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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秋冬交替,台湾海峡海水转凉,中国国民党入主台湾,约两百万官兵眷属,有人匆忙登机,更多人被塞在窄小船舱里,孑然一身,从沿海各港渡海抵台。
党内CC派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从沪港辗转抵台。抵台不到一年,1950年8月,陈立夫以参加“道德重整委员会”名义离开台北,定居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农村小镇,常常穿着西装弯腰喂鸡,也曾卖皮蛋维生。还没习惯美国农场生活,一年后,哥哥陈果夫病逝台北,陈立夫没能参加哥哥丧礼。
陈立夫再回台湾定居,已经是17年以后,他是“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的要角,是“孔孟学会”理事长,是台中“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他取下别在身上多年的政治扬声器,执手中华文化传承的号角。
蒋经国掌权大位,经济已然腾飞的1982年台湾,惯说英语的陈立夫幺子陈泽宠带着儿子陈绍诚、陈绍仁飞回台北,自启用不久的中正机场入境,定居台北,开始自己的贸易事业。
陈绍诚后来拍过台湾电视广告,上过台湾各大电视节目,但不认为自己是艺人。2012年元宵前夕,陈绍诚在台北接受《看历史》专访,透露他不凡家世下的平凡生活。
《看历史》:随父亲从美国回台北定居,入读名门后人者众的再兴小学,为什么中学转到台北美国学校?谈一谈你在台北美国学校的生活。
陈绍诚(以下简称陈):在美国长大的父亲,其实不谙中文,除了自己名字与几个大字以外,他可以说是不懂中文。读完再兴小学,父亲认为我的中、英文双语教育应该双管齐下。读台北美国学校,其实是父母亲几经思量的安排,不是我个人的选择。知道可以脱离私立再兴小校的严格管理,去自由校风的台北美国学校,一开始少不经事的我,其实感到非常开心。
但是一开学,就知道痛苦了。课程教材都是全英文,只会26个英文字母,想要在一夕之间看完全英文的数学、历史课本,对当时小学刚毕业的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入学前,我的父亲对于我读台北美国学校,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忘记中华文化”。所以为了不荒废我的中文,父母亲安排了一大堆课后家庭补习。每天三点半,台北美国学校下课,是痛苦的补习“大工程”的开始,补习完的晚间十点钟,才又开始我在台北美国学校的功课,持续中学六年,寒、暑假不间断,周末也逃脱不了,那更是加倍学习的重点特训,补习全年无休。
父亲觉得台北美国学校一周一堂的中文课并不足够,去过《国语日报》中心上过写作课,父亲请日报中心的老师特别开班授课教我一个人,也特地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博士班请来家教老师,亲至家中对我进行一对一教学。
当时背诵古文感到很痛苦,后来才知道有益处。尤其是去到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我反而回头读更多中文书,读祖父的书,也读外祖父的书。读到外祖父林尹先生所著《中国学术思想大纲》一书时,艰涩的内容简直使我对自己的中文程度感到心虚。
《看历史》:除了加强中文的学习,你父亲对你与弟弟两兄弟的教育,有什么特殊之处?
陈:记得小时候住在师大路,不长的整条街上每个人都认识我爸,大家其实并不知道他是陈立夫的儿子,只知道师大路住着一个有礼貌的陈先生。我们家从小是很典型的儒家教育,他要求我们一定要有礼节,告诉我们生活中不能吝啬说“请、谢谢、对不起”。
父亲认为应该要学着自己独立。所以我读台北美国学校时候,从学校搭着606路公交车回家,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不搭台北美国学校校车,因为校车车费也很贵。
小时候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让我们兄弟玩很多益智游戏,从中解释物理现象,也刻意让我们玩模型,培养我们的专注力与耐心,甚至把钢弹机器人拍成影片。我也常玩他的化学实验器材,直到现在我的左手大拇指还有伤口,就是小时候硬塞试管时受伤的。
师大路的家里,当时有个大约两个车位的院子,我和弟弟喜欢运动,父亲特地安放了一个篮球架,也有台北美国学校的同学来家里一起打球。打完球,同学也会留在我家一起吃饭,虽然每天赶补习的生活很痛苦,但是和同学还是有很好的感情连络。
我“痛苦”的学习模样,感染了小两岁的弟弟绍仁,绍仁持续在再兴念到高二,才又赴美。那时候呼朋引友一块儿到忠孝东路的钱柜KTV唱唱歌、逛逛商场,那都是一种太幸福的奢侈。
《看历史》:家族的背景,对于你小时候的学校生活,有什么特别影响?
