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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我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杰村乡的一个小山村里。1928年的春天，家乡开始土地革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到处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父亲的养子当上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也被群众推荐当上了贫协代表。我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只有16岁。
血染湘江
我的家乡兴国县。在红军时期，兴国被称作是“模范县”，毛泽东同志曾在兴国做过《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办过“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称赞兴国人民创造了“第一等工作”。这里也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场之一。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10月，我随部队从江西于都出发，在王姆渡过河开始长征。此时国民党前后围追堵击，左右夹攻，形势十分严峻。
我参加红军的时候，身高只有一米四，行军时枪柄都拖在地上。红军北上长征前，师政委何长工下令调十一连的干事当警卫员，文书忙中出错，调了十连的干事，就是我。阴差阳错，我就这样成了何长工的警卫员。
我们师此时有四个团，全师大部分都是红小鬼，其中两个团是主力团，年龄大、力气大。那时刚开始长征，中央机关大搬家，什么发电机、印钞机、X光机和银元等财产进行大转移，都是我们部队负责运送。就是为了运送这些笨重的“坛坛罐罐”，延误了转移时机，让红军付出了十分重大的伤亡代价。
我们师负责保卫湘江。此时，国民党40万军队对红军疯狂地进行围追堵截，飞机轮番进行轰炸。
湘江不是很宽，江水却非常湍急，虽然只有半人高的水位，但水底铺满了大石头，石头上又长满了厚厚的青苔，难以立足，稍有不慎，便会被激流冲走。此时几十万敌人压过来，已容不得红军架桥。红军在湘江上拉起了拳头粗的绳子，战士们一一拽绳而过，有的战士的脚根本踩不到河底，只能靠手拉着绳子游水过河。这时敌人的飞机在空中疯狂扫射，绳子不断被子弹打断，许多战士淹没在滔滔江水之中。
当时周恩来对朱德讲，让少共国际师一定要在12月2日之前渡过湘江，因为湘江东边还有四个军。朱德命令：李参谋，你赶快把周主席和我的命令传下去，跟彭绍辉、何长工讲清楚，你们在12月2号必须过完湘江。朱德讲这段话时，我与他们只间隔十几步，听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当时也在旁边。后来，我们于12月1日过了江。一军团、五军团、八军团、九军团到5号也陆续过完江。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从8万多人减少到5万多人。
过湘江时，我只有17岁，个子矮小瘦弱，何长工政委命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我过江，并关切地说：“小鬼，你要抓紧担架扶手，不然抬的人深一脚浅一脚走不稳，你会掉下江喂鱼的。”当时，何长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腿负伤尚未痊愈。首长对我这个小警卫员的关心爱护，令我终身难忘。事后回想，如果没有他的这番苦心安排，我是绝对过不了湘江的。
40分钟的时间，我们到达了湘江的彼岸，身后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大部队还没来得及过江。一军团、五军团、八军团、九军团还在阻击敌人。继我们师之后，担任掩护部队过江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十八团的战士全部牺牲，战友们的鲜血染红了奔流不息的湘江水。
遵义会议
过湘江后，我们到了广西、湖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国民党赶紧调整了部署，依湘江东岸布防堵截。部队到了贵州的山界山边上的黎平（今属贵州六盘水市），在那里休整了三天。中央政治局在此地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确定前进方向为贵州的遵义地区，整编部队，撤销八军团，把我们师归到五军团，五军团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党中央的安全。
