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那一天，我和季风在艾镇摆酒。选在镇上最气派的一家酒店，但艾镇的气派也就是在“世纪大饭店”的招牌上挂点塑料红玫瑰花球，泛着油光的红地毯一路铺到二楼，“鸾凤厅”门口放着五层大蛋糕，上面立的两个小人白着脸，没有五官。就这样还1288一桌，说是保证两个海鲜菜，附送一个身穿紫色灯芯绒西装的婚礼主持。
　　我表妹是伴娘兼收礼金，在门口黄桷树下摆一张桃木桌子，她化了大浓妆，穿宝蓝色纱裙，等不及客人走掉就开始用猩红的手指拆红包，然后公开把所有低于四百块的名字记在一张纸上。老槐树上知了拼了命叫，路边的栀子花有一股油焖笋的香味，艾镇的老房子拆了一大半，却拆了也就是拆了，一直没有下文，世纪大饭店孤零零站在左右两边的瓦砾堆里，碎石灰腾起浓浓白雾，客人们就打着伞从雾里走过来。我穿15厘米高跟鞋站在门口，从8点开始太阳就顶头照，妆完全花掉了，婚纱拖尾上洒了一杯完整的橙汁。有客人远远看见表妹，偷偷摸摸往红包里加了一百块钱。我很满意，结婚就应该这样。
　　仪式非常漫长，我爸的家长致辞已经超过了20分钟，厨房憋着一直不肯上菜，客人们开始露出茫然的神情。他以前是艾镇文化馆的文学干部，退休前一年评上了副高职称，今天早上专门吃了一份3两的排骨面和10个红油抄手，有能力以及有决心抒情。他又酝酿5分钟，终于到了高潮：“昨天晚上我没有睡着，想着如果我的父亲今天也在这里，他会多么高兴。父亲死于1967年，他一辈子都是艾镇中学的校长，最后死之前却是个拉板车的车夫，死因大家也都可以想象，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家庭的惨剧。现在，我要向他敬一杯五粮液，希望他的灵魂能参加从未见过的孙女的婚礼。”
　　我爸動了情红了眼，拿出手帕，大家都听到今天酒席上居然有五粮液，掌声很是热烈，也有可能是因为终于开始上菜了，三文鱼刺身带着冰渣，桂鱼努力昂起完全不像松鼠的头。上甜品的时候我们终于敬完酒，甜品放在一个长盘子上，用冻牛奶和红豆沙做成麻将牌，正好一副十三幺。我吃了个红中，正打算再拿个东风，奶奶坐在我边上来：“小妹，你妈说你们要去台湾度蜜月？”
　　“是，后天就走，都是季风选的，台湾现在38度，都不晓得过去是不是每天在宾馆里头吹空调。”
　　“你替我去见个人，拿包东西给他。”
　　“什么人？奶奶你还认识人在台湾？”
　　“你不要管，见到人也别说话，放下东西就走，这东西也不值钱，就是不放心寄过去。”
　　然后给我一个小小的扎染蓝布包，顶上打结的位置塞进去一张叠好的八行笺，隐隐看见秃笔淡墨的小字。奶奶说：“喏，纸上是电话地址，就在台北。”
　　奶奶姓方，老太太们上了年纪也就叫老太太，但她一直叫方永梅。虚岁刚过84，今天穿淡青色乔其纱旗袍，上面绣着小朵小朵白梅，头发没有全白，挽成一个整整齐齐的髻，手上是一对赤金扭麻花镯子，戴的时间太久，金的颜色沉下来，却有一种“祖上曾经阔过”的铮铮铁证感。其实只要奶奶还活着，穿紫红色丝绒长袍坐在老屋临街的藤椅上看书，偶尔有风吹起长袍的边，露出黑色绣花鞋上的蝙蝠翅膀，谁也不敢怀疑方家真真切切祖上曾经阔过。
