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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容得下地摊经济吗?”在这个命题面前，请抛开城市本位主义。因为这绝对不单单是关乎城市居民生活的问题，它直接关系着产业经济孕育、生长的土壤。
自上海宣布2007年5月1日起对小摊贩解禁的消息传出后，全社会又一次掀起了对个体商户城市设摊问题的争论。赞成者大都从方便市民购物、促进就业的作用出发给予了肯定；担忧者则从影响市容卫生、城管难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看法。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大城市容得下地摊经济吗?”这其实是个意义深远的时代话题。
这绝对不单单是关乎城市生活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认识个体商户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问题。为更好地解释个体商户存在的意义，本文以具有经商禀赋的浙江(温州)人和河南长垣县所创造的经济腾飞奇迹为例进行探讨。
个体商户是构成和引发市场与产业互动、带动产业集群的成长第一要素
“越人善贾”，又以温州、宁波人为甚，如今浙江有160多万人的营销队伍分布在全国各地，另外至少还有100万人在海外经商办企业；而河南长垣县历史上就有提篮小卖、补锅铸铁、经营木梳篦子之类小商品的传统，如今全县平均每10人就有1人是销售员。个体商户作为成品制造商的代理商或经销商活跃在市场中，其销售形式五花八门，可以是上门推销订货，也可以是小商铺、小摊位，甚至可以以街头小贩(货郎担等)等形式走街串巷，足迹遍布全国。具体到产业集群成长过程，个体商户担当起了如下引发市场与产业互动的作用：
1．某个或某些个体商户发现了某种产品市场信息，并将之带回原籍，诱发一两家成品制造企业，使之成为如潘多(Pounder R.；John C.H.)等所描述的“能长出一片森林的第一粒树种”。如中国十大创业新锐——邱淦清，原本是一个提着电扇罩和枕套满城跑的推销员，他偶尔在北京街上看到了一条连衣裙，凭着浙江商人的敏感，回湖州老家创办了企业，逐步发展成为珍贝羊毛衫连续5年全国销量第一、羊绒衫销量第二的龙头企业。长垣县飘安卫材的王纪勇、驼人医械的王国胜、河南起重的李秀林等都是出身农民，从先跑市场后办工厂成为优秀企业家的。
2．成千上万个体商户将产品打入到大小城市，获得更多的订单，进而吸引更多的当地居民(或农民)加入生产或销售队伍，促使更多的成品制造商就地聚集，甚至“村村冒烟”。如今温州143个建制镇中“一镇一品”产值超过10亿元的有30多个，经济总量占全市60％以上。长垣人则用一把刷子、一把锤子、一把铲子、一把瓦刀打造出了中国“防腐之乡”、“起重之乡”、“厨师之乡”和“建筑之乡”。
3．产业集群迅速成长，知名度不断提高，各地商企、各类中间品供应商、中介服务机构也纷纷向产业集群地聚集，导致当地专业市场、商品贸易城(中心)纷纷兴起。长垣丁栾卫材市场拥有商户400多家，绵延近5公里浙江涌现出绍兴纺织、义乌小商品、温州皮鞋、大唐袜业、宁波服装、永康五金、台州模具等100多个年成交额超过10亿元的市场，实现了如迈克尔·波特所述的以“罕见的当地需求”，赢得全国乃至“全球扩张”，产业集群经历了由产生→成长→成熟的跨越。
可见，浩浩荡荡的销售大军才是造就浙江(温州)和河南长垣产业集群成长最重要的市场动因。他们构造了市场与产业互动的演进机制，担当起了发现市场、开拓市场、促进竞争和各类企业在一定地域集聚的重要作用。
个体商户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浙江、河南长垣经济发展的轨迹看，它们具有这样的共性：
1．在资源极度缺乏的条件下起步。改革开放前，浙江是国家投资少、国有资产比重低、经济总量小、经济增长缓慢的省份。从1952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央政府投资总额仅77亿元，人均410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那时浙江几乎没有居全国前列的大企业。温州的情况更差，地处偏僻沿海，周边缺少大城市辐射，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工业落后，国家很少投资(改革开放前总投资仅7亿元)。直至上世纪80年代其基础设施仍相当差，交通极其不便，是一个最终产品本地市场需求十分有限的地区。长垣县则地处黄河“豆腐腰”地段，是历史上十年九淹的黄泛区，全县资源缺乏，交通不便，区位条件极差。
2．在市场力的驱动下自发形成。改革开放使一些有经商意识和创业意识的广大农民从狭小的土地经营中走出来，他们走街串巷，从农业走向第三产业，从农村走向城镇，从本地走向国内大市场。
