人生了。
我在鄱阳湖的山水间奔跑，阅尽古往今来的沧桑，书写这里发生的人文故事和新生的传奇。
北京，作为我人生黄金季节的奋斗地，它与我暂时分别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北京生活。但我知道，我的写作之路正在阔步前行。自己的作品仍然需要在北京这个文化大都会的期刊与读者见面。
我身体离开了北京，但心却仍然牵挂着北京。回到江西三年多，手机换了两台，但号码却依旧是北京的。北京的房子虽然暂时租赁出去了，但哪一天再回到北京，身体还需要在那里安居。那个时候，不知“北漂”这个名词还存不存在呢？当然，我还愿意继续充当一名“北漂人”！
有长辈评论，我比北京人更爱北京，确实，此心安处是吾乡——我的“北漂”，不漂，全是足以安放于灵魂深处、丰厚于岁月深处的文化底蕴获得！
我的手机号仍然是北京的，别人至今仍把我当作“北漂人”看待。我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在北京有房子，仍然坚持每个月往北京社保局交纳着三险一金的社保——渴望退休时，能在北京领取养老金。
我2004年初离开九江，当时孑然一身来到北京。一待就是十一年。2014年底从北京回江西，大包小包托运回九江的行李，托运费就是五千多元。
在北京待的时间，如果按十年一大运算，我在北京度过了一个大运还多的春秋。这十一年，可以说是我人生的黄金季节。38岁至48岁，能不是人生的黄金年华吗？
既然是人生的黄金年华，这十一年，我完成了人生哪些片段呢？
去北京，是我意料之外的。当时，我写完一部长篇小说，送《十月》杂志审阅。没想到，一番谈话，王占军主编问我愿不愿意到《十月》杂志工作。《十月》杂志在文学人心中的形象是高大上的，我岂能不愿意？也顾不得自己的长篇小说在不在《十月》发表，很快走马上任，开始了自己北漂的崭新人生。
刚到北京那会儿，单位没有住房。虽然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跨入北京的“有房族”，在此之前我在北京郊区的良乡买过一套小產权房。但上班一趟路上要费两个多钟头，往返在路上就要耗去五个钟头左右。时间成本姑且不算，光在路上乘坐公交摇摇晃晃，到家已经是骨头都快要散架了。
为了节省路上的时间，我在单位附近找了个地下室住着。一来上班距离近，二来体验生活，尝试住地下室到底是什么滋味。地下室的通道幽深窄长，多半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挖的战备防空洞改建而成。住了几个月，还搬过一次家。地下室阴暗潮湿，霉味浓重，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味充盈在过道和室内。可怜还有婴儿，呼吸着地下室的异味，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发出震撼的哭声……王占军主编当时笑我，你是不是也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写一本《地下室手记》？我未置可否。但当时的确有接触底层社会的情结，住地下室无疑是最好的体验。
我开始在地上找房子，地下室的体验该结束了。树挪死人挪活，一辈子住在地下室能有什么出息？这也是我奉行的求变人生哲学。我不怕底层，自己本身就是农民出身，回到底层就像回到老家一样。
有了底层情结，再住到地上，就属于上帝的恩赐了。在安贞桥东北面的皇姑坟我寻到一套小单元，房东是个律师，双方都是爽快人，很快便签约成交。大概租住了半年多，房东提出跟我换一套房子。这个北京律师，手里有不少房子。在安苑路的一套小开间，前任房客刚退租，他就转给我了。
安苑路的小开间虽然只有二三十平米，但住着却十分惬意。这里光线充足，装修时尚，暖气也充足，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室内温度都有摄氏二十五六度。相比皇姑坟，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皇姑坟那个小套间真像睡在一个坟墓里，光线暗不说，装潢设施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老掉牙的东西。最可恨的是房间里蟑螂成群，每天下班回家就开始与蟑螂为伴。买来灭蟑灵也无济于事。这个蟑螂似乎与我较上劲了，搬到安苑路的时候，心想，这里窗明几净的，不该有蟑螂，后来还是发现了蟑螂。我想这些新蟑螂肯定是从皇姑坟那个小套间带来的。后来我在太阳宫买了新房，这些令人痛恨的蟑螂，竟然尾随我来到了新居，似乎成了我豢养的宠物。