　　酒席在下午3点终于散了，还好现在摆酒只吃顿午饭，我换了短裤拖鞋，季风衬衫都湿透了，还拿着两大口袋没吃完的喜糖，我爸抱着婚纱就走在边上。今晚大家都住老屋，说是老房子看起来喜气。我们路过镇政府的大门，我爸一万次地重复这些话：“你看，登记室那张桌子，是你太外公家的黄花梨木插肩榫翘头案几，小时候你奶奶逼着我在上面临汉碑帖呢。里面花园里有个大石缸，外面刻着迎客松鹿回头，青苔有手掌那么厚，里头的乌龟怕还是我10岁那年放进去那只，现在，哼，现在是什么都说不上了。”
　　我很烦躁，怕季风不像我这样久经考验能听得懂“肩榫”，更怕他觉得这家人原来这样可笑，就岔开话题，提了提那个蓝布包。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让你把东西送去你就去吧。”
　　其实我已经把事情想明白了。我爸今天提到的那个父亲，倒不是他真正的父亲，奶奶再嫁到白家的时候，我爸已经有七八岁了，之前的那个人，家里没人怎么提过，好像希望这回事就这么囫囵着过去了。我一直以为是死了，还想着奶奶这辈子死了两个男人，颧骨又有点高，特别小心不敢在她面前随便说起命运啊面相啊这些词，现在才知道前头那个还在台北，只死一个老公，就无论如何不能充分论证“克夫”这回事了。
　　我有点兴奋，没想到这种故事能发生在我们家，但想想又觉得公平，这么多故事咕噜噜冒着气泡到处游荡，一家一户按理也得平摊一两个，哪怕时代的悲剧呢，哪怕家庭的惨剧呢。
　　回到家里，纵是外面空气都热出金光，老屋里却还是有浸浸凉意，灰色石砖刚洒了水，墙角青苔绿得惊心。奶奶换下旗袍，照例一丝不苟穿着青色真丝长褂。她泡了一壶杭白菊，我们就坐在黑沉沉的八仙桌旁喝茶，看着菊花在玻璃杯里慢慢开出繁复花瓣。墙壁上高挂着爷爷的炭笔相，小圆眼镜，长衫扣得很紧，头发涂得漆黑，高高耸起一块，也就是胡适的样子。下面是奶奶的字“白墨轩遗像”，字是多宝塔碑上那种颜体，一撇很轻，一捺极重。
　　季风偷偷指着上头问我：“怎么死的？”
　　我努力往上拽脖子，又指指那根巨大的黄杨木横梁。
　　我和季风先后洗了澡，倒在大红绸缎床单上，大红被面上开着朵朵绿色牡丹花。我睡得沉，几乎是魇住了，千辛万苦地挣扎着醒过来，一眼看到床尾小凳上的蓝布包。窗棂上糊着翠色纱窗，因为再找不到这种纱，那颜色越来越浅，正透进今天最后的一点光，除此之外屋里是黑尽了。顶上吊扇慢悠悠转着，在什么都没有的空气中撞击出声响。
　　我大声叫醒季风，不想配合老屋演这出阴阴冷笑的戏码。
　　林三民在电话里约我在台大池塘的长椅边见面，他说不清楚地点，含含混混地表示“就是沿着椰林大道走到头然后左拐，再绕几下就能看到的池塘”。我的心眼突然变成米粒大小，鄙夷他连找个有空调的咖啡厅都不舍得，烈日当空和我约在下午3点的户外。 　　季风说：“你怎么叫他，爷爷？”
　　“呸，你在边上等我3分钟，看我扔下包就走，我们转头就去紫藤庐喝下午茶，我连喂都不要喂他一声。”
　　最后的确没有喂一声，我客客气气叫他“林先生”，为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怕他觉得我家教不好。叫爷爷是不可能的，我只认炭笔画里的疑似胡适是我爷爷，春节清明七月半给他烧黄纸，八仙桌上供一刀煮成七分熟的三线肉，早上供到下午，最后加点蒜苗炒成回锅肉。我爸说，爷爷死之前怕家里人收拾尸体麻烦，提前给艾镇街上的“白事一条龙”付好钱打好招呼，让他们下午4点来家里，他死于3点40，穿一件刚浆洗过的蓝布长衫。他在八仙桌上垫好报纸才踩上去，桌上还有一本翻烂了的《石头记》，书签放在晴雯被赶出大观园那一页。
