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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该理论以其全新的视角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理论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译者主体性研究中，为翻译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性别化主题。
关键词：女性主义 翻译研究 女性主义翻译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前言
20世纪的最后30年是一个“女性主义时代”。在这一时期，关于女性的研究和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这一“文化转向”的支流与翻译相遇时，女性主义翻译便应运而生。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兴的一个翻译理论，它把翻译的语言转换置于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语境中去考察，唤起人们进一步从性别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翻译的复杂性，同时也使译论界进一步意识到结构主义立场下的传统译论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之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西方社会妇女运动的高涨，性别作为与表示生理差异的性属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在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女性学的发展，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开始向各学科领域渗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开始摒弃传统女性主义“男女平等”的概念，强调和肯定“两性差异”。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和美国）自70年代进入“女性主义时代”以来，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凭借其鲜明的政治主张、犀利的斗争语言和激进的翻译策略，不断地挑战、反拨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对等”、“准确”等先在性标准。在翻译研究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正步出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边缘，以全新的角度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忠实观和父权论，解构翻译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对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彻底颠覆，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二 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
20世纪是“翻译研究”的世纪。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翻译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流派纷呈。其他相关学科纷纷介入翻译研究，形成了各种翻译流派，诸如语言学、文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哲学等等。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女性主义学派对翻译理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女性主义与翻译自古以来就有不解之缘。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同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都认为语言是自己文化身份的表现形式，都对传统等级制度和性别角色提出疑问，都对意义和价值的普遍合理性表示质疑。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诞生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80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大潮中兴起的一派译论。自古以来，翻译就被性别化，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隐喻性的思维框架。女性主义在其发展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代理论的影响，将翻译视为一项政治行为，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主体。并为了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提出了女性主义翻译的种种策略，包括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以及劫持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就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混淆不清的概念，即：将女性和翻译置于社会和文学的底层。波伏娃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换言之，女性并非因为生理性别而自然成为女人，她必须自己转变成女人；更确切地说，她必须满足社会对她的期待，通过教育和调适而转变成女人。因此，男女间的不平等，从来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而是后天的、人为的。女性主义者洞见了自然与女性的特征、身分和价值在社会系统中的相同定位：她们缺乏主体性和创造性，是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他者”；其价值仅仅是工具性的，她的意义、重要性完全取决于人（男人）的需要和欲望。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女性主义与翻译有着天然的历史渊源，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翻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女性因素的注入，也给翻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再者，女性主义翻译并非无源之水，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巴尔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都给女性主义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持。
由于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有着诸多类似之处，翻译与性别似乎自古以来就有不解之缘。传统译论视译者和女人在各自的等级制度中身份卑微：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地位低于男人；女人和译者都被归入地位低劣的相同行列。原作优于译作的等级权利与男子优于女子的意象联系起来；认为原作是强壮的男性，译作是柔弱的女性。女性与翻译共同的窘境，使得在女性与翻译/译文之间划等号成为翻译史上见惯不惊的做法。1654年法国翻译家梅纳日（Gilles Menage）杜撰了著名的双关语“les belles infidelles”，即“不忠的美人”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在《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一文中，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详细阐述了翻译与性别的不解之缘。“翻译的忠实一直被性别和性来定义……（这）表现出对原文与独创性的焦虑，对意义差异的权力斗争”。译文被视为“贞洁的少女”、“情妇”或“不忠的恋人”；翻译行为也被“比作性，比作强奸”。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使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识到，她们在努力打破男权话语神话的同时，还必须张扬自己的政治立场，用她们认为的艺术方式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新神话。忠实“不再是翻译绝对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原文也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三 翻译研究中的女性主义体现
