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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６月４日，《福建日报》的记者李克长在访问囹圄中的瞿秋白后，获赠诗三首，其中一首名曰《浣溪沙》：“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东流，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楼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谨以此文，纪念瞿秋白同志牺牲７０周年。
——题记
１９３４年２月５日，瞿秋白在作别妻女，辗转跋涉月余后，到达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瑞金，就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艺术局负责人、国立苏维埃大学校长，并主持中央临时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务。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１日，主力红军长征后，被临时中央留下的瞿秋白开始离别瑞金向江西、福建两省交界处的山区转移，直至２月２６日，被捕于福建长汀。瞿秋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只工作了短短的一年零六天时间，却为在地瘠民贫、文盲众多、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努力。本文只想以瞿秋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其进入苏区复杂心态的分析，对其在根据地所从事的教育活动的梳理，阐释瞿秋白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特点。
一
１９３３年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受到“左”倾错误严重影响的一年。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到苏区，极“左”路线全面影响到根据地军事、经济、政权等各个方面。临时中央展开党内斗争，排斥不同意见，打击报复异己分子。在一系列反对“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的无情斗争中，他们始终没有忘记那个被认为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瞿秋白。
瞿秋白从六届四中全会遭到王明集团的残酷打击之后，一直留在上海，参加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他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请，也不时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１９３３年，瞿秋白用“狄康”笔名在上海党的刊物《斗争》上连续发表一批文章，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指出其在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揭露日本对中国野蛮的武装侵略以及英、美、法等国以借款形式瓜分中国的阴谋，及时地向党提出了重要意见。然而，这年９月２２日，临时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是四中全会以来瞿秋白受到的最为严厉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面对临时中央的歪曲和诬蔑，温和内敛的瞿秋白不得不在一次小组会上进行平静的申诉，而“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①瞿秋白只好在５天后写下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书，按照“左”倾领导人定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
１９３３年底，临时中央突然又要求瞿秋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此时他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根本无法适应战火纷飞、条件艰苦的苏区生活，况且“组织上”又拒绝了长期以来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妻子杨之华与其同行。这只能被看作是“左”倾分子对瞿秋白打击的继续。鲁迅曾深表惋惜地说：“像秋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应该去苏联才对。”②一个相识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老友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你的身体还需要调养，不可以不去吗？”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③这是一位从精神到身体不断受到重创的人在遭遇强横对手无休止纠缠时的无奈和无助！
瞿秋白明白此番远任绝非是“左”倾中央对他的政治原谅和重新启用：“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④事实上，临时中央的领袖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系统的１５个职权部门中，就单单挑了教育部——这个相对来说清闲无权的部门交给了他。更让路途中风餐露宿的瞿秋白始料不及的是，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８日结束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以秦邦宪为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中，自己已经被无声无息地正式除名了。
瞿秋白是受过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洗礼，并于次年赴苏，第一个直接考察报道十月革命后新生苏维埃国家各方面情况的中国人。他热情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来探讨和阐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与基本思想。他研究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提出发动农村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创建工农革命军和革命地域，热烈支持和赞扬毛泽东、朱德红军的发展……故而对于中央苏区，这个崭新而又充满希望的工农兵民主政权，瞿秋白却又发自内心地向往。在接到中央的通知后，他马上高兴地说：“想去很久了！”⑤到达苏区后，瞿秋白又用无比激动的心情告诉妻子：“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⑥甚至在最后的反思中，他仍然希望能将这段日子“回过去再生活一遍”：“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⑦瞿秋白怀着如此复杂的心情，拖着孱弱的病躯，走进了生命中最后的天堂——红都瑞金。
