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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醒 男，1994年出生，安徽无为人。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在读硕士，热爱文学创作，大学时代即曾发表诗歌和小说作品。
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有部名著叫《一位女士的画像》，先让我来概括一下这部小说的故事梗概：
一位视自由高于生命的美国少女——伊萨贝尔·阿切尔，来到了欧洲自由选择人生道路，而这主要体现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伊萨贝尔大约有三位追求者：沃伯顿勋爵，卡斯帕·戈德伍德，以及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她先后拒绝了婚恋市场上热销的前二者，而最終选择了不受欢迎的奥斯蒙德，定居罗马。婚后生活不幸，伊萨贝尔因表兄拉尔夫·杜歇的病有了一个逃离的机会。然而，最后，伊萨贝尔回罗马去了。
伊萨贝尔与奥斯蒙德的结婚可以说是小说中另一人物梅尔夫人一手谋划的结果，当伊萨贝尔终于看清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这两人的真相，并且有了摆脱他们的机会时，“伊萨贝尔回罗马去了”这一行动开始变得令人费解。但既然小说作者相隔二十余年后曾对小说做过修订而未改动结局，我们只好认为作者这样安排是大有深意的，而这或许正是打开伊萨贝尔这位核心人物心灵的钥匙。在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前，我想先解释伊萨贝尔的三次对象选择；这些选择虽不那么难解但却依然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出伊萨贝尔的理论。我们知道，伊萨贝尔向来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的。
当沃伯顿勋爵即将告白伊萨贝尔时，“她感到的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地方巨子正在孕育着一个意图，要把她拉进他所生存和活动的体系中去，而这种生存和活动的方式不如说是令人反感的。有一种本能，它并不专横，但是有说服力，告诉她要抵制——它悄悄对她说，事实上她有自己的体系和轨道。”就是说，伊萨贝尔反感沃伯顿勋爵所生存和活动的体系，这与她自己的体系和轨道相悖。那是“许多只会使她每时每刻感到麻烦的东西，而且总的说来，它是生硬而迟钝的，这使它成为一种负担”。这个体系定义了沃伯顿勋爵，使他拥有贵族爵位、政治地位，但不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F.R.利维斯在其《伟大的传统》第三章中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告诉我们伊萨贝尔拒绝沃伯顿是何等的正当。“其时杜歇夫人不让伊萨贝尔单独与先生们深夜待在一起。”“我给你点蜡烛好了，伊萨贝尔小姐，让我给你点蜡烛！”沃伯顿勋爵喊道，“不过我要求，我们至少得坐到半夜。”利维斯指出，对一个英国姑娘，沃伯顿是不会用这种腔调说话的。“它给我们昭示出一种隐隐的自得之意，当此之下，沃伯顿一时间似乎露出了他从属于其间的那个‘体系’的精神来。”
而卡斯帕·戈德伍德，这个来自新英格兰的美国商人，代表了美国可以给予伊萨贝尔的东西——质朴刚正和自立之志，与“体系”和文明的优雅恰成对照。戈德伍德为了得到更好的答复，远涉重洋跟踪前来，“似乎使她失去了自由感，他的到来对她构成了一种不快的强大的压力，一种难以忍受的事实”。戈德伍德此后仍有几次突然的造访，但这种感觉不仅一直挥之不去，反而愈来愈深地扎下根来。此外，“他给她一种力的感觉”，这大概是指性。正如小说最后，戈德伍德强吻伊萨贝尔，“在他吻她的时候，她仿佛感到了他那难以忍受的男性的一切特征，那一切她最厌恶的气质”。
