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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部书，都有自己特殊的遭遇。
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这部书，初版曾在一九四八年问世，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科学地解剖传统官僚政治的好书，是批判官僚政治的锐利理论武器。但是，当时中国人民正在用现实的武器批判以蒋家末代王朝为代表的官僚政治，斗争进行得惊天动地，谁都以为，在中国延续二千余年的官僚政治将从此寿终正寝。既然人们认为批判的对象已从大陆永远消失，这部以批判官僚政治为鹄的的作品当然只有束之高阁一途。但是，历史常爱和人们开个玩笑，在十年浩劫时期，中国官僚政治象砍了脑袋会再生长的九头凶龙一样，居然又复活过来，向人民的光辉胜利反攻倒算，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老帅，彪炳千秋的功臣，以及那欢庆解放的知识分子，海外归来的爱国侨胞。亿万人民从上到下千真万确地经受了一次专制主义奴役的二茬罪。面对严峻无情的教训，眼见亡党亡国的威胁，人们才恍然悟出一些现象的底蕴。例如，纯粹的政治斗争，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互为表里，纵使一呼百诺，轰轰烈烈，到头来并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又如，反对官僚主义，固然需要民主与法制，但是，一个几千年受官僚压迫的社会，哪有民主与法治的观念可言。有权者不尊重民主固不待言，普通人也未必能一蹴而就地掌握民主与法治的武器。所谓大民主，无非是被林彪、“四人帮”操纵利用的傀儡戏而已。林彪就讲过，老百姓只关心柴米油盐，却偏偏要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司马昭之心在于乱中夺权，岂不一清二楚？但是，这样一来，一个官僚社会中官民对立的基本格局也就摆得十分明白。一方面，林彪、“四人帮”这伙大官僚把人民欺骗玩弄于股掌之上，鞭策驱使于全国各地，谁敢讲个不字，张志新、遇罗克就是榜样；另一方面，人民真是一穷二白，成为复活官僚政治的沃土。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十亿脑袋天天想过的生活要指靠一个脑袋不时地作出指示来推动。这几句话一下达，举国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比对待圣旨还要风魔百倍。林彪、“四人帮”利用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制造封建个人迷信达到如此荒唐程度，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人民谁拥护这样做？这一切洞若观火的事实终于把人民教训过来，明白从今而后，再也不要神仙和救主，不要乱折腾和假大空，要的只是长期安定团结的局面和一套讲求科学与民主、有效实现四化的改革措施，以便有条不紊地贯彻下去，不偏不倚地稳步前进。否则，官僚政治的阴魂就有借尸还阳的可能，革命牺牲的壮志难免付之东流的危险。当人们痛定思痛，冷静思考官僚政治的防治问题时，再来翻阅此书，可以发现，原来它在三十二年前就已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的官僚政治问题，对我们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
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已经成为当前一个突出问题。但要进行这一斗争，首先必须追根寻源，从官僚主义形成的基本规律入手。本书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从逻辑上(同时也从历史上)对官僚政治的基本矛盾即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这种对立统一物的两个方面都有自己规律性的东西可循。
官的方面。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是既不代表贵族领主利益，又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剥削阶层。这个阶层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或民意机构负责。所以，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法治可言，主要靠人治和形形色色宗法与思想统治来维持。各级官吏只要能取悦于上级，百官只要能取悦于皇上，就可为所欲为地侵夺百姓权利。这是官僚政治从官的方面看的基本规律。
依据这一规律，防治官僚政治流弊之法，新旧统治者在政治上历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安排。
最低级的，就是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即要官吏在对上级负责的同时，也适当地考虑百姓的利益。中国老百姓在旧社会愚民政策的长期毒害下，很少有从法的角度去考虑自身基本权利被践踏的事实，若非忍无可忍铤而走险，总是逆来顺受祈求“真命天子”出现。所以中国人对“清官”的感情分外深厚，但历来讴歌清官，说明“青天老爷”实在罕见。
较低级的，就是惩治贪官枉吏，即当着官吏的劣迹被人发现引起公愤，造成统治不稳时，杀一儆百，以平民愤。但在官吏不是职业化而是特权的社会里，官官相卫，严格禁止贪赃的法令不可能根本奏效，历来对贪赃的惩治无论多么严酷，都不能阻止“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的到来和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
中庸的，就是官僚政治开明地实行防患于未然的一系列办法以进行自我调节。如设立监察御史之类的职官，如封疆大吏乃至基层主管官吏经常迁调等等，从政治到经济，从文教到军事，历朝因事制宜，办法很多，不胜枚举。这类办法在帝王英明时还能起一定作用，在帝王昏庸和奸臣弄权的情况下，反而成为陷害忠良和党派斗争的手段。