二
中央苏区多处在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又极为偏僻的边界山区农村，再加上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办教育困难重重。瞿秋白到任后，很快负起了全面领导教育工作的责任。他建立和健全县、区、乡教育部和教育委员会，颁布制定并广泛宣传各种教育法规，恢复或创办各地列宁小学。“在他小小的卧室兼办公室里，经常挤满了一批批来请示的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等他答复解决，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⑧
为了把根据地教育工作纳入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瞿秋白在前任代理部长沙可夫的工作基础上，和教育部副部长、长期代理部长职务的徐特立一起，在就职不到３个月的时间内，制订和颁布了一批教育工作的“条例”、“大纲”、“简章”、“章程”，共计２４项之多，收录在１９３４年４月出版的《苏维埃教育法规》中。这是一个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对苏维埃教育的方针、任务、学制、课程、教学原则、讲授方法和教育行政都作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尽管在当时因为主客观原因未能得到全面彻底贯彻，但它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教育、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制度范式。
“工农武装割据”的苏维埃政权，工农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然而他们在此前却长期处于黑暗和愚昧状态。“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⑨瞿秋白认识到教育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的基础作用，特别重视根据地的小学教育、工农业余教育、干部教育和师范教育，从制定法规到贯彻落实都给予了具体指导。
首先，儿童是革命的新后代，是新社会的建设者，同时也是参加苏区革命斗争的一员。以儿童扫盲工作为主要任务的小学义务教育关系到革命的现在和未来。瞿秋白组织制定了《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小学管理法大纲》、《小学课程教则大纲》、《小学生组织大纲》等规章制度。这些条文规定：苏维埃政权下的小学教育，对于一切儿童，不分性别与成份差别，皆施以免费的义务教育，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中，必须保证工农子弟优先上学；小学学制为５年，初小３年，高小２年；以８岁至满１２岁为学龄；小学课程统一规定，初小有国语、算术、游艺（唱歌、图画、游戏、体育等），高小有国语、算术、社会常识、科学常识、游艺。瞿秋白认为小学教育要与政治斗争、生产劳动相联系；他坚决反对旧教育的灌输式教学，反对机械地记忆教员所讲授的东西，主张采取启发式，充分发挥儿童的创造力。大批学生不仅在课堂上学习到了文化知识，而且还成为红色根据地生产建设的主力军。这一系列小学教育的具体措施，为新中国儿童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打下了基础。
其次，中国共产党要唤起千千万万的劳苦民众，让他们识字、读书、明理，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从而使其自觉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工农业余教育是根据地教育的关键。瞿秋白主持的教育人民委员会于１９３４年３月重订了《消灭文盲协会新章程》，使得消灭文盲协会成为受各级教育部指挥、监督和帮助的独立系统。４月，教育人民委员会又颁布了《俱乐部纲要》，对这个广大工农群众的自我教育组织——俱乐部，从组织形式到活动内容上进行具体指导。这样，根据地普遍开办夜校、识字组、俱乐部和业余补习学校，更卓有成效地进行扫盲工作。
苏区人民极低的文化水平常常使瞿秋白感到不安，他一直在积极思索扫除文盲的各种办法。“他提倡根据苏区的特点开展扫盲运动。他说，除了办学校外，要发动群众搞扫盲运动，互教互学，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较快地提高文化水平。经过他和徐老的苦心筹划，在苏区因陋就简地创设了地方识字班、训练班，提倡丈夫教妻子，儿子教父亲，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秋白同志还亲自编写通俗课本，供学生使用。”⑩瞿秋白还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会写会画的不但自己要写要画，还要帮助不会写、不会画、不识字的同学们。”(11)
再次，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有一支数量充足、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瞿秋白以苏维埃大学和高尔基戏剧学校为阵地，培养和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部。１９３４年４月１日，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以教育人民委员身份兼任该大学校长的瞿秋白明确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宣布：“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地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制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12)
当年与瞿秋白一起共事的徐特立曾这样深情地回忆：“我只见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13)在瞿秋白的主持下，苏维埃大学办学方向明确，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许多干部人才。
