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39岁的天津市委工业书记孙健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当选国务院副总理，掌管全国工业和交通——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两大块。然而他却从来不是“风云人物”，从未轰轰烈烈过……
　　
　　“文革”结束已经30多年了，他离世也已整整10年，人们还记得他吗？
　　
　　国务院的“学徒工”：铸工出身的副总理
　　
　　他叫孙健。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周恩来总理提名，他和大寨农民陈永贵同时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周总理到天津视察，市委工业书记孙健汇报工作时头脑清晰，各种数字烂熟于心，精确而及时，立刻获得了总理的好感。
　　孙健于1951年进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成了一名地道的铸工，他曾连续七年没回家，凭着苦干、实干加巧干，一步步走上生产组长、班长、车间主任的职位，后来成为厂党委书记。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工厂的“秀才”们为他写了一篇《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两步并做一步跑》的发言稿，先在第一机械局系统宣讲，一炮打红，不久他被提拔到机械局当了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局里派人到他的老家调查，发现孙健的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农村，住一间土改时分的破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父亲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顾小，还要下地挣工分，积劳成疾，身体很虚弱……回到局里，调查者向领导汇报：“只有孙健才能忍受这种困境，再不解决就要给社会主义抹黑了。”他的家属这才得以调进天津，妻子庞秀婷成了一名工人。
　　后来，孙健在“选拔接班人”时成了市委书记，1975年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这位铸工出身的副总理，平时愿意干实事，也能吃苦耐劳，却不懂得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也为属下争取些“利益”。对此，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颇有怨言，一方面觉得他是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倒霉”：别的首长有许多丰富美妙的活动，可以调来《出水芙蓉》、《乱世佳人》等内部电影观看，还有出国的机会，或搞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下边的人也跟着沾光。这些好事却偏偏没有孙健的份儿，他似乎摸不着大门，即使想看电影也不知到哪儿去调片子。他的业余爱好就是动员工作人员跟他一块儿在院子里开荒种白菜、种大葱……干这些事他很在行，还亲自做示范：怎样培土、浇水，施什么肥，间隔多大为宜……工作人员当面不顶撞他，背后却骂他“老土”。
　　同是副总理的谷牧曾问他：“怎么不把家属接来？”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不许带家属。”他把自己当成了国务院的学徒工。
　　但他的心情却不像说话这样轻松。他必须严格自控，谨小慎微，忍受困难，随时准备应对微妙而复杂的各种关系。在老百姓眼里他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春风得意。他做事靠的是身上那股坚韧劲儿。当上市委书记不久，他就患上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失眠症愈发严重了，有时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突然退位：“我不会自杀”
　　
　　“四人帮”垮台后，他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又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工作，突然接到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才40多岁的他要求回天津。
　　回到天津后，孙健要求回内燃机厂，市里管分配的同志却叫他去天津机械厂，这个厂对他不熟悉，估计麻烦会少一点，但仍有些不放心，问他：“内燃机厂的人会不会到天机厂贴你的大字报?”
　　“不会。”
　　
　　“你这么肯定?”
　　他说不出具体理由，总觉得自己的老厂不会这样待他。他估计得不错，后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走进内燃机厂，3小时内都出不来。工人们都愿跟他说几句话，但从不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也从不讲过去的事。只是有一次，一个工人实在忍不住了，问过他国宴上有几道菜……
　　孙健最终还是被送到天津机械厂接受“监督改造”，上级允许他与妻子庞秀婷见一面。他对善良、温顺、胆小的妻子讲了三条：“一、我不会自杀，我对自己心里有底。二、相信现在的政策。三、你从来都是我的靠山，这次更得依靠你，听见别人说我什么也别当真，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任何职务都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孙健从不给人以强者的印象。他顺从自然，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运。
　　
　　他重新做回了自己
　　
　　机械厂的工作很快吸引了他。严重的失眠症在被监督劳动中却一下子好了，不要说晚上睡得踏实深沉，就是中午，饭碗一放，或躺或坐，不消10秒钟就能入睡。年轻人在旁边甩扑克、聊大天，丝毫不影响他的鼾声。有人说打呼噜是男人的歌，这歌声表明孙健渐渐恢复了内心的宁静和饱满，又做回了自己。
　　他的智慧更不会衰老，而且恢复力惊人。这位循规蹈矩的前副总理行动起来，结交三教九流，拉买卖，签协议，为了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做优胜者，甚至学会了送礼……他的同事们说：“老孙一来，我们这里就活了!”孙健用行动证明自己又属于这个世界了，而且这个世界在不断扩大。
　　他每天从家里带一盒饭，早晨吃1/3，中午吃2/3。有时在厂里吃午饭，他总是买一碗豆腐脑、四两大饼或四两馒头，花费不到两角钱。工人们问他：“你怎么老吃这个?”
