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下李侯村释几疑》发表后，阅读量过八千，向众友感激之余，仍感对该村宋代“李陵碑”文化价值和历史意涵，未及深入挖掘解读，留有遗憾，故欲专文阐述。
　　近日闲暇，屡阅此碑，又发现一些有意义的重要信息，整理如下，权当抛砖引玉，对个别不解问题，顺便求教于方家。

碑文内容写了啥

　　此碑立于宋天禧二年（1018年），距今千余年，是介休保存不多的古碑。
　　碑高130厘米，宽68厘米，厚15厘米，楷书，21行，满行63字，计1200余字。从尺寸和字数看，属于中等碑石。
　　兹碑文铭皆由洪山《源神碑》铭文撰者徐賓撰写，骈文体裁，词藻华美，用典颇多，可与《源神碑》媲美。
　　此碑原在下李侯村李陵庙。前些年，原市文化局领导担心丢失或损坏，迁至市内后土庙钟楼北侧保存。
　　整篇碑文，晦涩难懂，有些词组，查遍《辞源》《古汉语词典》和百度百科等，无该条目，应是作者自造，就笔者现在学养，实难准确翻译。
　　但是，反复阅读，可知全文分为九个内容。鉴于篇幅，不录原文，仅叙大意：
　　——开篇采用叙事散文由远及近、从面到点的议论手法，到“持虎口向銮舆之后”止，计170余字。大意是历代忠心耿耿、作为显著的文臣武将，所以彪炳青史、留名华阁，是他们具有司马相如之文采，更有周公“一沐三握发”为国求贤精神，终生为君主尽效劳，使得国泰民安，四夷来朝。
　　一从“伏自将军功书洞谷”始140余字，赞美李陵。自幼文武双全，论辩可使列国臣服，撰文而让诸邦朝贡。辅佐皇帝彰显忠心，危难时刻持守大节。
　　从“东临管朔”起150余字，介绍李陵墓建在下里后原由，尔后大段文字描述李陵墓周边地势风光，颂称李陵显灵，护佑一方平安，庇荫国家昌盛。
　　——从“将军先祖老口讳聃”起60余字，简述李陵先祖为（老子）李聃，因生于李树边而封李姓，尊称“太上”，道教之祖，书五千言《道德经》。
　　——从“次有老将军讳广”始，以30余字，简述李陵祖父李广功德。
　　——从“庙内将军讳陵”始，以60余字，简介李陵功绩。
　　——从“后有唐朝仆射讳靖”始，洋洋洒洒160余字，描述唐代李靖武御外患，文安邦民的文治武功，及昼夜勤劳恪尽职守的高尚情操。
　　——从“今有太上继世之孙”至正文完毕，100余字，论述李陵传承家族荣光，生前立功为国，身后显灵佑民，因而立碑留铭。
　　——最后四字铭文，36句，144字，是古碑中较长的铭文。
　　——落款与立碑人员名单。

碑文如何评李陵

　　李陵其人，汉代名将。先为国请缨，孤军深入，以少抗多，血战匈奴。后兵败投降，异邦纳妻，屡劝不归，死殁他域。

　　因此，历代对其评价各异，褒者居多，贬者不少，择要几家：
　　司马迁：
　　“（李陵）有国士之风。”称他“提步卒不满五千，深鞣戎马之地，抑数万之众……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是说李陵虽身陷重围而败，但其战绩足以传扬天下。他被逼投降，是等待时机，立功赎罪报效汉朝。
　　司马迁的辩解，触怒了汉武帝，被处“腐刑”。正是在这种奇耻大辱下，司马迁发奋完成了千古巨著《史记》。
　　苏武：“每念足下，才为世英，器为时出。”
　　开国英君李世民称赞：“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
　　杜甫：“李陵、苏武是吾师。”

