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人们到山西，晋商大院是必看的。近些年已陆续修复并开放的，有祁县乔家大院及渠家大院、太谷曹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榆次常家大院等等，这些建筑群落在三晋大地上拼出了色彩纷呈的不同图版。
　　但不知你是否留意过，晋商不仅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修建有华美的宅院，同时在全国各地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山西的晋商大院，大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明代及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外经商发迹后开始修建的，有的修建期甚至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同样，晋商在全国各地留下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也是随着晋商的发展而修建起来的。山西商人的生意在外面兴盛了多少年，那些建筑也修建了多少年。
　　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留下的建筑，便是诸多的晋商会馆。
　　可以说，斧凿叮当的晋商会馆的修建史，就是一部山西商人从含辛茹苦创业到驰骋九州方圆的发展史。
　　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有的仍以她高超绝伦的建筑艺术，成为当地的重要景观或文物保护单位；有的仅留下了一些断碑残铭；有的则早已毁圮而踪迹难觅。但与他地商人留存下来的会馆相比，晋商会馆的遗存还是为数可观的。
　　山西商人到底在全国建立了多少会馆?过去没有现在更难以有确切的统计。据我所接触的资料，因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都城，也是晋商汇聚的地方，北京的山西会馆最多，约有50多处，或者还不止这个数字。
　　山西商人在各地的会馆，东起江浙，西至新疆，北自奉天(辽宁)，南到两广，就别说地处中原的河南、山东、河北各省和繁华商埠的汉口、苏州、杭州、扬州了。可以说，凡是商贸繁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
　　据有关专家考证，会馆是明代建都北京后兴起的，它最初的功能，主要是为各地在京的官绅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为进京赶考的试子提供一个暂居之地，有人把这称之为“官绅会馆”或“科举会馆”。而地位低下，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尾的商人，在这些会馆是不得入住的。随着明朝中叶商业的迅速发展，囊丰箧盈的商人们便开始建立自己的会馆。他们的置建会馆就不仅仅在京城里了，更在全国各地的商业都市和商业城镇置建，于是专门服务于商业的会馆，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海内最富”、踪迹无处不到的山西商人的会馆，便遍布各地。
　　
　　二
　　
　　如果说当初官绅会馆的肇始，是代表着同乡的利益和权势的话，那么商业会馆的建立，则是为了增强同乡的凝聚力，表达商人们实行自我约束和管理的要求。同籍的商人们在异地经商，要沟通商情、联络乡谊，会馆则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场所。
　　位于北京宣武区鹞儿胡同的山西浮山会馆，有碑石记载云：
　　我浮山会馆建自雍正七年，其馆北位五圣像，神德灵应，佑我商人；南建演乐亭，依永和声，仰答神庥。我乡贸易诸公，每遇朔望，咸集于此，敬修祀神。虽异地宛若同乡，皆得以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矣。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这就极其简洁地说明了会馆的“祀神、合乐、议事、互助”的功能。
　　山西商人在各地建立的会馆，作为他们聚会和庆典祭祀活动的场所，里边都有精致的建筑。山西商人崇敬自己的同乡关羽，也便把“义薄云天，精忠贯日”的“武圣”关公当作神供奉。会馆里最为宏伟的便是关圣的神殿。他们既求于关公“神威”的护佑，同时也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
　　关公本属全国的通祀之神，在晋商各地的会馆里，却又成了人们联络乡土感情的精神纽带。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里，有规模宏制的关帝殿和春秋楼，因此，山陕会馆在当地又俗称“关帝庙”。（不少地方的山西会馆便是这种“关帝庙”的形式。）聊城山陕会馆的关帝殿里，有高大的关公神像，前面中献殿石雕檐柱上刻有楹联：
　　伟烈壮古今，浩气丹心汉代一时真君子；
　　至诚参天地，英文雄武晋国千秋大丈夫。
　　这楹联的上联称颂的是关羽的“义”，忠义、节义；下联说的是“诚”，至诚、诚信。就是要商人们以关羽为楷模，对国家有忠效之心，做生意讲求诚信，至诚就能通天。
　　


　　在全国诸多的山西会馆中，虽然也祭祀有别的“神”，如财神、炉神等，却没有不祭祀关羽的。山西商人的发财之道是什么?有人把它归之为持筹谋算的经商才能，有人则归之于“朴诚勤俭”的风尚，实际上除了这些之外，还应归之于他们良好的商业人格。在他们看来，童叟无欺即是“天理”，缺斤短两则为“不义”，买卖公平是天经地义的事。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良贾”形象。