陈:平心而论,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根本对祖父或家族的故事没有什么深刻认识。他究竟做过什么事,他究竟做过甚么事,一直到去美国念书,我都还不太清楚,只觉得他是个风趣幽默的老人。直到2000年和弟弟从美国回台北圆山参加他的百岁寿辰,从宾客拜寿流泄现场的感情,听他们讲述祖父的故事,才激发我想了解祖父的以前。之后,我才翻开他的回忆录,再到他过世,我才搜罗他全部著作,一字一句地读。
还记得中文家教老师在书房看到我外祖父林尹字画时的惊讶,其实当时的我,并不清楚外祖父对于国学及台湾师大国文系的贡献,我更吃惊中文家教老师的反应。
记得懵懂的八九岁,再兴小学三四年级时候,全班五十几名学生,我的成绩不算特别突出,只排在全班二三十名左右。有次特别被老师叫出教室,他告诉我“你是陈立夫的孙子,一定要好好念书”。当时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也根本不晓得大人口中的祖父事迹,究竟和我的成绩有什么直接关联?当下只有被老师指责的惭愧感。不过事后因此进步到了前十名。
补习课程,老师也拿出“国立编译馆”版本课本当教材,挑选其中历史课程部分要求我念,中国近现代史当然也有,但老师只是行云流水的一般讲述,没有特别仔细解释,记得老师曾说“你一定要读好中国近代史,这和你们家族是有关系的”。可是十三四岁的年纪,年纪尚小,每天又被补习课程疲劳轰炸,根本不知道近代史中哪些与我家有关,更没有多余心力再深入、再关心。
《看历史》:小时候和祖父相处,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之处?
陈:祖母过世以后,祖父就从原来的房子搬走,在士林租房子住。房子很大,在杨丽花(按:台湾传统戏曲歌仔戏著名演员)家的隔壁,祖父房子里有篮球架也有游泳池,我们就常在祖父家打球、游泳。篮球架就在祖父房间正上方,还好当时祖父已经重听,球声的嘈杂没有对他造成困扰。
在祖父家的院子,我们养了十二只鸡。祖父和父亲因为美国的那段生活,他们都很懂得怎么照养鸡只,结果有天去看祖父,看到桌上怎么有鸡腿,原来是佣人把我们养的鸡宰杀了。
小时候常听祖父陈立夫说着吴兴话,但已经重听的他,导致我没有更多机会和他练习口语,更多时候我们用笔谈,这些和祖父笔谈的字条,好多还留在家里。祖父用过的桌子,至今我们还留着。甚至我们有成立立夫、果夫纪念馆的想法,但纪念馆的地点、呈现方式都还在讨论当中,一切尚不具体。我自己没有去过祖父湖州老家,只有弟弟绍仁和母亲去过一次。
印象中,祖父对养生的重视,让我佩服。祖父教我,洗热水澡时候从头顶的穴道,逆时针十下、顺时针十下,一直按摩到脚底板的穴道,我自己试过一次,简直累翻。真是佩服他的毅力。患有糖尿病的他,除了甜食,其他不怎么忌口,每天下午,都还要散步一万步,九十多岁才减量到一千步,他这个运动量真的很惊人,身体非常健康。一百岁时看报纸,连老花眼镜都不戴,他根本没有老花眼。我觉得他的逝世和他的性格比较有关联,比如每年他都要驱车南下到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进行校庆演讲,从来不中断。当年我们看他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希望他缺席一次没关系,但是他个人坚持一定要去演讲,结果在台上演讲站了两小时,吹了冷风,引发肺炎,手术以后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导致他根本不能像以往那样运动,然后身体就开始衰老。
我父亲和祖父都曾经亲自说过一个故事,当年祖父当教育部长住在重庆,日军进行重庆大轰炸的时候,每天祖父照样安然午睡,他说如果炸弹来了,反正醒着也是会被炸死,睡觉也会被炸死,不如就按照自己的作息来生活。这表现出他对生活与战争的淡定。我印象里从来没有看过祖父发过脾气,甚至连大声一点说话都没有,顶多只有皱个眉头而已,而且跟祖母没有吵过架。
《看历史》:你从台北美国学校毕业以后,选择去普渡大学,是否和你父亲有所关联?
