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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曾“三进山城”，在桂林文化城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岗位，为文化城文学的繁荣做出重要贡献。巴金在桂林文化城的文学活动中犹如“火中新生的凤凰”，经历战火的洗礼实现了新的蜕变：世界观方面对安那其主义有了新理解，并以“沉默”坚守的方式实现了理想的回归；创作风格由理想主义的高扬转向了现实主义的深化，具体表现为强烈主观抒情转为冷静含蓄描写，人物塑造由革命英雄转为平凡小人物，并站在人情立场上对家庭生活有了真情流露。巴金在桂林时期文学创作态度和思想感情的转变影响到其下一阶段的创作，因此，深入研究其在此期间的转变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巴金；安那其主义；坚守；创作风格；转变
一、安那其主义的新阐释
1、巴金早期世界观的形成
巴金童年时代的第一位先生就是他的母亲陈淑芬，作者回忆到：“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这种“爱的教育”实质上已经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及人道主义色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唤醒了巴金，最先打开少年巴金的心扉的就是克鲁泡特金的一本小册子《告少年》。巴金由于受克鲁泡特金的启蒙而对他的人格以及全部著作都推崇备至，从此巴金开始研究起安那其主义来。巴金在接受安那其主义的时候，打开他心灵大门的正是其中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起主导作用的也是这一部分。安那其主义在巴金头脑里保存下来的是对于任何专制主义形式的反对以及一整套乌托邦共产主义、道德及美学理想，实际上就是经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加工过的傅立叶式的空想社会的理想。
2、抗战时期对安那其主义的新阐释
巴金宣称自己是“安那其主义者”的时候，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已接近尾声，在国内，以陈独秀为首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已经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批判。随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迅速分化，一部分投入共产党的怀抱，一部分则加入共产党。巴金却不是这样，始终坚持安那其主义的立场，既支持国共合作之后采取的革命行动，又从理论上对这两个党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显得更为严峻。然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却使巴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他公开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抨击某些右派无政府主义者，并公开赞扬共产党，为共产党仗义执言。因此，巴金所强调的并不是党派的纷争，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那个共同的部分，也就是反帝反封建饭专制暴政，这就是巴金思想的主流。安那其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使巴金陷入迷茫和困惑，巴金事后曾表示在对无政府主义已经不满意特别痛苦才去探索写小说。另外，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则是安那其主义理想的回归，也是知识分子岗位的转换。
二、浴火奋战中的坚守
1、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
1938年11月30日，从广州、汉口等地撤退到桂林的几十名汇聚于倚虹楼开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巴金、夏衍等人被推选为分会理事。1939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式推定总会在桂的理事巴金、夏衍、盛成三人为文协桂林分会筹备员。1941年12月12日巴金到广西艺术馆出席文协桂林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商定常务理事及其分工，并商议决定组织“文协”受难救济委员会筹备委员、提高稿费为最低每千字十二元、版税最低百分之十五、招待由港回桂文化人等问题。1944年3月19日，巴金参加文协桂林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并当选为第六届理事。在从筹委会到六届理事会中，巴金除了第一、二、四三届离桂未能参加外，只要他在桂林，他都被选为文协理事，为文协做了大量的工作。
2、文化出版事业
1939年巴金进入桂林继续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相关事宜，桂林经过几次大轰炸，市区成了一半废墟，《文丛》难以继续出版，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事处也受到影响。继续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事业，是巴金再次回到上海的又一原因。1941年9月8日，巴金和萧珊、友人王文涛一起由昆明再次来到桂林，其目的就是建立文化生活办事处。1941年夏开始，物价发疯似的往上涨，1943年5月23日巴金等人号召了“千字斗米”运动，7月29日，文协理事会决定每月开理事会，按是月米价定是月稿酬。在他竭尽心血的努力下，桂林出版、再版了大量文学著作，约在100部左右，为广大读者输送了精神食粮，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佳作。
三、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
1、强烈主观抒情转向冷静含蓄描写
