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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57年问世的美国电影《十二怒汉》一经问世便惊艳全球，成为世界影坛的经典佳作。日本、俄国、中国先后对该片进行了改编翻拍。各国作品在经过本土化a改变后，不仅在艺术上具有各自鲜明的风格，而且在影片精神的诠释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上具有各国独特的见解。一个舶来品的经典在注入本土文化的原创力之后，被赋予新的灵魂，堪称“拿来主义”的成功范例。
关键词： 十二怒汉 翻拍 拿来主义
《十二怒汉》是1957年由美国导演西德尼·吕迈特拍摄的作品，以12个审判员针对一起少年弑父案的罪行认定讨论过程为主线，凸显了“疑罪从无”的欧美法律精神，其剧情结构巧妙，加上演员群戏演技对抗等因素，刚一问世便广受好评，荣获当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奥斯卡多项提名。
2015年5月15日在我国各地上映的电影《十二公民》，便改编自这部经典作品。该片由著名话剧导演徐昂执导，集结了北京人艺的众多知名演员，可谓阵容强大。影片中，12名“学生家长”受高校邀请组成“法庭陪审团”，围绕“富二代弑父”这一现实案例展开激烈辩论，他们的讨论将决定被告的“生死”。陪审员们来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彼此互不相识，在密闭的废弃体育馆内，12名陪审员必须达成一致，才能结束审判。起初，11人投票认定“富二代”有罪，只有一位陪审员坚持案件存有疑点。12人对于现有证据展开分析，果然疑点重重。随着讨论的逐渐深入，每个人所代表的阶层观念与长久积压的生活情绪都爆发出来，最终陪审团达成一致，认定被告无罪。
作为一部翻拍影片，《十二公民》上述的情节、结构与原作《十二怒汉》基本一致。然而改编者巧妙地将中国的本土特色移植进影片，表现出对于中国社会各类现象的思考。“富二代”、“干爹”、“文革”等众多社会现象被引入影片；片中人物都被改编为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出租车司机、房地产商、大学教授、河南小保安、北京“土著”等巧妙地对应原作中每个人物的特征，通过台词呈现出当下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和内心倾诉，使得这部影片具有中国本土的灵魂。
一、“腾笼换鸟”的改编与借鉴
与原作《十二怒汉》一样，《十二公民》遵循传统戏剧的“三一律”原则。主要场景设定在一个单一封闭的房间内，12个人围绕一张桌子讨论，所有的情节依靠人物间的论辩进行推动。这样的呈现方式与舞台戏剧类似，人物情节围绕固定场景的单一中心事件展开，目的是使得戏剧情节紧凑，逻辑严谨。然而这对于剧作就有极高的要求，虽然《十二公民》保留原作的情节结构，然而人物的背景、台词等细节基本来自原创改编。该片赋予12名陪审员更丰富的个人背景，为每个人诉说的观点补充了一个十分相近的前史。这样的改编，清晰深刻地描摹出12个人所各自代表的社会阶层，以及不同阶层的人们代表的立场和心中潜藏的“愤怒”。在一定程度上突出影片的概念化和代表性，使影片呈现出尖锐犀利的现实意义。然而，概念化的改编亦导致一些问题。影片中，每位公民的前史经历都是在讨论中由自己说出的，如同一场心理治疗式的自我剖析。这样的自白式阐述更多属于话剧的表现方式，并不符合电影的美学。舞台戏剧是基于假定性的艺术，而影视戏剧更基于真实性的呈现（生活逻辑的真实）。《十二公民》中12个人的阐述出来虽详尽表现不同社会阶级矛盾的现实性，但不符合人与人真实沟通时出现的“模糊地带”，让每一个人物都欠缺几分真实的“人性”，而更像是一个个扁平的符号。
但叙事或许并非导演最关心的，导演徐昂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没想拍法律戏，我就想拍十二个中国人坐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舞台式地处理，话剧式地表演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现实中的“现象”，而能使观众更接近作者要探讨的“本质”。这种“腾笼换鸟”①式的改变与处理，借鉴的更多只是外来经典的“躯壳”，“躯壳”中流淌的是本土鲜活的“血液”。由于12人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使得影片具有很大的社会覆盖面，大多数观众都可能在其中找到自身阶层的代言人，从而产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共鸣。