3．浙江(温州)和长垣的一些大工业企业老板，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从办商业开始，很快转入办企业，以杰出的经商禀赋成为改革开放市场的“弄潮儿”，创造出了经济迅速发展的奇迹。如今，长垣卫材覆盖了全国80％的市场，起重机械几乎垄断了全国50吨以下的市场，全县生产总值由1992年的不到7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59．92亿元，综合经济实力全省排名前移了53位次。浙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329元跃升到2006年的31950元(接近4100美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6年)达7335元，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全国前列。
可以说，正是在大量个体商户的拉动下，当今的浙江经济版图上形成了色彩斑斓、块状明显的经济“马赛克”，而浙江财富的绝大多数就是在这些块状区域内创造出来的。
个体商户是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生力军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八大任务之一。浙江(温州)模式和长垣道路给出了十分有价值的示范：
首先，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都是在农村与小城镇兴起，长垣形成了“北卫材、南起重、东防腐建筑”的经济格局而“一村一品”、“一乡一品”、“一县一品”的“块状经济”已遍布浙江全省，如名扬海内外的苍南标牌集群坐落在苍南县的金乡镇，“东方电气之都”位于温州市的柳市镇。
其次，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不仅是企业、产业空间集聚的过程，还是市场、人口和生产要素向经济中心或城镇空间集聚的过程，是以个体商户为推动力，导致市场与产业互动，促使机会成本低的广大农民沿着市场力的指向，摆脱千百年来土地束缚走向二、三产业，走向城镇，走向市场的过程。1978年浙江仅有建制镇167个，2005年增加到752个(增加了3.5倍)，小城镇镇区人口超过1200多万人，占浙江总人口1/4，而个体商户是推动小城镇发育、成长的关键因素。
大城市应该容得下地摊经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城管员为 维护市容，撵得个体商户东躲西藏。2005年7月中旬，《人民日报》登载了一张“卖瓜砸瓜”照片：某市城管队员把一对未经许可设摊的农民夫妇的西瓜砸得稀烂，满脸沧桑的农妇捧着被砸碎的西瓜，无助地望着镜头。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常常会遇到完全相悖的情况：瓜熟蒂落、白菜丰收季节，政府号召城市居民认购“爱农瓜”、“爱农菜”。
链接·政策与声音
·温总理为何关心果农?
2006年7月，温总理在洛阳市农村考察期间，询问农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一位农村妇女直言相告：桃子成熟了不能进城卖是最大的苦恼。总理听后站了起来说：“今天这个问题，我帮你就地解决。”
温总理说，城市管理要搞，也要让小商小贩进城卖东西。
很快，洛阳市改变了原来的规定，在城区原有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增设62个瓜果直销点，免费发放果农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让果农进城搞直销。原来，洛阳市为了搞“城建”，对卖桃的农民设了“禁令”：没有固定摊位和证件的果农不准进城，“偷着进来的，城管逮住就罚款200元。”
·马路摊点有规划地解禁
2007年2月26日《东方早报》报道，上海市将在今年“五一”前出台《城市设摊导则》，允许多年来一直受到城管取缔的部分街头游动摊点，在办理完简约的手续后合法经营。随后，青岛、重庆、成都、乌鲁木齐、广州、海口、武汉、郑州等城市先后提出将对马路摊点施行“禁改限”。
4月18日央视晚间新闻报道：石家庄市公布了《便民摊点开设细则》，将城市道路划分为禁设区、限制区和规范区。禁设区内严禁各类占道摊点；在限制区和规范区内，以不影响环境、交通和方便居民生活为前提，设置早点摊、修理摊等占道摊点，并优先照顾特困群众解决生计问题。目前石家庄市已批准设置了近千个马路摊点。
·经济学家茅于轼：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只有一条路，就是减少农民，帮助农民进城。一边是“猫鼠大战”，一边是政府关怀，人们不禁陷入困惑：矛盾是如何产生的?矛盾的结又如何解开?
