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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广义解释为文人的书斋或书房，狭义则专指书写、绘画与读书的文具，例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卷三《士人赴试唱名载》：“其士人止许带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许挟带文集。”这里的“文房”，指的是笔墨纸砚等文具。
“文房”一词最早见诸于文献的是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当时专指国家典掌文翰的地方。《梁书·江革传》云：“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于千里。”时江革为雍州刺史建安王记室参军。这里的“文房”，有点类似今天的档案馆。
到唐代时，“文房”逐渐演绎为文人的书房。唐代大诗人杜牧在《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一诗中吟道：“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此处的“文房”，就已经是指文人的书斋。至南唐，“文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南唐后主李煜雅好文学，收藏甚富，所藏书画均押以“建业文房之印。”宋米芾在《画史》中也说：“大年收得南唐集贤院御书印，乃墨用于文房书画者。”李后主是我国历史上对文房四宝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任命从易水迁居来的奚廷圭为墨务官，并赐他李姓，于是有了“李廷珪墨”，有了徽墨的起源。他又任命李少微为砚务官，用歙州产的石头制作南唐官砚，即歙州龙尾砚，也是著名的歙砚的发端。李后主的前代列祖李昇鼓励造纸，著名的“澄心堂纸”，就是以他的书斋命名的。据说李廷珪墨、南唐官砚、澄心堂纸与吴伯玄的笔，有徽州四宝的美誉，它们推动了中国文房四宝的发展。
文房清供宋代时进入收藏领域
到了宋代，南唐归宗的翰林学士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是书凡“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搜采颇为详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风尚的发端。
其实，文房用器早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随着科举的兴盛，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于是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器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史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赵氏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它们是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赵希鹄还曾写道：“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宋林洪的《文房图赞》中有了臂搁的记录，有关压尺的宋代记载也颇多，例如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李昭玘的《乐静集》与刘宰的《家藏集》等，分别记载着玉、石、檀香等材质压尺。在宋代的《槐阴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绘画中，出现了笔插的形象。另外，在宋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着：“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从上述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这些文房的器物，在拓展它们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它们的自身价值，由此可见，宋代在流行文房清玩的同时，也开了文房清玩收藏的先河。
明代是文玩风尚的繁荣期
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时进入了繁荣期。其时，城市经济高度发达起来，文人阶层的迅速扩大，对书斋中的用器需求日益增强。民间工匠的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从而使艺术创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仅民间如此，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
正因为明朝的文房用具空前发达，追求这些文房用具又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最早编撰的是明初的云间曹昭的《格古要论》，曹氏将文房清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曹氏与他的前辈所不同的是，学识渊博的曹昭没有就事论事地记述文玩的品种门类，而是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了文房清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对文玩收藏的追尚，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他为“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的曾孙，其洋洋万言的《长物志》一书共十二卷，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物质环境，在卷七《器具》中，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计有研、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砚、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是直接的文房用具，此外，还编入不少文房清玩的器物，例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镜、钩、钵、琴、剑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文房清玩，例如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作者对这些文房器物的追崇，体现了明代文人的“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
高濂的《遵生八笺》，也是明代文人留下的一部文人清居的著作，其中载有《文房具篇》，书中对文具匣、研匣、笔格、笔床、笔屏、水注、笔洗、水中丞、研山、印色池、糊斗、图书匣、臂搁、笔觇、墨匣、笔船等都有专文记述。在高氏的条目中，有的描写得很尽详，例如“笔格”条文云：“有玉为山形者，为卧仙者。有珊瑚者，有玛瑙者，有水晶者，有刻犀者。”又如“笔床”条文云：“笔床之制，行世甚少，余得一古鎏金笔床，长六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如一架然，上可卧笔四矢，以此为式，用紫檀乌木为之亦佳。”再如“水中函”条文中是这样描述的：“铜有古小尊罍，其制有敞口圆腹细足，高三寸许，墓中葬物，今用作水中丞者。余有古玉水中丞，半受血侵，圆口瓮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古人不知何用。近有陆〈子冈〉琢玉水中丞，其碾兽面锦地，与古尊罍同，亦佳器也。磁有官、哥瓮肚圆者，有钵盂小口式雨雪者，有瓜棱肚者，青东磁有菊瓣瓮肚圆足者，定有印花长样如瓶，但口敞可以贮水者，有圆肚束口三足者，有古龙泉窑瓮肚周身细花纹者，有宣铜两寻沙金制法古铜瓿者，样式美甚。近有新烧均窑，俱法此式，奈不堪用。”今天，我们读着高濂的这些文字记载，一方面为作者的收藏鉴赏所折服，另一方面也可以窥见明代文人的书斋文具的丰富多彩。