对女性的文化身份、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女性译者的政治主张的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中日益重要的课题。由于把语言看作是强大的身份政治工具，并把翻译行为看作文化干涉的手段，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实质上已成为以营造女性主义文化语境为目标的政治行动。一直以来，寻求平等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从女性译者的译文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译者对词汇的倾向性进行了处理，表达了她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女性责任意识，以便使女性能够摆脱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和减轻这种现象对女性的伤害程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受到了译论界的广泛关注，译论家们纷纷撰写文章宣传其翻译理念，促使人们思考传统翻译理论的不合理之处。虽然女性主义翻译观本身也存在着缺点和局限性，例如过分地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但却纠正了传统译论所存在的很多缺点，例如原文的绝对权威、译者的隐身以及忠实是翻译的最高标准等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让我们看到合理使用翻译可以为建立健康的两性社会和良好的国际关系发挥作用。翻译促成全球文化的交流，更促成全球文化的生产。翻译是差异的碰撞，更是文化的一种争斗。西蒙（Simon）认为，翻译的女性气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隐喻。“女人”和“译者”同被置于话语的低等地位；原作被视为等级上的权威和强壮的男性，译本是低下、羸弱、派生的女性。翻译常被比喻为女性，而且比喻中往往隐含着对女性的不敬。妇女的翻译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
从文艺复兴开始，妇女便带着强烈的女性身份意识从事翻译活动，她们将翻译视为女性参与文化活动的途径。女性主义译者以性化重写作家的身份进入文本，用加序言、脚注和附录的形式介绍、标明和解释译者的动机和干预手段；用“重写”和“修正”的方法叛逆原文；用“补遗”和“劫持”的手段介入或挪用文本；通过对文本进行改写、创造和变形来纠正原文的男性中心和性别歧视，突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使语言替女性说话，从而使女性声音不仅在文本中，而且在真实世界中被听见和看见。女性主义者首先通过翻译宗教作品突破父权文化体系，扰乱与瓦解父权文化在语言表达方式上的统治，并提出去男性化用词的具体翻译方案：如“son of Israel”源于希伯来语，现改为更具包容性的译文“children of Israel”并详细列出性别全纳的用词方案，通过翻译活动消除父权中心话语。语言的女性改写（为了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女性的身影被看到而在语言方面所做的性化标志），方法有很多。其中最主要、最常见的有两个：“中性化”（neutralization，例如用flight attendant代替stewardess）和“减性化”（desexation，例如用he/she 代替he）。这两种方法在英语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这是因为，英语的语法体系并没有像俄语那样，公开地把不同性别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语言的女性改写（the feminization of language）绝对不仅仅包括“中性化”和“减性化”两种方法，综合起来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的词汇赋予新意；以词源学为基础而创造新词；尽量避免使用那些有贬低女性意义的后缀，如-ess，-ette 等；运用一切印刷手段等等。此外，当代女性主义著作也是女性主义译者实践活动的目标之一。女性主义翻译实践还极为关注如何像重写神话一样重写文本，而不是一味强调完美或标准的翻译。
女性主义对语言中性别问题的深刻揭示，为翻译中性别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的指导，从而使传统的翻译认识论、翻译实践论和翻译方法论之基础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揭示了传统翻译研究将翻译女性化和将翻译边缘化的过程。在以往的翻译阐述中长期存在的对女性的歧视性表述，如论及译本与原本的关系时，经常引用“漂亮的女人不忠实，忠实的女人不漂亮”之说法。它以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忠实观和父权论，解构翻译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对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进行了彻底颠覆，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女性主义学派翻译研究是一个较新的领域，还尚未成熟。语言意义的生成、女性形象的塑造和社会行为的所指等，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因而建构一个承认性别差异、推进两性平等的文化语境就自然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文化使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起说明，对于一个文化互动的时代而言，翻译已经成为不同文化中女性完善自我主体建构的重要途径。因此，女性主义译者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女性主义者文化干预的具体实践。
四 结语
女性主义翻译不仅为翻译的主体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并且尝试了这一视角下的女性译者主体实践的多种可能性，把研究重点聚焦于弱势边缘文化，注意到翻译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并更深刻地理解了翻译活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考察翻译中的作者、文本、译者和读者的关系将，给翻译研究带来全新的启迪。由于这一理论将个体视为特定文化政治的产物，承认这些因素对个人的见解、观点以及翻译产生的影响，重视文化差异、语境以及特定历史环境中翻译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因此它对于我们反思传统翻译观念的合理性、开辟新的研究向度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功能性言语的类型学研究》（09BYY003）和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改规划项目《高校翻译教学改革探讨》（10-XY01069）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M]. 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1997:99.
[2] 蒋广学、赵宪章：《20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 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ar of Feminism’[M].St. Jerome.1997:5.
[4] 潘桂林：《相似与共鸣：女性主义与生态学联姻的内在依据》，《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5] 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6.
[6] Chamberlain,Lori1 Gender Metaphorics in Translation [A]1 Mona Bak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81:93-94.
[7] 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8] Susanne de Lotbinière-Harwood,The Body Bilingual,（Toronto:Women’s Press,1991）,p117.