二、舶来品经典的本土化意义
中国并非是翻拍《十二怒汉》的先行者，日本与俄罗斯已于先前对该片进行过本土化的改编。中、日、俄三国翻拍片的故事人物各自不同，艺术手法各有千秋，但表象背后揭示的社会问题都入木三分，令人警醒。
1991年由中原俊执导、三谷幸喜执笔改编的《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将关注视点转向日本女性。被告是一个饱受家庭暴力的主妇，被认定谋杀了丈夫，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复杂讨论后，12名陪审员宣布被告无罪。该片着重体现了日本社会文化上级对于下级的压制，男性对于女性的轻视与侮辱。影片在保留了不同阶层与地位的身份冲突外，还加入了日本本土的“辈分”和“性别”冲突，具有现实的影射意义。
而不同于《十二怒汉》充满火药味的激烈讨论，日本的版本里陪审员间的对话格外客气礼貌，而这一表面上的谦和，实则反映出偏见的根深蒂固。“温柔”的表面下潜藏着更深层的“愤怒”。陪审员们压抑着内心愤怒，却让冲突根源更强烈。美国作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曾经在著作《菊与刀》中剖析过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以“菊”与“刀”暗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日本社会有很强的等级观念，每个人都本分地守住自己的身份限定，随大流，保护团体意识，个人的意见往往不受重视。因此，女性没有话语权，在家庭中、在社会上只能温柔礼貌，唯唯诺诺，符合“群体”对于“个体”的要求，而没有个人的主张。《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刻意凸显的“温柔”，更深刻地揭露日本社会的现实问题。
而2007年由俄罗斯著名电影大师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导演的《十二怒汉：大审判》，则将关注点转向俄罗斯的民族矛盾。被告是一位车臣族的孩子，被指控杀死曾在车臣战争之后领养他的前苏联军官。车臣作为一个与俄罗斯武装斗争了几百年的民族，其在该案件中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弑父”的不孝子，更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积压几个世纪的愤恨。因此，这部影片呈现的层面更丰富，背景更广大，12个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格外渺小，而他们的判决又重如泰山。影片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事件，更是陪审员，以及给男孩做不利证明的公众在内心里对男孩所产生的不利认知。法律在此处不仅仅是审判的工具，更是审视人们灵魂的明镜。影片的最后当陪审团宣布男孩无罪时，人们将一只困在讨论室的麻雀放生到蓝天，然而对于车臣人和俄罗斯人而言，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电影无法解答。 《十二公民》在中国内地上映时，海报上印有这样的宣传语“言无刀锋，却能杀人”。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影片中的陪审团设定完全是架设在一个高校的课堂实验里，国人并没有在法律上真正评判发言的空间，然而影片的现实意义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削弱，反而在更大的空间得到关注。随着网络的普及、联系的方便，人们时刻都可能在现实或虚拟的空间里行使言论的“权利”。放眼近十年“虐猫女”、“彭宇案”、“李刚案”等不胜枚举的社会事件爆发后，大量“公民”基于个人的立场和经验，第一时间便给事件定性，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然而事件的“真相”如何，却并未真正关心。《十二公民》强调的“公民”，正是在警醒人们反思这二字的意义。公民，是依法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人，然而就像影片中的人们那样，人们总是基于自己的立场、阶层、价值观，思考问题，一切从自己出发，时刻重视自己的“权利”，却没意识到在履行“权利”的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片中9号陪审员，一个经历过“文革”的老者告诉大家，想给一个人定罪很难，但想加一个罪名，太容易，证明一个人有罪需要复杂的取证，严密的逻辑论证，而加一个罪名，大家一起动动嘴就行。就这一句话，将西方的“有罪”、“无罪”转化成中国式的“罪”与“冤”。
