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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读刘勰的《文心雕龙》，特别注意到他写的一段文字：梦孔子。当时觉得他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景仰孔子，同时也是在编造一种善意的谎言，通过步孔子梦周公的后尘来抬高自己著作的身价。看来，这个推测未必有什么道理。
说起来真是奇怪，很早就想着要写一篇纪念周老校长的文字，只是苦于不知从何下笔，一拖竟不知拖了多少年。前一些时候，我突然梦见了周公——周立新老校长。我这样写，并不是为了模仿刘彦和，确实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原因。梦周公，忆周公，写周公，所以有了这一篇文字。
那一天，折腾了大半夜也没有睡好，快到天亮时，迷迷糊糊地发现一个老人向我走来，定睛一看，原来是周老校长。只见他依然笑呵呵地对我说：怎么了，不是一直想着要写写我吗？我说：是啊，到现在还不知道从哪儿下笔呢。他说：这有何难？就从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写起嘛。“哪个第一次？”我问他。“还能哪个？就是1964年秋天呗。”
噢，我知道了。
那是（9月1日）新生开学的一天，我们一个个背着书包，怀着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去报到。刚走进校门，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到一个人，个头不高，脑门宽阔，衣着朴素而整洁，腰板挺直地站在那儿，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一个个走进校园里来。我们一般做学生的都不认识他，其中也有认识的，就小声说：这是周校长。大家一听是周校长，就神情紧张，匆匆而过。
他站在校门内干什么？难道是迎接新生？哪里可能。后来大家才得知，这是他做校长的老习惯，每逢新生开学，就那么在校门内一站，观看入学的新生，一方面是初步认认面孔，另一方面也想观察观察“动静”。那时候，我所上的裴刘初级中学规模很小，新生就一个班级，50号人，那么几个新面孔在他眼前晃一晃，虽然对不上号，也能认个八九不离十。我走到他面前，连忙敬礼，怯生生地叫了一声：“校长好！”他笑眯眯地说：“蛮懂礼貌的嘛！”问了我姓名，就挥挥手让我赶快去报名登记。
其实，我之所以对这位周老校长格外有礼，不仅因为我是认识他的不多的新生中的一个，而且还因为我认识他有一个不太寻常的经历。
那是在早一年秋天开学不久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后伙同几个同学去裴中找一位住校生本家叔叔帮忙买一支钢笔。当时校园里几乎没有人，我们几个小学生就在新环境里有些把持不住，撒欢似的到处乱窜乱叫。也许是听到我们的笑声，这时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小老头，他朝我们看了一眼，就问：“是裴小的吧？怎么放了学也不回家，在这里乱跑？”
我们被他问愣了：他怎么知道我们是裴小的？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他见我们傻了，就笑笑说：“好啊，我明天去告诉你们的薛校长。”一听裴中的人要去向裴小的校长告状，我们吓得没命地跑出校园，第二天上学还忐忑不安地等着薛校长来找我们，可是一直等到下午放学也没见有人来，这时才知道那个人不过是故意吓吓我们的。可当时见到他那个神态，一副很认真的样子呢。后来我问本家叔叔，他告诉我，这个小老头就是本地十里八乡的人都认为“厉害”的周校长。
因为我是认识他的，所以才在开学的当天除了敬礼还自觉地叫了他一声。不过我知道，我的这一声“校长好”，一方面是为了纾解自己当时紧张的心情，唯恐头一年在校园里被他“抓着”的事情让他回想起来，另一方面企图通过主动“讨好”来“化解”矛盾、保护自己，多少带有一点本能的反应。哪里知道我们一起玩的有几个人，他已经根本不认识我了。要说第一次认识，在他，是1964年新生开学的那一天；在我，却是可怕的头一年秋天开学不久的某一日。
别看周校长表面十分威严，其实是一个平易近人的老教育工作者。我们称他为老校长，是因为44年前我刚读初中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快60岁了。更主要的是，当时学校里近二百号师生，就数他年纪最大，全校人都称他老校长，我们这些做学生的自然更是“老”字不离口了。大老远见了面，总是恭敬地叫一声“老校长好”，而他呢，也总乐呵呵地高声应道“哎——”声音拖得长长的，显出了亲切的味道。他这么一答，我们顿时感到原来和他之间存在的那种一尊一卑的心理界限就几乎消除得一无所有。