陈:我爸他不希望我去纽约大学,怕我在纽约玩疯,因为我太喜欢接触动物,喜欢生命。决定到美国念大学的时候,一度慎重考虑生命科学或兽医、动物学专业,想去威斯康辛念生物,也申请上了。想念动物学,我爸分析告诉我,动物学可能将来从事动物园的工作,和在大自然里观察动物截然不同,工作内容还包括帮大象清理粪便。也认真想过读兽医,但就在申请美国高校期间,台北家里养了多年的狗突然去世,我觉得兽医工作更多的是医治患病的动物,和我想象有落差,所以后来还是选择念工业工程。
我主动和父亲商量,到耶鲁、康奈尔、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几所高校转了几圈,1997年决定去到父亲的母校美国普渡大学。父亲原本希望我当工程师,先读工业工程,但我深知自己更喜欢与人接触,所以衡量之后转读工业管理。
《看历史》:去上海念书以前,你去过大陆吗?为什么后来选择上海交通大学?
陈:在普渡念书时候,打算毕业之后再回到亚洲,我认为之后的世界局势与新兴市场是在亚洲,是在中国。如果趋势偏向印度,或许我也会去印度,不完全只是选择大陆。回台湾或是大陆念书摇摆不定时,父亲说如果我认为大陆将来很重要,何不去大陆读书?
其实在去上海念书以前,十二三岁时候就去过北京,那是父母亲带我们兄弟,全家一起去大陆旅行。初次的大陆印象,记得当时的北京吃饭好便宜,几十块钱人民币可以吃一大桌子菜,八达岭长城让我觉得好雄伟。
去上海念书以前,2000年前后,我们去过一次上海,我们从香港转机降落在晚上的虹桥机场,坐在出租车往市区的方向,看着窗外不甚清楚的上海,我转头跟我爸说,我将来要住在上海,因为我们是江浙人。再听到上海人说着上海话时候,感觉和我祖父说的吴兴话(今湖州)好相似,我感觉非常亲切,就好像小时候听着我爸爸和祖父交谈的感觉,上海菜就像是我们家里吃的家常料理。
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曾是考虑之一,那是祖父陈立夫的母校,还有伯父待过的南京大学,祖父发迹上海的复旦和同济,都曾是口袋名单,最终选择去了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国际经济与贸易。因为上海交大和普渡性质相似,都是工程为主的学校,我想我会习惯。我到上海念书以后,父母亲及弟弟常在假期时候到大陆,顺道探望我,也顺道到大陆各地旅行。
2004年我和父亲去过南京的旧居,父亲向我一一介绍小时候他们住在南京的家,祖父的房间是哪一个,哪里又是奶妈的房间。南京旧居很旧,维修情况不太好。他自己也回重庆看过祖父当教育部长时的房子。父亲去上海和当地人用吴兴话交谈,当地人却说我父亲的吴兴话特别古典,熟悉又陌生。反倒是母亲以前常随着(台湾)中视《大陆寻奇》电视制作团队到大陆拍摄外景顺道来旅行。
《看历史》:你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期间,对上海的生活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陈:在上海交大期间,我其实没有非常认真在念书,我觉得课堂学习不等于学生生活的全部。上课以外,我参加很多同学会,台湾同学会、香港同学会、美国同学会、大陆同学会我都参加,因此认识了很多朋友。到上海的第二年便开始涉足主持工作,凭着主持商品发表活动,我的月收入可达两万人民币,经济已完全可以自立,我就告诉我爸,上海生活开销我可以自己应付了。
有个有趣的事,上海交大公共课程的英文课,因为我的争取,后来取消了对境外学生必修的规定。上公共英文课的时候,所有境外学生被集合起来做必修课,班级里有美国人、朝鲜人,彼此程度参差不齐,上课经验简直痛苦极了,后来我挺身而出去向老师与学校争取,如果通过考试,是否可以直接免修公共英文课。后来争取成功了,也成为后来的制度了。然后为了了解更多历史,在上海交大也修过一个课程“中美与台湾关系问题”,记得当时还好多朋友取笑我去修这样硬性的课。
《看历史》:你想过待在上海发展吗?后来回台北,和父亲的离世是否有关联?