　　林三民怕也过了85，我忍不住恶毒地想，有些人吧比如我奶奶你就觉得是长寿，有些人吧比如他你就觉得是活得也太久。他按理說个子也不矮，却总像被人从中哪里截去一段，具体是哪里又难以定义，穿那种上面印着“福”字的土黄色对襟短卦，一看就是全化纤面料，下面却是一条黑色大裤衩，黑色凉皮鞋。我想到奶奶的五六七八件旗袍，天冷了披上自己打的灰色羊毛坎肩，哪怕洗得走了丝也比眼前这个人气派一万倍。我感到高兴，好像下棋的时候已经先吃了对方一个马，又稳稳地把车挪了出来，心里分外安定。
　　林三民抹着汗，用台湾普通话说：“真不好意思啦，本来应该请你们到家里去坐坐，但今天我在边上的医院针灸，我也没办法啦。”
　　我注意到他也没叫我名字，估计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定位和我的关系。我把蓝布包递过去，如果我现在掉头就走，在气势上等于用卒换了对方一个炮。但我控制不了好奇心，想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之前我和季风已经试了各种办法想打开，但奶奶显然防了我们有这手，把打结处缝死了，想打开必须得把布剪坏。
　　林三民摸着包，脸色渐渐变了。太阳正是最毒的时候，池塘边空无一人，几只胖墩墩的鸭子凫着水，大半个身体也沉到水下去，只有我们3个神经病无遮无蔽，并排坐在长椅上，晒成三片蔫黄的叶子。季风和林三民中间隔了一个我，他有点激动，半站起身子，没想到度蜜月还能看这么场戏。我羡慕他，坐在台下看戏的人只需要悠悠叫声好，不像我，无可逃避地演一个配角中的配角，站在台上茫然四顾，几乎接不上下一句台词。
　　我故作镇定地把瑞士军刀递给林三民：“林先生你还是打开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他流着汗慢慢把死结割了，天色无端端在几分钟里暗下去，又无端端打起雷来，我和季风把头凑得不能再近，闻到他身上浓重的汗味。包里有一堆信，一个布皮笔记本，一个文件袋，几个看不清楚的小东西。林三民大概也就瞄了一眼，就把布包重新系起来，慌慌张张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有事得先走了，改天再给你们打电话，实在有事，我也没办法啦。”
　　他走得飞快，赶在第一道闪电之前彻底消失了。台北的雨下得有凶相，好像是一股再也忍不住的怨愤之气，我们赶到紫藤庐的时候浑身湿透，一人点了杯热巧克力。那三棵老紫藤树缠住半边落地玻璃窗，大颗大颗的雨滴砸在门外石臼里的飘萍叶子上，鲜红的锦鲤在暗沉沉天空下闪着光，我想到刚才见到亲生爷爷，想到他缩头缩脑说“我也没有办法啦”的样子，实在进入不了这浓郁巧克力味的现实世界。
　　季风大概觉得我可怜，把话题扯开去：“这就是紫藤庐啊，好像殷海光当年老在这里。殷海光你知道吧，最早翻译哈耶克那个人。”
　　我点点头，我怎么也拿了新闻和经济双学位：“知道，还有《自由中国》那些人，殷海光故居好像就在这附近，我们要不要等会儿去逛逛？”
　　季风看了看外面的雨，说：“明天吧，今天看起来雨停不了，我们打车去吃点好的。”