周老校长是江苏建湖人氏，长期在农村中学工作。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苏北农村的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那时一个公社只有一所初级中学，并且还是单班制。别看学校层次这么低，可它在当地也是最高学府，然则在最高学府执牛耳的周老校长其在一方的威望也就可想而知。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老党员，这个身份，在当时的学校里属于凤毛麟角，又加上他解放前曾读过多年私塾，文化水平比一般老师要高一些。凭这三点，他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方圆数十里之内，可以说是德高望重，谁也比不了。别看当时的公社书记可谓威风凛凛，说一不二，但在人们的心中，还是老校长“厉害”——应该说，更值得尊敬。
老校长既为一校之长，他心心念念地想着的就是办好学校、教好学生，以不负一方人民对他的厚望和敬重。因此，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总是表现的那么极端认真、极端负责，同时又有自己的一番主见。比方说吧，那时教育思想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可许多学校在实际贯彻时总是以“智”为主，而老校长则不同。他说：德、智、体全面发展，“德”是第一要素；如果一个学生品行不端，即使“智”和“体”再好，将来长大了对社会也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他当校长，首先负责给我们上思想品德课。有意思的是，他上思想品德课，从来不用课本，而每次又都把思想品德课教成古代史。他仗着肚里典故比较多，从尧舜禅让、武王伐纣、秦皇焚书等说起，上下五千年，一次讲二三个有趣味性、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我们一个个都听得津津有味。讲尧舜禅让，他眉飞色舞地说：这个好，把天下让给有德之人；讲秦始皇“焚书坑儒”，他提高嗓门问：“焚书，就是烧书，这个好吗？”我们一起答：“不好。”“坑儒是什么意思呢？儒就是读书人，就像我、老师，还有将来你们这些人，把我们都挖坑埋了，行不行？”下面更是一条声：“不行！”这时，他总是得意地把脖子一仰，“哈哈，哈哈哈哈……”忽然之间，便毫无顾忌地大笑起来。我们猝不及防，开始都被他爽朗的笑声给蒙住了，确切地说应该是被镇住了，大家以为答错了，不敢作声，课堂上只有他一个人仍在忘情地笑着。等到我们发现不是自己有什么过错，疑虑顿消，全班同学也一起跟着夸张地笑起来，直笑得整个课堂人仰马翻。笑声传到其他教室，一些没有上课的老师和学生都跑到我们教室的窗口来看热闹。这时，他马上向大家摆手，连连说：“别笑，别笑。”可是同学们已经笑得岔了气，哪里便能说停就停。直到他用教鞭轻轻地敲打着几下黑板，大家一见情势有变，才逐渐安定下来。讲到得意的地方，师生配合默契，他总是这样大笑不已。同学们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现在回想起来，像周老校长这样讲思想品德课——其实是讲历史——可以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过，虽然“离题万里”，但是由于突出了重点，在“通古今之变”中又讲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向我们灌输了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我们一个个都受益良多。
当然，他也不是不讲正宗的思想政治，只是这方面知识储备有限，讲多了难免捉襟见肘。例如每年的清明节，全校师生祭扫烈士墓，他就在墓前对我们讲他所经历的颇有一点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史，借机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可能是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有限，每次他都对大家重复着同一个故事。虽然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不过效果并不怎么好，往往是他讲了前面的，初二和初三已经听过的同学就在下面小声地接着讲后面的。我们这些初一的同学第一次听起来感到满有味道，等到我们升入初二，再听他重讲这些老故事时，便觉得索然寡味。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祭扫烈士墓，可以名正言顺地走出校门，成了大家春游的好机会。
老校长虽贵为一校之长，可在我的记忆里，他的校长角色扮演得并不怎么出众，相反，他做老师比做校长更称职。因为读过私塾，古文底子好，他教我们古文又比教思想品德更为投入，恨不得把自己掌握的所有知识一下子都灌输给学生。
