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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进社区”将全面覆盖北京市2600多个社区和3900多个村庄，按照每100户设1名人民调解员，每50户设1名信息员的标准，确保村居调解组织建设覆盖率达到100％。
前不久，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与和平里街道七区社区居委会签订了法律服务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服务进社区”的开始。按照北京市司法局的要求，今后每个社区、村庄，都将有一名律师提供定向的专业化公益性服务，对律师力量不足的远郊区县，市司法局和市律协将采取市区与郊区对口支援的方式解决。
“按照协议约定，我们会定期派人到签订协议的社区坐班，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系列的法律援助。”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爱明告诉《北京科技报》，社区居民可以前来进行法律咨询，他们会为居民提供法律文书代写、法律建议服务，定期还会举办社区法制宣传讲座，协助社区管理部门解决社区内各类矛盾纠纷。而且，这些法律援助都将是公益性质，社区居民不用为此花任何费用。
事实上，律师进社区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在我国早有先例，全国许多律师事务所都有服务社区的经验。在北京西城区，多家律师事务所与白纸坊街道18个社区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协议书》，牛街街道10个社区还开通了“中高盛律师信箱”；在上海，先后有180多家律师事务所与社区签约，为社区居民提供涉及社区服务、老年维权、妇女维权、信访接待等法律方面的服务。
“在这个活动之前，我们与和平里七区就做过一个法学名家的活动，他们提供办公室，我们派律师在那里值班，免费为周边的百姓提供法律咨询，至今也有5年了。”刘爱明表示，社区居民对律师资源有很大的需求。
在他看来，尽管各个社区的街道办都有民事调解员，但从具体接触的状况来说，这些“民调”掌握的法律知识比较有限，更多的时候是“和稀泥”，遇到关键问题还是需要律师的帮助。另外，许多老百姓的法律常识还很有限，尤其是部分老弱病残的居民，不懂得自己的正当权益应该如何去争取。加上律师一般都在法院附近、高档写字楼内办公，很多老百姓会误认为律师的收费很高，也就不会去找。
“对于律师本身来说，进社区服务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刘爱明表示，社区居民遇到的各种难题、矛盾，让律师来引导解决，能在很大程度上锻炼律师本身的业务水平。别小看老百姓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拆迁、“煤改电”、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遗产继承等引发的各种矛盾，都可能会引起许多不稳定因素，如果能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就能把事态在第一时间控制住。
比如一楼窗前的绿地长期被某人占用，不是种植花草，就是晾晒衣物，邻里间就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刘爱明说，对于这种事，他们会告诉矛盾双方，从法律上来看，窗前绿地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属于全体业主所有，但也没有明确具体归到某个人。被占用的事实又摆在眼前，对于这样的矛盾，一般建议双方各退让一步，至少保证在一楼的全体住户都享受有合理的生存空间。如果没有社区律师的引导和调解，两家人因此结怨，吵架、打架都时有发生。
刘爱明同时还承担着东城区信访接待的任务，他发现其实许多人的诉求都可以得到理性化的解决。比如东城区前段时间有的地方在进行“煤改电”工程，需要在一些胡同临时放置大型设备，附近的居民就反映这些设备对人辐射强，威胁健康，不让施工方动工。“对此我们就跟相关政府部门说明情况，后来在这些设备旁边都安放了屏蔽屏障，事情得到了双方的认可。”刘爱明说，如果没有律师的介入，说不定这些居民会去居委会、街道办抗议，那样事情非但得不到解决，还会因为扩大并产生不良影响。
根据北京市司法局的相关要求，“法律服务进社区”将全面覆盖北京市2600多个社区和3900多个村庄，而通过这项活动，80％集中在城八区的律师资源，也会得到合理的配置，平衡城区与郊区的法律服务资源。将按照每100户设1名人民调解员，每50户设1名信息员的标准，确保村居调解组织建设覆盖率达到100％。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在缺少法律援助的情况下，遇到不平等的事，要么把苦往肚里咽，要么出现过激行为，真正找律师解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但另一方面，相比过去人数少、居民类型单一的社区，现在社区范围扩大之后，涉及法律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快后带来的老人赡养争议、旧小区的拆迁补偿纠纷、房产继承纠纷、居民和小区物业之间的物业管理纠纷等等。
居委会传统的矛盾调解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矛盾纠纷，传统的社区工作人员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不能为居民提供相关的法律依据，更多的是表达自身的主观看法，不足以让双方信服。
“在国外，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更多的都是商业行为，不会像我国律师一样进入社区免费服务。可以说，律师进社区服务活动是我国一个很好的创举，也是各方多赢的好平台。”胡星斗说，律师进社区坐班，无论是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还是定期举办法律讲座等等，都会潜移默化增强居民的法治观念，促使他们学会利用法律解决矛盾。另外，许多年轻的律师一毕业就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处理案子难免会经验薄弱，若是能进到社区服务，会在很大程度上锻炼自己化解矛盾、沟通服务的能力。
“法律是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规则，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律师或律所与社区建立联系，为社区提供法律援助。”刘爱明认为，律师天然就有普法的义务，在打官司接案子赚钱的同时，应当抽出更多时间，让更多人去了解法律、尊重法律。久而久之，国民的法律意识就能提高，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就能提速。