较高级的，就是对帝王百官的权力从外部加以适当强制性的限制，使有立宪机构为民请命。但君主而立宪，势如冰炭，若非有足以与王权相抗衡的新兴政治经济力量(在近世为资产阶级)来支持，君主立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高级的，在资产阶级时代，就是废除君主专制，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替官僚政治，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等权的分立，取消官吏的终身制，实行民选和职业化，使官吏只向选民或代议机构负责，以法治代替人治，等等。
除了用起义、暴动、罢工等方式外，这五类方法是千百年来人类在政治领域内与官僚主义弊病作斗争的经验概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同是官僚政治的对立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的不少成功经验值得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其规律不在于根本否定官吏制度，而在于尽可能限制、分割官吏的权力。如分权制、如废除官吏终身制等就是这种规律的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到极端的党政军公检法一元化领导体制就是与这种规律背道而驰的措施，就会导致官僚政治。但是，上述规律的核心，在于尽可能使官吏与经济事业保持一定距离，除一些必须国家掌握的命脉以外，国家行政对经济的管理与干预将减少到最低限度。它的好处是：从政治方面保证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提高经济效率，从经济方面保证官吏队伍的纯洁性，提高行政效率。从这种基本规律来看，帝国主义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大财阀与国家的合生显然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严重威胁，是对这一规律的破坏。根据这一规律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应逐步改变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改变政社合一、政企合一、政事(业)合一的管理体制，要扩大商品生产范围，把计划经济适当地逐步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只有在物资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才可能考虑不计较经济利益和成本)，使国家管理生产的职能从低级领域腾出“事必躬亲”的手来加强高级领域的领导职能。这样做，在经济方面就可以防止来自官僚主义对经济的瞎指挥和不正之风的侵袭，在政治方面就可以做到精兵简政，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提高行政干部的工资而取消其工资外的一切特权(折合货币后，往往大于工资成十上百倍)，以符合养廉的要求。如果再配合以一系列必要的制度，就可能造就一支精干忠诚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队伍，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做到政治上高级水平的集中和经济上因地制宜的分散。它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这种以经济改革为轴心的改革比以政治改革为轴心的改革阻力小得多，效果大得多，而又没有群众政治运动的各种流弊。如果不这样做，而是让行政与济经空前打成一片，就会造成外行继续束缚内行和干部易受腐蚀的客观条件。干部的特殊化(其核心是济经特殊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隐忧。中国中古官僚由于严重特殊化所造成的贵族化现象(门阀制)对中央集权的离心倾向使中国分裂混乱达几百年之久，是一个应该十分注意的历史教训。
民的方面。官僚阶层的存在是把人民(旧中国主要是农民)的贫困无知和依附于土地等落后因素作为其存在的条件的。马克思说，“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作他的臣属”。如果老百姓有足够的知识，较高的生活水平，心理上与官吏也就平起平坐，不甘心当某人的臣属仆役，再以一定制度保障民主，官僚政治是无由立足的。因此，防治官僚政治的釜底抽薪之法，官僚主义的致命弱点，从长期来看，与其说在官的方面，毋宁说在民的方面。李唐贞观之治的形成虽不乏客观原因，但官僚政治头目的主观努力不能抹杀。这就是适当提高人民生活，使官民对立关系保持在当时最优状态。过分的富裕，是对官僚政治否定的开始(尤其是工商市民阶级的发展)，过分的贫困，也是乱世的先声(农民起义)。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侵害民主的趋势进行了有力抵抗的事实。在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官僚主义最根本的办法，也只能是普遍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使他们认识美好生活的价值，能够按照社会本来面目认识社会，有改造世界的科学知识与能力，有道德理想与审美情操，有民主与法治及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的习惯，有选择职业的相当自由。在科学明显地成为直接生产力、在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现时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科学知识武装人民，实行科学的民主化和民主的科学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能不能执行一条大力提高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路线，不是婆婆妈妈，不是取悦于民，不是经济主义，不是修正主义，而是伟大的革命战略任务，它反映这个社会能不能理解自身发展规律的战略性要求，特别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更应自觉地满足这一规律的要求。