巴金早期的作品善于写情，用动情的笔墨揭示人物的感情世界，抒写自己的内心、感受，用情感的力量敲开读者的心扉。抗战爆发以后，尤其是来到桂林以后，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巴金的直接抒情渐渐被具体细腻的描写代替。作者没有直面控诉战争的罪恶，而是用平淡的笔致叙写惨烈的不幸，加上沉静的抒情，使平淡的抒情淡而有味，给人内心更大的冲击。巴金在抗战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散文大多是以黑夜为背景的，并形成了以黑夜为核心的意象群。漫长、漆黑、寒冷的夜的环境造成了巴金孤独、压抑、焦躁的心态情绪。桂林文化城期间巴金散文中形成的以黑夜为中心，包括梦、灯、火的意象群凸显了光明和黑暗的两极，而光明与黑暗较量的结果，总是光明战胜黑暗。在经历每一次窒息与苦闷的情感受难之后，巴金最终总能在隧道尽头的光明的引领之下走出精神的彷徨，背负着对光明和希望的信念和理想上路。
2、人物塑造由青年英雄形象转为普通小人物
早期巴金受克鲁泡特金影响，认为是一些“超时代的先驱者”最先发现并推动社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群众并不理解他们的行动，他们和人民群众之间往往处于对立的、永远不能互相了解的地位上。巴金的理想主义思想反映在他以往塑造的人物画廊中就是热情勇敢、富有反抗精神的青年英雄形象。而在抗日战争中，巴金从轰轰烈烈的民族救亡运动中真正认识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认识到民族的源泉在于那些默默无闻做着平凡实际工作的人。小说说的主人公不再是没有妻室孤军作战的青年英雄，而代之以天真的少年（《还魂草》），哺婴的妇女（《某夫妇》），多病的老人（《火》第三部），晚上街头吵架的夫妻（《夫与妻》）。
3、对“家庭”的重新处理
巴金创作的现实主义深化也体现在由写社会革命转向家庭生活，恢复了对家庭的真情实感。巴金早期的作品充满着对旧家庭、旧制度的强烈憎恨，“家庭”被刻画成封建家庭枷锁的象征。当侵略战争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从小家看国家，此时的“家”已不是封建囚笼的象征，而是国家主权的标志。以《还魂草》为转折，他开始站在家庭生活的立场上憎恨破坏家庭的恶魔——侵略战争，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人侵毁灭了秦家凤的家、明方的家、田惠世的家、汪文宣的家……流露出对一个个家庭被毁灭的同情。巴金在桂林的创作对其以后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他在经历了冲出家庭—走向社会—回归家庭的思想轮回后，那种被“安那其”理想异化了的家庭情感从此恢复正常，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憩园》。其不再是一味抨击封建制度和伦理观念的罪恶本质，而是更集中揭示封建阶级本身所经历的人格的堕落和人性扭曲的过程，流露出对封建家庭既恨又怜的真情。这种真情实感的流露，表明巴金经极度绚烂后终于归璞返真，预示他的创作将进人一个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苏关鑫 雷锐 黄绍清等.旅桂作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2]汪应果.巴金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郜丽媛（1993—），女，汉族，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汉语言文学硕士，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当代专业硕士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巴金；安那其主义；坚守；创作风格；转变
一、安那其主义的新阐释
1、巴金早期世界观的形成
巴金童年时代的第一位先生就是他的母亲陈淑芬，作者回忆到：“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这种“爱的教育”实质上已经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及人道主义色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唤醒了巴金，最先打开少年巴金的心扉的就是克鲁泡特金的一本小册子《告少年》。巴金由于受克鲁泡特金的启蒙而对他的人格以及全部著作都推崇备至，从此巴金开始研究起安那其主义来。巴金在接受安那其主义的时候，打开他心灵大门的正是其中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起主导作用的也是这一部分。安那其主义在巴金头脑里保存下来的是对于任何专制主义形式的反对以及一整套乌托邦共产主义、道德及美学理想，实际上就是经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加工过的傅立叶式的空想社会的理想。
2、抗战时期对安那其主义的新阐释
巴金宣称自己是“安那其主义者”的时候，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已接近尾声，在国内，以陈独秀为首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已经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批判。随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迅速分化，一部分投入共产党的怀抱，一部分则加入共产党。巴金却不是这样，始终坚持安那其主义的立场，既支持国共合作之后采取的革命行动，又从理论上对这两个党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显得更为严峻。然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却使巴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他公开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抨击某些右派无政府主义者，并公开赞扬共产党，为共产党仗义执言。因此，巴金所强调的并不是党派的纷争，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那个共同的部分，也就是反帝反封建饭专制暴政，这就是巴金思想的主流。安那其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使巴金陷入迷茫和困惑，巴金事后曾表示在对无政府主义已经不满意特别痛苦才去探索写小说。另外，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则是安那其主义理想的回归，也是知识分子岗位的转换。