说到这一类的事情，就不能不提我与他的一些特殊关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天性也可以吧，我从小就对古代诗文表现出了一点兴趣。记得在初一下学期的那个暑假里，我无意中得到一种当时出版的收有毛主席三十二首诗词的小册子。当读第一篇《沁园春·长沙》时，里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句子，就觉得毛主席实在了不起，年纪轻轻，竟有这样的抱负和气魄，于是我就爱上了这本小册子。假期中一边放鸭子，一边背毛主席诗词，一天一首，从不间断。就这样，一个暑假下来把它们都背完了，且达到烂熟的程度（当然，并没有真正理解）。新学期开学，各个班级表扬好人好事，老校长得知这个消息，在全校大会上把我夸得很不好意思。其他同学趁机开玩笑说：“哎呀，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老校长的大红人啊！”或许就因为这个，他认定我在古文方面有些“天赋”。于是从初二起，每教一篇古文，就拿我做“试验品”：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大声读一遍原文，发现哪里读破句子，就给我梳理一通；然后他就出去办自己的事，关起门来让我独自一人背诵，若一时背不出或背不流利，就不准出门。而我那时似乎也表现得颇有出息，一篇古文，只需默读三五遍，肯定没有问题。这时他又进一步拿我做“样板”，上第二节课，在讲读一遍后令我当堂背诵，而我已经开过“小灶”，故成竹在胸，叽里咕噜，脱口而出，让全班同学为之瞠目结舌。他一看，火候已到，就对其他同学说：你们看，某某能背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呀？功夫未到嘛！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好，这一节课，大家就读背这篇课文，谁先背出，谁先下课。于是，课堂上顿时摇头晃脑，书声琅琅，没事可做的，只有他和我一老一少两个人。说一句大言不惭的话，我现在之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粗知一二，与老校长那时逼我多背多记、从而培养出较为浓厚的兴趣不无关系。应该说，他教学古文，态度非常认真，对我们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至于方法，我看就是两手：一是讲读，排除疑难；一是背诵，注重积累。这种做法，比起现在的繁琐教法来可能简单到令人可笑的程度。但简单归简单，就是管用。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师，对老校长以简驭繁的古文教学法作何评价？
老校长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都是权威。既然是权威，“文革”开始后就“首当其冲”。学校里有一个司务长出身的人，（事后看来）基本上属于跳梁小丑一类，以为时机已到，就蒙蔽和挑动一部分师生向老校长造反。我因为背古文的事被老校长“关禁闭”过，他们说：这是受到了反动权威的“迫害”，几次做思想工作，让我站出来“控诉”老校长。我说：这算什么“关禁闭”？不过是让我安心背书嘛！既没有骂我又没有打我，又算什么“迫害”？最后司务长亲自出面对我说：这不是算不算“关禁闭”或“迫害”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愿意不愿意做毛主席的革命小将的问题，是涉及到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周校长走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因为经受不住三番五次的围剿，又担心站错队，于是我“反戈一击”，也贴出了唯一的一张批判老校长的大字报。不过，可能是我的大字报如同小字报，加上人微言轻（毕竟才读到初二下学期，年仅15岁），因而冲击波有限，杀伤力甚微，让司务长等人很是失望。
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后，挨批的老校长靠边站，且被罚参加体力劳动。学校改建校舍，他老人家就去搬运砖头。天气炎热，只好赤身干活。他到底是旧时代走过来的人，虽然经受了所谓的文革“洗礼”，但思想深处还是有着师道尊严的根子，最怕在他教过的学生目前丧失体面。那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原先一边走路，一边叽叽嘎嘎地说笑。当我们快要走近劳动现场，老校长听到了我们的说笑声，就赶紧转过身子躲在砖堆后面。我们一看到老校长隐起雪白的身子，也立即把住话头，一声不响，装着不曾看到，匆匆而过。这是一幕多么令人尴尬、令人心酸的情景啊！多少年了，它在我的脑海深处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印痕。现在想来，我们那时是多么的幼稚，又是多么的可笑！说实在的，我们虽然嘴上喊着打倒老校长，可是心里一点儿也不怨他恨他。当时我多么想走向前去对他说一句：“我们所做的一切，是那样的无知；因为我们的无知，让你受了那样大的委屈！”可是不能够，因为如果那样做，老校长的“屈辱”就会暴露在学生面前，这是他最不想发生的事情。想到这些，我即忍不住要大声喊叫：这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都是别人诱导欺骗的。八年后，我到江苏师范学院读书，暑假回家，一次看到老校长精神抖擞，很是高兴。他了解到我读的是师范专业，就笑着对我开玩笑说：“哎呦，将来也是吃粉笔灰的人呀？”我笑着问：“怎么啦？您老不是说过‘做教师是很崇高的职业嘛。’”他笑了：“哈哈，是嘛！”其实，他知道我可能会继承他的衣钵，从心里是感到高兴的。接着，我又旧事重提，深抱愧疚地说道：“只是，我们那时……”他马上摆摆手：“小孩子嘛，不要在意。”我已到嘴边的话又一次被他挡了回来，从此再也无法向他道歉，感到终身遗憾。