　　他回答得很坦然：“这对我的胃口，也符合我的经济条件。”
　　他去起重设备厂买吊车，厂长正在接待外国客户，听说孙健来了，叫供销科把他扣住，非要请他吃饭。这位厂长过去在机械局生产处工作，有一次到市里开会，散了会已是晚上八点多，大雨如注，他和另外两名基层干部饿着肚子在门洞里等待雨停，被孙健撞见，孙健让司机先送他们三个回去，自己等在宾馆的门洞里。小事一桩，孙健记不得了，别人却记得很牢。
　　此类事情还有不少，他“倒霉”以后开始收到回报。
　　1985年初，上面来了精神：孙健可以当中层干部。厂长把被称为“天机厂重点的重点，天机厂的未来和希望”的一个工程——投资4000万元，全部引进德国设备，两年后成批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交给了孙健。孙健要求办公室人员每天提前10分钟上班，晚10分钟下班，他自己则每天提前半小时进厂，工作紧张时就吃住在厂里。孙健丢掉所有的心理负担，以一个业务员的姿态，每天脚不拾闲，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区局等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个体商贩、农村包工队，到处都有他的身影。用技改办公室干部田大凯的话说：“孙主任不愧见过大世面，到哪儿去都不怵阵。”
　　
　　上级机关里有不少孙健过去的上级、下级和熟人，他忘记了过去，以基层办事员的面目出现，反而受到大家欢迎。谁也不会忘记他曾是本市管工业的书记，曾是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国人同情弱者的善良天性使然，还是欣赏他重新投人生活的勇气？大家都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人们见惯了能上不能下的干部，下来以后不知出于骄傲、不满抑或自卑架子不倒，再也不会开辟新的生活领域了。孙健则相反，依然活得很有生气。
　　孙健的妻子摔断了腿，无人照顾，他每天赶回家做饭，服侍妻子吃完饭再骑车赶回工厂。他的风格是中国式的：有毅力，有献身精神，谨慎细致，不爱激动，不说走板过头的话，不管多累多急多气从不跟人红脸、吵架。他好像死过一回，活转来变成了一个更宽容更热爱生活的人。每月的奖金发下来他搞平均主义，全室每人一份，数目也一样多。同事的家里有病人，他一定去看望，年轻人的爱人生孩子，他会送去小米……大家觉得奇怪，当过大官的孙健为什么没有娇惯坏自己的脾气和身体？
　　工作又苦又累，他却浑然不觉，反而觉得比过去轻闲得多。他一直在第一线，从没松过套。当天津市委工业书记的时候，他跑下去看过近600家企业，是第一线的书记。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周总理给副总理们分工时说：“孙健最年轻（当时他39岁），多到下面跑跑，花三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他仍然是第一线的副总理。现在，孙健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盖起了近两万平方米的三层主厂房，并安装好全部设备，天津机械厂又一项拿人的产品——摩托车发动机正式投入生产。
　　
　　机械局基建处的同志说：“这个大楼有一半是孙健的。”
　　
　　“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混下一个好人缘”
　　
　　我闻讯找到天机厂，孙健却调走了，成了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的“经营经理”——多么时髦的头衔，每月的工资也升到了97元，比当副总理的时候还高一大截。我打听到他家的地址，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拜访了他。那是一大片地震前盖的老楼群，我找到77号，向站在楼洞口的一位老太太打听他住几楼。老太太尚未开口，一楼的一个房门开了——是孙健听到声音迎了出来。
　　我吃了一惊，不是惊奇他有什么变化，而是惊奇他没有变化，与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几乎没什么两样。皮肤黝黑，身材不高，微胖，或者说还称不上胖，只是看上去很结实，且行动利索，有股沉实的力量。
　　生活中的悖逆层出，为什么没有给他留下痕迹？至少外表如此。正巧他的妻子也公休在家，怀里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孙子。我开玩笑：“添丁进口，你好福气。”她显出一副老实厚道的气质，却也不无得意：“大女儿生了个小子，大儿子也得了个小子。”
　　“你们不是还有个孩子吗?”