　　后来就去了中山北路一段的“青叶”，就着乌鱼子一人喝了一壶清酒，辣炒海瓜子完全不辣，碧绿碧绿的地瓜叶浮在清汤上。吃完饭本来应该很快走到地铁，不知道怎么迷路了，绕到林森北路。破旧的骑楼下开着卖廉价衣服的小店，我挑了一根199台币的翠羽蓝棉纱围巾，上面印着玫红色花朵。我把围巾挂在脖子上，好像真的会在38度的气温下觉得冷。我突然问季风：“你说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他显然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信肯定是你奶奶当年没寄出去的，笔记本里可能是日记？文件袋我看那厚薄也就几张纸，那几个小东西我看得不清楚，但有一个好像是个玉的鼻烟壶，应该是当年你家的小摆设，你奶奶一直留着，其实也就这么点东西，想也大概也想到，不会有什么稀奇。”
　　我点点头：“这个故事可能也差不多——想也大概能想到，不会有什么稀奇。”
　　我们终于上了地铁，列车开得太快，焦虑地想把一切抛在后面，我紧紧攥住季风的白衬衫下摆，好像担心我们会在这个城市里就此走散。
　　这个故事实在差不多，想也大概能想到，并没有什么稀奇。
　　林三民那个时候还叫林中柠，是军统最基层组织里的一个小队长。家里多少代都开着医馆药馆，他职位低，却不缺钱，也从来没有想过升职，这份工作不过是混混日子。只有一次隔着几百人见到毛人凤，回来跟方永梅说：“喏，鼻梁上有颗黑痣，右眼比左眼大一圈，抿着嘴也不说话，看起来倒是不凶的。”除此之外，林中柠也就是每天早上在茶馆喝两泡茉莉香茗后再去上班，下午4点下班又去茶馆再喝两泡。那杯茶还没倒掉，他喜欢茉莉彻底出了味，盖碗里是沉沉的红色茶汤。
　　1949年林中柠一个人去了台湾，方永梅怀着两个月身孕，不敢先挤火车再挤船跟着去。她去火车站送他，做了一玻璃瓶子艾镇特产冷吃牛肉，让他在船上下酒，网兜里另有20个茶叶蛋，煮蛋的时候加了半瓶子花雕，钱是在他的贴身衣服里又缝了个双层小袋。银元装多了，她就叮嘱林中柠走路要慢点，不然撞出声来会被人发现。
　　方永梅穿淡紫色软绸长旗袍，还完全没有显怀，头发烫了外翻的卷，戴一对老坑玻璃种的翡翠耳坠，银链子垂得长，她又穿一脚蹬的黑色羊皮细高跟鞋，走在站台上没有风也微微晃动，每个人都向她望过去。她自然有点惴惴不安，怕他赶不上孩子出生，碎碎地说点怨言，眼泪也下来了。林中柠不耐烦起来，让她赶紧回去：“哭什么呀哭，你也看到了，我是没有办法，你要是有事就去找白墨轩商量商量，家里留给你的钱怎么也够你花50年，我看最多一年我就能回来，说不定能赶上你生孩子，要是没赶上，生下来不论男女都叫林梓文。” 　　后来当然是没有赶上，生孩子的时候的确还不缺钱，后来公私合营后也就缺了。方永梅从来没有这么窘迫过，林梓文前几年习惯了每天三杯牛奶，每天下午还有一盘子核桃酥当甜心，夏天隔三岔五可以吃一盏加双份奶油的冰淇淋，生活突然变成非常精确一周才有一顿肉菜，他馋得哭，爱上了狂热地吸自己的手指。每个人都渴望肥肉，方永梅孤儿寡母，排队买肉的时候总是被欺负，只割到纯瘦的里脊，熬不出油，怎么做都不香。她走投无路，去找白墨轩商量商量，其实就是借钱。

　　他住在温州街一套狭窄的老式公寓里，楼道里没有灯，我们摸黑一路上了5楼。他已经开了门站在门口等着，还是穿一条大裤衩，上面倒是规规矩矩穿着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走进去一时想不通这个家能有什么事情可以忙，看起来他是一个人住，卫生间里有一张孤零零的毛巾，硬得可以独立站起来，复合木地板翻了边，又有斑斑油渍，我强忍着不去问他在这边的家庭生活，又找不到任何话题，只好装作看墙上的几个大字：“难得糊涂。”字写得上不了台面，像是每一笔都努力描黑描粗，我想到奶奶那手颜体字，又想到老屋里永远一尘不染的灰色石砖，觉得自己这局棋早已经把对方将死，赢得太轻易，连欣喜都有点空落。