老校长不仅胸怀宽广，人格高尚，知识渊博，而且也是一个很有一些智慧的人。1972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上面发下来许多材料，可在我那时生活的圈子里，谁也看不懂。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一时手足无措。其时我在公社报道组，整天“摇笔杆子”，大小报纸和电台也发表过一些东西，也算是一个小小文人。公社书记发话说：就让某某将就着做辅导员吧。我一听，这怎么成啊，难道我还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连忙找领导辞谢。公社书记说：“你不成？行。那你得自己找人代替啊！”这可把我急坏了。真是急中生智，我猛然想起老校长此时已经退休，正赋闲在家，便向公社书记建议：“请周老校长出山来帮这个忙，给大家辅导一下吧。”公社领导同意了。我兴冲冲地去请老校长。老校长笑着对我说：“我已经高卧隆中，难道你是刘备啊？”我一听，有点不对味，马上向他求告道：“好校长，只怪当初您老让我古文背少了。既然您老教出来的学生不争气，您就再帮衬帮衬吧！”老校长一听乐了，说：“呵呵，看来我有责任啊！这个忙还非帮不可了？”我见他松口了，激动不已，便要行下礼去。他一把拉住我：“都什么时候了？要批孔了，你还来这一套。看来，批孔先要从你做起啊！哈哈，哈哈哈哈……”
老校长出山了，大家都很高兴，公社领导也松了一口气，派我做老校长的助手。一次，老校长给贫下中农讲批判“克己复礼”，泥腿子们问：“‘客气、服理’有什么不好？难道大家相处，就不需要讲礼貌、讲道理？”老校长说：不是这个意思，是要我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到西周时代传统的典章制度上去。泥腿子中有仗着自己是“红五类”的，就不省事地反问道：“这就更奇怪了！照这么说，就不要克制自己的欲望？现在有些干部多吃多占还要鼓励吗？遵守规章制度又有什么不好？难道还要像‘文革’初期那样打砸抢？”老校长的水平原本是很高的，教古文时对付我们提出的比此更加复杂的问题，都可以举重若轻地回答。可是，经过“文革”，又是面对泥腿子，大概更是由于从内心认同了他们对“文革”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批判，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一时猝不及防，居然表现得无可奈何。俗话说：救场如救火。你总不能因为革命群众一提问题就砸了。我看到场面有些乱哄哄的，马上打起了“救驾”的主意，便对听众们补充说：“孔老二讲的典章制度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制度，它有特定的含义，还是听老校长继续讲吧。”老校长听我这么一说，知道我是在帮他解围，就颔首一笑，接着说道：“是啊，孔老二讲的制度，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我们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听头头的，这行吗？”那些被“文革”中派性干部的军阀作风整得很苦的泥腿子们，一听所谓制度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就紧握拳头，更加有些怒不可遏了。“还有嘛……”老校长把话题一转，那个孔子还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什么意思呢？‘女子’就是‘半边天’，这个好理解；‘小人’呢，不是指小孩儿，在孔子的心中是指那些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就与现在的贫下中农差不多；‘难养’，是说没有办法教育啊。总体来说，他是说女同志和你们这些在座的人都是属于不好教育的人。”“胡说，这是什么话？”下面已经有了吼声。“是啊，你们看，‘黑五类’的子女都是可以教育好的人，他的意思是大家都不如这些人，这还不反动？”他这样引申，使我感到十分意外，我不由得吃惊地朝他看一看，他却显得若无其事，很镇静地坐在那里看反应。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这个引申，出现奇效，下面的贫下中农和半边天们怒吼了，原先那个不省事的也带头呼起了口号“打倒孔老二”。就这样，一场本应气氛严肃平静的学习辅导会反以这种非常热闹的场面结束了。会后，我笑问老校长：“你怎么这样讲批孔？”他淡淡地答道：“给大老粗讲批孔，只要让他们大致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圣人，也没有什么一贯正确，谁都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这就行了。不然，你说该怎么着？”我很信服地点点头，心里想：老校长，真有你的！既然是“对牛弹琴”，就遇不着知音，还不如大而化之、草草了事的好。这是他对“批孔”所持的一贯思想和方法，而我的“救场”，倒有些画蛇添足、自作聪明的味儿。