　　会馆也是同乡商人公议、“誓盟”的场所。河南南阳社旗(原赊旗镇)的山陕会馆，有碑记记载：清雍正年间，这里有山西、陕西的买卖行户20余家，其中有的行户改换了戥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于是，商家们齐集于会馆关帝像前，公议秤足十六两，戥以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再改换秤戥。如有犯者，罚戏三天，情节严重者，禀官究治。在关圣的“神灵”面前庄重地誓盟信义，呼唤“良贾”，摒弃欺诈、伪劣，可见晋商把信义看得是多么重要。
　　在中州古都洛阳，一东一西，有两大山西会馆，东面为“潞泽会馆”，西面为“山陕会馆”，现均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潞泽会馆里有一通《老税数目志碑》，记载了嘉庆十九年的一场诉讼：潞泽会馆以商团的名义，向当地税收部门交涉减少梭布税收的事情。此案用现时的话说，因“地方保护主义”，历时一年之久，才以潞泽商人的胜诉告终。这一例可看出会馆作为维护同乡或同行商人利益的组织，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山西商人对外统称晋帮，但在内部又以不同的地区形成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的群体力量的发挥，会馆的作用是显见的。
　　
　　三
　　
　　我看过今人评述晋商的一些文章，有的却未免显得偏颇了。在他们笔下，晋商的形象是相当不佳的：他们刻薄、吝啬，他们不修边幅，举止木讷，最后归之为他们的文化素养不高，不像徽商那样“贾而好儒”。甚至把清代山西无一状元，也归罪在晋商身上。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商人的锱铢必较本是善于经营的表现，厚道和忠诚更是经商的一种美德，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如果把他们的“学而优则商”归之为目光短浅的话，那么，也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惟一正确的了?至于有人说晋商“在文化上不曾有过多少建树”，更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且不说其它方面，仅从会馆来说，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上百座或更多的精雕细琢的会馆、戏楼，无论从数量和品位上看，难道不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拥资巨万的山西人凭藉着丰厚的资财，不仅将各地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山西，在自己的故里穷极土木，构筑起一座座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同时，也把山西的优秀文化向外传送，在不断的认同和相互适应中，给多年经商的异乡，留下了上百座雕梁画栋的会馆，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会馆建筑文化。
　　晋商会馆是随着明清经济的发展而纷纷建立起来的，会馆越修越好，愈建愈趋奢华，这与商人们的竞相攀比、铺张炫异(实际上也在为自己的商帮作广告)不无关系。在会馆修建上，谁说山西商人吝啬、抠抠索索?他们是不惜花费巨资的。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工程即耗费了巨额的资财。这座占地7758平方米、分前、中、后三进院落的宏大建筑，现今基本保存完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它的修筑，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始建，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竣工，全部工程历时136年。我们从《创建春秋楼碑记》上可知，兴修过程中，“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烧制琉璃砖瓦的瓷土，则是从山西用骡马远道驮运而来的。单是一座春秋楼，“建楼费白银707844两”，可惜咸丰四年(1854年)毁于捻军的烧焚，现仅存月台遗址。再如洛阳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已兴旺红火了近百年，山陕商界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为此捐出的白银达25000两。
　　山西商人在各地建筑的会馆，从选址、规划设计，直到施工的全过程，“一枝一叶总关情”，都是以主人的意愿为主的，所谓“三分匠师，七分主人”是也。从构筑宏伟、建造精美的山西会馆难道看不出晋商的文化修养？
　　如今，晋商会馆大都已在历史的风雨中坍塌、毁坏了，但遗留下来的依旧不少。去年我到山东，知道那里的菏泽、单县等地均有山西会馆。但到菏泽找山西会馆，已为一般人所不晓。结果原址就在我所下榻的旅馆对面。解放后改修作剧院，如今又都改修成了店铺，旧影已不复见到。而在聊城，山陕会馆则是那里重要的旅游景点，门庭若市，迎送着一批又一批的游人。
　　往昔的运河重镇聊城，位居南北交通的要冲，车樯如织，商贸繁荣，文化昌盛，被誉为“漕挽之襟喉，天都之肘腋”，俨然“江北一都会”。各地富商争相在这里兴建会馆，运河岸畔先后建起了苏州、江西、武林、杭州、山陕等八大会馆。但随着运河交通的衰落，诸会馆相继废圮毁坏，惟独山陕会馆得以独存，并保存完好，现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我在会馆的大院里徜徉，不禁作这样的联想：山陕会馆为何会保存至今?岂只是它的幸运吗?我想，更因为它的璀灿多姿、精美绝伦。美好的东西总是叫人珍爱的，而不忍心轻意去糟塌它。