作者简介：张林影，女，1979—，黑龙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商务英语系。
关键词：女性主义 翻译研究 女性主义翻译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前言
20世纪的最后30年是一个“女性主义时代”。在这一时期，关于女性的研究和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这一“文化转向”的支流与翻译相遇时，女性主义翻译便应运而生。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兴的一个翻译理论，它把翻译的语言转换置于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语境中去考察，唤起人们进一步从性别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翻译的复杂性，同时也使译论界进一步意识到结构主义立场下的传统译论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之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西方社会妇女运动的高涨，性别作为与表示生理差异的性属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在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女性学的发展，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开始向各学科领域渗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开始摒弃传统女性主义“男女平等”的概念，强调和肯定“两性差异”。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和美国）自70年代进入“女性主义时代”以来，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凭借其鲜明的政治主张、犀利的斗争语言和激进的翻译策略，不断地挑战、反拨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对等”、“准确”等先在性标准。在翻译研究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正步出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边缘，以全新的角度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忠实观和父权论，解构翻译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对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彻底颠覆，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二 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
20世纪是“翻译研究”的世纪。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翻译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流派纷呈。其他相关学科纷纷介入翻译研究，形成了各种翻译流派，诸如语言学、文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哲学等等。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女性主义学派对翻译理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女性主义与翻译自古以来就有不解之缘。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同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都认为语言是自己文化身份的表现形式，都对传统等级制度和性别角色提出疑问，都对意义和价值的普遍合理性表示质疑。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诞生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80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大潮中兴起的一派译论。自古以来，翻译就被性别化，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隐喻性的思维框架。女性主义在其发展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代理论的影响，将翻译视为一项政治行为，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主体。并为了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提出了女性主义翻译的种种策略，包括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以及劫持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就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混淆不清的概念，即：将女性和翻译置于社会和文学的底层。波伏娃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换言之，女性并非因为生理性别而自然成为女人，她必须自己转变成女人；更确切地说，她必须满足社会对她的期待，通过教育和调适而转变成女人。因此，男女间的不平等，从来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而是后天的、人为的。女性主义者洞见了自然与女性的特征、身分和价值在社会系统中的相同定位：她们缺乏主体性和创造性，是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他者”；其价值仅仅是工具性的，她的意义、重要性完全取决于人（男人）的需要和欲望。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女性主义与翻译有着天然的历史渊源，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翻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女性因素的注入，也给翻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再者，女性主义翻译并非无源之水，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巴尔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都给女性主义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持。
由于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有着诸多类似之处，翻译与性别似乎自古以来就有不解之缘。传统译论视译者和女人在各自的等级制度中身份卑微：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地位低于男人；女人和译者都被归入地位低劣的相同行列。原作优于译作的等级权利与男子优于女子的意象联系起来；认为原作是强壮的男性，译作是柔弱的女性。女性与翻译共同的窘境，使得在女性与翻译/译文之间划等号成为翻译史上见惯不惊的做法。1654年法国翻译家梅纳日（Gilles Menage）杜撰了著名的双关语“les belles infidelles”，即“不忠的美人”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在《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一文中，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详细阐述了翻译与性别的不解之缘。“翻译的忠实一直被性别和性来定义……（这）表现出对原文与独创性的焦虑，对意义差异的权力斗争”。译文被视为“贞洁的少女”、“情妇”或“不忠的恋人”；翻译行为也被“比作性，比作强奸”。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使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识到，她们在努力打破男权话语神话的同时，还必须张扬自己的政治立场，用她们认为的艺术方式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新神话。忠实“不再是翻译绝对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原文也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三 翻译研究中的女性主义体现