　　苏轼：“苏、李之天成，二公尊之至矣。”
　　北宋军事家何去非：“夫李广、李陵皆山西之英将也，材武善战，能得士效力。”
　　近代学者钱穆《秦汉史》：“李陵之才气，及其全军之勇决，令千载下读史者想慕不已。”
　　责贬者较少，有：
　　白居易贬责曰：“汉李陵……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虔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读通鉴论·武帝三十》：“李陵之降也，罪较著不可掩”，“为将而降……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
　　清末文学家蔡东藩持责贬态度，曰：“宁为杨业死，毋为李陵生。”
　　当代虽有褒奖，然词有异：
　　山西籍学者李零《漢奸发生学》：“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逼迫李陵降叛的“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随而‘媒孽其短’的满朝大臣，才是真正的汉奸。”
　　回族籍学者张承志《杭盖怀李陵》：“在北方史观中，真正使我感动的人是李陵”。
　　时至今日，实现振兴中华，弘扬爱国主义，需要英雄精神。但是，以上历代名人对李陵不同评价，应引起我们深刻反思和理性认知，方可以史为鉴，弘扬正气。 　　既为李陵建庙，碑文肯定是正面赞颂，实录如下：
　　前面介绍建庙缘由时，褒称为：“忧分汉主，遐边狂狄”，“辅弼显忠，扶危尽节”。对李陵投降后，仍称：“寿足戎封，望宁国而怨胡天;殁念家山，慕归朝而忆同庄舄？”。
　　这充分表述了一位朝廷大将，生前赤心耿耿勇赴国难的高尚情操，落难受辱仍然怨恨胡天而盼国家安宁，死后不忘家乡埋葬故土的赤子之情。
　　又写道：“口有庙内将军讳陵，为朝刚（纲）领袖，护圣股肱。怀口略则辩及相如，推俊彦则词高陆贾。腰悬金印，曾匡十万雄师。臂杖龙泉，口匣而孑L除三害。虑复本，龙潜于洞浦;慕远元，虎踞于崆峒。”
　　此称李陵为皇帝臂膀，朝廷重臣。胆略口才好比蔺相如，胸怀文采胜过陆贾。带兵可敌十万雄师，舞剑为民可除“三害”。
　　更重要的是采用了司马迁观点，为李陵辩护，称他兵败投降，是为卧薪尝胆而如龙潜渊，更为长远考虑而如虎卧山。
　　这样描述，既还原了历史，又为在此地修庙立碑，建立了明确坚实的历史依据，阐明了无可辩驳的内在原由。
　　最后铭文称：“命奉高皇，远篷戎疆。重持国信，奋说皇王。心铺锦绣，辩吐琼章。二君好会，汉虏和光，百寮舞蹈，万里宁康。”
　　再次肯定李陵力谏请战，远赴边疆，深入拒敌的英雄壮举。在他遇难被俘后，仍然起到使两国罢兵休战，边疆和好，百官欣喜，国家安宁的重要作用。
　　更主要是，碑文清楚地说明在下里后筑墓建庙之因：
　　李陵遗体“返临圣地，灵愕车住口口，口踟躇不进，度斯圣验，然议兴堂。敕指庙建于汾南，显瑞灵迁于沁北”。
　　铭文復曰：“寿足口封，故体还乡。偶临圣地，口重维将。停车住辇，奉敕兴堂。”
　　以上说明李陵“故体还乡”，走到下里后这方圣地时，车马不走，大家揣度是李陵显灵，便商议在此建墓筑庙。
　　需要强调注意的是：正文用“敕指”，铭文用“奉敕”。古代文书，只有皇帝诏令，方用“敕”字。这就说明为李陵建庙，是奏报皇帝下诏敕准的。
　　李陵死于公元前74年，即汉宣帝元年，李陵墓、庙始建年代，应在汉宣帝时期，或更晚一些。
　　如果以上推断无误，李陵庙显然是一座皇家祠庙，其历史地位和文物价值极高。

还有其他发现

　　作为具有千年历史之碑，其规制及内容，还有一些值得注意和探讨的重要信息：
　　——落款奇特：“后汉武帝至大宋天禧二年岁次戊午七月辛酉朔七日丁卯建立，故记。”
　　首先，何谓“后汉武帝”？既是后汉，何来武帝？既称汉武帝，前面为何要加“后”？实在令人不解！
　　其次，“后汉武帝至大宋……建立，”这种落款，在古代碑文中好像绝无仅有。

　　其三，李陵殁于汉宣帝元年（前74年），汉武帝崩于前87年，早李陵13年，给李陵立碑，怎么能从汉武帝算起呢？
　　因此，只有一种解读，就是此碑叙事是从汉武帝开始到宋代天禧二年。或许，这才是撰文者的本意。
　　——碑阴载：“乐人”“散乐”。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乐人为立碑捐资者，二是有正规乐团和民间乐队，为落成典礼助兴。再加“主讲维摩经僧智圆”参加，可能典礼时还有诵经或超度法会，盛况空前。
　　——碑阴载：“北里村，义勇指挥使武钊”，说明北里村当时已有村里自募的兵勇，其首领也参加了建庙落成典礼。
　　——碑阴载：“焦导村，酒务张制，炭税务口口。”说明该村已有人担任“酒务”和“炭税务”之职，可知当时介休境内制酒和挖煤已成产业。
　　结合在此碑十年前的洪山《源神碑》所载：“油务”“磁窑税务”，对研究宋代初期介休手工业及其规模，是难得的文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化意涵。
　　另外，还有几个难题，留待方家破解：

　　一是：在碑正面落款后，有立碑者诸人，其中一人值得探究：“将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县高荆廉举。”
　　高荆廉举，何许人也？现存清代几部《介休县志·职官》载：“荆康举，天禧中介休知县。”
　　那么，当时知县是“荆康举”，“廉”字应系录文者笔误，笔者为此到后土庙细看原碑，确实浸蠹难辨。
　　既然姓荆，为何前面加“高”，难道是复姓，但在中华复姓中，无有“高荆”之姓。如是复姓，就否定了县志所载。
　　那么，知县应叫高荆康，“举”字显然是姓名后所加。古文举字意为提出、推选之意，即为李陵立碑，是由知县亲自提议并督建。
　　这一来，又否定了县志所载。
　　如此看来，知县姓名“高荆康举”，是个二难问题，待后人考证。
　　二是：碑阴村名质疑：所载下里侯、郭壁村、杨同（屯）村、下梁村、南王里、樊王社、北里村、板谷（峪）村、上梁村、（东）神村等村。
　　另有齐家庄、临川村、石堰社、水谷村、祥庄、西社、焦导村等。以上七村，查现存清代各版县志均无记载，是并入其他村，还是后改村名，还是他邑村名，有待考证。
　　——碑阴载“院主僧增升”“主讲维摩经僧智圆”“维挪某某”，说明此庙已有僧人住持。
　　但是，名人庙堂，应属道教。为何由僧人担任“院主”，亦令人费解。
　　总之，下李侯村李陵碑不仅文词华美，而且内容丰富。碑中所含的大量信息，对研究介休本土历史和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意义和历史价值。
　　当然，由于笔者学识所限，以上解读，舛误难免，尚祈方家和读者雅正，以便全面准确解读此碑，为增强我市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强市，贡献应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