高尔基戏剧学校也是当时以培养艺术干部为主的学校。瞿秋白提议学校的名称以“高尔基”来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14)他协助找校址、建教室、设计剧场，并亲自主持制定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第一，学校要附设剧团，组织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鼓励士气，进行作战鼓动。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素材。”第二，“学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里面的文化娱乐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部队培养艺术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重要意义”。(15)
为解决师资紧张问题，瞿秋白从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官中挑选懂戏剧艺术的人到学校任教，并亲自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戏剧学校的教员因为自身水平有限，再加上学员文化水平和年龄悬殊很大，教课非常吃力，心情苦闷，瞿秋白敏锐地发现了。他通过个别谈话告诫教员：“对工农要热心，耐心。”(16)瞿秋白常常给戏剧学校的教职员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由于他精通马列主义，能够深入浅出地讲解时事，听众总是精神饱满，常常发出笑声。”(17)
在瞿秋白的具体指导下，高尔基戏剧学校附设的剧团经常跋山涉水，到各部队、各地方去巡回演出，每到一处都受到部队战士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所学校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培养了１０００多名学员，这些学员后来编成６０个戏剧演出队，成为活跃在苏区前线和乡村的文艺运动骨干。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成为新中国戏剧舞台艺术界的骨干。
瞿秋白在日常工作中时时不忘教育培养干部。“他常向干部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放手使用干部，具体布置工作，严格进行监察，及时发现问题和帮助解决问题。他经常参加干部的会议，在业余时间同干部谈心，了解思想情况，听取意见，进行教育。为了锻炼干部，还有计划地派干部轮流下乡参加扩军、征粮等中心工作，让他们总结经验，写成文章，经他修改后在党报上发表。”(18)他不但身体力行，还要求教育部门的各级领导像园丁培育幼苗那样培养新生力量。
最后，发展教育，教师是重中之重。为给红色学校输送教员，解决师资不足的困难，瞿秋白主持下的教育人民委员会，把发展苏区的师范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瞿秋白亲自制定了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小学教员训练班简章，全面地规划了建设师范教育的蓝图：不但建立了修业期为一年的高级师范学校，修业期为半年的初级师范学校，还建立了修业期为３个月的短期师范学校，在寒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以利现任或将任列宁小学教员进修。这些简章明确规定了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领导体制等，使根据地师范教育逐步制度化。
瞿秋白到任后颁布的《小学教员优待条例》，这是被学术界认定的第一个优待教师的专门文件。该条例明文规定：小学教员享受与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乡苏维埃政府要组织群众为小学教员代耕土地；小学教员可以减免土地税，享受免费医疗；对工作积极成绩显著的教员，每半年给予一次奖励等等。这对于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
瞿秋白是一位政治敏锐、思维活跃、笔耕不辍的革命家，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他似乎搁笔不作，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放在了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收录了他创作于１９３２年的２３篇文章，１９３３年的２２篇文章，然而在进入根据地工作的１９３４年，却只有６篇几乎都是奉命的应景之作，这还包括从《红色中华》报上整理的讲话稿在内。
这位勤奋沉静的革命家在尚未来到红都之前，就曾用饱满的笔调热情讴歌着苏维埃和红军，从文化、政权等方面对苏维埃进行了科学的阐释。为什么在亲身感受到根据地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后，反而缄默不语了呢？是瞿秋白所谓与工农没有共同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19)的自嘲？是日益加重的肺病和无人照料的起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瞿秋白当年的一位战友的回忆否定了上述猜测：“秋白同志一向是终日伏案，埋首写作，需要安静的，这时他的习惯和作风却变了，有人来找就见，有事要解决就谈。不但约人来谈，而且还亲自下去调查了解。为了行动迅速，节省时间，他学着骑马”，“秋白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但一早就起来骑马出去了”，“他三日两头发高烧，傅连医生天天都走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卧床，但躺在床上还是要看文件，处理日常事务”(20)。
事实上，刚刚过去的那场残酷的公开批判，像霹雷一般打碎了瞿秋白强烈的政治敏锐感，他明白惟有沉默才是一种虽然消极却更为深沉的抗争……这位抱定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把对政权与时局的思考深深埋藏在心底，他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文教事业中。他所努力为之建立的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体制，以及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思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服务。“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教育才能够真正赞助革命战争”；“苏维埃的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21)。然而对于苏区过“左”的教育路线和政策，他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同意当时在‘左’倾路线指导下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因而发生了分歧和争论。”(22)虽然在制订教育法规条例时，不可避免地有所迁就，写进某些共产主义教育的提法，但那也是出于形势所迫。
