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党对地方文艺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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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旬,革新成了上海地区评弹发展的大势所趋,媒体在期间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正如舆论对评弹改革产生的争论一样,谙熟传统的艺人们在面对陌生的革新语境时表现出了普遍的畏惧情绪。为了转变文艺界的观念促进艺人进步,党开始以春节戏曲竞赛的模式引导文艺改革以及对艺人进行思想改造。适时举行的“春赛”从演绎技巧与表演内容上对评弹的发展路径作了规定,并为接踵而至的大规模戏改运动奠定了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党和政府即着手构建一套新的文艺体制,而江南一带受众广泛的评弹也被国家纳入到了正在构建中的文化体系内。新的人民政权准备将评弹导入国家文化发展轨道的意图直接影响了之后的上海评弹,不仅对评弹的表演技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改变了评弹数百年来相沿成习的行业性质以及从业者的群体命运。那么,新的国家机器在维护政权稳定的过程中,将对评弹作出怎样的安排,在这种新秩序的形成中,艺人们会作何反应?下文将就此展开论述。
  媒体的“革新”论
  1949年的上海,面对一种与之前完全迥异的国家文化体系,民间文艺被要求在受众以及艺术形式上进行重新设定。因此,“革新”成了这一时期媒体讨论评弹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革新势在必行,但是对于如何“革新”,舆论则产生了分歧。若对这些分歧进行归纳的话,大致为两类,一类可称之为“急进”派,另一类则为“缓进”派。6月29日,《文匯报》发表了叶云的一篇文章《“让弹词回到民间去”大会书小献辞》,文章认为评弹旧的传统书目固然是“对于腐朽的上层享乐分子是容易讨好的”,但像《三笑》《珍珠塔》之类显然在新时代已不合时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用健康朴实的作品,为广大的老百姓特别是劳工阶级服务。”1叶的声明为人们的改革热情拉开了闸门。7月29日,一位署名志凯的作者又以《评弹艺人还要“拖”么?》一文对艺人们的裹足不前进行了鞭斥。2而作为报道评弹新闻的专门媒体,《上海书坛》也闻风而动。7月6日,该报主编蒋聊庵及时作出了反应,指出:“因着时代的趋向与潮流的需要,评弹之革新,在今日是不容再有所推诿与迟延的了。”3
  当然,那些“革新”的倡导者也清楚地认识到,仅仅呼喊一些“革新”口号是无法达到改革目的的,艺人需要的是一种在意识领域上的引导。对于评弹之所以进步缓慢,作者飞燕作了一些看似恰如其分的分析。在他看来,评弹发展的障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那些排斥变革的老艺人与一班固步自封的
  “道中”(评弹演员)所形成的保守势力,而要扫除这股障碍,必须对艺人进行意识形态的“思想训练”。其次是艺人的营生问题,飞燕一针见弊地指出,“(艺人)所说的书自得抓住听客之心理,使听客感到兴趣。否则,‘道中’的营业必受影响。”如其所言,“营业”是导致艺人对改革畏缩的关键。对此,飞燕似乎也束手无策,因为评弹的改革必须切合现实“合乎潮流”,但
  “说书的大部分听众是有闲阶级或落伍人物”。而由于这些“落伍者”形成了自身的欣赏惯性,他们的兴趣很难被新事物所“转移”。第三,评弹表演所需要的脚本。脚本向来是艺人们立命谋存的根本,为了保证自己的优势往往秘不示人,而契合时事的新脚本恰恰是评弹改革不可或缺的。因此,艺人们的各自为政以及对脚本的秘而不宣,也直接影响着评弹的改革。4
  与掮着革新的大旗不遗余力的摇旌呐喊者不同,深知评弹“积弊”的人则表现得要理智缓和得多。7月6日,也正是评弹革新的呼声高潮迭起时,有名衡若者在《改革评弹之趋势》一文中肯定了评弹改革的积极意义之后话锋一转,认为评弹不可能“一下子就变革得尽善尽美”,因此改革应该“是缓进的,而不是急切的”。5不同于那些一味强调评弹教化作用的改革者,衡若将娱乐以及营业放在了与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其深知,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评弹从业者同样存在着实利化的市民属性,他们是否接受改革,并非来自一时孟浪的精神冲动,而是有现实生计的考量。