说起来真是奇怪，很早就想着要写一篇纪念周老校长的文字，只是苦于不知从何下笔，一拖竟不知拖了多少年。前一些时候，我突然梦见了周公——周立新老校长。我这样写，并不是为了模仿刘彦和，确实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原因。梦周公，忆周公，写周公，所以有了这一篇文字。
那一天，折腾了大半夜也没有睡好，快到天亮时，迷迷糊糊地发现一个老人向我走来，定睛一看，原来是周老校长。只见他依然笑呵呵地对我说：怎么了，不是一直想着要写写我吗？我说：是啊，到现在还不知道从哪儿下笔呢。他说：这有何难？就从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写起嘛。“哪个第一次？”我问他。“还能哪个？就是1964年秋天呗。”
噢，我知道了。
那是（9月1日）新生开学的一天，我们一个个背着书包，怀着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去报到。刚走进校门，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到一个人，个头不高，脑门宽阔，衣着朴素而整洁，腰板挺直地站在那儿，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一个个走进校园里来。我们一般做学生的都不认识他，其中也有认识的，就小声说：这是周校长。大家一听是周校长，就神情紧张，匆匆而过。
他站在校门内干什么？难道是迎接新生？哪里可能。后来大家才得知，这是他做校长的老习惯，每逢新生开学，就那么在校门内一站，观看入学的新生，一方面是初步认认面孔，另一方面也想观察观察“动静”。那时候，我所上的裴刘初级中学规模很小，新生就一个班级，50号人，那么几个新面孔在他眼前晃一晃，虽然对不上号，也能认个八九不离十。我走到他面前，连忙敬礼，怯生生地叫了一声：“校长好！”他笑眯眯地说：“蛮懂礼貌的嘛！”问了我姓名，就挥挥手让我赶快去报名登记。
其实，我之所以对这位周老校长格外有礼，不仅因为我是认识他的不多的新生中的一个，而且还因为我认识他有一个不太寻常的经历。
那是在早一年秋天开学不久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后伙同几个同学去裴中找一位住校生本家叔叔帮忙买一支钢笔。当时校园里几乎没有人，我们几个小学生就在新环境里有些把持不住，撒欢似的到处乱窜乱叫。也许是听到我们的笑声，这时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小老头，他朝我们看了一眼，就问：“是裴小的吧？怎么放了学也不回家，在这里乱跑？”
我们被他问愣了：他怎么知道我们是裴小的？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他见我们傻了，就笑笑说：“好啊，我明天去告诉你们的薛校长。”一听裴中的人要去向裴小的校长告状，我们吓得没命地跑出校园，第二天上学还忐忑不安地等着薛校长来找我们，可是一直等到下午放学也没见有人来，这时才知道那个人不过是故意吓吓我们的。可当时见到他那个神态，一副很认真的样子呢。后来我问本家叔叔，他告诉我，这个小老头就是本地十里八乡的人都认为“厉害”的周校长。
因为我是认识他的，所以才在开学的当天除了敬礼还自觉地叫了他一声。不过我知道，我的这一声“校长好”，一方面是为了纾解自己当时紧张的心情，唯恐头一年在校园里被他“抓着”的事情让他回想起来，另一方面企图通过主动“讨好”来“化解”矛盾、保护自己，多少带有一点本能的反应。哪里知道我们一起玩的有几个人，他已经根本不认识我了。要说第一次认识，在他，是1964年新生开学的那一天；在我，却是可怕的头一年秋天开学不久的某一日。
别看周校长表面十分威严，其实是一个平易近人的老教育工作者。我们称他为老校长，是因为44年前我刚读初中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快60岁了。更主要的是，当时学校里近二百号师生，就数他年纪最大，全校人都称他老校长，我们这些做学生的自然更是“老”字不离口了。大老远见了面，总是恭敬地叫一声“老校长好”，而他呢，也总乐呵呵地高声应道“哎——”声音拖得长长的，显出了亲切的味道。他这么一答，我们顿时感到原来和他之间存在的那种一尊一卑的心理界限就几乎消除得一无所有。
周老校长是江苏建湖人氏，长期在农村中学工作。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苏北农村的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那时一个公社只有一所初级中学，并且还是单班制。别看学校层次这么低，可它在当地也是最高学府，然则在最高学府执牛耳的周老校长其在一方的威望也就可想而知。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老党员，这个身份，在当时的学校里属于凤毛麟角，又加上他解放前曾读过多年私塾，文化水平比一般老师要高一些。凭这三点，他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方圆数十里之内，可以说是德高望重，谁也比不了。别看当时的公社书记可谓威风凛凛，说一不二，但在人们的心中，还是老校长“厉害”——应该说，更值得尊敬。