　　如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被当作文物保护下来的仍为数可观，除了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还有北京的多座山西地方会馆，河南开封、洛阳、社旗、舞阳、郏县等地的山西会馆或山陕会馆，还有苏州的全晋会馆、汉口的山陕会馆、安徽亳州的山陕会馆、内蒙多伦县的山西会馆，等等。翻阅《中国名胜词典》，你可以看到不少山西会馆或山陕会馆，都以著名的古建筑跃入了中国名胜之列。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谈到苏州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时写道：
　　……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全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
　　两年前我曾路过苏州，特意去看了全晋会馆。虽时间匆匆，但在那高大的头门梁枋上，在那飞檐翔丹的古戏台上，又看到了在山西会馆建筑中常见的被称之为“三绝”的精美的砖雕、木雕和石雕。说明书上写着，“馆内建筑融北方粗犷豪放和江南玲珑典雅的特色于一体”，会馆古戏台“为苏州现存古戏台中最为精美的一座”。
　　真的是山西商人在苏州占尽了风光。
　　昔日的苏州全晋会馆，早些年已辟为戏曲博物馆，除了馆藏珍贵的戏曲文物外，又是当地戏曲票友业余活动的场所，只可惜在这里已听不到山西梆子戏激昂高亢的锣鼓声了，但我在绵软的苏州评弹的丝竹管弦中，仿佛也听到了一代晋商驰骋南北的往事……
　　
　　四
　　
　　这里，要说到会馆建筑中的戏楼(台)了。
　　会馆既然具有“合乐”的重要功能，同籍乡亲在异乡欢聚，祀神庆节，看戏是少不了的。因此戏楼也便成了会馆所必有的建筑之一。凡会馆也必有戏楼，而山西会馆的戏楼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除了上面提到的苏州“全晋会馆”的戏楼外，又以河南社旗县城“山陕会馆”的戏楼最为闻名。社旗会馆的戏楼曰“悬鉴楼”，又名“八卦楼”，高30米，上中下三层，飞斗拱，层层叠叠。戏台上下满布木雕、石雕图案。台下是可容万人看戏的宽阔场地。两边的东、西厢房分上下两层，那便是达官和巨贾看戏的包厢了。
　　戏楼两侧的石柱上，还有寓意深长的两副楹联：
　　幻即是真，世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今亦犹昔，新闻旧事扮演来毫发未差。
　　
　　还将旧事重新演；
　　聊借俳优作古人。
　　这些会馆和戏楼，是晋商如日中天时期精雕细琢而成的，它表达了久远的历史，显示了文化的积淀。同时也显示了当年晋商的丰富的戏曲文化生活。
　　聊城的山陕会馆戏楼，同样也是建造宏丽的。在戏楼后的休息室和化妆室内壁墙上，还留有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至1919年在此演出的戏班艺人的题壁，以及京剧、山西梆子、秦腔、河北梆子等剧种的120多个传统剧目，这是研究我国戏剧发展的极为珍贵的史料。
　　开封的山陕甘会馆，也是一座构制宏丽的建筑。它始建于乾隆初年，整个建筑以戏楼和正殿为核心，重重叠叠，高低错落，巍峨壮观。因大殿祭祀有关圣，历代开封人也便称这里为“山陕庙”。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小说《歧路灯》中，多次写到去“山陕庙”看戏的情景，这“山陕庙”无疑就是开封的山陕甘会馆。这里当会有本地河南梆子戏的演出，也会有山陕戏蒲州梆子、秦腔的上演，有山西上党戏(即小说中的“泽州罗戏”)的上演。山西商人远离故土，渴望看到家乡的戏曲，便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前来演出。山西的梆子戏就是这样才得以“走出去”，以娱乡亲，也为外地人所接受，甚至在异地扎根、开花、结果。
　　我到山东菏泽，在当地史志办和文化局的热心帮助下，专意考察了当地“枣梆”的源流。枣梆是菏泽的主要地方剧种，是从山西传过来的。因山东人称山西人为“山西”，故把这个剧种称作“梆”。后因这个剧种所用的击节梆子是枣木做的，“枣”字与“”字同音，遂定名为“枣梆”。
　　枣梆在菏泽一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从菏泽山西会馆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碑碣上得知，远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山西商人在鲁西南一带经商，就有商贾中人闲暇时教人唱山西“泽州调”，即上党戏。光绪初年，又有泽州戏“十万班”长期在菏泽、郓城等地演出，从此以山西泽州调为主形成的枣梆，便成为当地的一个剧种。1949年后，菏泽枣梆剧团曾先后4次回到山西故乡，并与上党梆子戏同台演出。
　　人们说“商路即戏路”，是很有道理的。凡是山西商人活动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凡是有山西会馆的地方，就有山西梆子戏的演出。这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山西梆子戏的发展与晋商的密切关系。由晋商而带动的山西戏曲，从晋南蒲州梆子起家，一路北上，有了山西的中路梆子、北路梆子，进而又打出山西，衍生出口(外)梆子、京梆子(即后来的河北梆子)。而上党梆子则从太行山东进，衍生出山东的枣梆、河北的“西调”……山西梆子戏随着晋商的纵横驰骋，以会馆为依托，拓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题图：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