因此，官僚主义的消灭过程，实质上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那些宣布自己是反官僚主义的人，却偏偏反对提高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拚命向人民推行封建的禁欲主义，一味要人民忆苦思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就是不敢提三不怕富，四不怕有知识。他们只讲生产而讳言消费，宁可浪费和滥交“学费”也不给人民消费，只提“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就是不“促生活”。只要把“文化大革命”以来揭发出来的由于封建式瞎指挥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封建式讲究排场所造成的浪费粗略地统计一下，就谁都不会怀疑，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对于这样好的人民大大改善其生活并不过份也不困难。在今天，想方设法多办一所学校，多招一名学生，多增加人民一份福利设施，多盖一栋民房，多调整一份工资，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给社会主义的大厦添砖加瓦而给官僚主义釜底抽薪。
对人民大众的吝啬，就是对官僚主义的慷慨！
官僚政治也是世界性的关键问题之一，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问题之一。从本书的阐述，至少可得到下列几点重要的启发。
第一是农民起义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本书指出，旧中国二千余年中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不绝于书，但始终只能引起王朝更迭而未导致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封建社会要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只有在封建母胎内已经孕育好足够高度的新生产力和相当强大的市民阶级才有可能。旧中国的农民一旦揭竿而起，都只能在战乱中成为没落王朝的殉葬品，而无法以社会革命领导者的姿态出现。由此可知，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能推动历史前进，必须是反映社会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斗争，才能如此。阶级斗争不是一抓就灵的万应药。除非不存在改良的可能，无妨用真正的改良(改革)代替冒牌的革命。现在只有四个现代化能够救中国，任何轻视生产力这个历史发展基本动力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政治革命，再不能充任中国历史的火车头。论证这一点，促进能使社会发展的安定团结，反对引起社会倒退的任何动乱，便是再版本书的初衷之一。但是，仅仅认识和拥护这个结论是不够的，重要的应该英明果断地下决心去改良，在安定团结中求进步，而不是因循苟且让“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进治乱相循的历史涡流中去。
第二是劳心与劳力问题。在封建官僚政治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官僚是知识的独占者，知识是士宦求官进爵和获得特权的利器。脑力和体力劳动在政治上的对抗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它和资本主义社会内这两种劳动的对抗有一个质的不同，前者仅仅表现于政治领域，而后者则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者参加生产过程，因此，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之后，新生产力要求两种劳动的界限逐渐消失，这种客观过程不能不对两种劳动在政治上的对抗起极大的缓解作用。而封建社会则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过程。因此，两种劳动的对抗是官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封建性对抗。在十年浩劫时期，林、康、四人帮却利用马克思主义要求消灭两类劳动差别的正确口号，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这一逆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唯心主义口号，挑拨工农兵来整知识分子(管理知识分子与业务知识分子)，玩弄封建权术，重新造成劳心与劳力在政治上的紧张对抗(不过是颠倒的形式)。目前大批中青知识分子在工资与生活待遇上低于工矿企业部队中同龄阶级兄弟的不合理状况，就是这种封建流毒尚未肃清的严重后果之一。
第三是官僚政治的“政治化学亲和力”问题。根据这一特点，应该建立广义官僚政治学的研究。它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研究官僚政治因素或官僚主义发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以便同官僚主义在一切国家一切领域的一切表现作斗争。其二是研究王者的限度，即研究王者或领导人的权力的限界，以便他们尽可能成为有自知之明的统治者。在人类尚未进入自由王国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清官不能不在种种程度上成为人类共同的幻想。只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清官是可以相应地造就和增加的。甚至还可以用机器来代替一部分管理工作和管理人员或官吏。
一物降一物，官僚主义由于它的非凡的亲和力，几乎与人类共始终的共生的性格，人类不仅不可能过早地凭空将它消灭，而且也不可能由于勉强这样做而不受到“政治生态危机”的惩罚。要使这一“恶魔”的为害作用降低到最小限度，人类只有积极行动起来用各种方法创造“善魔”与之斗争。这就是把以上所提的种种办法适当地利用起来。这才是对待官僚主义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从而是冷静的态度。王亚南先生这部著作就是以这种冷静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一部富有创造性的科学著作。它无疑将成为我国和世界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官僚政治提供良好的基础。