老校长既为一校之长，他心心念念地想着的就是办好学校、教好学生，以不负一方人民对他的厚望和敬重。因此，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总是表现的那么极端认真、极端负责，同时又有自己的一番主见。比方说吧，那时教育思想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可许多学校在实际贯彻时总是以“智”为主，而老校长则不同。他说：德、智、体全面发展，“德”是第一要素；如果一个学生品行不端，即使“智”和“体”再好，将来长大了对社会也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他当校长，首先负责给我们上思想品德课。有意思的是，他上思想品德课，从来不用课本，而每次又都把思想品德课教成古代史。他仗着肚里典故比较多，从尧舜禅让、武王伐纣、秦皇焚书等说起，上下五千年，一次讲二三个有趣味性、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我们一个个都听得津津有味。讲尧舜禅让，他眉飞色舞地说：这个好，把天下让给有德之人；讲秦始皇“焚书坑儒”，他提高嗓门问：“焚书，就是烧书，这个好吗？”我们一起答：“不好。”“坑儒是什么意思呢？儒就是读书人，就像我、老师，还有将来你们这些人，把我们都挖坑埋了，行不行？”下面更是一条声：“不行！”这时，他总是得意地把脖子一仰，“哈哈，哈哈哈哈……”忽然之间，便毫无顾忌地大笑起来。我们猝不及防，开始都被他爽朗的笑声给蒙住了，确切地说应该是被镇住了，大家以为答错了，不敢作声，课堂上只有他一个人仍在忘情地笑着。等到我们发现不是自己有什么过错，疑虑顿消，全班同学也一起跟着夸张地笑起来，直笑得整个课堂人仰马翻。笑声传到其他教室，一些没有上课的老师和学生都跑到我们教室的窗口来看热闹。这时，他马上向大家摆手，连连说：“别笑，别笑。”可是同学们已经笑得岔了气，哪里便能说停就停。直到他用教鞭轻轻地敲打着几下黑板，大家一见情势有变，才逐渐安定下来。讲到得意的地方，师生配合默契，他总是这样大笑不已。同学们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现在回想起来，像周老校长这样讲思想品德课——其实是讲历史——可以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过，虽然“离题万里”，但是由于突出了重点，在“通古今之变”中又讲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向我们灌输了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我们一个个都受益良多。
当然，他也不是不讲正宗的思想政治，只是这方面知识储备有限，讲多了难免捉襟见肘。例如每年的清明节，全校师生祭扫烈士墓，他就在墓前对我们讲他所经历的颇有一点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史，借机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可能是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有限，每次他都对大家重复着同一个故事。虽然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不过效果并不怎么好，往往是他讲了前面的，初二和初三已经听过的同学就在下面小声地接着讲后面的。我们这些初一的同学第一次听起来感到满有味道，等到我们升入初二，再听他重讲这些老故事时，便觉得索然寡味。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祭扫烈士墓，可以名正言顺地走出校门，成了大家春游的好机会。
老校长虽贵为一校之长，可在我的记忆里，他的校长角色扮演得并不怎么出众，相反，他做老师比做校长更称职。因为读过私塾，古文底子好，他教我们古文又比教思想品德更为投入，恨不得把自己掌握的所有知识一下子都灌输给学生。
说到这一类的事情，就不能不提我与他的一些特殊关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天性也可以吧，我从小就对古代诗文表现出了一点兴趣。记得在初一下学期的那个暑假里，我无意中得到一种当时出版的收有毛主席三十二首诗词的小册子。当读第一篇《沁园春·长沙》时，里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句子，就觉得毛主席实在了不起，年纪轻轻，竟有这样的抱负和气魄，于是我就爱上了这本小册子。假期中一边放鸭子，一边背毛主席诗词，一天一首，从不间断。就这样，一个暑假下来把它们都背完了，且达到烂熟的程度（当然，并没有真正理解）。新学期开学，各个班级表扬好人好事，老校长得知这个消息，在全校大会上把我夸得很不好意思。