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良论》读后
　　
　　龚自珍是我国近代开一代风气的著名思想家。他生于一七九二年，卒于一八四一年。龚自珍生活和写作的年代，虽不在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然而，他的思想，他著作中提出的问题，却都是属于近代的。他给近代立志变革图存改造中国的人们以思想武器，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之际，龚自珍第一个站出来，对两千多年来的传统的封建官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一生留下来的上千篇诗文中，有不少是揭露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和黑暗的，其中尤以他青年时期所写的《明良论》为最集中、最深刻。他以尖锐泼辣的文笔，揭露了清王朝官僚制度的腐朽和丑恶，唤醒人们起来“更法”、“改图”，改变“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挽救日益衰败的社会。虽然，龚自珍的本意是为了给清王朝的“衰世”寻找出路，探讨“明君”、“良臣”的关系，企求出现一个“君臣共治”的良好局面。但他实际上已无法找到“明君”和“良臣”，倒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封建官僚专制制度衰败、腐朽的逼真画图。
　　在龚自珍的笔下，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朝臣官吏是什么样子呢？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以老百姓的父母官自居，其实却是些寡廉鲜耻，误国害民的无耻之尤。
　　龚自珍一针见血地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不知有耻”，如果用现代的普通话来说，就叫做不要脸。而这不知耻，却成了当时大大小小封建官吏的共同特点。正是这帮不知廉耻的官吏，才使国家衰败不堪，社会风气江河日下。龚自珍说，当今所有做官的，从他们向皇帝陈述政治主张，开始当上官的那天起，具有廉耻心的已经很少了。其实，岂止是“知耻者”少呢，更有甚者，是那帮官僚政客，“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那些官做得越久、官职越高、越接近皇帝的重臣，就越会巴结逢迎、溜须拍马，也就越无耻。寥寥数语，把封建官僚的升官之道的丑恶情景，揭露得多么深刻！
　　龚自珍说，“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瞧，皇帝周围那些身负重任的大臣、权贵，除了只知道追求所乘车马的排场，讲求穿戴的考究阔气，除了在皇帝面前卖弄花言巧语争宠之外，其它一无所知、一无所问。这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作者用淡淡的几笔，就把那帮朝臣在其主子面前和门生、妻子面前，两种截然不同的相貌言词、表情动作，刻划得维妙维肖，活灵活现，深刻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灵魂。
　　这种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呢？龚自珍指出，其根源之一在于科举制度。中国封建社会，从隋唐开始实行的选拔官吏的这一制度，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晚清，已经老朽不堪。通过世袭封建特权和科举取仕形成的整个官僚阶层，完全变得“奄然而无生气”了。龚自珍说，“今之士进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计之，以三十为断。翰林至荣之选也，然自庶吉士至尚书，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学士。而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其结果是，“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
　　封建社会这一套取仕及考核、提升官吏的制度，实际上是“摧锄天下人才”的桎梏。龚自珍强烈地抨击了这种“用人论资格”的官僚制度的弊端。那些缺德少才的昏庸无能之辈，苟且偷安，坐等年资的增长，一步一步往上熬；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就因为熬的年头短，资历浅，而得不到重用。其结果是，做官的人不得不在仕途中消磨终生。“自三十进身，以至于为宰辅，为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试问，即便是从三十岁熬到了六十多岁，作了一品宰相，牙也掉光了，头发也秃了，耳聋眼花，精气神也没有了，还能有何作为呢？
　　由于官场的腐败，即便是有才能之辈，经过了长达三、四十年仕途的“熏陶”，也越磨越圆滑，一个个变得“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然终日，不肯自请去”。在这种腐败的官僚制度下，尽管有庞大的官僚机构，但是真正为朝廷着想，认真办理国家大事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少。龚自珍说，那些好不容易而熬上去的官吏，因为阅历深，办起事来顾虑重重，畏葸不前，玩物丧志，苟且偷生，光拿俸禄而不干事。而且，那些老官僚，官作久了，留恋职位，年岁大了，老惦记着子孙的前程，懒懒散散混日子，却又不肯辞去官职。即便是有了缺额，那些有卓越才能的人，因为资历不够，仍然不得起用。龚自珍所描述的清季官场种种腐败、老朽的情状，触及了“封建官僚制度”或“官僚衙门”的本质。
