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杭州西湖边有一座四圣观，据称观前的湖面上，每日黄昏后，都有一盏青红色的灯浮上来，从施食亭南至西冷桥间，来回浮动，月明之夜则灯光稍暗，遇上风雨天，“光愈盛”，“雷电之时，则与电光争闪烁”，非常神奇。大概因为有这神迹出现，四圣观的香火很盛。理学家陆九渊观察到，每年的六月，杭州人几乎倾城而出，不分男女，咸往四圣观祈祝、祭祀。
　　南宋的杭州当然不是只有一座四圣观，市井山水间还有许多宫观寺庙，前往宫观寺庙求神拜佛的也并非只是市井山野的愚夫愚妇，大量士大夫也是佛道的虔诚信徒。陆九渊就发现，“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说皆足以动人，士大夫鲜不溺焉”。
　　古代没有“无神论”教育，士大夫、官员热衷于参禅问道、求神拜佛，是很常见的事情。有一本从南宋传下来的平江府私刻《大藏经》，其题记中记录了一份信众捐资刻经的名单，其中就有不少官员，如这一位：“大宋国平江府昆山县市邑望山桥北潘家巷内水西面东居住奉佛承直郎、新江阴军司法参军范传家同妻安人赵守真”，这个范传家，是州府一级的法官（司法参军），与妻子赵守真合名捐款、刊印佛经、祈祷神祐。又如“监建康府户部赡军中酒库”方密祖、“前嘉兴府户部亭林桥赏酒库”叶贲、“前绍兴府嵊县尉、巡捉私茶盐矾监催纲”叶崴，都具有官员的身份。他们通过捐刻经书，表达诚心，祷福消灾。
　　可以肯定地说，在宋代，信仰佛道的官员不会是少数，大名鼎鼎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吕公著、朱熹等名流，都曾是佛门信徒。
　　那么宋代主流社会对于士大夫信奉佛老之说的现象，又是持什么看法呢？

士大夫有信仰自由

　　总的来说，宋代官员是享有比较宽松的宗教信仰自由的。
　　虽然有一些士大夫对官员崇信佛道之说感到忧心忡忡，比如宋哲宗时，有一位御史在奏疏上说，“比来京都士大夫顾不自信其学（儒学），乃求问于浮屠之门（佛门），其为愚惑甚矣。”这位御史对士大夫“求问于浮屠之门”感到忧虑，认为是受到“愚惑”的表现，不过他应该过虑了，士大夫信仰佛氏，未必就是“不自信其（儒）学”，因为儒佛信仰处于不同的层面：儒家关注此岸的世俗秩序构建，释家则提供彼岸的终极关怀。
　　这方面的道理，一位叫做穆修的北宋士大夫说得很到位，他说：“如死生祸福之说，使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亦尝言之，则人亦必从此六圣人而求之。如其圣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则人焉得不从佛氏而求之也？予谓世有佛氏以来，人不待闻礼义而后入于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导于人者矣。”
　　穆修的意思是说，儒家学说并不关怀人的“死生祸福”，不提供宗教性的生命安顿，如果儒学中有“死生祸福”之说，那么士大夫不妨从儒学中寻求安顿；相反，佛家明言“死生祸福”之道，人们可以从佛学中获得宗教关怀，获得向善的精神信仰，因此，士大夫求问于佛门，又有何不可呢？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纠正一个根深蒂固的误会。中国自汉代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今天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文化专制、宗教不宽容的启端。其实这里存在对历史的误解。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国家下令禁止儒学之外的其他学说的传播，而是指，朝廷原来吸纳的人才，有信奉商鞅、韩非之言的，有宣扬苏秦、张仪之术的，现在这类人才不再录用，除了儒学之外，其他各家学说从官学中除名；国家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只以儒学为指导，只选拔儒士来治理国家。
　　至于民间的学术与思想传播、私人的宗教信仰，并不受限制，国家一般也不加干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罢黜百家”了，佛教还能够在汉后社会兴起，甚至受到皇帝的尊崇。宋朝的真宗、徽宗，则都极尊道教。

官员不应沉溺于佛老

　　如果是个人的信仰，士大夫信奉神佛之说，以求灵魂安顿，自然无可厚非。不过，倘若士大夫（而非平民）一味沉溺于佛老，则会受到当时的主流声音所批评。为什么？因为宋人认为，士大夫理当入世，致力于建构更合理的人间治理秩序，而不是消极遁世。否则，读圣贤书何用？
　　北宋初的太师王仁镐，是一个虔诚的佛家信徒，每个月的工资，都捐献给佛寺；每天早晨，都要读经礼佛，有时甚至念经念到天色微暗，才出门上班，“所得俸禄多奉佛饭僧。每晨诵佛经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视事”。同僚刘谦严肃地指责他：“公贵为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平心而论，刘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王仁镐听后，“敛容逊谢，无愠色”。
　　神宗朝的大臣富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罢官在家，心灰意懒，也为佛学所吸引。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信批评了这位老前辈：“您是德高望重之人，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岂可因爵位进退、体力盛衰而消极避世？老先生当以道自任，振起坏俗。若沉溺于山谷避世之士之所好，我辈如何寄望于公？”富弼如受当头棒喝，复信感谢了这位年轻人，“弼谢之”。
　　从历史看，正是那种“外则主教于乡”的精神，引导着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即使在失意的时候，也勇于负起领导社会自治的责任，如吕大临兄弟，便在老家蓝田创建了村社自治组织“吕氏乡约”。
　　至于在朝的官员，如果“不问苍生问鬼神”，弃公众福祉于不顾，一门心事只想借鬼神之力谋求个人福利，恐怕就不是“个人信仰”的问题了。北宋末的蔡京，特别在乎风水之说。他当上宰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宣布原来的三省之印作废，另铸了一块宰相之印，原因说起来很荒唐：蔡大人听说三省之印“印文背戾”，很不吉利，以前用此印的宰相，多被罢官。稍后，蔡京又下令搬迁尚书省衙门，因为他听说尚书省衙门建在“白虎位”，对宰相不利。但结果呢？蔡京最后还是未能摆脱厄运，落了个被流放的下场，还遗臭万年。南宋大诗人陆游因此讥讽蔡京：“不知为善，而迁省、易印以避祸，亦愚矣哉！”
　　其实蔡京也未必愚蠢，他的非理性行为毋宁说是当时政治危机的投射—当官员将仕途命运寄望于冥冥之神的时候，往往透露了政治现实的失序，官员为善为恶，不能及时体现为相应的赏罚，俗世的“报应机制”失灵，官员无法获得稳定的仕途预期，所以只能向鬼神祈求永保权力。
　　陆九渊对这个问题有过很深刻的分析。他问：“为什么那么多官员要到四圣观跪拜祈祝？”有人答道：“因为四圣观很灵验。”陆九渊说，错了。是因为朝廷的赏罚不明，“政治家当言赏罚，宗教家则言吉凶。赏罚明则行善则吉，作恶者凶，天下晓然，祈祷之事自息矣”。意思是说，如果政治修明，法治严明，赏罚分明，则可减少不确定性，形成稳定预期，官员依据现行规则及自己的行为，便能够清晰地预期未来，因此，他们自然不需要求助于不可知的鬼神。
　　这样的道理，今天仍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