陈:在上海交大念书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想过以后一定要待在上海或大陆其他地方寻求发展。如果父亲没有逝世,我不会接掌他的公司,可能只是去某个公司当上班族,或者按我自己的个性自行创业。
2005年,不识中文的父亲,已患肝肿瘤,突因身体不适急赴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就诊,因医治过程的单页手术同意书疑云,我们与院方发生了纠纷,后来经转院治疗,六十五岁的父亲,最终意外病逝于北京。
父亲过世北京,妈妈留下处理,隔天弟弟立刻回美国,我回台北,接掌父亲留下的宠勤雷达仪器公司。以前从未接触父亲的工作,那时以泪洗面强颜欢笑的日子仍然历历在目,对公司的事从不懂到懂,我只有一夜之间。
党内CC派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从沪港辗转抵台。抵台不到一年,1950年8月,陈立夫以参加“道德重整委员会”名义离开台北,定居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农村小镇,常常穿着西装弯腰喂鸡,也曾卖皮蛋维生。还没习惯美国农场生活,一年后,哥哥陈果夫病逝台北,陈立夫没能参加哥哥丧礼。
陈立夫再回台湾定居,已经是17年以后,他是“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的要角,是“孔孟学会”理事长,是台中“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他取下别在身上多年的政治扬声器,执手中华文化传承的号角。
蒋经国掌权大位,经济已然腾飞的1982年台湾,惯说英语的陈立夫幺子陈泽宠带着儿子陈绍诚、陈绍仁飞回台北,自启用不久的中正机场入境,定居台北,开始自己的贸易事业。
陈绍诚后来拍过台湾电视广告,上过台湾各大电视节目,但不认为自己是艺人。2012年元宵前夕,陈绍诚在台北接受《看历史》专访,透露他不凡家世下的平凡生活。
《看历史》:随父亲从美国回台北定居,入读名门后人者众的再兴小学,为什么中学转到台北美国学校?谈一谈你在台北美国学校的生活。
陈绍诚(以下简称陈):在美国长大的父亲,其实不谙中文,除了自己名字与几个大字以外,他可以说是不懂中文。读完再兴小学,父亲认为我的中、英文双语教育应该双管齐下。读台北美国学校,其实是父母亲几经思量的安排,不是我个人的选择。知道可以脱离私立再兴小校的严格管理,去自由校风的台北美国学校,一开始少不经事的我,其实感到非常开心。
但是一开学,就知道痛苦了。课程教材都是全英文,只会26个英文字母,想要在一夕之间看完全英文的数学、历史课本,对当时小学刚毕业的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入学前,我的父亲对于我读台北美国学校,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忘记中华文化”。所以为了不荒废我的中文,父母亲安排了一大堆课后家庭补习。每天三点半,台北美国学校下课,是痛苦的补习“大工程”的开始,补习完的晚间十点钟,才又开始我在台北美国学校的功课,持续中学六年,寒、暑假不间断,周末也逃脱不了,那更是加倍学习的重点特训,补习全年无休。
父亲觉得台北美国学校一周一堂的中文课并不足够,去过《国语日报》中心上过写作课,父亲请日报中心的老师特别开班授课教我一个人,也特地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博士班请来家教老师,亲至家中对我进行一对一教学。
当时背诵古文感到很痛苦,后来才知道有益处。尤其是去到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我反而回头读更多中文书,读祖父的书,也读外祖父的书。读到外祖父林尹先生所著《中国学术思想大纲》一书时,艰涩的内容简直使我对自己的中文程度感到心虚。
《看历史》:除了加强中文的学习,你父亲对你与弟弟两兄弟的教育,有什么特殊之处?