　　龚自珍曾引用了当时北京城里流传的一则谚语，来讽喻“用人论资格”制度的老朽：“新官忙碌石呆子，旧官快活石狮子”。这则切中时弊的政治笑话把资历浅的新官吏比作忙得团团转的石磙子，他们因为资历所限，就是玩着命干，也得不到提拔。龚自珍说，如果论资封官，谁都“莫如柱外石狮子”，“具形向坐数百年”，它们“论资当最高”了，岂不是做大官的最好的材料吗？这真是一个风趣而辛辣的讽刺。可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怎么能够使那些勇往直前的人受到鼓励，使那些裹足不前的人有所警诫，使那些平庸不堪的人杜绝侥幸之心，又怎么能够消除那些得不到升迁的人的不满情绪呢？这种“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的官吏升迁制度，必然造成官场的死气沉沉，毫无生气。那些资历浅的，只得安分守己地熬年头，等待提升；资历深的呢，处处谨小慎微，保官为荣，只怕丢了那积年累月熬得的官职。因此，新老官吏，都受到“用人论资格”制度的束缚，都担心丢乌纱帽，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就不会有任何作为了。这样一来，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整个官场，必然变得老朽不堪，腐败无能。这就是龚自珍说的“尽奄然而无生气”了。
　　封建官僚衙门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为什么能够维持呢？龚自珍曾用了《战国策》里的一个历史故事，来说明有什么样的君主，就会有什么样的大臣这样一个道理。龚自珍说，燕国的大臣郭隗，曾经对燕昭王讲，“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者与役处”。说明在封建社会，那些成就了帝业、王业、霸业的君主，他们分别把和自己相处的人，当作师长、良友、臣子；而那些亡国的昏君呢，却是把和自己相处的人，当作任其驱使的奴才。既然君主专制的君臣关系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那么，可想而知，拥有至高无上特权的皇帝，他需要什么样的奴才，还怕不会有什么样的奴才到来？所以，龚自珍认为，贾谊对汉文帝讲的，“主上之遇大臣如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是很自然的道理。
　　龚自珍在他的《古史钩沉论》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官场腐败、官吏无耻的根源，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这种君主专制，也就是皇帝一人专制。用龚自珍的话来说，叫做“一人为刚，万夫为柔”。至高无上的皇帝，既然是“金口玉言”，绝对正确，就由他一人独断专行，天下人只能作顺民，柔然服从。这就叫做封建专制主义，或者叫君主专制、封建独裁。
　　封建皇帝又是怎样推行其“一人为刚”的呢？龚自珍说，据史书记载，从前称霸天下的帝王，往往总以为“其力张，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封建皇帝为了保持其家天下的万代江山，维护其帝王之尊，显示其“圣主”威风，又自认为力量强大，予智予雄，就必然用去掉别人廉耻的手段，把别人变成自己的奴才，来强行推行他的号令。这样，皇帝一人就可以随心所欲，独断专行，任何人只能作俯首贴耳的顺民，绝对顺从他一人的旨意，不许有丝毫的非议。否则，就是贰臣逆子，大逆不道。轻者贬谪、丢官、下狱、充军流放；重者腰斩枭首，诛灭九族。这种封建独裁制度实行的结果，天下人的嘴巴只会“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了，满朝文武也只会发出“喳！”“‘喳！”“喳！”的同一个声音了。所以，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社会“万籁无声”的局面，是“一人为刚”专制制度“振荡摧锄天下廉耻”的必然结果。
　　官场廉耻之心去尽，社会风气也就江河日下。官场上那些腐朽昏庸之徒，损公肥私之辈，比比皆是。有的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腐败无能；有的外表佯装糊涂，暗中施展鬼蜮伎俩；那些无恶不作的昏官，必然会豢养一批恃势骄横的“狗类”，到处胡作非为。所以，就是有“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这样，社会不仅产生不出才相、才史、才将、才士，也不会产生才民、才工和才商。那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是可想而知的了。
　　龚自珍的作品，虽然已经过了一个半世纪，但在我们急待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今天读起来，仍然给我们以教益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