在明代文人留下关于文房清玩的著作中，罗列品种最繁多与全面的，恐怕要数明末的屠隆，他在《考槃余事》一书中的《文房器具笺》中，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可谓是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了。它们是：笔格、砚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图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叆叇、裁刀、剪刀、途利、书灯、香椽盘、布泉、钩、箫（笛）、引尘、如意、诗筒与葵笺、韵牌、五岳图、花尊、钟、磬、禅凳、数珠、钵、番经、镜、轩辕镜、剑。这45种文玩，如果再加笔墨纸砚，总数就达49种之多。这不仅在明代，也是古籍中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与引经据典的重要出处。
清代文玩存世数量最多
中国的古代文房用具，历经唐宋元明后，至清代形成了鼎盛时期，除了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更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精心设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名符其实的“文玩”。
在清代，文玩的流行与繁荣，除了中国的文人精心追求，营造一个窗明几净，赏心悦目的书斋环境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精品。该箱紫檀木制作，箱长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箱盖装有铜镀金暗锁。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格，可以入置65件文具与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等。至外还有棋子、棋盘、小蜡盏等。这个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的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味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文房用具，又成为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吸引着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研究。同是，古代文玩越来越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成为珍贵的艺术品。
据笔者所闻，目前存世的文房清玩，以清代居多，宋元极少见。除笔墨纸砚“四宝”外大致有以下诸类。笔用类：笔格（架）、笔挂、笔筒、笔插、笔床、笔船、笔屏、笔簾、笔匣、笔海、笔簍；墨用类：墨床、墨盒、墨缸、墨屏、墨匣；纸用类：镇纸、压尺、裁刀、剪刀、界尺、毡垫、画缸、剑筒、贝光；砚用类：砚屏、砚匣、笔砚（舐）、研山；印用类：印章、印匣、印泥盒、调泥笺；水器类：水滴（注）、水盂、笔洗、水勺、水中丞；调色类：格碟、调色缸；辅助类：臂搁、糊斗、蜡斗、叆叇、帖架、瘿瓢（弃杂物用）、书灯、诗筒、文具匣、香椽盘、书架；其他类：香熏、手炉、香炉、数珠、拂尘、冠架、古琴、拜帖匣、宫皮箱、瓶觚、如意、铜镜、宝剑、算盘等以及书斋家具如案、几、桌、椅、橱、榻、凳、架、屏等。
“文房”一词最早见诸于文献的是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当时专指国家典掌文翰的地方。《梁书·江革传》云：“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于千里。”时江革为雍州刺史建安王记室参军。这里的“文房”，有点类似今天的档案馆。
到唐代时，“文房”逐渐演绎为文人的书房。唐代大诗人杜牧在《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一诗中吟道：“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此处的“文房”，就已经是指文人的书斋。至南唐，“文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南唐后主李煜雅好文学，收藏甚富，所藏书画均押以“建业文房之印。”宋米芾在《画史》中也说：“大年收得南唐集贤院御书印，乃墨用于文房书画者。”李后主是我国历史上对文房四宝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任命从易水迁居来的奚廷圭为墨务官，并赐他李姓，于是有了“李廷珪墨”，有了徽墨的起源。他又任命李少微为砚务官，用歙州产的石头制作南唐官砚，即歙州龙尾砚，也是著名的歙砚的发端。李后主的前代列祖李昇鼓励造纸，著名的“澄心堂纸”，就是以他的书斋命名的。据说李廷珪墨、南唐官砚、澄心堂纸与吴伯玄的笔，有徽州四宝的美誉，它们推动了中国文房四宝的发展。
文房清供宋代时进入收藏领域
到了宋代，南唐归宗的翰林学士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是书凡“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搜采颇为详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风尚的发端。
其实，文房用器早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随着科举的兴盛，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于是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器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史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赵氏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它们是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赵希鹄还曾写道：“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宋林洪的《文房图赞》中有了臂搁的记录，有关压尺的宋代记载也颇多，例如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李昭玘的《乐静集》与刘宰的《家藏集》等，分别记载着玉、石、檀香等材质压尺。在宋代的《槐阴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绘画中，出现了笔插的形象。另外，在宋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着：“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从上述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这些文房的器物，在拓展它们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它们的自身价值，由此可见，宋代在流行文房清玩的同时，也开了文房清玩收藏的先河。