1980年7月5日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这部书，初版曾在一九四八年问世，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科学地解剖传统官僚政治的好书，是批判官僚政治的锐利理论武器。但是，当时中国人民正在用现实的武器批判以蒋家末代王朝为代表的官僚政治，斗争进行得惊天动地，谁都以为，在中国延续二千余年的官僚政治将从此寿终正寝。既然人们认为批判的对象已从大陆永远消失，这部以批判官僚政治为鹄的的作品当然只有束之高阁一途。但是，历史常爱和人们开个玩笑，在十年浩劫时期，中国官僚政治象砍了脑袋会再生长的九头凶龙一样，居然又复活过来，向人民的光辉胜利反攻倒算，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老帅，彪炳千秋的功臣，以及那欢庆解放的知识分子，海外归来的爱国侨胞。亿万人民从上到下千真万确地经受了一次专制主义奴役的二茬罪。面对严峻无情的教训，眼见亡党亡国的威胁，人们才恍然悟出一些现象的底蕴。例如，纯粹的政治斗争，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互为表里，纵使一呼百诺，轰轰烈烈，到头来并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又如，反对官僚主义，固然需要民主与法制，但是，一个几千年受官僚压迫的社会，哪有民主与法治的观念可言。有权者不尊重民主固不待言，普通人也未必能一蹴而就地掌握民主与法治的武器。所谓大民主，无非是被林彪、“四人帮”操纵利用的傀儡戏而已。林彪就讲过，老百姓只关心柴米油盐，却偏偏要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司马昭之心在于乱中夺权，岂不一清二楚？但是，这样一来，一个官僚社会中官民对立的基本格局也就摆得十分明白。一方面，林彪、“四人帮”这伙大官僚把人民欺骗玩弄于股掌之上，鞭策驱使于全国各地，谁敢讲个不字，张志新、遇罗克就是榜样；另一方面，人民真是一穷二白，成为复活官僚政治的沃土。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十亿脑袋天天想过的生活要指靠一个脑袋不时地作出指示来推动。这几句话一下达，举国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比对待圣旨还要风魔百倍。林彪、“四人帮”利用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制造封建个人迷信达到如此荒唐程度，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人民谁拥护这样做？这一切洞若观火的事实终于把人民教训过来，明白从今而后，再也不要神仙和救主，不要乱折腾和假大空，要的只是长期安定团结的局面和一套讲求科学与民主、有效实现四化的改革措施，以便有条不紊地贯彻下去，不偏不倚地稳步前进。否则，官僚政治的阴魂就有借尸还阳的可能，革命牺牲的壮志难免付之东流的危险。当人们痛定思痛，冷静思考官僚政治的防治问题时，再来翻阅此书，可以发现，原来它在三十二年前就已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的官僚政治问题，对我们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
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已经成为当前一个突出问题。但要进行这一斗争，首先必须追根寻源，从官僚主义形成的基本规律入手。本书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从逻辑上(同时也从历史上)对官僚政治的基本矛盾即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这种对立统一物的两个方面都有自己规律性的东西可循。
官的方面。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是既不代表贵族领主利益，又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剥削阶层。这个阶层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或民意机构负责。所以，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法治可言，主要靠人治和形形色色宗法与思想统治来维持。各级官吏只要能取悦于上级，百官只要能取悦于皇上，就可为所欲为地侵夺百姓权利。这是官僚政治从官的方面看的基本规律。
依据这一规律，防治官僚政治流弊之法，新旧统治者在政治上历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安排。
最低级的，就是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即要官吏在对上级负责的同时，也适当地考虑百姓的利益。中国老百姓在旧社会愚民政策的长期毒害下，很少有从法的角度去考虑自身基本权利被践踏的事实，若非忍无可忍铤而走险，总是逆来顺受祈求“真命天子”出现。所以中国人对“清官”的感情分外深厚，但历来讴歌清官，说明“青天老爷”实在罕见。
较低级的，就是惩治贪官枉吏，即当着官吏的劣迹被人发现引起公愤，造成统治不稳时，杀一儆百，以平民愤。但在官吏不是职业化而是特权的社会里，官官相卫，严格禁止贪赃的法令不可能根本奏效，历来对贪赃的惩治无论多么严酷，都不能阻止“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的到来和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
中庸的，就是官僚政治开明地实行防患于未然的一系列办法以进行自我调节。如设立监察御史之类的职官，如封疆大吏乃至基层主管官吏经常迁调等等，从政治到经济，从文教到军事，历朝因事制宜，办法很多，不胜枚举。这类办法在帝王英明时还能起一定作用，在帝王昏庸和奸臣弄权的情况下，反而成为陷害忠良和党派斗争的手段。
较高级的，就是对帝王百官的权力从外部加以适当强制性的限制，使有立宪机构为民请命。但君主而立宪，势如冰炭，若非有足以与王权相抗衡的新兴政治经济力量(在近世为资产阶级)来支持，君主立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高级的，在资产阶级时代，就是废除君主专制，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替官僚政治，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等权的分立，取消官吏的终身制，实行民选和职业化，使官吏只向选民或代议机构负责，以法治代替人治，等等。