　　真的是便饭，一大盆子卤肉燥，自己添来拌饭，除此之外只有一个清炒高丽菜、一个丝瓜汤，台湾人的卤肉放了红葱头，我没忍住连吃三碗。林三民没拉着季风陪他喝酒，但一瓶金门高粱已经浅下去一小半，没有像样的下酒菜，他就一直剥着盐水花生。 　　他渐渐喝得有点茫，自顾自说起话来：“哎呀，我也不知道你奶奶后来过得这么苦，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后来那个女人去年才死，她不高兴我和大陆那边联系的，我就给你奶奶去过两封信，留了个地址电话，她呢也没有回我，我还以为她死了呢。她后来是嫁了白墨轩了嘛，白墨轩后来又死了嘛，这个我是知道的，60年代有大陆跑过来的人告诉过我，我又不怪她，难道她还怪我？她又不是不知道，我也是没有办法，回不来就是回不来，要不她是怪我当时不带她走？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当时她怀着孩子，而且谁想到后面的事。我在这边过得难道又有多好，照我说呢，家里那些钱后来反正也是没有了，还不如当时都给了我，那样我怕是现在也有块地。台中你们这次去过了吧，景色蛮好看的吧，当年我在绿岛工作，要是稍微有点钱，也在台中买了个院子。你看我现在住5楼，再过两年爬不动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这些年也難呢，也没有办法，我们小公务员，被人调来调去。我以前是看着台大那些反动教授，喏，就是这楼下没多远，殷海光你们知道吧，得看着他，每天站在他家院子外面；喏，你看当年毒蚊子毒蜘蛛咬的疤，还有野猫，凶得很呢，谁容易呢。后来呢，又把我调去景美，景美你们知道吧，怕你们这次是没去，在新北那边，吕秀莲你们总知道吧，当年就关里面的嘛，那边潮得很，你看我腿都伸不直吧，就是在那边得了关节炎，一下雨就痛得不得了呢，所以那天见面我得去针灸，不容易呢，干什么都不容易呢。后来干脆把我调去绿岛，你们都听过《绿岛小夜曲》 吧，哼，唱得那么好听，什么椰子树的长影，那个小岛呀，孤零零的，上面盐分重，其实树都是黄的，也不好混日子的。那些犯人都是知识分子，不听话的呀，不听话常常就会又犯了法，还要押回来的呀，我还得跟着押回来，要帮忙执行枪决的呀，我也怕伤了阴骘的呀，一枪打过去哎呀那血溅的，我手不准，有时候得开两三枪的呀，开始我也睡不着觉的呀，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说是不是，我有什么办法，我们小职员没有办法的呢。白墨轩的日记我看了的嘛，他也是说自己要是没有办法就要去死的嘛，所以他后来真的去死的嘛，我又不想去死，他留着日记是让我不要怪他把我老婆娶了的嘛，我不怪他我肯定不怪他，我们都差不多的嘛，一样的嘛，大家都是没有办法，你们说是不是？”
　　雨声渐渐大起来，有风激烈地吹打窗户，他屋里只有顶头有一盏白炽灯，照得万物惨白。我看着眼前这个人惨白的脸，嘴唇上有乌乌黑气，好像整个人都扁成一张遗像，却又和爷爷的遗像如此不一样。我不认识他，他的确是个陌生人。
　　李静睿
　　记者、作家。出版有随笔集《愿你的道路漫长》和小说集《小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