我们从黎平出发，到达乌江江畔。先头部队是林彪一军团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率部突破乌江，一举拿下了遵义城。
中央红军在此地住了一个星期，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班子中来。遵义会议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结束之后，陈云同志到了我们团，将会议精神传达到连一级干部，这一级干部对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才能比较了解，大家都欢天喜地。我当时还是个小鬼，还是在事后听连队领导传达的精神。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北进军，准备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到四川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国民党四十余万军队驻扎在宜宾和重庆之间，扼守娄山关。红军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与敌人发生激战，把敌人两个师全部消灭，打下娄山关。娄山关之战是长征以来，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为了占领娄山关，我们急行军一天一夜。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很多战士都没有鞋穿，我赤着脚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奔走，脚底都戳烂了，水泡一个连着一个。战斗结束后，卫生员用马尾巴的毛给我穿水泡。3天后，我们又继续跟随大部队北上。
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先是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1935年2月中下旬，又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红军三渡赤水，再次入川；随后，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令敌人疲于奔命，完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我在二渡赤水时，第二次患了疟疾病。行军途中，我实在走不动了，何长工政委关照战友照顾我，但他们背着沉重的武器，怎么能帮助我呢？炊事员给了我一把有长柄的铲子让我拄着走，但我还是掉队了。在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我实在撑不住，就躺在路边。眼看着部队就要走完了，这时过来一位首长，俯身摸了摸我的额头，发现我正发高烧，就命令卫生员去找团长要来几片奎宁让我服下。在当时恶劣条件下，药品真是比黄金还要贵重啊！首长命令两位大个子战士将枪交给其他战士，让他们空手架着我走了3天，连队里还剩下最后一点药，也给我一人吃完了，三个星期之后，病终于治好了。如果不是遇到这位首长，我必死无疑，这是我在长征路上的第一次化险为夷。这位救我的首长是五军团十三师三十八团二营营长饶子健，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翻越雪山
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之后，经过天全、芦山、宝兴等地，进入川康边境。6月，我们的部队到达夹金山。这座山海拔4000多米，山下热腾腾的，半山腰春意盎然，而山顶却下着大雪，积雪终年不化。据当地老百姓说，早晨5点上山，下午4点才能到达山顶，从山顶通向另一个顶峰，要走过一条横路，中间有一个活风口，风力足有十二三级，一般人赤手空拳是难以通过的。翻越雪山时，红军战士们只能手拉手地挨个攀着路旁的雪树艰难前进，不时有身体单薄的战士被大风吹倒，从山顶上滚落下去。战士们身上挂着的洋瓷碗与结冰的山坡地面相撞击，“乒乒乓乓”的声音不绝于耳。直到半夜，战士们才陆续下了山。
越过草地
红军要越过的草地，到处是淤黑的沼泽地，很多地方水深过膝，有些地方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愈是挣扎愈是下陷得快，眨眼间不知道有多少红军战士被沼泽吞没了。