  《上海书坛》同期刊登了一篇署名“佩煌”的文章,也抱有相同的观点。针对“评弹改革之声忽嚣然尘上,发表宏论者颇不乏人”的状态,佩煌在深受鼓舞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尤其对叶云将从前的评弹看作仅仅是“巨贾贵妇”“消闲品”的观点并未苟同。佩煌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指出,评论者不能仅以“东方”“沧洲”等一流书场的听客作阶级划分的标准,因为在“蓬莱”“玉泉”等二三流的场子内不乏普通的“劳工”听众。同时,对一些频奏改革高调者,佩煌也毫不客气地警告道:“各弹词家尤不可假借改革评弹为号召,来作投机性之买卖。”显然,在1949年这个特殊的时段,一些缺少“革命履历”的“改革家”无不想凭藉在评弹革新的摇旗呐喊中来积累自己的革命资本,进而杜撰自己的革命身份。佩煌的真知灼见让蒋聊庵深以为然,坦言道:“我也是赞同缓进改革的,急就章不适于评弹的环境。”6
  对于改革家们急呼要转移受众群体,不能让评弹再服务于那些“脑肥肠满”的有闲阶级,而应面对广大的“劳工阶级”。7一位署名“听者”的读者谨慎地指出,评弹固然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却“不必抛弃非工农”的听众,因为让“听者”疑惑不解的是,那些非工农的“‘老爷、太太、小姐’们也是中国人民”,为什么要被排斥在听客群体之外?8
  显然,“听者”没有区分出评弹的艺术属性与阶级属性。而“听者”的疑问,不仅是其个人的不解,而且是身处1949年这个特殊年份里的评弹艺人乃或普通民众心中皆存在的一个时代困惑。然而,不管媒体如何就“革新”的“急进”抑或“缓进”争论得不可开交,“改革评弹”在1949年的上海,成了无人可挡的必然趋势。
  春节戏曲竞赛与文艺改革
  1949年中旬,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对评弹革新的缓慢表示出了不满,要求“他们必需亟谋彻底改革”。98月,在一次评弹座谈会上,当作家与压力重重的艺人们谈及《玉蜻蜓》可能被禁的消息时,自知改革不可逆转的艺人们主动提出,另一些传统书目是否也应“由文艺处指示,最好完全抛弃不说,改说配合新民主主义的新书”。1012月19日上午,文艺处剧艺室更是直接召集沪上评弹界人士进行座谈,敦促艺人改编新书,并鼓励他们参加即将举行的春节戏曲竞赛。党的文艺部门所做的指示,表明官方对评弹的介入已由之前的理论引导转向对艺术创作进行直接干涉与整顿。   1949年末,官方开始酝酿一场对评弹影响更大、更持久的活动,即举行1950年的“春节戏曲竞赛”(下称“春赛”)。这次活动包括了沪上几乎所有的戏曲(曲艺)种类,涵盖面之广以及对戏曲影响之深亦前所未有。竞赛从1949年末开始筹备,一直到次年3月28日结束,历时数月。此次竞赛,可以看作是官方介入评弹的正式开始。
  1949年12月初,文艺处即开始筹划“春赛”。19日,文艺处剧艺室在召集评弹艺人进行座谈时也竭力鼓动艺人们参加此项赛事。11截止到次年2月7日,据筹办赛事的剧艺室统计,全沪参赛剧团60个,另加评弹及滑稽艺人30余位,共收剧本92本,而其中评弹脚本即有22本,占总数的1/4弱。12评弹界的积极配合让之前对评弹改革进速缓慢深感不满的文艺处大为赞赏,并称“评弹、沪剧在参加春节戏曲竞赛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13
  1950年大年初一(2月17日),“春赛”正式拉开帷幕,43名评弹艺人带着他们的新编书目分别在沧洲、米高美、东方、汇泉楼、西园等书场参加竞赛。由于参赛选手太多,艺人们被分成了甲乙两组,评委中既有学者如赵景深、冯契、周予同等,也有颇负时誉的评弹作家李隆基及沪剧名家筱文滨等,而夏白、汪培与吴宗锡等则肩负着官方使命。在“春赛”委员会制定的评分标准中对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分比例最大,几占总分的1/3。14
  2月23日,评弹初赛结束。评委组经过讨论于3天后公布了结果:杨震新的评话《李闯王》,刘天韵、谢毓菁师徒双档的《小二黑结婚》,徐雪月、程红叶、陈红霞师徒搭档的弹词《九件衣》以及顾韵笙、顾竹君兄妹档的弹词《传家宝》获得优胜奖。四档艺人并未因获奖而有所松懈,因为在一周之后他们将参加最后决定名次高低的决赛。3月3日下午1時,四档艺人齐聚维纳斯书场争夺最终名次。经过一番激烈角逐,杨震新的《李闯王》以93.2的分数问鼎最高的“荣誉奖”,15刘天韵则获“个人荣誉奖”。3月28日,隆重的颁奖大会在天蟾舞台举行,大会明星璀璨,出席者除于伶、刘厚生等文化系统负责人外,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戏曲界名流也纷纷亮相。
