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李欣同志的一本杂文集：《老生常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一九六四年初版，“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说成是《燕山夜话》式的大毒草，不久前又获再版。
　　这，本来事属平常，但平常中有点不平常。这不平常，首先表现在卷首陆定一同志写的再版序言中。
　　陆定一同志的序，于指出“这本书到现在还有它的生命力”外，用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谈到它的不足之处。第一，说它对“三面红旗”哪是对的，哪是错的，没有分析；对于大跃进以后出现的某些困难，也没有加以分析。第二，说它相信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第三，说它在一篇文章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观念的东西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在哲学上背离了唯物论，而陷入了唯心论。序言最后说：“以上三点，我已同李欣同志谈过。李欣同志是老实人，是实事求是的人，他要我写入序言，我就照办了。”
　　给别人的书写序，不作溢美之词，而指出其有不足之处；对不足之处也不是笼统地说那么一句，而是具体一、二、三地指出来，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似乎不见也久矣。久所未见的好事而今又重新出现了，这就使人觉得有点不平常。陆定一同志说，李欣同志是老实人，实事求是的人。我看，陆定一同志的这篇序，倒正是老实人实事求是作风的一个典范。
　　不过，陆定一同志所作序言里的这种不平常，实在是源于作者在再版时所采取态度的不平常。他对这十多年以前印行、现在明知存在一些缺点的书，再版时却“一字不改”。(书中的“续篇”是这次再版时新收进去的。)他说：“这不仅因为它已经接受了严峻的历史检验，而且它已是历史的东西了。”试想：如果作者不采取这种态度，而是按照今天的认识对作品修改一番，把原来存在的缺点涂抹干净，陆定一同志在序言里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平常，岂不是不可能存在了吗？
　　一个人写书作文，不能不受当时客观条件和自己主观认识能力的局限，因此若干年后检阅并重印旧作时，总不免要发现其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对此怎么办？我赞赏李欣同志这种“一字不改”的做法。那么，书中的缺点、错误呢？由自己或别人在再版序言里指出来就是了。这种做法，有很多好处。首先，它保存了初版时的本来面目，而通过这本来面目，又可以使人得以窥知当时社会的思想潮流和风貌。其次，可以让人看出作者前进的脚印，了解其思想发展的具体历程。再次，读者既看到“今是”，又看到“昨非”，从而可以加以比较、思索，增加兴趣和印象，所得教益恐怕远非仅仅读到完全正确的文字所能比拟。人无完人，书无完书。把昔日的幼稚和某些失误和盘托出，并将其指示出来，实在是无损于作者，而有益于读者的。试想，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当然，有的人愿意对旧作采取修而改之，使其臻于完善，并且在再版的前言或后记里具体地加以说明，这也是作者应有的权利，并且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精神的表现。而且，有的书，这样做可能更为适宜。
　　但，如果对旧作做了重大修改，重印时却只字不提，以示一贯正确，或者只是含糊地说一声做过修改，却不肯指明做了哪些重要修改，那就不免有违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老实人应有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