其实小商贩不是中国独有，在世界各国，乃至发达国家的著名城市都能看到小商贩的身影，有的甚至成为城市中一道靓丽的风景。欧洲许多国家已经把各种摊贩融入了城镇商业的一部分，有些城市还把有明显地区和文化特点的摊贩，作为一大景点长期保护。如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市场、埃菲尔铁塔下的水果市场闻名世界。据文献记载，奥地利维也纳的纳什马克市场建于1780年，由很多个体摊贩组成，被认为是最具维也纳文化特点的地方；在美国的华盛顿、纽约等许多城市的一些重要景点和大道周围，市政当局都会规划出一些露天的摊贩点，仅白宫和国会周围，就有三四十家这样的摊贩，而纽约皇后区的小贩努尔因经营小吃摊，成为2006年纽约街边小吃大赛最高奖得主。
2006年9月，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引用国际著名设计师沙里宁的话说，“城市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市民们的文化气质和抱负”，并明确表示，小商小贩也是城市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城市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更加宽容。
在“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命题面前，政府更应坚持以人为本，从扩大内需、方便群众、城市支持农村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高度出发，妥善处理好各类矛盾，科学规划，在大、中、小不同规模城市有区别地合理布点，给个体商户留有一定空间，而不是简单地“堵”或“砸瓜”。
自上海宣布2007年5月1日起对小摊贩解禁的消息传出后，全社会又一次掀起了对个体商户城市设摊问题的争论。赞成者大都从方便市民购物、促进就业的作用出发给予了肯定；担忧者则从影响市容卫生、城管难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看法。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大城市容得下地摊经济吗?”这其实是个意义深远的时代话题。
这绝对不单单是关乎城市生活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认识个体商户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问题。为更好地解释个体商户存在的意义，本文以具有经商禀赋的浙江(温州)人和河南长垣县所创造的经济腾飞奇迹为例进行探讨。
个体商户是构成和引发市场与产业互动、带动产业集群的成长第一要素
“越人善贾”，又以温州、宁波人为甚，如今浙江有160多万人的营销队伍分布在全国各地，另外至少还有100万人在海外经商办企业；而河南长垣县历史上就有提篮小卖、补锅铸铁、经营木梳篦子之类小商品的传统，如今全县平均每10人就有1人是销售员。个体商户作为成品制造商的代理商或经销商活跃在市场中，其销售形式五花八门，可以是上门推销订货，也可以是小商铺、小摊位，甚至可以以街头小贩(货郎担等)等形式走街串巷，足迹遍布全国。具体到产业集群成长过程，个体商户担当起了如下引发市场与产业互动的作用：
1．某个或某些个体商户发现了某种产品市场信息，并将之带回原籍，诱发一两家成品制造企业，使之成为如潘多(Pounder R.；John C.H.)等所描述的“能长出一片森林的第一粒树种”。如中国十大创业新锐——邱淦清，原本是一个提着电扇罩和枕套满城跑的推销员，他偶尔在北京街上看到了一条连衣裙，凭着浙江商人的敏感，回湖州老家创办了企业，逐步发展成为珍贝羊毛衫连续5年全国销量第一、羊绒衫销量第二的龙头企业。长垣县飘安卫材的王纪勇、驼人医械的王国胜、河南起重的李秀林等都是出身农民，从先跑市场后办工厂成为优秀企业家的。
2．成千上万个体商户将产品打入到大小城市，获得更多的订单，进而吸引更多的当地居民(或农民)加入生产或销售队伍，促使更多的成品制造商就地聚集，甚至“村村冒烟”。如今温州143个建制镇中“一镇一品”产值超过10亿元的有30多个，经济总量占全市60％以上。长垣人则用一把刷子、一把锤子、一把铲子、一把瓦刀打造出了中国“防腐之乡”、“起重之乡”、“厨师之乡”和“建筑之乡”。
3．产业集群迅速成长，知名度不断提高，各地商企、各类中间品供应商、中介服务机构也纷纷向产业集群地聚集，导致当地专业市场、商品贸易城(中心)纷纷兴起。长垣丁栾卫材市场拥有商户400多家，绵延近5公里浙江涌现出绍兴纺织、义乌小商品、温州皮鞋、大唐袜业、宁波服装、永康五金、台州模具等100多个年成交额超过10亿元的市场，实现了如迈克尔·波特所述的以“罕见的当地需求”，赢得全国乃至“全球扩张”，产业集群经历了由产生→成长→成熟的跨越。