战争环境中的阶级斗争极端尖锐，教育部门也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和叛变活动。瞿秋白一方面强调要提高警惕，反对那种“不问有无知识，乱用一些地主富农来当教员”(23)的错误作法；另一方面，他坚持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利用旧知识分子，即使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也可以利用。”“我们反对‘吃知识分子’主义，我们还要继续反对这种左倾的机会主义。”(24)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这在当时“左”倾错误控制的中央苏区是有很大意义的。瞿秋白所主持制定的各类学校章程中，也几乎都明确地规定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瞿秋白重视调查研究，根据苏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苏区状况的各项措施。瞿秋白把培养学生能力和创造性提到教育原则、办学方针的高度，其教育思想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先进的。
６７年前，陈云在延安瞿秋白纪念会上，曾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学习瞿秋白的两种精神：一种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死的精神，一种是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精神。瞿秋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正是体现了这两种精神。
注 释：
①瞿独伊：《怀念父亲》，《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３１页。
②⑤⑥紥{1}紝{2}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４２页，第１４７页，第１５０页，第１５２页，第１５１页。
③《难忘的星期三——回忆秋白、之华夫妇》，《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２年第４期，转引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００页。
④⑦(19)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７１２页，第７１７页。
⑧(20)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忆秋白》第３３６页，第３３６－３３７页。
⑨列宁：《论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列宁论国民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６９页。
⑩刘英：《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忆秋白》第３５６页。
(11)(16)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忆秋白》第３４２页。
(12)《红色中华》第１７０期，１９３４年４月３日。
(13)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３２２页。
(14)(15)(17)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忆秋白》第３２４页，第３２５－３２６页，第３２７页。
(21)(23)(24)瞿秋白：《阶级战争中的教育》，《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６７０页，第６６９－６７０页。
（责编曲星）
谨以此文，纪念瞿秋白同志牺牲７０周年。
——题记
１９３４年２月５日，瞿秋白在作别妻女，辗转跋涉月余后，到达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瑞金，就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艺术局负责人、国立苏维埃大学校长，并主持中央临时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务。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１日，主力红军长征后，被临时中央留下的瞿秋白开始离别瑞金向江西、福建两省交界处的山区转移，直至２月２６日，被捕于福建长汀。瞿秋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只工作了短短的一年零六天时间，却为在地瘠民贫、文盲众多、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努力。本文只想以瞿秋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其进入苏区复杂心态的分析，对其在根据地所从事的教育活动的梳理，阐释瞿秋白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特点。
一
１９３３年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受到“左”倾错误严重影响的一年。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到苏区，极“左”路线全面影响到根据地军事、经济、政权等各个方面。临时中央展开党内斗争，排斥不同意见，打击报复异己分子。在一系列反对“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的无情斗争中，他们始终没有忘记那个被认为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瞿秋白。
瞿秋白从六届四中全会遭到王明集团的残酷打击之后，一直留在上海，参加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他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请，也不时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１９３３年，瞿秋白用“狄康”笔名在上海党的刊物《斗争》上连续发表一批文章，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指出其在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揭露日本对中国野蛮的武装侵略以及英、美、法等国以借款形式瓜分中国的阴谋，及时地向党提出了重要意见。然而，这年９月２２日，临时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是四中全会以来瞿秋白受到的最为严厉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面对临时中央的歪曲和诬蔑，温和内敛的瞿秋白不得不在一次小组会上进行平静的申诉，而“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①瞿秋白只好在５天后写下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书，按照“左”倾领导人定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