除了用起义、暴动、罢工等方式外，这五类方法是千百年来人类在政治领域内与官僚主义弊病作斗争的经验概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同是官僚政治的对立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的不少成功经验值得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其规律不在于根本否定官吏制度，而在于尽可能限制、分割官吏的权力。如分权制、如废除官吏终身制等就是这种规律的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到极端的党政军公检法一元化领导体制就是与这种规律背道而驰的措施，就会导致官僚政治。但是，上述规律的核心，在于尽可能使官吏与经济事业保持一定距离，除一些必须国家掌握的命脉以外，国家行政对经济的管理与干预将减少到最低限度。它的好处是：从政治方面保证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提高经济效率，从经济方面保证官吏队伍的纯洁性，提高行政效率。从这种基本规律来看，帝国主义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大财阀与国家的合生显然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严重威胁，是对这一规律的破坏。根据这一规律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应逐步改变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改变政社合一、政企合一、政事(业)合一的管理体制，要扩大商品生产范围，把计划经济适当地逐步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只有在物资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才可能考虑不计较经济利益和成本)，使国家管理生产的职能从低级领域腾出“事必躬亲”的手来加强高级领域的领导职能。这样做，在经济方面就可以防止来自官僚主义对经济的瞎指挥和不正之风的侵袭，在政治方面就可以做到精兵简政，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提高行政干部的工资而取消其工资外的一切特权(折合货币后，往往大于工资成十上百倍)，以符合养廉的要求。如果再配合以一系列必要的制度，就可能造就一支精干忠诚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队伍，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做到政治上高级水平的集中和经济上因地制宜的分散。它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这种以经济改革为轴心的改革比以政治改革为轴心的改革阻力小得多，效果大得多，而又没有群众政治运动的各种流弊。如果不这样做，而是让行政与济经空前打成一片，就会造成外行继续束缚内行和干部易受腐蚀的客观条件。干部的特殊化(其核心是济经特殊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隐忧。中国中古官僚由于严重特殊化所造成的贵族化现象(门阀制)对中央集权的离心倾向使中国分裂混乱达几百年之久，是一个应该十分注意的历史教训。
民的方面。官僚阶层的存在是把人民(旧中国主要是农民)的贫困无知和依附于土地等落后因素作为其存在的条件的。马克思说，“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作他的臣属”。如果老百姓有足够的知识，较高的生活水平，心理上与官吏也就平起平坐，不甘心当某人的臣属仆役，再以一定制度保障民主，官僚政治是无由立足的。因此，防治官僚政治的釜底抽薪之法，官僚主义的致命弱点，从长期来看，与其说在官的方面，毋宁说在民的方面。李唐贞观之治的形成虽不乏客观原因，但官僚政治头目的主观努力不能抹杀。这就是适当提高人民生活，使官民对立关系保持在当时最优状态。过分的富裕，是对官僚政治否定的开始(尤其是工商市民阶级的发展)，过分的贫困，也是乱世的先声(农民起义)。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侵害民主的趋势进行了有力抵抗的事实。在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官僚主义最根本的办法，也只能是普遍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使他们认识美好生活的价值，能够按照社会本来面目认识社会，有改造世界的科学知识与能力，有道德理想与审美情操，有民主与法治及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的习惯，有选择职业的相当自由。在科学明显地成为直接生产力、在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现时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科学知识武装人民，实行科学的民主化和民主的科学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能不能执行一条大力提高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路线，不是婆婆妈妈，不是取悦于民，不是经济主义，不是修正主义，而是伟大的革命战略任务，它反映这个社会能不能理解自身发展规律的战略性要求，特别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更应自觉地满足这一规律的要求。因此，官僚主义的消灭过程，实质上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那些宣布自己是反官僚主义的人，却偏偏反对提高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拚命向人民推行封建的禁欲主义，一味要人民忆苦思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就是不敢提三不怕富，四不怕有知识。