我曾自问，假如伊萨贝尔不回罗马，她能去哪儿呢？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她去哪里，戈德伍德都会跟踪前去，如同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或者可以说，戈德伍德是“伊萨贝尔回罗马去了”的直接动因。他不了解伊萨贝尔，这毋庸置疑，并且我看不出他爱伊萨贝尔什么，甚至可以对他的爱打一个问号。他的言行散发出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气息，已快接近利己主义了。或许正如伊萨贝尔所说：“凡是慷慨的行为都有牺牲。男人不懂得这类事。”戈德伍德不懂得牺牲，亦不知爱为何物。
至此我们几乎触碰到伊萨贝尔理论的轮廓了。在她那若隐若现的理论星空中，自由正是高高悬挂的一轮皓月，熠熠生辉。伊萨贝尔所理解的自由大约有三层含义：第一，独立自主，她自信并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第二，选择的权利，她认为自由就是要能够有所选择；第三，自我的确立，她坚持自己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自己，而除她自己外任何东西都无法代表她。这样，她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拒绝了让她感到不自由的二位追求者，并在这种拒绝中尝到自由选择的快乐。应该说，她在这两次选择中表现的直觉是敏感的，判断是明智的，但到了奥斯蒙德那里，一切又大不相同了。
“他名叫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他住在意大利，这就是人们关于他所能说的一切，所知道的一切……这两句话就把他概括尽了。他没有职业，没有名声，没有地位，没有财产，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一切。”奥斯蒙德什么也不是，只是他自己，按着伊萨贝尔的理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而同一个没有社会身份的人结合，意味着免除被拉入他人的体系和轨道的危险，从而能够保持自己的自由。同时，几乎所有人的反对让她觉得自己是完全独立而自由的，也坚定了她的选择。于是，伊萨贝尔接受了奥斯蒙德。
何以伊萨贝尔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沃伯顿和戈德伍德身上限制她自由的东西，而偏偏忽视了奥斯蒙德那些将来可能限制她思想自由的细节，并且首先自己就有意地藏起自由思想的端倪，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伊萨贝尔爱上了奥斯蒙德，而不爱戈德伍德或沃伯顿。因此我不理解，伊萨贝尔一再对沃伯顿宣称，她喜欢他。如果理性的判断只对自己不爱的人奏效，面对自己爱的人或说爱的幻象，则只会一味地添枝加叶使之理想化，最后难免幻想破灭，心中失望，那么这种理性价值几何呢？或许，这是爱情永远的悖论。
伊萨贝尔回罗马去了，就是说，回归奥斯蒙德。那就先让我们看看奥斯蒙德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最后知道真相的伊萨贝尔称奥斯蒙德为“万花丛中的毒蛇”。诚然，奥斯蒙德是为了钱而和伊萨贝尔结婚，并在追求过程中有意隐瞒自己阴暗的一面，直至婚后伊萨贝尔才看清，他原是一个世俗的、思想上的专制暴君。但我们不妨扪心自问，谁在恋爱中不竭力扬长避短，伊萨贝尔不也瞒骗了奥斯蒙德么？奥斯蒙德看中了伊萨贝尔的钱，但应承认，不止于钱，奥斯蒙德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审视伊萨贝尔的外在与内在，而钱是完美艺术品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毕竟骗婚不同于一般的骗财，可以一走了之，结婚对象是要朝夕相对的。至于他不顾他与伊萨贝尔共同的女儿的意愿，想将其嫁给一位勋爵，我从中看到的不是邪恶，当然也不高尚，而是历史上曾经有过、未来也不断会有的无数普通家长中的一个。试问谁能抵住一位“勋爵”的诱惑，特别对于家境贫寒的家庭来说？此外，我在奥斯蒙德身上看见很多诗人艺术家的影子：他们追求绝对完美，一旦梦想遭遇现实，顿生一种美的幻灭的悲剧感；他们通常脾气都有点不好，有时显得专断独行，对不同意见持仇恨态度。我常在想，如果以奥斯蒙德为主人公，故事或许会大不同（想一想《月亮与六便士》）。毕竟，他还是个“半吊子的艺术家”。 总之，奥斯蒙德不是简单的反面人物所能概括的，正如梅尔夫人不仅仅是一个反面人物。小说写出了梅尔夫人政治家的一面，她老谋深算，阳奉阴违，善于利用他人；也写出了她艺术家的一面，多才多艺，举止斯文，天生自带光环；还写出了她弱女子的一面，作为女人，不能承认是自己女儿的母亲，最后孤零零地去了美国，抱憾终身。