可见，浩浩荡荡的销售大军才是造就浙江(温州)和河南长垣产业集群成长最重要的市场动因。他们构造了市场与产业互动的演进机制，担当起了发现市场、开拓市场、促进竞争和各类企业在一定地域集聚的重要作用。
个体商户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浙江、河南长垣经济发展的轨迹看，它们具有这样的共性：
1．在资源极度缺乏的条件下起步。改革开放前，浙江是国家投资少、国有资产比重低、经济总量小、经济增长缓慢的省份。从1952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央政府投资总额仅77亿元，人均410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那时浙江几乎没有居全国前列的大企业。温州的情况更差，地处偏僻沿海，周边缺少大城市辐射，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工业落后，国家很少投资(改革开放前总投资仅7亿元)。直至上世纪80年代其基础设施仍相当差，交通极其不便，是一个最终产品本地市场需求十分有限的地区。长垣县则地处黄河“豆腐腰”地段，是历史上十年九淹的黄泛区，全县资源缺乏，交通不便，区位条件极差。
2．在市场力的驱动下自发形成。改革开放使一些有经商意识和创业意识的广大农民从狭小的土地经营中走出来，他们走街串巷，从农业走向第三产业，从农村走向城镇，从本地走向国内大市场。
3．浙江(温州)和长垣的一些大工业企业老板，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从办商业开始，很快转入办企业，以杰出的经商禀赋成为改革开放市场的“弄潮儿”，创造出了经济迅速发展的奇迹。如今，长垣卫材覆盖了全国80％的市场，起重机械几乎垄断了全国50吨以下的市场，全县生产总值由1992年的不到7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59．92亿元，综合经济实力全省排名前移了53位次。浙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329元跃升到2006年的31950元(接近4100美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6年)达7335元，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全国前列。
可以说，正是在大量个体商户的拉动下，当今的浙江经济版图上形成了色彩斑斓、块状明显的经济“马赛克”，而浙江财富的绝大多数就是在这些块状区域内创造出来的。
个体商户是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生力军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八大任务之一。浙江(温州)模式和长垣道路给出了十分有价值的示范：
首先，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都是在农村与小城镇兴起，长垣形成了“北卫材、南起重、东防腐建筑”的经济格局而“一村一品”、“一乡一品”、“一县一品”的“块状经济”已遍布浙江全省，如名扬海内外的苍南标牌集群坐落在苍南县的金乡镇，“东方电气之都”位于温州市的柳市镇。
其次，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不仅是企业、产业空间集聚的过程，还是市场、人口和生产要素向经济中心或城镇空间集聚的过程，是以个体商户为推动力，导致市场与产业互动，促使机会成本低的广大农民沿着市场力的指向，摆脱千百年来土地束缚走向二、三产业，走向城镇，走向市场的过程。1978年浙江仅有建制镇167个，2005年增加到752个(增加了3.5倍)，小城镇镇区人口超过1200多万人，占浙江总人口1/4，而个体商户是推动小城镇发育、成长的关键因素。
大城市应该容得下地摊经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城管员为 维护市容，撵得个体商户东躲西藏。2005年7月中旬，《人民日报》登载了一张“卖瓜砸瓜”照片：某市城管队员把一对未经许可设摊的农民夫妇的西瓜砸得稀烂，满脸沧桑的农妇捧着被砸碎的西瓜，无助地望着镜头。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常常会遇到完全相悖的情况：瓜熟蒂落、白菜丰收季节，政府号召城市居民认购“爱农瓜”、“爱农菜”。
链接·政策与声音
·温总理为何关心果农?