陈:记得小时候住在师大路,不长的整条街上每个人都认识我爸,大家其实并不知道他是陈立夫的儿子,只知道师大路住着一个有礼貌的陈先生。我们家从小是很典型的儒家教育,他要求我们一定要有礼节,告诉我们生活中不能吝啬说“请、谢谢、对不起”。
父亲认为应该要学着自己独立。所以我读台北美国学校时候,从学校搭着606路公交车回家,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不搭台北美国学校校车,因为校车车费也很贵。
小时候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让我们兄弟玩很多益智游戏,从中解释物理现象,也刻意让我们玩模型,培养我们的专注力与耐心,甚至把钢弹机器人拍成影片。我也常玩他的化学实验器材,直到现在我的左手大拇指还有伤口,就是小时候硬塞试管时受伤的。
师大路的家里,当时有个大约两个车位的院子,我和弟弟喜欢运动,父亲特地安放了一个篮球架,也有台北美国学校的同学来家里一起打球。打完球,同学也会留在我家一起吃饭,虽然每天赶补习的生活很痛苦,但是和同学还是有很好的感情连络。
我“痛苦”的学习模样,感染了小两岁的弟弟绍仁,绍仁持续在再兴念到高二,才又赴美。那时候呼朋引友一块儿到忠孝东路的钱柜KTV唱唱歌、逛逛商场,那都是一种太幸福的奢侈。
《看历史》:家族的背景,对于你小时候的学校生活,有什么特别影响?
陈:平心而论,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根本对祖父或家族的故事没有什么深刻认识。他究竟做过什么事,他究竟做过甚么事,一直到去美国念书,我都还不太清楚,只觉得他是个风趣幽默的老人。直到2000年和弟弟从美国回台北圆山参加他的百岁寿辰,从宾客拜寿流泄现场的感情,听他们讲述祖父的故事,才激发我想了解祖父的以前。之后,我才翻开他的回忆录,再到他过世,我才搜罗他全部著作,一字一句地读。
还记得中文家教老师在书房看到我外祖父林尹字画时的惊讶,其实当时的我,并不清楚外祖父对于国学及台湾师大国文系的贡献,我更吃惊中文家教老师的反应。
记得懵懂的八九岁,再兴小学三四年级时候,全班五十几名学生,我的成绩不算特别突出,只排在全班二三十名左右。有次特别被老师叫出教室,他告诉我“你是陈立夫的孙子,一定要好好念书”。当时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也根本不晓得大人口中的祖父事迹,究竟和我的成绩有什么直接关联?当下只有被老师指责的惭愧感。不过事后因此进步到了前十名。
补习课程,老师也拿出“国立编译馆”版本课本当教材,挑选其中历史课程部分要求我念,中国近现代史当然也有,但老师只是行云流水的一般讲述,没有特别仔细解释,记得老师曾说“你一定要读好中国近代史,这和你们家族是有关系的”。可是十三四岁的年纪,年纪尚小,每天又被补习课程疲劳轰炸,根本不知道近代史中哪些与我家有关,更没有多余心力再深入、再关心。
《看历史》:小时候和祖父相处,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之处?