  毋庸置疑,“春赛”是一场由官方推动的“戏曲改造运动”,“改造”是其核心意图。而在“春赛”委员会颁布的“竞赛条例”中,首先指明的是“参加之戏目一律以新创作或新改编者为限”,并制定出参赛节目“各按其政治水平与艺术水平之高下评分”的规则。16可以看出,这些规定对节目的意识取向已经作了设定。“春赛”的空前规模让文艺处颇感振奋,而赛事所取得的成绩也无疑是骄人的。作为“春赛”的主办方,剧艺室主任伊兵指出,“春赛”不仅“是上海戏曲改造运动的深入和扩大”,也“为1950年全面改造打下了基础”。17《上海书坛》则将“春赛”誉为评弹从1949年跨入1950年的转折点。18对于这次“春赛”的意义,媒体的评价毫不吝啬,《文汇报》认为“春赛”“奠定了剧改的基础”。19而《大公报》则干脆将“春赛”抬高为“上海戏曲史上(的)盛举”。20
  此次“春赛”,上海评弹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并由此得到文艺处的褒扬。早在1949年12月初,得知消息的艺人们即开始为参赛做准备,甚至连定期举行的早场会书也无暇顾及。21周玉泉与弟子华伯明请弹词作家张梦飞赶编《大雷雨》,22而女艺人葛佩芳则请夏德海改编茅盾作品《腐蚀》,23就连前辈黄兆熊也跃跃欲试,自编弹词《花魁女》预备参赛。24
  评弹艺人的热情并未白费,作为对评弹界积极配合的反应,文艺处此时对评弹似乎格外垂青。作为评弹公会的领导人,杨斌奎频频被邀请参加“春赛”的筹备会议,并成为会议主席团成员。25而在最终的比赛结果中评弹也斩获颇丰,与沪剧、越剧、京剧三个剧种瓜分了五个最高奖项“团体荣誉奖”,而刘天韵也获得“个人荣誉奖”。作为评委会成员的评弹艺人潘伯英则与梅兰芳、周信芳等一同接受了政府的表扬状。26
  综上可见,“春赛”实则是政府部门以政治影响力来改革评弹的尝试,因此在书目和内容的甄选上做了相应的规定。在政府对文艺改革的频频督促下,尤其是“春赛”所展现出来的仪式感与官方气质,足以使艺人们意识到评弹革新的迫切性,从而在表演形式、说唱内容上形成自我改造的意愿与自觉。
  1949年中旬以后,上海的新文艺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苦心营造一种适合劳工阶层的文艺模式,由此在文艺界迅速刮起了一股革新之风,评弹也在其间。媒体对评弹革新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出了评弹艺人们面对新事物时的茫然无措,而“春赛”的适时举行,则对评弹艺术从表演手段与演绎内容上做了清楚的设计,使艺人在一定程度上接纳并适应了新的文化语境。从上文我们可以见出,党从舆论督导到筹办“春赛”的一系列举措,对评弹艺术以及艺人们产生了递进式的影响,也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戏改运动夯实了基础。
  作者  中国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叶云.“让弹词回到民间去”大会书小献辞[N].文汇报,1949-06-28:8.
  志凯.评弹家还要“拖”么?[N].新民晚报,1949-07-29:4.
  聊庵.双影楼缀语[N].上海书坛,1949-07-06:2.
  飞燕.弹词评话的改革不单是脚本问题[N].新民晚报,1949-07-30:4.
  衡若.改革评弹之趋势[N].上海书坛,1949-07-06:1.
  佩煌.论改革评弹[N].上海书坛,1949-07-06:1.
  叶云.“让弹词回到民间去”大会书小献辞[N].文汇报,1949-06-29:8.
  听者.评弹的听众对象[N].新民晚报,1949-11-09:2.
  志凯.评弹家还要‘拖’么?[N].新民晚报,1949-07-29:4.
  健翁.改编新评弹问题[N].上海书坛,1949-08-17:1.
  蓝.弹词工作总结,希望多编新书[N].新民晚报,1949-1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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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山.春节竞赛,勉评弹同志[N].上海书坛,1950-02-20:2.
  本报讯.戏曲竞赛昨给奖[N].文汇报,1950-03-29:3.
  本报讯.春节竞赛成绩出色[N].大公报,1950-02-23:4.
  慕夏.东方停早场,顾韻笙、顾竹君入档[N].新民晚报,1949-12-10:2.
  郎.周玉泉将唱大雷雨,八日会书请听广播[N].新民晚报,1950-01-04:2.
  横云.票友下词海,芳声红南国[N].新民晚报,1950-02-12:2.
  横云.评弹消息[N].新民晚报,1950-02-09:2.
  张鸿声.清河书话[N].上海书坛,1950-01-28:2.
  本报讯.戏曲竞赛昨日给奖[N].文汇报,1950-0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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