2006年7月，温总理在洛阳市农村考察期间，询问农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一位农村妇女直言相告：桃子成熟了不能进城卖是最大的苦恼。总理听后站了起来说：“今天这个问题，我帮你就地解决。”
温总理说，城市管理要搞，也要让小商小贩进城卖东西。
很快，洛阳市改变了原来的规定，在城区原有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增设62个瓜果直销点，免费发放果农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让果农进城搞直销。原来，洛阳市为了搞“城建”，对卖桃的农民设了“禁令”：没有固定摊位和证件的果农不准进城，“偷着进来的，城管逮住就罚款200元。”
·马路摊点有规划地解禁
2007年2月26日《东方早报》报道，上海市将在今年“五一”前出台《城市设摊导则》，允许多年来一直受到城管取缔的部分街头游动摊点，在办理完简约的手续后合法经营。随后，青岛、重庆、成都、乌鲁木齐、广州、海口、武汉、郑州等城市先后提出将对马路摊点施行“禁改限”。
4月18日央视晚间新闻报道：石家庄市公布了《便民摊点开设细则》，将城市道路划分为禁设区、限制区和规范区。禁设区内严禁各类占道摊点；在限制区和规范区内，以不影响环境、交通和方便居民生活为前提，设置早点摊、修理摊等占道摊点，并优先照顾特困群众解决生计问题。目前石家庄市已批准设置了近千个马路摊点。
·经济学家茅于轼：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只有一条路，就是减少农民，帮助农民进城。一边是“猫鼠大战”，一边是政府关怀，人们不禁陷入困惑：矛盾是如何产生的?矛盾的结又如何解开?
其实小商贩不是中国独有，在世界各国，乃至发达国家的著名城市都能看到小商贩的身影，有的甚至成为城市中一道靓丽的风景。欧洲许多国家已经把各种摊贩融入了城镇商业的一部分，有些城市还把有明显地区和文化特点的摊贩，作为一大景点长期保护。如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市场、埃菲尔铁塔下的水果市场闻名世界。据文献记载，奥地利维也纳的纳什马克市场建于1780年，由很多个体摊贩组成，被认为是最具维也纳文化特点的地方；在美国的华盛顿、纽约等许多城市的一些重要景点和大道周围，市政当局都会规划出一些露天的摊贩点，仅白宫和国会周围，就有三四十家这样的摊贩，而纽约皇后区的小贩努尔因经营小吃摊，成为2006年纽约街边小吃大赛最高奖得主。
2006年9月，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引用国际著名设计师沙里宁的话说，“城市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市民们的文化气质和抱负”，并明确表示，小商小贩也是城市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城市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更加宽容。
在“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命题面前，政府更应坚持以人为本，从扩大内需、方便群众、城市支持农村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高度出发，妥善处理好各类矛盾，科学规划，在大、中、小不同规模城市有区别地合理布点，给个体商户留有一定空间，而不是简单地“堵”或“砸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