利维斯认为，乔治·艾略特的有节制的嘲讽，最终效果是读者对布尔斯德罗德报以同情而非轻蔑。同样，我们对梅尔夫人不仅有谴责，也应有同情。小说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的全部复杂性，没有绝对的恶，正如没有完全的善。只不过有的人好一点，有的人坏一点；有的人踏上正道，有的人误入歧途。我在这里无意为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开脱，他们是邪恶的，但我想说，这种邪恶是普遍的。
伊萨贝尔结婚前后判若两人。婚前伊萨贝尔“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是光明的，在那儿人可以自由发展，行动可以不受限制”，“痛苦不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生到世上来不是为了受苦”，“尽管她喜欢了解一切，但是对揭开隐私，看到阴暗的角落，怀着天然的畏惧心理。”可以看出，婚前伊萨贝尔对痛苦无知，甚至不愿正视痛苦。是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让她看见，“在人间除了她这种美好的心灵以外，还有其他的花园，不仅如此，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根本不是花园，只是一片阴暗而满布病菌的土地，那里种植的只是丑恶和苦难”。当她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花园山庄，她在那里看到了之前不曾看见的鬼，这象征着她终于看清了世界的全貌，但这知识必然要以痛苦为代价。
让我们暂将目光从阳光明媚、四季如春的南欧向北挪到冰天雪地、万古恒冬的北欧，在亨利·詹姆斯发表《一位女士的画像》的1879年，易卜生发表了其代表作《玩偶之家》。不难发现，这两部作品具有很多共同点：都以女性为主人公；探讨的都是婚姻中的女性自由与责任的关系。然而，她们却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娜拉断然出走，那关门声回荡在所有封建社会的上空，被视作女性的“独立宣言”。有人认为，娜拉走后怎样并不重要，她的出走本身就是自由的全部价值。生于民主国家、深受自由教养的伊萨贝尔，却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由，主动承担起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这不能不令人反思。
痛定思痛，伊萨贝尔终于有机会和耐心坐下来认真梳理和反思自己的理论，她开始认识到：一个人的判断能力有时候是不可靠的，还需要听一听周围人善意的提醒和忠告；生活并不因为你不喜欢丑恶的东西就不把这些东西送到你面前；限制一个人行动的东西到处都有，一个人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显然，她未把丑恶孤立化，而将其视作普遍存在。奥斯蒙德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但是她相信，让自己投入戈德伍德的怀抱，是仅次于死亡的最好的事。就是说，奥斯蒙德不是很好，戈德伍德也好不到哪去。这就是生活，而和戈德伍德的诀别，也是她同过去自己的告别。以此为起点，伊萨贝尔开始直面惨淡的人生。
“活着更好一些，因为生活中有爱。死虽然好，但死中没有爱。”“但是爱会永存。”拉尔夫·杜歇，这位伊萨贝尔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死前化身为爱的使者，提醒她生活不只有丑惡，还有光明和爱。伊萨贝尔想起她对帕西的承诺，“我不会抛弃你。”帕西已然成为她的女儿。面对专制的奥斯蒙德，帕西需要她，而她也在关心帕西的行为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诚如在小说的序言中，作者援引乔治·艾略特的话：“人类爱的财富，正是由这些弱女子在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按着阿诺德的说法，古希腊精神的化身伊萨贝尔，身上加增了一种希伯来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未言伊萨贝尔回奥斯蒙德的家去了，而是说她动身去罗马了。