二、浴火奋战中的坚守
1、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
1938年11月30日，从广州、汉口等地撤退到桂林的几十名汇聚于倚虹楼开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巴金、夏衍等人被推选为分会理事。1939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式推定总会在桂的理事巴金、夏衍、盛成三人为文协桂林分会筹备员。1941年12月12日巴金到广西艺术馆出席文协桂林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商定常务理事及其分工，并商议决定组织“文协”受难救济委员会筹备委员、提高稿费为最低每千字十二元、版税最低百分之十五、招待由港回桂文化人等问题。1944年3月19日，巴金参加文协桂林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并当选为第六届理事。在从筹委会到六届理事会中，巴金除了第一、二、四三届离桂未能参加外，只要他在桂林，他都被选为文协理事，为文协做了大量的工作。
2、文化出版事业
1939年巴金进入桂林继续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相关事宜，桂林经过几次大轰炸，市区成了一半废墟，《文丛》难以继续出版，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事处也受到影响。继续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事业，是巴金再次回到上海的又一原因。1941年9月8日，巴金和萧珊、友人王文涛一起由昆明再次来到桂林，其目的就是建立文化生活办事处。1941年夏开始，物价发疯似的往上涨，1943年5月23日巴金等人号召了“千字斗米”运动，7月29日，文协理事会决定每月开理事会，按是月米价定是月稿酬。在他竭尽心血的努力下，桂林出版、再版了大量文学著作，约在100部左右，为广大读者输送了精神食粮，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佳作。
三、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
1、强烈主观抒情转向冷静含蓄描写
巴金早期的作品善于写情，用动情的笔墨揭示人物的感情世界，抒写自己的内心、感受，用情感的力量敲开读者的心扉。抗战爆发以后，尤其是来到桂林以后，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巴金的直接抒情渐渐被具体细腻的描写代替。作者没有直面控诉战争的罪恶，而是用平淡的笔致叙写惨烈的不幸，加上沉静的抒情，使平淡的抒情淡而有味，给人内心更大的冲击。巴金在抗战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散文大多是以黑夜为背景的，并形成了以黑夜为核心的意象群。漫长、漆黑、寒冷的夜的环境造成了巴金孤独、压抑、焦躁的心态情绪。桂林文化城期间巴金散文中形成的以黑夜为中心，包括梦、灯、火的意象群凸显了光明和黑暗的两极，而光明与黑暗较量的结果，总是光明战胜黑暗。在经历每一次窒息与苦闷的情感受难之后，巴金最终总能在隧道尽头的光明的引领之下走出精神的彷徨，背负着对光明和希望的信念和理想上路。
2、人物塑造由青年英雄形象转为普通小人物
早期巴金受克鲁泡特金影响，认为是一些“超时代的先驱者”最先发现并推动社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群众并不理解他们的行动，他们和人民群众之间往往处于对立的、永远不能互相了解的地位上。巴金的理想主义思想反映在他以往塑造的人物画廊中就是热情勇敢、富有反抗精神的青年英雄形象。而在抗日战争中，巴金从轰轰烈烈的民族救亡运动中真正认识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认识到民族的源泉在于那些默默无闻做着平凡实际工作的人。小说说的主人公不再是没有妻室孤军作战的青年英雄，而代之以天真的少年（《还魂草》），哺婴的妇女（《某夫妇》），多病的老人（《火》第三部），晚上街头吵架的夫妻（《夫与妻》）。
3、对“家庭”的重新处理
巴金创作的现实主义深化也体现在由写社会革命转向家庭生活，恢复了对家庭的真情实感。巴金早期的作品充满着对旧家庭、旧制度的强烈憎恨，“家庭”被刻画成封建家庭枷锁的象征。当侵略战争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从小家看国家，此时的“家”已不是封建囚笼的象征，而是国家主权的标志。以《还魂草》为转折，他开始站在家庭生活的立场上憎恨破坏家庭的恶魔——侵略战争，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人侵毁灭了秦家凤的家、明方的家、田惠世的家、汪文宣的家……流露出对一个个家庭被毁灭的同情。巴金在桂林的创作对其以后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他在经历了冲出家庭—走向社会—回归家庭的思想轮回后，那种被“安那其”理想异化了的家庭情感从此恢复正常，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憩园》。其不再是一味抨击封建制度和伦理观念的罪恶本质，而是更集中揭示封建阶级本身所经历的人格的堕落和人性扭曲的过程，流露出对封建家庭既恨又怜的真情。这种真情实感的流露，表明巴金经极度绚烂后终于归璞返真，预示他的创作将进人一个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苏关鑫 雷锐 黄绍清等.旅桂作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2]汪应果.巴金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郜丽媛（1993—），女，汉族，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汉语言文学硕士，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当代专业硕士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