陈:祖母过世以后,祖父就从原来的房子搬走,在士林租房子住。房子很大,在杨丽花(按:台湾传统戏曲歌仔戏著名演员)家的隔壁,祖父房子里有篮球架也有游泳池,我们就常在祖父家打球、游泳。篮球架就在祖父房间正上方,还好当时祖父已经重听,球声的嘈杂没有对他造成困扰。
在祖父家的院子,我们养了十二只鸡。祖父和父亲因为美国的那段生活,他们都很懂得怎么照养鸡只,结果有天去看祖父,看到桌上怎么有鸡腿,原来是佣人把我们养的鸡宰杀了。
小时候常听祖父陈立夫说着吴兴话,但已经重听的他,导致我没有更多机会和他练习口语,更多时候我们用笔谈,这些和祖父笔谈的字条,好多还留在家里。祖父用过的桌子,至今我们还留着。甚至我们有成立立夫、果夫纪念馆的想法,但纪念馆的地点、呈现方式都还在讨论当中,一切尚不具体。我自己没有去过祖父湖州老家,只有弟弟绍仁和母亲去过一次。
印象中,祖父对养生的重视,让我佩服。祖父教我,洗热水澡时候从头顶的穴道,逆时针十下、顺时针十下,一直按摩到脚底板的穴道,我自己试过一次,简直累翻。真是佩服他的毅力。患有糖尿病的他,除了甜食,其他不怎么忌口,每天下午,都还要散步一万步,九十多岁才减量到一千步,他这个运动量真的很惊人,身体非常健康。一百岁时看报纸,连老花眼镜都不戴,他根本没有老花眼。我觉得他的逝世和他的性格比较有关联,比如每年他都要驱车南下到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进行校庆演讲,从来不中断。当年我们看他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希望他缺席一次没关系,但是他个人坚持一定要去演讲,结果在台上演讲站了两小时,吹了冷风,引发肺炎,手术以后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导致他根本不能像以往那样运动,然后身体就开始衰老。
我父亲和祖父都曾经亲自说过一个故事,当年祖父当教育部长住在重庆,日军进行重庆大轰炸的时候,每天祖父照样安然午睡,他说如果炸弹来了,反正醒着也是会被炸死,睡觉也会被炸死,不如就按照自己的作息来生活。这表现出他对生活与战争的淡定。我印象里从来没有看过祖父发过脾气,甚至连大声一点说话都没有,顶多只有皱个眉头而已,而且跟祖母没有吵过架。
《看历史》:你从台北美国学校毕业以后,选择去普渡大学,是否和你父亲有所关联?
陈:我爸他不希望我去纽约大学,怕我在纽约玩疯,因为我太喜欢接触动物,喜欢生命。决定到美国念大学的时候,一度慎重考虑生命科学或兽医、动物学专业,想去威斯康辛念生物,也申请上了。想念动物学,我爸分析告诉我,动物学可能将来从事动物园的工作,和在大自然里观察动物截然不同,工作内容还包括帮大象清理粪便。也认真想过读兽医,但就在申请美国高校期间,台北家里养了多年的狗突然去世,我觉得兽医工作更多的是医治患病的动物,和我想象有落差,所以后来还是选择念工业工程。
我主动和父亲商量,到耶鲁、康奈尔、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几所高校转了几圈,1997年决定去到父亲的母校美国普渡大学。父亲原本希望我当工程师,先读工业工程,但我深知自己更喜欢与人接触,所以衡量之后转读工业管理。
《看历史》:去上海念书以前,你去过大陆吗?为什么后来选择上海交通大学?