　　“二儿子刚上大学二年级。”
　　“行啊，你们算熬出来了!”
　　“大女儿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大儿子大专毕业，二儿子上的是本科。”
　　我咂摸这话的意味。子女的“步步高”是不是说明这个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正在好转？他们住着一个偏单元，阴面儿的小房间10平方米左右，搭着一张大床，有几件旧式家具。阳面儿的大房间约14平方米，收拾得像个简单的小会议室。除了墙角的两个小书架（里面放着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经典著作和二十四史）和另一角上的冰箱，其余的家具全是沙发，一对三人大沙发，一对单人沙发。沙发上罩着套子，扶手和靠背处在套子外又垫了毛巾，用大号别针固定着。屋里很整洁，水泥地面一尘不染。我问孙健：“你难道经常在家里召开会议？”
　　他说：“我自己家人口就不少，到我家里来的人更多，特别是家乡的亲戚朋友，来天津旅游、订货送货、做买卖，不愿住旅馆，都在我家里安营扎寨。白天，这间屋里可以吃饭待客，晚上打开沙发是两张大床。”
　　他们夫妇都是河北定兴县人，乡里乡亲自然少不了。陈永贵不也曾经常为家乡的“旅游团”找旅馆、租车、买票，成了昔阳县和大寨村农民驻北京的办事员吗？孙健说：“我没有什么太大本事，几十年来就混下了一个好人缘儿。”
　　这是一句实在话。
　　
　　“糊涂到家就是明白”
　　
　　1987年初，天津机械厂召开表彰大会。厂部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人物准备的奖品是纯羊毛毯。当厂长念到孙健的名字时，他脑袋“轰”的一下……20年，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跟过去的生活接上了茬儿。
　　当年他曾多次上台发言，接受奖状，厂级的、局级的、市级的，先进生产者、红旗突击手、劳动模范，荣誉不少。如今，天机厂的群众又连续三年选他当先进，但最高只能到厂级。厂长不敢把他的先进事迹往上报，怕给他帮倒忙。尽管孙健是位奉公守法的公民，是天机厂的中层干部（技术改造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由厂级领导挂名，他抓全面工作），是中共正式党员，但他毕竟是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走到天机厂来的，这一变动是非常的，不能以实心实意的公事公办触动政治上的敏感部位。
　　大礼堂里响起《运动员进行曲》，先进人物该上台领奖了，孙健却犹豫着。前两年发奖都是蔫捅，没有这么张扬，如今人们讲究的是实惠而不是形式。他对走上台去有种莫名的不安，怕工人笑话，怕被人议论和指指戳戳。可如果不走上台去，又没有正当理由，反而会遭人猜疑、议论。于是，他暗暗给自己鼓劲：“这时候我是谁？是老百姓。我就应该拿自己当个普通老百姓、普通干部，不应该把别人以为你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曾经是什么样子当成你自己。上！”
　　从厂长手里接过奖品的时候，工人们为他鼓掌了好长一阵子，热烈程度在工厂大会上很少见。有人还站起来喊：“应该!”“孙头儿，你这个先进名副其实!”
　　他又站在台上了，又面对着热情的群众。他没说一句话。抱着奖品毛毯，他感到很暖和，把前胸都焐热了。
　　人民的记忆就是历史。原来群众一直在关注着他。
　　同事们有时和他开玩笑：“你是上去得糊涂，下来得也糊涂。”
　　他自己解嘲：“糊涂到家就是明白。”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