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期间，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博士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之一。1946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的艾尔曼早年曾担任公共卫生官员。1980年起，师从美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席文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东方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科学史、中国教育史以及中日文化史，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双聘教授，也是中国教育部特聘的长江讲座教授。在这一代美国汉学家中，艾尔曼算是数一数二的顶尖人物。
　　1991年，我进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博士学位，艾尔曼正在历史系任教。一开学，我就选了他讲授的“中国思想文化史”课。艾尔曼教授个子不高却很精神，一头黑发，有点不苟言笑。起初由于英语水平太低，同学们热烈讨论时，我只能袖手旁观，插不上嘴。艾尔曼对我这个“哑巴”学生很冷淡。不过，他在这门课上指定阅读的经典著作内容，都是我在国内时就很熟悉的。因此，在写读书报告时，我每每能连蒙带猜地把书中的重点抓得很准。尤其是对艾尔曼本人的两本专著《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我的理解要比一般同学深刻。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同于美国传统汉学家，不是仅仅从内在理路出发看思想的变迁，也不是把思想史局限在政治史框架内，而是倡导“语境化”研究，强调思想史的社会根源和本土背景，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

　　此外，艾尔曼反对以往那种以今度古的“现代化叙事模式”，主张从发端开始，在历史本身的脉络里探寻思想发展的轨迹。他的这些观点正是我以前经常在思考、但还不能用学术语言系统表达出来的，所以对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后来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深受艾尔曼的影响，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放在一定社会环境下进行论述。
　　第二学年，我又选修了艾尔曼教授的“中国科举文化史”课程。他把科举制度看成是统治者用来规训士人的权力工具，是生产主流学术的源泉。那个时代，可以说每个士大夫头脑里的思想框架都是由科举考试的内容所搭的。所以研究科举制度是研究思想史的深入。他的这些观点令我耳目一新。我在国内读硕士研究生时是专攻隋唐社会文化史的，自以为对科举制度的研究用力颇深。其实，以前国内学界对科举制度的所谓研究，或是说科举的进步意义，或是说科举束缚士人的思想，来来去去都是空泛的议论。当艾尔曼具体描述清代科举考试的考场建筑结构和场规、试卷以及命题、阅卷、录取等细节时，对我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以前有美国教授说中国的历史学谈不上是科学，充其量只能算“前科学”，我还有点不服气。面对艾尔曼这样的西方史学家，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历史细节的研究，我就不得不服气了。
　　看过我的多份读书报告之后，艾尔曼教授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不仅给我的作业打高分，课堂上也经常点名让我发言。第二学年的某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是研究文化史的，为什么要跟着黄宗智？”言下之意是希望我转为他指导的研究生。我听了他的话有点突兀，不知说什么好。原先以为办公室政治只存在于中国的大学，在美国两年已经知道那是普世性的社会现象。在我们系里教中国史的3位教授分成两派：黄宗智及夫人是一派，艾尔曼又是一派，几乎势不两立。当时除了美国学生之外，黄宗智门下几乎都是大陆留学生，艾尔曼门下则是清一色的臺湾留学生，包括现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的祝平一和吕妙芬。双方几乎很少往来。艾尔曼教授对我算是另眼相看了。然而，在当时环境下，我很难改换门庭，毕竟黄宗智曾帮我渡过了难关。我思想斗争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没有给艾尔曼教授任何答复。有时候也会这样想：如果当年跟随艾尔曼读完博士学位，也许人生道路又很不一样了。
　　这几年，看到艾尔曼教授经常来中国讲学的消息，而且他在中国学界越来越活跃。去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老同学陈兼在我家聊天时说：艾尔曼教授还常提起你。其实，我何尝不想再见见我的这位美国老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