草地里的气候千变万化。早晨还是好端端的艳阳高照，中午突然乌云压顶，暴雨、冰雹倾盆而下，有的冰雹大如乒乓球，砸在战士的头上，立即是一个血疱。战士们只好把背包、洗脸盆顶在头上。一下暴雨，草地上的白河水便涨起来，水急浪大，迫使战士们在河边等了整整一天一夜。
过草地时，由于粮食不足，红军只得挖野菜充饥，许多战士误食了有毒的野菜而白白地送了命。后继部队则连野菜也找不到，只得把牛皮带、枪皮套、破牛皮鞋用水泡了煮着吃。
我在过草地之前，唯一的任务就是找粮食，可是一连3天都没有寻找到一粒粮食。连长叫炊事员给了我3斤生牛肉，跟着部队从毛尔盖出发，进入草地。我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紧跟着前面的战士，挨着有草根的地方行进。人又乏又饿，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到了开饭时间，我把那块牛肉拿出来，拍拍上面的灰，放在火上烤了半天。虽然牛肉外面烤得焦黑，但里面仍是生的。我使劲咬了一口，勉强吞了下去，再一看手中的牛肉，顿时反胃了：牛肉的白筋暴露着，血还是鲜红的。但这是仅有的行军途中的粮食，不得不吃。此时，我只好又使劲咬了一口，筋绊堵在嘴里，我不敢咀嚼，又舍不得吐掉，便使劲一口吞咽下去，没想到牛肉却卡在我的咽喉深处。一刹那，我气也喘不上，话也说不得，眼睛向上翻白，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排长看我脸色发紫，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毛病，当时连队没有担架，也没有马匹，排长无奈地对另一个战士说：“你留在这儿看着，等到部队走完时，如果他还是起不来，就把他的背包和枪解下来带走。”我一听此言，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这时候，部队继续前进的军号声响了起来，眼看一个个战友从我身边走过，我心里越想越着急，当殿后的炊事班走过身边时，我灵光一闪，艰难地抬起手，指指身上的洋瓷碗，又指指不远处的小河。守候的战士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他马上盛来水喂我。我含着满满一口水，用劲往下一咽，谢天谢地，借助水的润滑作用，那块塞在咽喉的牛肉终于被我咽了下去。此时，我的一口气也顺了过来，重新起身继续长征之路。这是我在长征路上第二次化险为夷。
3斤牛肉在过草地的时候，只对付了3天，有干粮的战士也断了粮，此时能吃的只剩下树皮、野菜和皮鞋。草地里不是随处都可以见到树木，也不是每棵树的树皮都能咽下肚。野草倒是一路都是，但大批部队经过后，连青草也越来越难找，寻找半天才能喝上一点野菜汤。后来我们只好吃脚上穿的皮鞋，皮鞋放在火上一烤，成了焦黑的一团，闻起来倒真有一股烧糊了的肉味，皮鞋吃完了就吃皮带、吃皮枪套。没了皮带，我们每人就用一根麻绳系裤子。有一次大雨过后，我们在行军途中突然发现路上有一撮一撮的青稞麦，大家连忙拣起来放到河里一洗，大口地吞下肚去，后来一打嗝，一股大便的臭味便从胃里泛了上来。此时方才明白，我们吃下去的青稞，是前面战士的排泄物。
草地的生活以班为单位，一个班五六个人，一起行军，一起找野菜，一起挤进帐篷睡觉。草地潮湿，战士们睡觉十分艰难。五六个战士把几条被单连在一起当帐篷遮雨挡风，大家背靠背地围成一圈，伏在自己的膝盖上进入梦乡。熟睡的战士身体稍一动，便歪倒在草地上，其他的战士便也跟着倒在草地上。清晨被军号惊醒，起身时推推身边的战友，有的已经僵硬多时。在草地的长征路上，战友的遗体很多，日晒雨淋，加上天上的乌鸦飞来啄食，很快就成了一堆堆白骨，有的七八个战士死在一块，武器还在身边，后面的战士走过来，谁也没有力气带走这些武器。战友们情不自禁地就流下了眼泪。连长见到这种状况，站在一旁吼道：“哭什么？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赶快走出草地，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经过6天6夜的艰难跋涉，同志们的脚终于踩在了坚实的土地上。当战士们回望草地之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自豪和喜悦的泪花。
追赶部队
在我们继续北上长征的路途中，部队逐级传达了中央政治局1935年9月召开的会议精神，战士们此时终于明白：张国焘要利用他所掌握的红军部队另立中央，还企图吞并中央红军。天底下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之后，被觉悟了的红军将士所唾弃的张国焘，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反面，彻底背叛了党，背叛了红军，背叛了人民。