陈:在普渡念书时候,打算毕业之后再回到亚洲,我认为之后的世界局势与新兴市场是在亚洲,是在中国。如果趋势偏向印度,或许我也会去印度,不完全只是选择大陆。回台湾或是大陆念书摇摆不定时,父亲说如果我认为大陆将来很重要,何不去大陆读书?
其实在去上海念书以前,十二三岁时候就去过北京,那是父母亲带我们兄弟,全家一起去大陆旅行。初次的大陆印象,记得当时的北京吃饭好便宜,几十块钱人民币可以吃一大桌子菜,八达岭长城让我觉得好雄伟。
去上海念书以前,2000年前后,我们去过一次上海,我们从香港转机降落在晚上的虹桥机场,坐在出租车往市区的方向,看着窗外不甚清楚的上海,我转头跟我爸说,我将来要住在上海,因为我们是江浙人。再听到上海人说着上海话时候,感觉和我祖父说的吴兴话(今湖州)好相似,我感觉非常亲切,就好像小时候听着我爸爸和祖父交谈的感觉,上海菜就像是我们家里吃的家常料理。
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曾是考虑之一,那是祖父陈立夫的母校,还有伯父待过的南京大学,祖父发迹上海的复旦和同济,都曾是口袋名单,最终选择去了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国际经济与贸易。因为上海交大和普渡性质相似,都是工程为主的学校,我想我会习惯。我到上海念书以后,父母亲及弟弟常在假期时候到大陆,顺道探望我,也顺道到大陆各地旅行。
2004年我和父亲去过南京的旧居,父亲向我一一介绍小时候他们住在南京的家,祖父的房间是哪一个,哪里又是奶妈的房间。南京旧居很旧,维修情况不太好。他自己也回重庆看过祖父当教育部长时的房子。父亲去上海和当地人用吴兴话交谈,当地人却说我父亲的吴兴话特别古典,熟悉又陌生。反倒是母亲以前常随着(台湾)中视《大陆寻奇》电视制作团队到大陆拍摄外景顺道来旅行。
《看历史》:你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期间,对上海的生活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陈:在上海交大期间,我其实没有非常认真在念书,我觉得课堂学习不等于学生生活的全部。上课以外,我参加很多同学会,台湾同学会、香港同学会、美国同学会、大陆同学会我都参加,因此认识了很多朋友。到上海的第二年便开始涉足主持工作,凭着主持商品发表活动,我的月收入可达两万人民币,经济已完全可以自立,我就告诉我爸,上海生活开销我可以自己应付了。
有个有趣的事,上海交大公共课程的英文课,因为我的争取,后来取消了对境外学生必修的规定。上公共英文课的时候,所有境外学生被集合起来做必修课,班级里有美国人、朝鲜人,彼此程度参差不齐,上课经验简直痛苦极了,后来我挺身而出去向老师与学校争取,如果通过考试,是否可以直接免修公共英文课。后来争取成功了,也成为后来的制度了。然后为了了解更多历史,在上海交大也修过一个课程“中美与台湾关系问题”,记得当时还好多朋友取笑我去修这样硬性的课。
《看历史》:你想过待在上海发展吗?后来回台北,和父亲的离世是否有关联?
陈:在上海交大念书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想过以后一定要待在上海或大陆其他地方寻求发展。如果父亲没有逝世,我不会接掌他的公司,可能只是去某个公司当上班族,或者按我自己的个性自行创业。
2005年,不识中文的父亲,已患肝肿瘤,突因身体不适急赴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就诊,因医治过程的单页手术同意书疑云,我们与院方发生了纠纷,后来经转院治疗,六十五岁的父亲,最终意外病逝于北京。
父亲过世北京,妈妈留下处理,隔天弟弟立刻回美国,我回台北,接掌父亲留下的宠勤雷达仪器公司。以前从未接触父亲的工作,那时以泪洗面强颜欢笑的日子仍然历历在目,对公司的事从不懂到懂,我只有一夜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