明代是文玩风尚的繁荣期
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时进入了繁荣期。其时，城市经济高度发达起来，文人阶层的迅速扩大，对书斋中的用器需求日益增强。民间工匠的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从而使艺术创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仅民间如此，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
正因为明朝的文房用具空前发达，追求这些文房用具又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最早编撰的是明初的云间曹昭的《格古要论》，曹氏将文房清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曹氏与他的前辈所不同的是，学识渊博的曹昭没有就事论事地记述文玩的品种门类，而是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了文房清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对文玩收藏的追尚，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他为“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的曾孙，其洋洋万言的《长物志》一书共十二卷，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物质环境，在卷七《器具》中，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计有研、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砚、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是直接的文房用具，此外，还编入不少文房清玩的器物，例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镜、钩、钵、琴、剑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文房清玩，例如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作者对这些文房器物的追崇，体现了明代文人的“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
高濂的《遵生八笺》，也是明代文人留下的一部文人清居的著作，其中载有《文房具篇》，书中对文具匣、研匣、笔格、笔床、笔屏、水注、笔洗、水中丞、研山、印色池、糊斗、图书匣、臂搁、笔觇、墨匣、笔船等都有专文记述。在高氏的条目中，有的描写得很尽详，例如“笔格”条文云：“有玉为山形者，为卧仙者。有珊瑚者，有玛瑙者，有水晶者，有刻犀者。”又如“笔床”条文云：“笔床之制，行世甚少，余得一古鎏金笔床，长六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如一架然，上可卧笔四矢，以此为式，用紫檀乌木为之亦佳。”再如“水中函”条文中是这样描述的：“铜有古小尊罍，其制有敞口圆腹细足，高三寸许，墓中葬物，今用作水中丞者。余有古玉水中丞，半受血侵，圆口瓮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古人不知何用。近有陆〈子冈〉琢玉水中丞，其碾兽面锦地，与古尊罍同，亦佳器也。磁有官、哥瓮肚圆者，有钵盂小口式雨雪者，有瓜棱肚者，青东磁有菊瓣瓮肚圆足者，定有印花长样如瓶，但口敞可以贮水者，有圆肚束口三足者，有古龙泉窑瓮肚周身细花纹者，有宣铜两寻沙金制法古铜瓿者，样式美甚。近有新烧均窑，俱法此式，奈不堪用。”今天，我们读着高濂的这些文字记载，一方面为作者的收藏鉴赏所折服，另一方面也可以窥见明代文人的书斋文具的丰富多彩。
在明代文人留下关于文房清玩的著作中，罗列品种最繁多与全面的，恐怕要数明末的屠隆，他在《考槃余事》一书中的《文房器具笺》中，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可谓是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了。它们是：笔格、砚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图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叆叇、裁刀、剪刀、途利、书灯、香椽盘、布泉、钩、箫（笛）、引尘、如意、诗筒与葵笺、韵牌、五岳图、花尊、钟、磬、禅凳、数珠、钵、番经、镜、轩辕镜、剑。这45种文玩，如果再加笔墨纸砚，总数就达49种之多。这不仅在明代，也是古籍中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与引经据典的重要出处。
清代文玩存世数量最多
中国的古代文房用具，历经唐宋元明后，至清代形成了鼎盛时期，除了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更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精心设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名符其实的“文玩”。
在清代，文玩的流行与繁荣，除了中国的文人精心追求，营造一个窗明几净，赏心悦目的书斋环境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精品。该箱紫檀木制作，箱长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箱盖装有铜镀金暗锁。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格，可以入置65件文具与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等。至外还有棋子、棋盘、小蜡盏等。这个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的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味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文房用具，又成为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吸引着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研究。同是，古代文玩越来越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成为珍贵的艺术品。
据笔者所闻，目前存世的文房清玩，以清代居多，宋元极少见。除笔墨纸砚“四宝”外大致有以下诸类。笔用类：笔格（架）、笔挂、笔筒、笔插、笔床、笔船、笔屏、笔簾、笔匣、笔海、笔簍；墨用类：墨床、墨盒、墨缸、墨屏、墨匣；纸用类：镇纸、压尺、裁刀、剪刀、界尺、毡垫、画缸、剑筒、贝光；砚用类：砚屏、砚匣、笔砚（舐）、研山；印用类：印章、印匣、印泥盒、调泥笺；水器类：水滴（注）、水盂、笔洗、水勺、水中丞；调色类：格碟、调色缸；辅助类：臂搁、糊斗、蜡斗、叆叇、帖架、瘿瓢（弃杂物用）、书灯、诗筒、文具匣、香椽盘、书架；其他类：香熏、手炉、香炉、数珠、拂尘、冠架、古琴、拜帖匣、宫皮箱、瓶觚、如意、铜镜、宝剑、算盘等以及书斋家具如案、几、桌、椅、橱、榻、凳、架、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