1936年五六月间，部队到达甘肃省岷县，我们奉命去打前站，筹粮并安排住宿。走到半山腰时，遭遇到少数民族区域反动土匪的袭击。敌人使用的是毛瑟枪，子弹弹头大，我腿上被掀开一大块肉。当时有几名战士也受了伤。没有治疗条件，没有药品，只能用盐水洗伤口消毒，部队再用担架把我们抬到汉人区，后来又集中到设在离岷县五六里路小山沟里的军部医院。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大部队开拔了，把我们3000多名伤病员丢下了。第二天，有一个当过营部文书的伤员动员大家撤离，他说：“与其在这里等死，还不如向前走，找部队去，就是死了也值得。”他的话有很大的鼓动性，当时能行走的有300多名轻伤员，就起身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踪迹继续前进，我和同志们踏上了追赶大部队的艰难路程。
行军的第一天，我们只走了3里路，就有80多人掉队了。我的伤口没有药治，化脓生了蛆，腐肉发出的阵阵臭味令人难以忍受。后来在一个村子里，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乡，他看我年纪小，怪可怜的，生了恻隐之心，用一个嫩南瓜剁碎了敷在我的伤口上，我感觉凉丝丝的，蛆也涌动着爬到南瓜上面，这样换了几次，伤口竟然逐渐开始好转。 一天，我们在山上艰难地走着，看到山下有个圩子，大家饿得支持不住了，很想下去搞点吃的。走到山下要过一条河才能进入圩子，就在这里，我们遭遇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撤退时，他们从我们身后的山上打来密集的子弹，又有30多位伤病员牺牲在这里。
一路上，我们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沿途的老百姓也都穷苦不堪，加上对红军又不甚了解，我们乞讨无门，而且每隔几天就会遇到土匪、民团的骚扰。
一天，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里，大家分头去找吃的，其实是分头去讨饭。我来到一个地主家，这家地主生的都是闺女，见我年纪小，询问了我的家是哪里等情况，想收留我做他家的儿子。我心里想，我是红军战士，共产党员，怎么能做地主的儿子？正在这时，战友们见我还没归队，就来寻找，见了我，拉了就走。
到达陕北
我是在1936年的冬天，到达陕北与甘肃交界的李旺镇的。我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掉队人员，从岷县军部医院出发时还有300多人，如今，只剩下我和一位四川的同志，他是四方面军的，年纪与我相仿。
在镇子上，我们坐在路边的石板上。这里下了一天半的雪，此刻终于停下了，并已开始融化。这时，有位红军干部模样的同志牵着马路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的供给部长魏挺槐，我俩就跟着他到了后勤部，在马夫班休息。
第三天，师部来通知，查问哪个部队收容了四方面军的掉队人员，并动员四方面军的人员归队。供给部接到通知后，便将我们送到师部。
七十八师的师长是韩先楚，政委是崔田民。在师部，崔田民先和我们谈话。我说，我以前是中央红军五军团的，我要回中央红军。政委见我很倔强，便转头征求师长的意见，韩先楚便发话说，既然他原先就是中央红军，按理他要回到五军团去，但五军团现在已经过了黄河，那就留在我们部队吧。
于是，我终于又回到了中央红军。
两次探亲
革命胜利之后，部队安排我回老家探亲。那时候部队实行供给制，只管吃饭、穿衣。我听了直发楞，说没有钱，回不了家。组织上便发了100万（相当于今天的100元）探亲费，我终于开始了魂牵梦萦的回乡之路。
红军离开苏区之后，红军亲属都受到迫害，不堪凌辱的父母亲相继离开人世。先辞世的母亲因无钱安葬，遗骨长期弃置于山洞之中。回到老家后，我将父母重新进行了安葬，还买了两匹布、八条香烟，对当年曾经照顾过父母的人进行了答谢。
回家之后，当年一起参加红军的战友亲属奔走相告，好几百人纷纷找上门探望我，实则是为打听亲人的情况。我一一答复：参军之后，大家都被安排在不同的部队，一直忙于行军打仗，没有联系，并建议他们去找兴国县委、政府，请组织帮助寻找。其时，经我手送去参加红军的战士，以及一同参军走上长征之路的乡亲总共有七八十人，革命胜利之后俱杳无音信，无一回到老家。那段时间，我真是应接不暇，幸好有警卫员帮助做接待工作。
1965年，组织上安排我离休前第二次回家探亲，当年一同出征的战友仍然没有回到故乡。