其他同学趁机开玩笑说：“哎呀，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老校长的大红人啊！”或许就因为这个，他认定我在古文方面有些“天赋”。于是从初二起，每教一篇古文，就拿我做“试验品”：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大声读一遍原文，发现哪里读破句子，就给我梳理一通；然后他就出去办自己的事，关起门来让我独自一人背诵，若一时背不出或背不流利，就不准出门。而我那时似乎也表现得颇有出息，一篇古文，只需默读三五遍，肯定没有问题。这时他又进一步拿我做“样板”，上第二节课，在讲读一遍后令我当堂背诵，而我已经开过“小灶”，故成竹在胸，叽里咕噜，脱口而出，让全班同学为之瞠目结舌。他一看，火候已到，就对其他同学说：你们看，某某能背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呀？功夫未到嘛！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好，这一节课，大家就读背这篇课文，谁先背出，谁先下课。于是，课堂上顿时摇头晃脑，书声琅琅，没事可做的，只有他和我一老一少两个人。说一句大言不惭的话，我现在之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粗知一二，与老校长那时逼我多背多记、从而培养出较为浓厚的兴趣不无关系。应该说，他教学古文，态度非常认真，对我们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至于方法，我看就是两手：一是讲读，排除疑难；一是背诵，注重积累。这种做法，比起现在的繁琐教法来可能简单到令人可笑的程度。但简单归简单，就是管用。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师，对老校长以简驭繁的古文教学法作何评价？
老校长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都是权威。既然是权威，“文革”开始后就“首当其冲”。学校里有一个司务长出身的人，（事后看来）基本上属于跳梁小丑一类，以为时机已到，就蒙蔽和挑动一部分师生向老校长造反。我因为背古文的事被老校长“关禁闭”过，他们说：这是受到了反动权威的“迫害”，几次做思想工作，让我站出来“控诉”老校长。我说：这算什么“关禁闭”？不过是让我安心背书嘛！既没有骂我又没有打我，又算什么“迫害”？最后司务长亲自出面对我说：这不是算不算“关禁闭”或“迫害”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愿意不愿意做毛主席的革命小将的问题，是涉及到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周校长走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因为经受不住三番五次的围剿，又担心站错队，于是我“反戈一击”，也贴出了唯一的一张批判老校长的大字报。不过，可能是我的大字报如同小字报，加上人微言轻（毕竟才读到初二下学期，年仅15岁），因而冲击波有限，杀伤力甚微，让司务长等人很是失望。
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后，挨批的老校长靠边站，且被罚参加体力劳动。学校改建校舍，他老人家就去搬运砖头。天气炎热，只好赤身干活。他到底是旧时代走过来的人，虽然经受了所谓的文革“洗礼”，但思想深处还是有着师道尊严的根子，最怕在他教过的学生目前丧失体面。那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原先一边走路，一边叽叽嘎嘎地说笑。当我们快要走近劳动现场，老校长听到了我们的说笑声，就赶紧转过身子躲在砖堆后面。我们一看到老校长隐起雪白的身子，也立即把住话头，一声不响，装着不曾看到，匆匆而过。这是一幕多么令人尴尬、令人心酸的情景啊！多少年了，它在我的脑海深处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印痕。现在想来，我们那时是多么的幼稚，又是多么的可笑！说实在的，我们虽然嘴上喊着打倒老校长，可是心里一点儿也不怨他恨他。当时我多么想走向前去对他说一句：“我们所做的一切，是那样的无知；因为我们的无知，让你受了那样大的委屈！”可是不能够，因为如果那样做，老校长的“屈辱”就会暴露在学生面前，这是他最不想发生的事情。想到这些，我即忍不住要大声喊叫：这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都是别人诱导欺骗的。八年后，我到江苏师范学院读书，暑假回家，一次看到老校长精神抖擞，很是高兴。他了解到我读的是师范专业，就笑着对我开玩笑说：“哎呦，将来也是吃粉笔灰的人呀？”我笑着问：“怎么啦？您老不是说过‘做教师是很崇高的职业嘛。’”他笑了：“哈哈，是嘛！”其实，他知道我可能会继承他的衣钵，从心里是感到高兴的。接着，我又旧事重提，深抱愧疚地说道：“只是，我们那时……”他马上摆摆手：“小孩子嘛，不要在意。”我已到嘴边的话又一次被他挡了回来，从此再也无法向他道歉，感到终身遗憾。