１９３３年底，临时中央突然又要求瞿秋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此时他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根本无法适应战火纷飞、条件艰苦的苏区生活，况且“组织上”又拒绝了长期以来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妻子杨之华与其同行。这只能被看作是“左”倾分子对瞿秋白打击的继续。鲁迅曾深表惋惜地说：“像秋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应该去苏联才对。”②一个相识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老友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你的身体还需要调养，不可以不去吗？”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③这是一位从精神到身体不断受到重创的人在遭遇强横对手无休止纠缠时的无奈和无助！
瞿秋白明白此番远任绝非是“左”倾中央对他的政治原谅和重新启用：“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④事实上，临时中央的领袖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系统的１５个职权部门中，就单单挑了教育部——这个相对来说清闲无权的部门交给了他。更让路途中风餐露宿的瞿秋白始料不及的是，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８日结束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以秦邦宪为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中，自己已经被无声无息地正式除名了。
瞿秋白是受过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洗礼，并于次年赴苏，第一个直接考察报道十月革命后新生苏维埃国家各方面情况的中国人。他热情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来探讨和阐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与基本思想。他研究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提出发动农村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相结合，创建工农革命军和革命地域，热烈支持和赞扬毛泽东、朱德红军的发展……故而对于中央苏区，这个崭新而又充满希望的工农兵民主政权，瞿秋白却又发自内心地向往。在接到中央的通知后，他马上高兴地说：“想去很久了！”⑤到达苏区后，瞿秋白又用无比激动的心情告诉妻子：“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⑥甚至在最后的反思中，他仍然希望能将这段日子“回过去再生活一遍”：“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⑦瞿秋白怀着如此复杂的心情，拖着孱弱的病躯，走进了生命中最后的天堂——红都瑞金。
二
中央苏区多处在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又极为偏僻的边界山区农村，再加上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办教育困难重重。瞿秋白到任后，很快负起了全面领导教育工作的责任。他建立和健全县、区、乡教育部和教育委员会，颁布制定并广泛宣传各种教育法规，恢复或创办各地列宁小学。“在他小小的卧室兼办公室里，经常挤满了一批批来请示的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等他答复解决，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⑧
为了把根据地教育工作纳入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瞿秋白在前任代理部长沙可夫的工作基础上，和教育部副部长、长期代理部长职务的徐特立一起，在就职不到３个月的时间内，制订和颁布了一批教育工作的“条例”、“大纲”、“简章”、“章程”，共计２４项之多，收录在１９３４年４月出版的《苏维埃教育法规》中。这是一个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对苏维埃教育的方针、任务、学制、课程、教学原则、讲授方法和教育行政都作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尽管在当时因为主客观原因未能得到全面彻底贯彻，但它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教育、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制度范式。
“工农武装割据”的苏维埃政权，工农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然而他们在此前却长期处于黑暗和愚昧状态。“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⑨瞿秋白认识到教育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的基础作用，特别重视根据地的小学教育、工农业余教育、干部教育和师范教育，从制定法规到贯彻落实都给予了具体指导。
首先，儿童是革命的新后代，是新社会的建设者，同时也是参加苏区革命斗争的一员。以儿童扫盲工作为主要任务的小学义务教育关系到革命的现在和未来。瞿秋白组织制定了《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小学管理法大纲》、《小学课程教则大纲》、《小学生组织大纲》等规章制度。这些条文规定：苏维埃政权下的小学教育，对于一切儿童，不分性别与成份差别，皆施以免费的义务教育，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中，必须保证工农子弟优先上学；小学学制为５年，初小３年，高小２年；以８岁至满１２岁为学龄；小学课程统一规定，初小有国语、算术、游艺（唱歌、图画、游戏、体育等），高小有国语、算术、社会常识、科学常识、游艺。瞿秋白认为小学教育要与政治斗争、生产劳动相联系；他坚决反对旧教育的灌输式教学，反对机械地记忆教员所讲授的东西，主张采取启发式，充分发挥儿童的创造力。大批学生不仅在课堂上学习到了文化知识，而且还成为红色根据地生产建设的主力军。这一系列小学教育的具体措施，为新中国儿童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打下了基础。
