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这样一段记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己也。”大意是，孔子的学说，抬起头来看觉得至高无上，学习起来则如钻研不透的顽石，飘忽不定，捉摸不到，简直太高深，太卓越，太玄妙了，即使穷有生之年，竭五官之力，都还跟不上，此其所以叫苦连天也。
　　想到这里，对颜回这种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态度，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一部人类思想史，尽管高峰迭起，群星灿烂，但不论任何人，哪怕是划时代的思想巨匠，他可能树起一座理论丰碑，但绝不可能堆起一座后人永远不可攀越的“绝对真理”的“顶峰”。他们的理论尽管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某些规律，但又不可避免地深深打着某一特定时代，甚至是某一特定区域的烙印，显示出相对真理的特性来。如果把绝对真理比作浩瀚无际的海洋，那一个个思想家的理论就只是汇聚而来的涓涓细流；如果把人类通向绝对真理的道路比作一道永无尽头的天梯，那一个个思想家的学说就只是拾级而上的一步台阶。同人类认识世界的总体过程相比，任何思想家的学说都相形见细，并夹杂着在所难免的错讹和缺陷。孔子作为儒学始祖，在春秋末叶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确实是影响颇大的权威之一。“至圣先师”的冠冕固然是后代权势者加上去的，但儒学较之百家之说，论理之严，容量之大，大概也是事实。可是颜回把孔子的学说吹捧为至高无上，这就实在不能说不是一种违犯科学的迷信和阿谀之词。
　　迷信和吹捧，对一个思想家及其学说有百害而无一益。据传，孔子当年曾向许多老师学习各种知识。但是，他把老师的学问融会贯通，大胆扬弃，加以创造，发展成崭新的儒学体系，一下子站到老师肩头上去了。我这么想，倘若孔子也象颜回迷信老师那样，认为竭尽五官之力，怎么也跟不上，恐怕孔子的思想大不过只是他的几位老师学说的杂乱无章的堆积，含量颇大的儒学也不会诞生，孔子的声名也早已湮灭，哪里传得这样久远？对颜回的盲从和迷信，孔子也有过觉察，并作了批评，说他“于我言，无所不说(悦)”，“非助我者也”。孔子是看到了别人一味恭维，对自己丰富和发展理论毫无助益这层道理的。但这个批评，比起批评那几个离经叛道的学生的雷霆之怒来，那是轻淡多了。
　　对一个思想家及其思想体系，当然要尊重。但尊重不是迷信，更不是吹捧。而真正打开一个理论宝库之门的金钥匙，是对这个理论体系本身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占地位的科学估价，以及是则是，非则非，只信科学，不信“先哲”的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而颜回呢，他对孔子一言一语，一字一句，甚至一嗔一喜，一笑一颦，都诺诺称是，并一概当作千古不易的经典和奥妙无穷的大义微言。这种由“信仰”而至迷信，由“忠诚”而至膜拜，把颜回自己以及孔子的许多学生害得好苦。这班不乏才华的年轻人，本来可以通过学习孔子而超过他，站在老师的肩头，攀上新的高度。但是，迷信的粗绳大索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他们战战兢兢，唯以解释儒家经典为己任，不敢越雷池半步，结果大都成了毫无建树的庸人，在思想史上连一缕流星般转瞬即逝的光痕也没有留下。最惨的要数子路了。在同敌人激战中，他被击断了帽带子。如此关头，他还念念不忘执行孔子“君子死，冠不免”的教训，只顾系帽带，却被人砍成了肉酱。说起来，既令人怜惜，又使人觉得近乎活该！颜回们搞的古代迷信，传染了后世许多学者。由颜回始，这种古代迷信代代相袭，孔夫子稳稳地坐着“至圣先师”的金交椅，迷信成了正宗，创新指为叛逆，终于导致了人们思想的禁锢和僵化，导致了理论的停滞和枯萎。与此并行的，是中国的封建专制福寿绵长，最后成了供列强们鉴赏和掠夺的老古董。岂不痛矣哉！痛定思痛，我们应该想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