我在《十月》杂志上班的第二年，完成了在北京置业买房的华丽转身。从住地下室，到租赁住房，最后搬进了自己购置的新房。
我购房的目的其实有自己的谋划，想自己独自创业。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人生，不希望一个工作干到头。不断变化的环境也许对于别人会无所适从，但于我却是如鱼得水，正中下怀。2015年年底，我与《十月》杂志解除了聘用关系，开始了人生一场赌博。我卖掉了九江的一套房子，在北京办了一本大型纯文学刊物——《现代小说》。当时，从《十月》杂志出来，有一股雄心壮志，想办一本全国一流的刊物。刊物出来，在业界反响特别强烈。刊物顾问都是国内一流的文学名流，如陈忠实、贾平凹、莫言、雷达、陈建功、孟繁华、贺绍俊等人，都无私地支持我办纯文学刊物。我的选稿标准不免带有鲜明的《十月》风格，可以毫不隐晦地说，我卖房办刊，发表的都是当时国内一线作家的精品力作。国内多家选刊都竞相转载《现代小说》的作品，记得《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这些品牌刊物都隆重推举、转载过《现代小说》刊发的作品。《现代小说》在全国的书刊市场铺货，实销一万三千多册，这个成绩是鼓舞人的。但刊物出到第三期时，与我合作的《清明》杂志变卦，说出版局干涉，不允许一刊多用，要终止合作。《现代小说》办到第三期时，改用《安徽文学》的刊号，勉强出版到第四期后，不得不停刊。
一本文学同仁看好的文学期刊，因为刊号问题不得不终止出版，这给我带来了巨大损失。全国各个销售点因为得知《现代小说》停刊，不再有后续货源，都掐着货款不给结账。要不回来的货款计三十多万，全都被精明的销售商采取拖延术赖掉了。而我却还要支付一大笔印刷费和作者稿费。不能因收不回货款，就甘愿堕落成不齿的“老赖”。我打电话，将印刷厂人叫来，让他们把账结清。印刷厂老板很感激，说，我们只见过讨账讨不回来的，没有见过主动找我们付账的。我到邮局去汇稿费，一沓沓稿费单记录着我与作者之间的纯洁关系。房子卖了，可以再买，但做人不能失去诚信的底线。当然，也有一些作者，知道我经营失利，主动要求放弃稿费。至今，我感谢这些给予我无私支持的作者。
2009年，中国煤矿文联《阳光》杂志需要一个办刊有丰富经验的人来担任执行主编。我的办刊经历被认可，于是又重操旧业，开始了办刊生涯。我与主编徐迅合作，着手对《阳光》杂志进行了改版，增加页码，面向全国征稿，使一本行业内期刊，变成一本有影响的跨界文学期刊。
几年过去，我突然想起，自己原本是个写作者，现在却阴差阳错地来到北京办刊。如果再继续下去，我的人生目标就完全偏离了方向，与初心背道而驰。为了办刊物而丢失自己的写作理想，无疑会抱憾终生。不忘初心，回到写作路上，追寻文学之梦，这是当时内心强烈的愿望。
2014年，我申报的《鄱阳湖》题材，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的核准通过。我知道，这是我写作之路重新起锚的一个开端。我要回到江西鄱阳湖去体验生活，重新回到火热的社会一线去采集素材。与妻子一道，开始清理北京这么多年的所有物品。有用的打包托运，无用的当废品变卖。然后，拖着一个行李箱回到九江。
要离开待了十一年之久的北京，自然有诸多不舍。妻子说，我们回去，就把女儿丢到北京了，她不舍得。我说，女儿大了，她在北京一家学院上班，有什么不舍的？儿子也参加工作了，在北京工作一年后，自己找了一家深圳的单位南迁了。所幸，儿女们都长大了，我可以全心全意地谋划自己的文学人生了。
我在鄱阳湖的山水间奔跑，阅尽古往今来的沧桑，书写这里发生的人文故事和新生的传奇。
北京，作为我人生黄金季节的奋斗地，它与我暂时分别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北京生活。但我知道，我的写作之路正在阔步前行。自己的作品仍然需要在北京这个文化大都会的期刊与读者见面。
我身体离开了北京，但心却仍然牵挂着北京。回到江西三年多，手机换了两台，但号码却依旧是北京的。北京的房子虽然暂时租赁出去了，但哪一天再回到北京，身体还需要在那里安居。那个时候，不知“北漂”这个名词还存不存在呢？当然，我还愿意继续充当一名“北漂人”！
有长辈评论，我比北京人更爱北京，确实，此心安处是吾乡——我的“北漂”，不漂，全是足以安放于灵魂深处、丰厚于岁月深处的文化底蕴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