其次，中国共产党要唤起千千万万的劳苦民众，让他们识字、读书、明理，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从而使其自觉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工农业余教育是根据地教育的关键。瞿秋白主持的教育人民委员会于１９３４年３月重订了《消灭文盲协会新章程》，使得消灭文盲协会成为受各级教育部指挥、监督和帮助的独立系统。４月，教育人民委员会又颁布了《俱乐部纲要》，对这个广大工农群众的自我教育组织——俱乐部，从组织形式到活动内容上进行具体指导。这样，根据地普遍开办夜校、识字组、俱乐部和业余补习学校，更卓有成效地进行扫盲工作。
苏区人民极低的文化水平常常使瞿秋白感到不安，他一直在积极思索扫除文盲的各种办法。“他提倡根据苏区的特点开展扫盲运动。他说，除了办学校外，要发动群众搞扫盲运动，互教互学，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较快地提高文化水平。经过他和徐老的苦心筹划，在苏区因陋就简地创设了地方识字班、训练班，提倡丈夫教妻子，儿子教父亲，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秋白同志还亲自编写通俗课本，供学生使用。”⑩瞿秋白还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会写会画的不但自己要写要画，还要帮助不会写、不会画、不识字的同学们。”(11)
再次，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有一支数量充足、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瞿秋白以苏维埃大学和高尔基戏剧学校为阵地，培养和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部。１９３４年４月１日，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以教育人民委员身份兼任该大学校长的瞿秋白明确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宣布：“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地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制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12)
当年与瞿秋白一起共事的徐特立曾这样深情地回忆：“我只见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13)在瞿秋白的主持下，苏维埃大学办学方向明确，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许多干部人才。
高尔基戏剧学校也是当时以培养艺术干部为主的学校。瞿秋白提议学校的名称以“高尔基”来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14)他协助找校址、建教室、设计剧场，并亲自主持制定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第一，学校要附设剧团，组织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鼓励士气，进行作战鼓动。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素材。”第二，“学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里面的文化娱乐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部队培养艺术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重要意义”。(15)
为解决师资紧张问题，瞿秋白从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官中挑选懂戏剧艺术的人到学校任教，并亲自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戏剧学校的教员因为自身水平有限，再加上学员文化水平和年龄悬殊很大，教课非常吃力，心情苦闷，瞿秋白敏锐地发现了。他通过个别谈话告诫教员：“对工农要热心，耐心。”(16)瞿秋白常常给戏剧学校的教职员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由于他精通马列主义，能够深入浅出地讲解时事，听众总是精神饱满，常常发出笑声。”(17)
在瞿秋白的具体指导下，高尔基戏剧学校附设的剧团经常跋山涉水，到各部队、各地方去巡回演出，每到一处都受到部队战士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所学校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培养了１０００多名学员，这些学员后来编成６０个戏剧演出队，成为活跃在苏区前线和乡村的文艺运动骨干。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成为新中国戏剧舞台艺术界的骨干。
瞿秋白在日常工作中时时不忘教育培养干部。“他常向干部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放手使用干部，具体布置工作，严格进行监察，及时发现问题和帮助解决问题。他经常参加干部的会议，在业余时间同干部谈心，了解思想情况，听取意见，进行教育。为了锻炼干部，还有计划地派干部轮流下乡参加扩军、征粮等中心工作，让他们总结经验，写成文章，经他修改后在党报上发表。”(18)他不但身体力行，还要求教育部门的各级领导像园丁培育幼苗那样培养新生力量。
最后，发展教育，教师是重中之重。为给红色学校输送教员，解决师资不足的困难，瞿秋白主持下的教育人民委员会，把发展苏区的师范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瞿秋白亲自制定了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小学教员训练班简章，全面地规划了建设师范教育的蓝图：不但建立了修业期为一年的高级师范学校，修业期为半年的初级师范学校，还建立了修业期为３个月的短期师范学校，在寒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以利现任或将任列宁小学教员进修。这些简章明确规定了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领导体制等，使根据地师范教育逐步制度化。
瞿秋白到任后颁布的《小学教员优待条例》，这是被学术界认定的第一个优待教师的专门文件。该条例明文规定：小学教员享受与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乡苏维埃政府要组织群众为小学教员代耕土地；小学教员可以减免土地税，享受免费医疗；对工作积极成绩显著的教员，每半年给予一次奖励等等。这对于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