第二次回乡探亲时，兴国县委李副书记热情陪同接待，并安排我到烈士纪念馆参观。兴国是全国著名的“烈士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只有23万人口，参军参战的就有8万余人，占青壮年的80%，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名，其中仅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就有12038名，几乎每一公里长征路上就有一位兴国籍烈士的英魂，兴国是全国烈士数量最多的一个县。烈士的英名将与共和国永存。（钟建华整理）（编辑：魏 冉）
血染湘江
我的家乡兴国县。在红军时期，兴国被称作是“模范县”，毛泽东同志曾在兴国做过《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办过“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称赞兴国人民创造了“第一等工作”。这里也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场之一。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10月，我随部队从江西于都出发，在王姆渡过河开始长征。此时国民党前后围追堵击，左右夹攻，形势十分严峻。
我参加红军的时候，身高只有一米四，行军时枪柄都拖在地上。红军北上长征前，师政委何长工下令调十一连的干事当警卫员，文书忙中出错，调了十连的干事，就是我。阴差阳错，我就这样成了何长工的警卫员。
我们师此时有四个团，全师大部分都是红小鬼，其中两个团是主力团，年龄大、力气大。那时刚开始长征，中央机关大搬家，什么发电机、印钞机、X光机和银元等财产进行大转移，都是我们部队负责运送。就是为了运送这些笨重的“坛坛罐罐”，延误了转移时机，让红军付出了十分重大的伤亡代价。
我们师负责保卫湘江。此时，国民党40万军队对红军疯狂地进行围追堵截，飞机轮番进行轰炸。
湘江不是很宽，江水却非常湍急，虽然只有半人高的水位，但水底铺满了大石头，石头上又长满了厚厚的青苔，难以立足，稍有不慎，便会被激流冲走。此时几十万敌人压过来，已容不得红军架桥。红军在湘江上拉起了拳头粗的绳子，战士们一一拽绳而过，有的战士的脚根本踩不到河底，只能靠手拉着绳子游水过河。这时敌人的飞机在空中疯狂扫射，绳子不断被子弹打断，许多战士淹没在滔滔江水之中。
当时周恩来对朱德讲，让少共国际师一定要在12月2日之前渡过湘江，因为湘江东边还有四个军。朱德命令：李参谋，你赶快把周主席和我的命令传下去，跟彭绍辉、何长工讲清楚，你们在12月2号必须过完湘江。朱德讲这段话时，我与他们只间隔十几步，听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当时也在旁边。后来，我们于12月1日过了江。一军团、五军团、八军团、九军团到5号也陆续过完江。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从8万多人减少到5万多人。
过湘江时，我只有17岁，个子矮小瘦弱，何长工政委命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我过江，并关切地说：“小鬼，你要抓紧担架扶手，不然抬的人深一脚浅一脚走不稳，你会掉下江喂鱼的。”当时，何长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腿负伤尚未痊愈。首长对我这个小警卫员的关心爱护，令我终身难忘。事后回想，如果没有他的这番苦心安排，我是绝对过不了湘江的。
40分钟的时间，我们到达了湘江的彼岸，身后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大部队还没来得及过江。一军团、五军团、八军团、九军团还在阻击敌人。继我们师之后，担任掩护部队过江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十八团的战士全部牺牲，战友们的鲜血染红了奔流不息的湘江水。
遵义会议
过湘江后，我们到了广西、湖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国民党赶紧调整了部署，依湘江东岸布防堵截。部队到了贵州的山界山边上的黎平（今属贵州六盘水市），在那里休整了三天。中央政治局在此地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确定前进方向为贵州的遵义地区，整编部队，撤销八军团，把我们师归到五军团，五军团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党中央的安全。
我们从黎平出发，到达乌江江畔。先头部队是林彪一军团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率部突破乌江，一举拿下了遵义城。
