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景况虚实多寡，是否真如我们自己说的那样，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有了越发鲜明的席位，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春日未到，草木先绿一样，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是备受我们关注的。可是，有谁想起我们最为近邻的越南的汉学家呢？也很少有人提及过住在越南河内的那位已经七十高龄、身体羸弱多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就集中他病体的精力，翻译了十几位中国当代作家、三十余部当代中国文学的老人武公欢？
　　在他的翻译履历里，中国作家贾平凹、余华、张抗抗、王朔等的绝大部分在越南出版的作品，都是经由他枯瘦的身躯、几近力尽的手指和那一生都惦念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心力，苦苦的劳作，而得以和越南读者见面的。其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几年间一口气就翻译了贾平凹的《浮澡》、《废都》和《怀念狼》等七部小说与散文，之后，又接着翻译了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唤》、《兄弟》和一些中短篇小说，使中国当代文学在越南广获读者，有了令人欣悦的交流和成绩。中国当代文学很长一段时期，在越南的影响，一如一段河流与一块土地年景收成的关联。这河流之水迎来的稼禾丰收，天地南北的文人、读者，皆为悦然的一桩事情，但那引水开渠的人，无论是在越南还是中国，已经很少被人提及了。
　　中国人的目光、中国文学所自我想象的境界，其实不在那有八千万人口的越南。在英语世界，在法国、德国和整个的欧洲，那才是中国文学想要奔去的舞台。疏忽那个在我们看来文化与经济都还不够发达的南邻，人们觉得那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正因为越南在国人看来的偏小和发达不如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不去旁顾那儿的汉学家和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学的翻译家了。至于武公欢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心血操劳，也都大约可以不在中国文化、文学的记忆之中了。
　　他已经老了。每年冬日到来的严重哮喘，都让他做好离去的准备。所以，来年春天草木泛绿之时，他都会写信告诉我说：阎先生，告诉你一个大喜讯，我熬过这年冬天了。
　　他已经在慢慢减退着对这个世界的参与和感受的心力与体力，所以每次来信，反而更加旁观和惊奇着中国和越南现实的奇异与变化。
　　他已经没有能力如当年那样阅读和翻译中国文学了。所以，在今天的年岁和体力中，每阅读一部、翻译一部，反而会让他更加地珍惜和记忆。那时候，二十几岁，在中国辽宁鞍钢做越语翻译的小伙子，已经一去不返，只有回忆会日久弥新。那时候，在那场被我们称为“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越南战争中，他作为越南军队中的文职翻译人员，接受命令把李存葆名满天下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作为研究中国的军情、民情资料翻译成越南文的神圣和庄严，在今天，也只是颇为意趣的回忆和让他自己感到羞涩的记忆。
　　几年前，在北京厂桥的一个胡同里，彼此相坐的一杯咖啡。他离开咖啡馆后，朝一个工厂宿舍半地下的宾馆走去的身影，总让我忆起中国散文《背影》中那苍老不息的背影。那一次，他来到中国，是作为越南一家工厂选购中国机械的翻译来到的。那一次，他告诉我说，他大半生都在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还没有一次作为汉学家、翻译家来到中国过。那一次，我说我们一定还会再在北京见面的，他笑笑对我说，他的年龄和身体怕让他没有机会了。现在，武先生已经过了70岁，严冬中的哮喘让他深味岁月和人生的荣衰。所以，他也从来不再在事业、声名上计较得失和寡众，只是在可能的日子里，以阅读和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作为生命血脉的流动。在他，只有对中国文学的爱。有人记起和无人记起，那都是另外的无关，如同一棵一生都没有过高大却已苍老的树木在一片林地边上的淡定。而我，在仅和他有过一次面缘、余皆为不断电邮的这些年，却无论如何总是对他无法忘却并莫名日日地更加记挂。
　　在我心中，包括那一串来自世界大语大国的汉学家、翻译家们，每每忆将起来，不知何由，却总是由他率先走出记忆，站将起来，像一尊令人敬重的老人的塑像，久远不变地矗立在我的面前。
　　
　　阎连科
　　作家，著有《日光流年》《受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