三、当代“拿来主义”的思考
美、日、俄、中四个版本故事结构都是相同的。不同知识、财富、阅历下的人们思想的交锋揭示了“地位决定话语”、“屁股决定脑袋”的社会现实，人们通常无法拥有理性的判断，在“公正”的名义下，“偏执与偏见”大行其道。不同阶层无法理解，无法宽容，才是这些社会悲剧的根本。然而，这四个国家的版本却又各自揭示本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反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民具有的劣根性，以及不同社会基础下法制的意义，而且几部影片皆广受好评。这充分说明，经典并非不能复制，翻拍并非一定是“东施效颦”，改编重在以继承经典激发新的创造力，任何文化的舶来品都需要以强大的原创力作为根基，这是当今电影行业“拿来主义”②的根本。
我国电影每年都会涌现大量翻拍的影视作品，有海外翻拍，也有不少国内经典的“再现”。但优秀的作品实在屈指可数，原因在于大多只取其形，而未给予新的灵魂。影视戏剧的翻拍改编，在保留经典的主干核心的同时，应当加强对于细节的丰富，融入作者新的理解和思考，一味地“冷饭重炒”，只图在商业上获取可乘之机，最多只能捏出一些昙花一现的作品，观众对翻拍作品的热情早晚会冷淡下来。期待在未来看到更多像《十二公民》这样，有思考，有诚意的改编作品。
注释：
①腾笼换鸟：腾笼换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战略举措，就是把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以达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形象地阐释了保留事物原有结构而充填新内容的创造方法。
②拿来主义：源于鲁迅写于1934年6月4日的《拿来主义》，阐明了应该批判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及外来文化。
参考文献：
[1]徐昂，徐枫，柴斯卡，王止筠.当“对话”成为大银幕的主角[J].当代电影，2015.5（5）：75-76.
[2]宫丽彦.面对生死裁决，你将何去何从？——评析法律影片《十二怒汉》[J].法制与经济，2011-06.
[3]露丝·本尼迪克特，田伟华.菊与刀[M].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8-1.
关键词： 十二怒汉 翻拍 拿来主义
《十二怒汉》是1957年由美国导演西德尼·吕迈特拍摄的作品，以12个审判员针对一起少年弑父案的罪行认定讨论过程为主线，凸显了“疑罪从无”的欧美法律精神，其剧情结构巧妙，加上演员群戏演技对抗等因素，刚一问世便广受好评，荣获当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奥斯卡多项提名。
2015年5月15日在我国各地上映的电影《十二公民》，便改编自这部经典作品。该片由著名话剧导演徐昂执导，集结了北京人艺的众多知名演员，可谓阵容强大。影片中，12名“学生家长”受高校邀请组成“法庭陪审团”，围绕“富二代弑父”这一现实案例展开激烈辩论，他们的讨论将决定被告的“生死”。陪审员们来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彼此互不相识，在密闭的废弃体育馆内，12名陪审员必须达成一致，才能结束审判。起初，11人投票认定“富二代”有罪，只有一位陪审员坚持案件存有疑点。12人对于现有证据展开分析，果然疑点重重。随着讨论的逐渐深入，每个人所代表的阶层观念与长久积压的生活情绪都爆发出来，最终陪审团达成一致，认定被告无罪。
作为一部翻拍影片，《十二公民》上述的情节、结构与原作《十二怒汉》基本一致。然而改编者巧妙地将中国的本土特色移植进影片，表现出对于中国社会各类现象的思考。“富二代”、“干爹”、“文革”等众多社会现象被引入影片；片中人物都被改编为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出租车司机、房地产商、大学教授、河南小保安、北京“土著”等巧妙地对应原作中每个人物的特征，通过台词呈现出当下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和内心倾诉，使得这部影片具有中国本土的灵魂。
一、“腾笼换鸟”的改编与借鉴