中央红军在此地住了一个星期，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班子中来。遵义会议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结束之后，陈云同志到了我们团，将会议精神传达到连一级干部，这一级干部对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才能比较了解，大家都欢天喜地。我当时还是个小鬼，还是在事后听连队领导传达的精神。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北进军，准备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到四川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国民党四十余万军队驻扎在宜宾和重庆之间，扼守娄山关。红军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与敌人发生激战，把敌人两个师全部消灭，打下娄山关。娄山关之战是长征以来，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为了占领娄山关，我们急行军一天一夜。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很多战士都没有鞋穿，我赤着脚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奔走，脚底都戳烂了，水泡一个连着一个。战斗结束后，卫生员用马尾巴的毛给我穿水泡。3天后，我们又继续跟随大部队北上。
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先是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1935年2月中下旬，又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红军三渡赤水，再次入川；随后，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令敌人疲于奔命，完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我在二渡赤水时，第二次患了疟疾病。行军途中，我实在走不动了，何长工政委关照战友照顾我，但他们背着沉重的武器，怎么能帮助我呢？炊事员给了我一把有长柄的铲子让我拄着走，但我还是掉队了。在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我实在撑不住，就躺在路边。眼看着部队就要走完了，这时过来一位首长，俯身摸了摸我的额头，发现我正发高烧，就命令卫生员去找团长要来几片奎宁让我服下。在当时恶劣条件下，药品真是比黄金还要贵重啊！首长命令两位大个子战士将枪交给其他战士，让他们空手架着我走了3天，连队里还剩下最后一点药，也给我一人吃完了，三个星期之后，病终于治好了。如果不是遇到这位首长，我必死无疑，这是我在长征路上的第一次化险为夷。这位救我的首长是五军团十三师三十八团二营营长饶子健，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翻越雪山
193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之后，经过天全、芦山、宝兴等地，进入川康边境。6月，我们的部队到达夹金山。这座山海拔4000多米，山下热腾腾的，半山腰春意盎然，而山顶却下着大雪，积雪终年不化。据当地老百姓说，早晨5点上山，下午4点才能到达山顶，从山顶通向另一个顶峰，要走过一条横路，中间有一个活风口，风力足有十二三级，一般人赤手空拳是难以通过的。翻越雪山时，红军战士们只能手拉手地挨个攀着路旁的雪树艰难前进，不时有身体单薄的战士被大风吹倒，从山顶上滚落下去。战士们身上挂着的洋瓷碗与结冰的山坡地面相撞击，“乒乒乓乓”的声音不绝于耳。直到半夜，战士们才陆续下了山。
越过草地
红军要越过的草地，到处是淤黑的沼泽地，很多地方水深过膝，有些地方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愈是挣扎愈是下陷得快，眨眼间不知道有多少红军战士被沼泽吞没了。
草地里的气候千变万化。早晨还是好端端的艳阳高照，中午突然乌云压顶，暴雨、冰雹倾盆而下，有的冰雹大如乒乓球，砸在战士的头上，立即是一个血疱。战士们只好把背包、洗脸盆顶在头上。一下暴雨，草地上的白河水便涨起来，水急浪大，迫使战士们在河边等了整整一天一夜。
过草地时，由于粮食不足，红军只得挖野菜充饥，许多战士误食了有毒的野菜而白白地送了命。后继部队则连野菜也找不到，只得把牛皮带、枪皮套、破牛皮鞋用水泡了煮着吃。
