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 江西九江人，供职于光明日报社。著有报告文学《一枚铺路的石子》、人物传记合集《纵使负累也轻盈》，曾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中国报纸副刊学会年度银奖等。

每一个瞬间都是崭新的

　　《沈从文的寂寞》，论及如何成为一名好作家，汪曾祺亮出自己的观点：
　　首先要对生活充满兴趣，充满好奇心，什么都想看看。要到处看，到处听，到处闻嗅，一颗心“永远为一种新鲜颜色、新鲜声音、新鲜气味而跳”，要用感官去“吃”各种印象。要会看，看得仔细，看得清楚，抓得住生活中“最美的风度”；看了，还得温习，记着，回想起来还异常明朗，要用时即可方便地移到纸上。什么都去看看，要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它的美，它的诗意，它的亚细亚式残酷和愚昧。
　　要保持对生活的新意，日复一日的老日子，也要自造出酵母，酿成新日子。
　　要在不经意间发掘出美意，在平常之中扬起簇新的帆。
　　2015年6月15日，在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上，韩国作家李承雨说，人年岁越长，越不轻易再为普通的事情兴奋或激动，这的确有益于日常生活的安定和内心的平静，“但我怀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益处吗？”
　　“见一知十”这个俗语，就包含有世间的道理不过如此、没什么了不起的想法。不必仔细端详也看得清楚，大多已经经历过，经历了也就明白了，即便没有经历过也能推断出没什么大事，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去激动，没有心思去动情。看见可笑的事情也不笑，心情不好也不发火，心如止水，波澜不惊，坐怀不乱，安如泰山。这种处世方式有时被认为是圣者的追求。
　　所谓“几十年如一日”，既然大半辈子一天时间就过完了，那有什么必要再过下去？
　　李承雨倡议，看待事物，即便是习以为常的，也要怀着初次体验的心境。昨天看到的树木与今天看到的树木是不同的，昨天看到的面孔与今天看到的面孔是相异的。
　　所有事物每一个瞬间都是崭新的。李承雨说。
　　手头留存一个小册子，是当时参会35位作家的个人介绍集锦。有些作家提供的个人照片极富雕塑性，眉目间蓄满了方正与端肃。照片上的李承雨，笑意盈盈，热情都要漾出纸张了。
　　“不要变得娴熟、不要草率界定、不猜测、不囿于惯性，突然醒悟，专注，培养忍受孤独的耐力；像初次那样对待所有事情，像初次那样面见所有人，像初次那样聆听所有的声音；夕阳西下的天空，树木婀娜的身姿，小路上悬挂的招牌，招牌上的灰尘，书桌上咖啡杯中的咖啡底儿，无论什么，都要像见到新生事物般用诧异的眼光去观察。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姿态。”韩国作家的劝说近乎絮叨了。
　　苦口婆心，几人听？