与原作《十二怒汉》一样，《十二公民》遵循传统戏剧的“三一律”原则。主要场景设定在一个单一封闭的房间内，12个人围绕一张桌子讨论，所有的情节依靠人物间的论辩进行推动。这样的呈现方式与舞台戏剧类似，人物情节围绕固定场景的单一中心事件展开，目的是使得戏剧情节紧凑，逻辑严谨。然而这对于剧作就有极高的要求，虽然《十二公民》保留原作的情节结构，然而人物的背景、台词等细节基本来自原创改编。该片赋予12名陪审员更丰富的个人背景，为每个人诉说的观点补充了一个十分相近的前史。这样的改编，清晰深刻地描摹出12个人所各自代表的社会阶层，以及不同阶层的人们代表的立场和心中潜藏的“愤怒”。在一定程度上突出影片的概念化和代表性，使影片呈现出尖锐犀利的现实意义。然而，概念化的改编亦导致一些问题。影片中，每位公民的前史经历都是在讨论中由自己说出的，如同一场心理治疗式的自我剖析。这样的自白式阐述更多属于话剧的表现方式，并不符合电影的美学。舞台戏剧是基于假定性的艺术，而影视戏剧更基于真实性的呈现（生活逻辑的真实）。《十二公民》中12个人的阐述出来虽详尽表现不同社会阶级矛盾的现实性，但不符合人与人真实沟通时出现的“模糊地带”，让每一个人物都欠缺几分真实的“人性”，而更像是一个个扁平的符号。
但叙事或许并非导演最关心的，导演徐昂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没想拍法律戏，我就想拍十二个中国人坐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舞台式地处理，话剧式地表演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现实中的“现象”，而能使观众更接近作者要探讨的“本质”。这种“腾笼换鸟”①式的改变与处理，借鉴的更多只是外来经典的“躯壳”，“躯壳”中流淌的是本土鲜活的“血液”。由于12人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使得影片具有很大的社会覆盖面，大多数观众都可能在其中找到自身阶层的代言人，从而产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共鸣。
二、舶来品经典的本土化意义
中国并非是翻拍《十二怒汉》的先行者，日本与俄罗斯已于先前对该片进行过本土化的改编。中、日、俄三国翻拍片的故事人物各自不同，艺术手法各有千秋，但表象背后揭示的社会问题都入木三分，令人警醒。
1991年由中原俊执导、三谷幸喜执笔改编的《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将关注视点转向日本女性。被告是一个饱受家庭暴力的主妇，被认定谋杀了丈夫，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复杂讨论后，12名陪审员宣布被告无罪。该片着重体现了日本社会文化上级对于下级的压制，男性对于女性的轻视与侮辱。影片在保留了不同阶层与地位的身份冲突外，还加入了日本本土的“辈分”和“性别”冲突，具有现实的影射意义。
而不同于《十二怒汉》充满火药味的激烈讨论，日本的版本里陪审员间的对话格外客气礼貌，而这一表面上的谦和，实则反映出偏见的根深蒂固。“温柔”的表面下潜藏着更深层的“愤怒”。陪审员们压抑着内心愤怒，却让冲突根源更强烈。美国作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曾经在著作《菊与刀》中剖析过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以“菊”与“刀”暗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日本社会有很强的等级观念，每个人都本分地守住自己的身份限定，随大流，保护团体意识，个人的意见往往不受重视。因此，女性没有话语权，在家庭中、在社会上只能温柔礼貌，唯唯诺诺，符合“群体”对于“个体”的要求，而没有个人的主张。《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刻意凸显的“温柔”，更深刻地揭露日本社会的现实问题。
而2007年由俄罗斯著名电影大师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导演的《十二怒汉：大审判》，则将关注点转向俄罗斯的民族矛盾。被告是一位车臣族的孩子，被指控杀死曾在车臣战争之后领养他的前苏联军官。车臣作为一个与俄罗斯武装斗争了几百年的民族，其在该案件中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弑父”的不孝子，更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积压几个世纪的愤恨。