我在过草地之前，唯一的任务就是找粮食，可是一连3天都没有寻找到一粒粮食。连长叫炊事员给了我3斤生牛肉，跟着部队从毛尔盖出发，进入草地。我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紧跟着前面的战士，挨着有草根的地方行进。人又乏又饿，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到了开饭时间，我把那块牛肉拿出来，拍拍上面的灰，放在火上烤了半天。虽然牛肉外面烤得焦黑，但里面仍是生的。我使劲咬了一口，勉强吞了下去，再一看手中的牛肉，顿时反胃了：牛肉的白筋暴露着，血还是鲜红的。但这是仅有的行军途中的粮食，不得不吃。此时，我只好又使劲咬了一口，筋绊堵在嘴里，我不敢咀嚼，又舍不得吐掉，便使劲一口吞咽下去，没想到牛肉却卡在我的咽喉深处。一刹那，我气也喘不上，话也说不得，眼睛向上翻白，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排长看我脸色发紫，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毛病，当时连队没有担架，也没有马匹，排长无奈地对另一个战士说：“你留在这儿看着，等到部队走完时，如果他还是起不来，就把他的背包和枪解下来带走。”我一听此言，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这时候，部队继续前进的军号声响了起来，眼看一个个战友从我身边走过，我心里越想越着急，当殿后的炊事班走过身边时，我灵光一闪，艰难地抬起手，指指身上的洋瓷碗，又指指不远处的小河。守候的战士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他马上盛来水喂我。我含着满满一口水，用劲往下一咽，谢天谢地，借助水的润滑作用，那块塞在咽喉的牛肉终于被我咽了下去。此时，我的一口气也顺了过来，重新起身继续长征之路。这是我在长征路上第二次化险为夷。
3斤牛肉在过草地的时候，只对付了3天，有干粮的战士也断了粮，此时能吃的只剩下树皮、野菜和皮鞋。草地里不是随处都可以见到树木，也不是每棵树的树皮都能咽下肚。野草倒是一路都是，但大批部队经过后，连青草也越来越难找，寻找半天才能喝上一点野菜汤。后来我们只好吃脚上穿的皮鞋，皮鞋放在火上一烤，成了焦黑的一团，闻起来倒真有一股烧糊了的肉味，皮鞋吃完了就吃皮带、吃皮枪套。没了皮带，我们每人就用一根麻绳系裤子。有一次大雨过后，我们在行军途中突然发现路上有一撮一撮的青稞麦，大家连忙拣起来放到河里一洗，大口地吞下肚去，后来一打嗝，一股大便的臭味便从胃里泛了上来。此时方才明白，我们吃下去的青稞，是前面战士的排泄物。
草地的生活以班为单位，一个班五六个人，一起行军，一起找野菜，一起挤进帐篷睡觉。草地潮湿，战士们睡觉十分艰难。五六个战士把几条被单连在一起当帐篷遮雨挡风，大家背靠背地围成一圈，伏在自己的膝盖上进入梦乡。熟睡的战士身体稍一动，便歪倒在草地上，其他的战士便也跟着倒在草地上。清晨被军号惊醒，起身时推推身边的战友，有的已经僵硬多时。在草地的长征路上，战友的遗体很多，日晒雨淋，加上天上的乌鸦飞来啄食，很快就成了一堆堆白骨，有的七八个战士死在一块，武器还在身边，后面的战士走过来，谁也没有力气带走这些武器。战友们情不自禁地就流下了眼泪。连长见到这种状况，站在一旁吼道：“哭什么？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赶快走出草地，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经过6天6夜的艰难跋涉，同志们的脚终于踩在了坚实的土地上。当战士们回望草地之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自豪和喜悦的泪花。
追赶部队
在我们继续北上长征的路途中，部队逐级传达了中央政治局1935年9月召开的会议精神，战士们此时终于明白：张国焘要利用他所掌握的红军部队另立中央，还企图吞并中央红军。天底下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之后，被觉悟了的红军将士所唾弃的张国焘，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反面，彻底背叛了党，背叛了红军，背叛了人民。
1936年五六月间，部队到达甘肃省岷县，我们奉命去打前站，筹粮并安排住宿。走到半山腰时，遭遇到少数民族区域反动土匪的袭击。敌人使用的是毛瑟枪，子弹弹头大，我腿上被掀开一大块肉。当时有几名战士也受了伤。没有治疗条件，没有药品，只能用盐水洗伤口消毒，部队再用担架把我们抬到汉人区，后来又集中到设在离岷县五六里路小山沟里的军部医院。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大部队开拔了，把我们3000多名伤病员丢下了。第二天，有一个当过营部文书的伤员动员大家撤离，他说：“与其在这里等死，还不如向前走，找部队去，就是死了也值得。”他的话有很大的鼓动性，当时能行走的有300多名轻伤员，就起身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踪迹继续前进，我和同志们踏上了追赶大部队的艰难路程。