对女性的文化身份、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女性译者的政治主张的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中日益重要的课题。由于把语言看作是强大的身份政治工具，并把翻译行为看作文化干涉的手段，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实质上已成为以营造女性主义文化语境为目标的政治行动。一直以来，寻求平等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从女性译者的译文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译者对词汇的倾向性进行了处理，表达了她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女性责任意识，以便使女性能够摆脱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和减轻这种现象对女性的伤害程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受到了译论界的广泛关注，译论家们纷纷撰写文章宣传其翻译理念，促使人们思考传统翻译理论的不合理之处。虽然女性主义翻译观本身也存在着缺点和局限性，例如过分地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但却纠正了传统译论所存在的很多缺点，例如原文的绝对权威、译者的隐身以及忠实是翻译的最高标准等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让我们看到合理使用翻译可以为建立健康的两性社会和良好的国际关系发挥作用。翻译促成全球文化的交流，更促成全球文化的生产。翻译是差异的碰撞，更是文化的一种争斗。西蒙（Simon）认为，翻译的女性气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隐喻。“女人”和“译者”同被置于话语的低等地位；原作被视为等级上的权威和强壮的男性，译本是低下、羸弱、派生的女性。翻译常被比喻为女性，而且比喻中往往隐含着对女性的不敬。妇女的翻译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
从文艺复兴开始，妇女便带着强烈的女性身份意识从事翻译活动，她们将翻译视为女性参与文化活动的途径。女性主义译者以性化重写作家的身份进入文本，用加序言、脚注和附录的形式介绍、标明和解释译者的动机和干预手段；用“重写”和“修正”的方法叛逆原文；用“补遗”和“劫持”的手段介入或挪用文本；通过对文本进行改写、创造和变形来纠正原文的男性中心和性别歧视，突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使语言替女性说话，从而使女性声音不仅在文本中，而且在真实世界中被听见和看见。女性主义者首先通过翻译宗教作品突破父权文化体系，扰乱与瓦解父权文化在语言表达方式上的统治，并提出去男性化用词的具体翻译方案：如“son of Israel”源于希伯来语，现改为更具包容性的译文“children of Israel”并详细列出性别全纳的用词方案，通过翻译活动消除父权中心话语。语言的女性改写（为了让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女性的身影被看到而在语言方面所做的性化标志），方法有很多。其中最主要、最常见的有两个：“中性化”（neutralization，例如用flight attendant代替stewardess）和“减性化”（desexation，例如用he/she 代替he）。这两种方法在英语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这是因为，英语的语法体系并没有像俄语那样，公开地把不同性别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语言的女性改写（the feminization of language）绝对不仅仅包括“中性化”和“减性化”两种方法，综合起来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的词汇赋予新意；以词源学为基础而创造新词；尽量避免使用那些有贬低女性意义的后缀，如-ess，-ette 等；运用一切印刷手段等等。此外，当代女性主义著作也是女性主义译者实践活动的目标之一。女性主义翻译实践还极为关注如何像重写神话一样重写文本，而不是一味强调完美或标准的翻译。
女性主义对语言中性别问题的深刻揭示，为翻译中性别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的指导，从而使传统的翻译认识论、翻译实践论和翻译方法论之基础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揭示了传统翻译研究将翻译女性化和将翻译边缘化的过程。在以往的翻译阐述中长期存在的对女性的歧视性表述，如论及译本与原本的关系时，经常引用“漂亮的女人不忠实，忠实的女人不漂亮”之说法。它以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忠实观和父权论，解构翻译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对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进行了彻底颠覆，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女性主义学派翻译研究是一个较新的领域，还尚未成熟。语言意义的生成、女性形象的塑造和社会行为的所指等，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因而建构一个承认性别差异、推进两性平等的文化语境就自然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文化使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起说明，对于一个文化互动的时代而言，翻译已经成为不同文化中女性完善自我主体建构的重要途径。因此，女性主义译者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女性主义者文化干预的具体实践。
四 结语
女性主义翻译不仅为翻译的主体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并且尝试了这一视角下的女性译者主体实践的多种可能性，把研究重点聚焦于弱势边缘文化，注意到翻译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并更深刻地理解了翻译活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考察翻译中的作者、文本、译者和读者的关系将，给翻译研究带来全新的启迪。由于这一理论将个体视为特定文化政治的产物，承认这些因素对个人的见解、观点以及翻译产生的影响，重视文化差异、语境以及特定历史环境中翻译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因此它对于我们反思传统翻译观念的合理性、开辟新的研究向度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功能性言语的类型学研究》（09BYY003）和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改规划项目《高校翻译教学改革探讨》（10-XY01069）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M]. 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1997:99.
[2] 蒋广学、赵宪章：《20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 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ar of Feminism’[M].St. Jerome.1997:5.
[4] 潘桂林：《相似与共鸣：女性主义与生态学联姻的内在依据》，《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5] 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6.
[6] Chamberlain,Lori1 Gender Metaphorics in Translation [A]1 Mona Bak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81:93-94.
[7] 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8] Susanne de Lotbinière-Harwood,The Body Bilingual,（Toronto:Women’s Press,1991）,p117.
作者简介：张林影，女，1979—，黑龙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商务英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