因此，这部影片呈现的层面更丰富，背景更广大，12个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格外渺小，而他们的判决又重如泰山。影片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事件，更是陪审员，以及给男孩做不利证明的公众在内心里对男孩所产生的不利认知。法律在此处不仅仅是审判的工具，更是审视人们灵魂的明镜。影片的最后当陪审团宣布男孩无罪时，人们将一只困在讨论室的麻雀放生到蓝天，然而对于车臣人和俄罗斯人而言，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电影无法解答。 《十二公民》在中国内地上映时，海报上印有这样的宣传语“言无刀锋，却能杀人”。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影片中的陪审团设定完全是架设在一个高校的课堂实验里，国人并没有在法律上真正评判发言的空间，然而影片的现实意义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削弱，反而在更大的空间得到关注。随着网络的普及、联系的方便，人们时刻都可能在现实或虚拟的空间里行使言论的“权利”。放眼近十年“虐猫女”、“彭宇案”、“李刚案”等不胜枚举的社会事件爆发后，大量“公民”基于个人的立场和经验，第一时间便给事件定性，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然而事件的“真相”如何，却并未真正关心。《十二公民》强调的“公民”，正是在警醒人们反思这二字的意义。公民，是依法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人，然而就像影片中的人们那样，人们总是基于自己的立场、阶层、价值观，思考问题，一切从自己出发，时刻重视自己的“权利”，却没意识到在履行“权利”的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片中9号陪审员，一个经历过“文革”的老者告诉大家，想给一个人定罪很难，但想加一个罪名，太容易，证明一个人有罪需要复杂的取证，严密的逻辑论证，而加一个罪名，大家一起动动嘴就行。就这一句话，将西方的“有罪”、“无罪”转化成中国式的“罪”与“冤”。
三、当代“拿来主义”的思考
美、日、俄、中四个版本故事结构都是相同的。不同知识、财富、阅历下的人们思想的交锋揭示了“地位决定话语”、“屁股决定脑袋”的社会现实，人们通常无法拥有理性的判断，在“公正”的名义下，“偏执与偏见”大行其道。不同阶层无法理解，无法宽容，才是这些社会悲剧的根本。然而，这四个国家的版本却又各自揭示本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反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民具有的劣根性，以及不同社会基础下法制的意义，而且几部影片皆广受好评。这充分说明，经典并非不能复制，翻拍并非一定是“东施效颦”，改编重在以继承经典激发新的创造力，任何文化的舶来品都需要以强大的原创力作为根基，这是当今电影行业“拿来主义”②的根本。
我国电影每年都会涌现大量翻拍的影视作品，有海外翻拍，也有不少国内经典的“再现”。但优秀的作品实在屈指可数，原因在于大多只取其形，而未给予新的灵魂。影视戏剧的翻拍改编，在保留经典的主干核心的同时，应当加强对于细节的丰富，融入作者新的理解和思考，一味地“冷饭重炒”，只图在商业上获取可乘之机，最多只能捏出一些昙花一现的作品，观众对翻拍作品的热情早晚会冷淡下来。期待在未来看到更多像《十二公民》这样，有思考，有诚意的改编作品。
注释：
①腾笼换鸟：腾笼换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战略举措，就是把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以达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形象地阐释了保留事物原有结构而充填新内容的创造方法。
②拿来主义：源于鲁迅写于1934年6月4日的《拿来主义》，阐明了应该批判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及外来文化。
参考文献：
[1]徐昂，徐枫，柴斯卡，王止筠.当“对话”成为大银幕的主角[J].当代电影，2015.5（5）：75-76.
[2]宫丽彦.面对生死裁决，你将何去何从？——评析法律影片《十二怒汉》[J].法制与经济，2011-06.
[3]露丝·本尼迪克特，田伟华.菊与刀[M].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