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无疑是中国文艺界乃至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第一次获得这个一直由西方文化价值统领的奖项，无疑使人振奋。媒体围绕着莫言及其文学作品，寻找他身上的闪光点，莫言作品出版物一夜之间全告售罄。这确实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冷静下来反思时，却高兴不起来，先不说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也不狭隘地去揣度西方人让莫言获得此殊荣的真正目的，就说中华文化的地位和对世界的贡献，何止是一个诺贝尔奖？
　　反思近代中国文化界，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似乎是迷失了方向，就像我们整个社会一样，正放弃传统优势甚至根和本，在迷茫中挣扎，在浮躁中彷徨，在颓废中生存，在困惑中抉择，艰难前行。这些年，丢失了不少东西，比如，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良知，这些本该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一个社会沿着正确方向、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价值标杆，如果丢失了，价值观就会模糊，是非标准也会丧失，使社会文化朝着我们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当下，亟需廓清一些错误观念，端正思想，提高认识。
　　一、文艺灵魂必须体现中国精神和主流思想，引领社会风尚
　　灵魂是事物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文艺灵魂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体现，具有方向性和根本性，决定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以生活和人生的体会为基础，以生命这个永恒的主题为主线，引领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中华民族的文艺灵魂是什么？就是仁义礼智信，说到底就是情和义。文艺作品就是需要紧紧围绕着这个灵魂讴歌、颂扬人性的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社会主义的文艺灵魂，所体现的是它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文艺要围绕着这些灵魂，切实担负起自己的神圣使命，为政党的执政理念服务、为社会价值观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从而引领民众、凝聚民众、鼓舞民众，使之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的精神旗帜，成为发展的精神动力。
　　然而，现在很多文艺作品缺乏鲜明的思想性，看不到灵魂在哪里，追求怎样的价值目标，是在为谁服务，引领什么，倡导什么。比如，宫廷戏、肥皂剧、选秀节目、相亲节目占据了主要时段，人们满眼看到、满耳听到的要么是勾心斗角、要么是俗不可耐的嘻哈剧，不知传播的是什么理念。社会的浮躁之风就像一个幽灵在游荡，无所适从，迷失了方向。这样的文艺作品鲜有精品，没有生命力。
　　二、文化价值取向必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大众服务
　　当下，中国的文艺担负着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双重责任，只有切实担负起民族的责任、时代的责任，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
　　然而，事实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如今的中国文艺，正是因为价值取向出了问题，才导致了现在少有精品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价值观的输入，已使我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在灵魂深处否定着过去，希望在自己心中重建所谓新的价值体系。我们看到了处处以“钱”来衡量文艺的价值，是非标准模糊的现象，让人十分痛心。最使人担心的是，如果这样下去，中国可能再也不会产生《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这样的名著，也不会出现唐宋时期诗词歌赋这样的繁荣，更不会造就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的文学巨匠。
　　所谓的衡量价值的经济杠杆，亵渎了文艺的价值，麻木了作家的灵魂，使他们创作的原始动力由原来的“我要写”“求精品”，变为“要我写”“只要能赚钱”，哪怕再大的“家”，也不顾“名头”，只要给钱就去迎合所谓的“市场”，弄出一些低劣、庸俗、粗制滥造的“作品”，满足某些人的虚荣，文艺作品看似数量是增加了，实际上质量下降了，传播的是扭曲的价值观，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
　　三、文艺表现形式必须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让群众喜闻乐见
　　文艺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文学作品一般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艺术作品一般包括绘画、书法、篆刻、摄影等。它们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来表现，通常有电影电视、剧场舞台、网络等。中华文化向来不缺乏精彩之作，从内容上说，可谓博大精深，但其优秀的程度与传播的速率却形成了强烈反差。中国的好作品很难传播到西方，更谈不上让人家去喜爱。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年形成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表现作品的形式有些固定化，这种表现形式，我们自己有时也难以认可，西方人就更难接受了。中国人不是做不出精品佳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引起世界轰动，西方人称之为“精彩绝伦”“无与伦比”，这无疑是文化表现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典范。分析其中原因，在于它的一种国际观，即用人性的叙事方式表现中国的文化元素，从而满足了世界人民的审美价值和情趣。这就充分证明中华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然而，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影视文学作品和文艺类节目并没有实现这种统一，鲜有人看，没有观众缘。问题在于，这些作品和节目只愿意从形式上去搞所谓的“创新”，只顾吸引眼球而不愿意下功夫去挖掘文艺作品的内涵和深度，从而舍本逐末，抛弃了中华文化的内核；有些作品还缺乏文艺精神，失去文艺人格，无法真正体现精神价值，很难引起共鸣。就拿电视节目来说，国内一些主要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往往以“收视率”为“指挥棒”，一味迎合社会上的某些低级趣味，毫不顾及节目的内涵，也就不可能打造出真正吸引人的好作品、好节目。实际上，“收视率”从其调查的样本、范围、内容、方式本身看就缺乏科学性。尤其在调查群体方面，往往关注10%的所谓“潮”人，却忽视了90%的真正观众群体，这样的取向实际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没有普遍性，很难有说服力。正是在这种导向下，所谓的文艺节目和作品，实际是迎合一些人精神空虚和浮躁心理的“快餐文化”，扭曲了文艺作品的本来面目，当然谈不上入脑入心、让人喜欢了。
　　四、文化体制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要求，遵循客观规律
　　中国文艺长期以来走的是“机关化”管理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前，文艺团体大部分是事业单位，对文化人的管理，也是参照党政干部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当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其弊端也日趋明显。这种方法虽然“管住了人”，但人的思想也被“管死了”，从而遏制了创造基源——创作动力，这样的管理模式不符合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让专业人士长期坐在办公室里搞“创作”，或者靠协会组织几次“采风”活动，文艺创作的源泉就会枯竭，文艺创作人员缺少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真实生活的体验，思想就会越来越僵化，写出来的作品只能越来越脱离生活，脱离现实，也就不可能出现“大家”，更不可能出现精彩的作品。一些文化单位和电视媒体握有国家资源，长期以来，以固定的思维方式和运行模式做节目，不注重创新，几十年不变，观众的口味越来越挑，自己却原地不动，从而失去了观众，也丧失了活力。
　　当然，一味把文艺团体和文化人推向市场，也不是上策。文化发展应该尊重客观规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文化管理体制。解放文艺创作人员，让他们由“单位人”变为“自由人”，方向是正确的，但还要建立相应的繁荣文化、充分调动文化人积极性的管理机制。比如，可以设立国家级及各层级文化基金，基金来源主要是靠国家财政拨付，加上适当的社会捐赠，形成一整套有效的培养、扶持、评估、激励机制；成立独立的作品评估机构，把评价权力交给社会公众，根据作品的价值和社会认可度给予奖励，使人可以靠好作品养活自己和家人。再比如，国家要有文艺人才评定规划，严格标准，评选“金星”“银星”“新星”，提供相应待遇，充分调动全社会重视文艺创作、投身文艺创作的积极性，形成欣欣向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