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6月初駕車從徐州到溫州參加一個活動，結果是，路橋費與油費幾乎「旗鼓相當」。也就是說，在大陸大陸的任何一個駕車旅行者，除了不得不負擔高油價外，還必須承擔沉重的路橋費。
　　自從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以來，大陸就不斷呼籲企業抓緊時機轉型升級，並不失時機地推動經濟增長模式的「三駕馬車」改革——從投資拉動、出口拉動型向「投資、出口、內需」共同拉動方向發展。政府的出發點，就是要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改變受制於美國市場和資源消耗的經濟發展模式，借機撬動龐大的內需市場。
　　可是，就在大陸從上到下枕戈待旦，準備施展拳腳時，卻「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地被美國佬瞄上了，美國趁機調整政策，抓住時機對大陸進行算計。
　　美國首先啟動匯率機制，整天大呼小叫要求人民幣升值，同時輔之以各種政治經濟壓力逼迫人民幣升值，更令大陸人不悅的是，美國在施加壓力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同時，卻任由美元貶值，如此一來一往，不僅讓大陸持有的3萬億美元外匯存底眼睜睜縮水，而且還大大削弱了大陸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對大陸的出口製造業帶來很大打擊。美國在施壓人民幣升值的同時，又在緊鑼密鼓地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6月底結束，會否接著推出，有待觀察），一方面「有理、有節」地賴掉大陸的很多美元債務，另一方面又大張旗鼓地推高國際資源價格，借此把通貨膨脹誘因播撒到大陸。
　　很多人早就把美國的陽謀看的清清楚楚，唯獨大陸一些部門的政策制定者以及被利益集團綁架的部門決策者「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任由美國陽謀蠶食大陸利益，明裏暗裏予以配合。時至今日，危害開始慢慢浮現：難以抑止的通貨膨脹、節節攀升的生產要素成本、越來越高的融資代價、矛盾凸顯的稅費結構……
　　而大陸的中央銀行，並沒有因應美國採取釜底抽薪政策，相反，是一而再採取「風助火勢」的利率加息和匯率升值政策，以成本上升「倒逼」企業結構調整的模式，強迫企業轉型升級。在如此金融政策指導（逼迫）下，生產企業只能採取如下措施：一是關掉入不敷出的製造業；二是「轉型」，把「產業資本」變成「金融資本」，把原本用來生產的資金拿來炒房地產、放高利貸。表面上看，是金融服務業「蓬勃發展」，實際上則是製造業萎縮付出的代價。
　　當然，製造業「轉型」到服務業或者金融業，對一個企業來說，可能意味著「重生」或者「壯大」，但是，對整個社會來說，可能是「營商環境」惡化的表現。
　　君不見，全球都在降低過路費以降低交易成本的時候，只有大陸的過路費在爆炸式增長，因為在全世界14萬公里的收費公路中，大陸就占了10萬公里，占全世界70%，絕對可破吉尼斯紀錄。對物流業來說，路橋費絕對是一個龐大的成本支出。就目前大陸的稅費標準而言，流通環節的稅費成本，至少占產品成本70%以上。如此高的「中間成本」，又怎能發展出高水平的服務業？又怎能不助長高通脹？
　　再比如說，美國各種油的稅費加在一起占油價的6.2%，大陸確是42%。如果大陸成品油的各種稅費降為美國2倍的話，大陸的油價就可以下降23%。人們不僅要問：為什麼全世界石油價格都一樣，大陸賣的卻比美國貴？顯然是大陸稅費太高之故。相反，美國人卻坐在家裏享受「低通脹、低利率、低稅費、高收入、優服務」的愜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