瞿秋白是一位政治敏锐、思维活跃、笔耕不辍的革命家，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他似乎搁笔不作，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放在了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收录了他创作于１９３２年的２３篇文章，１９３３年的２２篇文章，然而在进入根据地工作的１９３４年，却只有６篇几乎都是奉命的应景之作，这还包括从《红色中华》报上整理的讲话稿在内。
这位勤奋沉静的革命家在尚未来到红都之前，就曾用饱满的笔调热情讴歌着苏维埃和红军，从文化、政权等方面对苏维埃进行了科学的阐释。为什么在亲身感受到根据地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后，反而缄默不语了呢？是瞿秋白所谓与工农没有共同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19)的自嘲？是日益加重的肺病和无人照料的起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瞿秋白当年的一位战友的回忆否定了上述猜测：“秋白同志一向是终日伏案，埋首写作，需要安静的，这时他的习惯和作风却变了，有人来找就见，有事要解决就谈。不但约人来谈，而且还亲自下去调查了解。为了行动迅速，节省时间，他学着骑马”，“秋白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但一早就起来骑马出去了”，“他三日两头发高烧，傅连医生天天都走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卧床，但躺在床上还是要看文件，处理日常事务”(20)。
事实上，刚刚过去的那场残酷的公开批判，像霹雷一般打碎了瞿秋白强烈的政治敏锐感，他明白惟有沉默才是一种虽然消极却更为深沉的抗争……这位抱定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把对政权与时局的思考深深埋藏在心底，他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文教事业中。他所努力为之建立的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体制，以及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思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服务。“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教育才能够真正赞助革命战争”；“苏维埃的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21)。然而对于苏区过“左”的教育路线和政策，他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同意当时在‘左’倾路线指导下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因而发生了分歧和争论。”(22)虽然在制订教育法规条例时，不可避免地有所迁就，写进某些共产主义教育的提法，但那也是出于形势所迫。
战争环境中的阶级斗争极端尖锐，教育部门也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和叛变活动。瞿秋白一方面强调要提高警惕，反对那种“不问有无知识，乱用一些地主富农来当教员”(23)的错误作法；另一方面，他坚持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利用旧知识分子，即使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也可以利用。”“我们反对‘吃知识分子’主义，我们还要继续反对这种左倾的机会主义。”(24)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这在当时“左”倾错误控制的中央苏区是有很大意义的。瞿秋白所主持制定的各类学校章程中，也几乎都明确地规定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瞿秋白重视调查研究，根据苏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苏区状况的各项措施。瞿秋白把培养学生能力和创造性提到教育原则、办学方针的高度，其教育思想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先进的。
６７年前，陈云在延安瞿秋白纪念会上，曾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学习瞿秋白的两种精神：一种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死的精神，一种是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精神。瞿秋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实践正是体现了这两种精神。
注 释：
①瞿独伊：《怀念父亲》，《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３１页。
②⑤⑥紥{1}紝{2}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４２页，第１４７页，第１５０页，第１５２页，第１５１页。
③《难忘的星期三——回忆秋白、之华夫妇》，《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２年第４期，转引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００页。
④⑦(19)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７１２页，第７１７页。
⑧(20)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忆秋白》第３３６页，第３３６－３３７页。
⑨列宁：《论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列宁论国民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６９页。
⑩刘英：《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忆秋白》第３５６页。
(11)(16)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忆秋白》第３４２页。
(12)《红色中华》第１７０期，１９３４年４月３日。
(13)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３２２页。
(14)(15)(17)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忆秋白》第３２４页，第３２５－３２６页，第３２７页。
(21)(23)(24)瞿秋白：《阶级战争中的教育》，《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６７０页，第６６９－６７０页。
（责编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