稠李？美国？裹脚肉

　　《昆明菜·牛肉》，汪曾祺发现，很多地儿卖舌头都讳言“舌”字，无锡的叫“赚头”，广东饭馆把牛舌叫“牛脷”。为啥？因为“舌”跟“蚀”读起来相近，换个说法，“讨个吉利”。
　　在名称上赚个好彩头，国人历来乐意为之。
　　黑龙江伊春是林都，植物王国。在这里转个几天，满目的树木、花草。在桃山园区偶遇“稠李”时，定眼看，树皮毛糙糙的，斑斑点点，不顺滑不流畅，好像人在说话，期期艾艾，磕磕绊绊。靠近，一股浓郁的异味冲了过来，感觉在兀自兴奋地吐纳某类化学物质。
　　从标示牌上得知其俗称是“臭李子”。按说，这个俗称直接、带劲，毛茸茸的，接地气儿，描述的是事实，又过于写实了，多少含有不敬之意，一点儿也不艺术。人家好好的一棵树，不过是面相上稍微弱一点，气味上有点儿特殊，也不至于扣上一顶那么不雅的帽子，盖棺定论。于是可能搬来字典、词典，一番斟酌比对，最终圈定了“稠”字。“稠”，多、密、浓，富足而饱满，是一个向上的词。
　　《胡同文化》，汪曾祺说，北京原来有大哑巴胡同、王寡妇胡同，后来都演变成了大雅宝胡同、王广福胡同。这一改，就升格了。
　　例子还有不少。我老家江西九江，鄱阳湖“腹地”有了棠荫岛。有个说法，这里是鄱阳湖的“肚脐眼”，水文数据对于把脉全流域水势而言至关重要。
　　为啥叫棠荫？当地老表说，这里曾经是无名岛，四面環湖，是渔村，有个腌鱼场，气味远播，惹得一群群苍蝇投奔而来，煞是可观。有人戏谑说这成了“苍蝇岛”。后来要给这个岛取个正式的书面名字，就比较慎重了。敲定的这个“棠荫”，用当地的方言说，跟“苍蝇”是谐音，保留了原初的特色与质感，但又拐了个弯，尽管“棠荫”二字并置在一起不承担具体意义，但依然有着柔和、温顺、美好的寓意。
　　再说外国国名的中文译名。“英国”为什么不译作“阴国”？“美国”为什么不译作“霉国”？“德国”为什么不译作“歹国”？“意大利”为什么不译作“疫大利”？
　　2011年1月24日的《文艺报》上，翻译家屠岸给出了解释：
　　有人说中国人自称“中国”，表示自己是坐镇在世界中央的天朝，说明中国人的自傲或自尊。但从国名的中文译名来看，中国人对别国却充满了善意与尊重。汉字有言，有义。译名中的汉字固然是译音，却又表达一种意义……中国人要从同音字中选出具有最美好含义的字来命名这些国家。用什么字呢？用“英雄”的“英”、“美丽”的“美”、“道德”的“德”、“仁爱”的“爱”、“法理”的“法”、“义勇”的“义”、“芬芳”的“芬”、“祥瑞”的“瑞”、“明智”的“智”、“康泰”的“泰”，如此等等。即便“巴西”“埃及”“俄罗斯”、“印度”等，也都是用中性汉字，而一概摒除那些不吉利的或带有贬义的汉字。中国人为自己或为下一代下二代取名，不是也要选用美好的或具有某种深意的字眼吗？外国，比如英国，用英文译别国的国名，只用音译，译名中不含有褒贬意义。从中国人译的外国国名，也可看出中国人对外国的善意，对人类的善意，对世界大家庭的美好愿望。
　　不管面对什么，都抱着温暖、正向的好意，这是一种文化姿态。
　　当然，也有不着调的。提出了问题，没有解决好问题，“好意”撒地上了。 　　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产有白肉，长条，薄片，《李庄镇志》记载：“好的刀工手可将1千克猪肉切成长20厘米、宽15厘米、厚1～2毫米的肉片50余片。”之前这道特产唤名“李庄蒜泥裹脚肉”，这么叫，是有传说故事奠基了。后来文人介入，觉得如此美味佳肴，叫起来这么“不中听”，很是遗憾，不免摇头感叹道：“欠雅，欠雅”。
　　文人“沉吟片刻”，讲了一堆道理，拍板说，干脆叫“李庄蒜泥刀工白肉”吧。
　　依我看，还不如“裹脚肉”有意味。
　　穷讲究，瞎讲究，不如不讲究。
　　时代也不同了，现在是“审美”“审丑”一把抓。
　　还是四川，出产一种休闲食品，就叫“狗屎糖”，据说销量不错。

五行八作的柔软处

　　《唤车》，写于1942年。看22岁的小伙子汪曾祺是如何写一个人力车夫的：
　　一早上，车夫拉了车出去。火车站，旅馆，人家，街，巷，全城到处跑。“车！”“哪里？”“×××”立刻，他心上畫出一条路线，从哪里，穿过哪里，拐弯，到了。“请坐！”车上是各样的人，各种东西。那是车夫所不计及的，他只是依自己的习惯，一拉起车杠就走，路上有人注意车座上一个女人的眼睛，或因为车板上一筐橘子，而想起已经秋深了，这样或那样都与他无关。他从不回过头来看一看，倒是此外从身边经过的事事物物，有时，画入他脑子里。留下个影子。
　　汪曾祺是一个旁观者，顺着车夫的行踪，一路进行忠实的记录。他更是车夫本人，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工作的习惯，内心的波澜，端了出来。所以，我们读到的，是车夫这个群体源自心底的声音。
　　有的职业，不打眼，不声张，却有着撼人心魄的柔软处。
　　一次，在西安至北京的高铁上，身边坐着一个姑娘，很大方，自来熟，说自己是足疗技师，陕西有个姐妹结婚，她强行向公司请假，来见证幸福时刻。
　　她说店里有一套规定，一条一条的，很细。比如，你今天给顾客——她说的是“贵宾”，进门的，不认识的，都是“贵宾”——做了个足疗，人家很满意，记下了你的工号。下回人家再来，提前给店里打电话预约，或者进门时直接报你的工号，这样你就可以多拿10块钱。也就是回头客。有时忙，一个晚上连轴转，要给六七个人做足疗，客人跟流水一般，没有什么印象。而且，人家半躺着，她低头专心捏脚，偶尔聊一下你是哪里人，多大了，一个月能挣多少，再谈几句当日的天气，就无话可聊。有的客人实在乏了，鼾声大作。她一声不吭，按部就班，埋头干活。
　　有时来了回头客，看着脸庞、身形，完全记不得。但自己的基本情况人家是熟悉的，看来必定有过一面之缘。但彼知己，己却不知彼，信息不对等，处于弱势。
　　当人家光着脚，伸到手边，她捏了几下，记忆复苏，想起来了。都说识人主要看脸、看五官，甚至传言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但于她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认得这只脚”。
　　她说完，望向窗外。
　　我看不见她的眼睛。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郑州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