他们只讲生产而讳言消费，宁可浪费和滥交“学费”也不给人民消费，只提“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就是不“促生活”。只要把“文化大革命”以来揭发出来的由于封建式瞎指挥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封建式讲究排场所造成的浪费粗略地统计一下，就谁都不会怀疑，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对于这样好的人民大大改善其生活并不过份也不困难。在今天，想方设法多办一所学校，多招一名学生，多增加人民一份福利设施，多盖一栋民房，多调整一份工资，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给社会主义的大厦添砖加瓦而给官僚主义釜底抽薪。
对人民大众的吝啬，就是对官僚主义的慷慨！
官僚政治也是世界性的关键问题之一，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问题之一。从本书的阐述，至少可得到下列几点重要的启发。
第一是农民起义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本书指出，旧中国二千余年中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不绝于书，但始终只能引起王朝更迭而未导致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封建社会要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只有在封建母胎内已经孕育好足够高度的新生产力和相当强大的市民阶级才有可能。旧中国的农民一旦揭竿而起，都只能在战乱中成为没落王朝的殉葬品，而无法以社会革命领导者的姿态出现。由此可知，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能推动历史前进，必须是反映社会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斗争，才能如此。阶级斗争不是一抓就灵的万应药。除非不存在改良的可能，无妨用真正的改良(改革)代替冒牌的革命。现在只有四个现代化能够救中国，任何轻视生产力这个历史发展基本动力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政治革命，再不能充任中国历史的火车头。论证这一点，促进能使社会发展的安定团结，反对引起社会倒退的任何动乱，便是再版本书的初衷之一。但是，仅仅认识和拥护这个结论是不够的，重要的应该英明果断地下决心去改良，在安定团结中求进步，而不是因循苟且让“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进治乱相循的历史涡流中去。
第二是劳心与劳力问题。在封建官僚政治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官僚是知识的独占者，知识是士宦求官进爵和获得特权的利器。脑力和体力劳动在政治上的对抗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它和资本主义社会内这两种劳动的对抗有一个质的不同，前者仅仅表现于政治领域，而后者则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者参加生产过程，因此，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之后，新生产力要求两种劳动的界限逐渐消失，这种客观过程不能不对两种劳动在政治上的对抗起极大的缓解作用。而封建社会则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过程。因此，两种劳动的对抗是官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封建性对抗。在十年浩劫时期，林、康、四人帮却利用马克思主义要求消灭两类劳动差别的正确口号，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这一逆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唯心主义口号，挑拨工农兵来整知识分子(管理知识分子与业务知识分子)，玩弄封建权术，重新造成劳心与劳力在政治上的紧张对抗(不过是颠倒的形式)。目前大批中青知识分子在工资与生活待遇上低于工矿企业部队中同龄阶级兄弟的不合理状况，就是这种封建流毒尚未肃清的严重后果之一。
第三是官僚政治的“政治化学亲和力”问题。根据这一特点，应该建立广义官僚政治学的研究。它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研究官僚政治因素或官僚主义发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以便同官僚主义在一切国家一切领域的一切表现作斗争。其二是研究王者的限度，即研究王者或领导人的权力的限界，以便他们尽可能成为有自知之明的统治者。在人类尚未进入自由王国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清官不能不在种种程度上成为人类共同的幻想。只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清官是可以相应地造就和增加的。甚至还可以用机器来代替一部分管理工作和管理人员或官吏。
一物降一物，官僚主义由于它的非凡的亲和力，几乎与人类共始终的共生的性格，人类不仅不可能过早地凭空将它消灭，而且也不可能由于勉强这样做而不受到“政治生态危机”的惩罚。要使这一“恶魔”的为害作用降低到最小限度，人类只有积极行动起来用各种方法创造“善魔”与之斗争。这就是把以上所提的种种办法适当地利用起来。这才是对待官僚主义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从而是冷静的态度。王亚南先生这部著作就是以这种冷静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一部富有创造性的科学著作。它无疑将成为我国和世界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官僚政治提供良好的基础。
1980年7月5日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