前不久，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与和平里街道七区社区居委会签订了法律服务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服务进社区”的开始。按照北京市司法局的要求，今后每个社区、村庄，都将有一名律师提供定向的专业化公益性服务，对律师力量不足的远郊区县，市司法局和市律协将采取市区与郊区对口支援的方式解决。
“按照协议约定，我们会定期派人到签订协议的社区坐班，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系列的法律援助。”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爱明告诉《北京科技报》，社区居民可以前来进行法律咨询，他们会为居民提供法律文书代写、法律建议服务，定期还会举办社区法制宣传讲座，协助社区管理部门解决社区内各类矛盾纠纷。而且，这些法律援助都将是公益性质，社区居民不用为此花任何费用。
事实上，律师进社区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在我国早有先例，全国许多律师事务所都有服务社区的经验。在北京西城区，多家律师事务所与白纸坊街道18个社区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协议书》，牛街街道10个社区还开通了“中高盛律师信箱”；在上海，先后有180多家律师事务所与社区签约，为社区居民提供涉及社区服务、老年维权、妇女维权、信访接待等法律方面的服务。
“在这个活动之前，我们与和平里七区就做过一个法学名家的活动，他们提供办公室，我们派律师在那里值班，免费为周边的百姓提供法律咨询，至今也有5年了。”刘爱明表示，社区居民对律师资源有很大的需求。
在他看来，尽管各个社区的街道办都有民事调解员，但从具体接触的状况来说，这些“民调”掌握的法律知识比较有限，更多的时候是“和稀泥”，遇到关键问题还是需要律师的帮助。另外，许多老百姓的法律常识还很有限，尤其是部分老弱病残的居民，不懂得自己的正当权益应该如何去争取。加上律师一般都在法院附近、高档写字楼内办公，很多老百姓会误认为律师的收费很高，也就不会去找。
“对于律师本身来说，进社区服务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刘爱明表示，社区居民遇到的各种难题、矛盾，让律师来引导解决，能在很大程度上锻炼律师本身的业务水平。别小看老百姓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拆迁、“煤改电”、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遗产继承等引发的各种矛盾，都可能会引起许多不稳定因素，如果能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就能把事态在第一时间控制住。
比如一楼窗前的绿地长期被某人占用，不是种植花草，就是晾晒衣物，邻里间就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刘爱明说，对于这种事，他们会告诉矛盾双方，从法律上来看，窗前绿地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属于全体业主所有，但也没有明确具体归到某个人。被占用的事实又摆在眼前，对于这样的矛盾，一般建议双方各退让一步，至少保证在一楼的全体住户都享受有合理的生存空间。如果没有社区律师的引导和调解，两家人因此结怨，吵架、打架都时有发生。
刘爱明同时还承担着东城区信访接待的任务，他发现其实许多人的诉求都可以得到理性化的解决。比如东城区前段时间有的地方在进行“煤改电”工程，需要在一些胡同临时放置大型设备，附近的居民就反映这些设备对人辐射强，威胁健康，不让施工方动工。“对此我们就跟相关政府部门说明情况，后来在这些设备旁边都安放了屏蔽屏障，事情得到了双方的认可。”刘爱明说，如果没有律师的介入，说不定这些居民会去居委会、街道办抗议，那样事情非但得不到解决，还会因为扩大并产生不良影响。
根据北京市司法局的相关要求，“法律服务进社区”将全面覆盖北京市2600多个社区和3900多个村庄，而通过这项活动，80％集中在城八区的律师资源，也会得到合理的配置，平衡城区与郊区的法律服务资源。将按照每100户设1名人民调解员，每50户设1名信息员的标准，确保村居调解组织建设覆盖率达到100％。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在缺少法律援助的情况下，遇到不平等的事，要么把苦往肚里咽，要么出现过激行为，真正找律师解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但另一方面，相比过去人数少、居民类型单一的社区，现在社区范围扩大之后，涉及法律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快后带来的老人赡养争议、旧小区的拆迁补偿纠纷、房产继承纠纷、居民和小区物业之间的物业管理纠纷等等。
居委会传统的矛盾调解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矛盾纠纷，传统的社区工作人员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不能为居民提供相关的法律依据，更多的是表达自身的主观看法，不足以让双方信服。
“在国外，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更多的都是商业行为，不会像我国律师一样进入社区免费服务。可以说，律师进社区服务活动是我国一个很好的创举，也是各方多赢的好平台。”胡星斗说，律师进社区坐班，无论是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还是定期举办法律讲座等等，都会潜移默化增强居民的法治观念，促使他们学会利用法律解决矛盾。另外，许多年轻的律师一毕业就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处理案子难免会经验薄弱，若是能进到社区服务，会在很大程度上锻炼自己化解矛盾、沟通服务的能力。
“法律是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规则，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律师或律所与社区建立联系，为社区提供法律援助。”刘爱明认为，律师天然就有普法的义务，在打官司接案子赚钱的同时，应当抽出更多时间，让更多人去了解法律、尊重法律。久而久之，国民的法律意识就能提高，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就能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