行军的第一天，我们只走了3里路，就有80多人掉队了。我的伤口没有药治，化脓生了蛆，腐肉发出的阵阵臭味令人难以忍受。后来在一个村子里，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乡，他看我年纪小，怪可怜的，生了恻隐之心，用一个嫩南瓜剁碎了敷在我的伤口上，我感觉凉丝丝的，蛆也涌动着爬到南瓜上面，这样换了几次，伤口竟然逐渐开始好转。 一天，我们在山上艰难地走着，看到山下有个圩子，大家饿得支持不住了，很想下去搞点吃的。走到山下要过一条河才能进入圩子，就在这里，我们遭遇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撤退时，他们从我们身后的山上打来密集的子弹，又有30多位伤病员牺牲在这里。
一路上，我们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沿途的老百姓也都穷苦不堪，加上对红军又不甚了解，我们乞讨无门，而且每隔几天就会遇到土匪、民团的骚扰。
一天，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里，大家分头去找吃的，其实是分头去讨饭。我来到一个地主家，这家地主生的都是闺女，见我年纪小，询问了我的家是哪里等情况，想收留我做他家的儿子。我心里想，我是红军战士，共产党员，怎么能做地主的儿子？正在这时，战友们见我还没归队，就来寻找，见了我，拉了就走。
到达陕北
我是在1936年的冬天，到达陕北与甘肃交界的李旺镇的。我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掉队人员，从岷县军部医院出发时还有300多人，如今，只剩下我和一位四川的同志，他是四方面军的，年纪与我相仿。
在镇子上，我们坐在路边的石板上。这里下了一天半的雪，此刻终于停下了，并已开始融化。这时，有位红军干部模样的同志牵着马路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的供给部长魏挺槐，我俩就跟着他到了后勤部，在马夫班休息。
第三天，师部来通知，查问哪个部队收容了四方面军的掉队人员，并动员四方面军的人员归队。供给部接到通知后，便将我们送到师部。
七十八师的师长是韩先楚，政委是崔田民。在师部，崔田民先和我们谈话。我说，我以前是中央红军五军团的，我要回中央红军。政委见我很倔强，便转头征求师长的意见，韩先楚便发话说，既然他原先就是中央红军，按理他要回到五军团去，但五军团现在已经过了黄河，那就留在我们部队吧。
于是，我终于又回到了中央红军。
两次探亲
革命胜利之后，部队安排我回老家探亲。那时候部队实行供给制，只管吃饭、穿衣。我听了直发楞，说没有钱，回不了家。组织上便发了100万（相当于今天的100元）探亲费，我终于开始了魂牵梦萦的回乡之路。
红军离开苏区之后，红军亲属都受到迫害，不堪凌辱的父母亲相继离开人世。先辞世的母亲因无钱安葬，遗骨长期弃置于山洞之中。回到老家后，我将父母重新进行了安葬，还买了两匹布、八条香烟，对当年曾经照顾过父母的人进行了答谢。
回家之后，当年一起参加红军的战友亲属奔走相告，好几百人纷纷找上门探望我，实则是为打听亲人的情况。我一一答复：参军之后，大家都被安排在不同的部队，一直忙于行军打仗，没有联系，并建议他们去找兴国县委、政府，请组织帮助寻找。其时，经我手送去参加红军的战士，以及一同参军走上长征之路的乡亲总共有七八十人，革命胜利之后俱杳无音信，无一回到老家。那段时间，我真是应接不暇，幸好有警卫员帮助做接待工作。
1965年，组织上安排我离休前第二次回家探亲，当年一同出征的战友仍然没有回到故乡。
第二次回乡探亲时，兴国县委李副书记热情陪同接待，并安排我到烈士纪念馆参观。兴国是全国著名的“烈士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只有23万人口，参军参战的就有8万余人，占青壮年的80%，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名，其中仅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就有12038名，几乎每一公里长征路上就有一位兴国籍烈士的英魂，兴国是全国烈士数量最多的一个县。烈士的英名将与共和国永存。（钟建华整理）（编辑：魏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