老校长不仅胸怀宽广，人格高尚，知识渊博，而且也是一个很有一些智慧的人。1972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上面发下来许多材料，可在我那时生活的圈子里，谁也看不懂。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一时手足无措。其时我在公社报道组，整天“摇笔杆子”，大小报纸和电台也发表过一些东西，也算是一个小小文人。公社书记发话说：就让某某将就着做辅导员吧。我一听，这怎么成啊，难道我还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连忙找领导辞谢。公社书记说：“你不成？行。那你得自己找人代替啊！”这可把我急坏了。真是急中生智，我猛然想起老校长此时已经退休，正赋闲在家，便向公社书记建议：“请周老校长出山来帮这个忙，给大家辅导一下吧。”公社领导同意了。我兴冲冲地去请老校长。老校长笑着对我说：“我已经高卧隆中，难道你是刘备啊？”我一听，有点不对味，马上向他求告道：“好校长，只怪当初您老让我古文背少了。既然您老教出来的学生不争气，您就再帮衬帮衬吧！”老校长一听乐了，说：“呵呵，看来我有责任啊！这个忙还非帮不可了？”我见他松口了，激动不已，便要行下礼去。他一把拉住我：“都什么时候了？要批孔了，你还来这一套。看来，批孔先要从你做起啊！哈哈，哈哈哈哈……”
老校长出山了，大家都很高兴，公社领导也松了一口气，派我做老校长的助手。一次，老校长给贫下中农讲批判“克己复礼”，泥腿子们问：“‘客气、服理’有什么不好？难道大家相处，就不需要讲礼貌、讲道理？”老校长说：不是这个意思，是要我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到西周时代传统的典章制度上去。泥腿子中有仗着自己是“红五类”的，就不省事地反问道：“这就更奇怪了！照这么说，就不要克制自己的欲望？现在有些干部多吃多占还要鼓励吗？遵守规章制度又有什么不好？难道还要像‘文革’初期那样打砸抢？”老校长的水平原本是很高的，教古文时对付我们提出的比此更加复杂的问题，都可以举重若轻地回答。可是，经过“文革”，又是面对泥腿子，大概更是由于从内心认同了他们对“文革”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批判，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一时猝不及防，居然表现得无可奈何。俗话说：救场如救火。你总不能因为革命群众一提问题就砸了。我看到场面有些乱哄哄的，马上打起了“救驾”的主意，便对听众们补充说：“孔老二讲的典章制度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制度，它有特定的含义，还是听老校长继续讲吧。”老校长听我这么一说，知道我是在帮他解围，就颔首一笑，接着说道：“是啊，孔老二讲的制度，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我们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听头头的，这行吗？”那些被“文革”中派性干部的军阀作风整得很苦的泥腿子们，一听所谓制度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就紧握拳头，更加有些怒不可遏了。“还有嘛……”老校长把话题一转，那个孔子还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什么意思呢？‘女子’就是‘半边天’，这个好理解；‘小人’呢，不是指小孩儿，在孔子的心中是指那些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就与现在的贫下中农差不多；‘难养’，是说没有办法教育啊。总体来说，他是说女同志和你们这些在座的人都是属于不好教育的人。”“胡说，这是什么话？”下面已经有了吼声。“是啊，你们看，‘黑五类’的子女都是可以教育好的人，他的意思是大家都不如这些人，这还不反动？”他这样引申，使我感到十分意外，我不由得吃惊地朝他看一看，他却显得若无其事，很镇静地坐在那里看反应。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这个引申，出现奇效，下面的贫下中农和半边天们怒吼了，原先那个不省事的也带头呼起了口号“打倒孔老二”。就这样，一场本应气氛严肃平静的学习辅导会反以这种非常热闹的场面结束了。会后，我笑问老校长：“你怎么这样讲批孔？”他淡淡地答道：“给大老粗讲批孔，只要让他们大致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圣人，也没有什么一贯正确，谁都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这就行了。不然，你说该怎么着？”我很信服地点点头，心里想：老校长，真有你的！既然是“对牛弹琴”，就遇不着知音，还不如大而化之、草草了事的好。这是他对“批孔”所持的一贯思想和方法，而我的“救场”，倒有些画蛇添足、自作聪明的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