书中多次写到罗马这座城市，以及置身其中的伊萨贝尔不同生活阶段下的心境。曾经陶醉在初恋情感中的伊莎贝尔在罗马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氛围中获得了极大的审美满足，在罗马的雕塑和古迹中找到了精神气质的认同；此时处于婚姻不幸中的伊莎贝尔就更深切地领悟到它的废墟中所包含的人类痛苦。在罗马的废墟中，伊莎贝尔让个体的不幸融入人类历史的不幸中，在个人的痛苦中去理解古往今来人类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可以想象，伊萨贝尔回罗马去了之后，罗马将继续是抚慰她精神创伤的友伴。
行在惨淡的人间世，高举爱与责任的火炬，这样，伊萨贝尔回罗马去了。
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有部名著叫《一位女士的画像》，先让我来概括一下这部小说的故事梗概：
一位视自由高于生命的美国少女——伊萨贝尔·阿切尔，来到了欧洲自由选择人生道路，而这主要体现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伊萨贝尔大约有三位追求者：沃伯顿勋爵，卡斯帕·戈德伍德，以及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她先后拒绝了婚恋市场上热销的前二者，而最終选择了不受欢迎的奥斯蒙德，定居罗马。婚后生活不幸，伊萨贝尔因表兄拉尔夫·杜歇的病有了一个逃离的机会。然而，最后，伊萨贝尔回罗马去了。
伊萨贝尔与奥斯蒙德的结婚可以说是小说中另一人物梅尔夫人一手谋划的结果，当伊萨贝尔终于看清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这两人的真相，并且有了摆脱他们的机会时，“伊萨贝尔回罗马去了”这一行动开始变得令人费解。但既然小说作者相隔二十余年后曾对小说做过修订而未改动结局，我们只好认为作者这样安排是大有深意的，而这或许正是打开伊萨贝尔这位核心人物心灵的钥匙。在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前，我想先解释伊萨贝尔的三次对象选择；这些选择虽不那么难解但却依然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出伊萨贝尔的理论。我们知道，伊萨贝尔向来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的。
当沃伯顿勋爵即将告白伊萨贝尔时，“她感到的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地方巨子正在孕育着一个意图，要把她拉进他所生存和活动的体系中去，而这种生存和活动的方式不如说是令人反感的。有一种本能，它并不专横，但是有说服力，告诉她要抵制——它悄悄对她说，事实上她有自己的体系和轨道。”就是说，伊萨贝尔反感沃伯顿勋爵所生存和活动的体系，这与她自己的体系和轨道相悖。那是“许多只会使她每时每刻感到麻烦的东西，而且总的说来，它是生硬而迟钝的，这使它成为一种负担”。这个体系定义了沃伯顿勋爵，使他拥有贵族爵位、政治地位，但不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F.R.利维斯在其《伟大的传统》第三章中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告诉我们伊萨贝尔拒绝沃伯顿是何等的正当。“其时杜歇夫人不让伊萨贝尔单独与先生们深夜待在一起。”“我给你点蜡烛好了，伊萨贝尔小姐，让我给你点蜡烛！”沃伯顿勋爵喊道，“不过我要求，我们至少得坐到半夜。”利维斯指出，对一个英国姑娘，沃伯顿是不会用这种腔调说话的。“它给我们昭示出一种隐隐的自得之意，当此之下，沃伯顿一时间似乎露出了他从属于其间的那个‘体系’的精神来。”
而卡斯帕·戈德伍德，这个来自新英格兰的美国商人，代表了美国可以给予伊萨贝尔的东西——质朴刚正和自立之志，与“体系”和文明的优雅恰成对照。戈德伍德为了得到更好的答复，远涉重洋跟踪前来，“似乎使她失去了自由感，他的到来对她构成了一种不快的强大的压力，一种难以忍受的事实”。戈德伍德此后仍有几次突然的造访，但这种感觉不仅一直挥之不去，反而愈来愈深地扎下根来。此外，“他给她一种力的感觉”，这大概是指性。正如小说最后，戈德伍德强吻伊萨贝尔，“在他吻她的时候，她仿佛感到了他那难以忍受的男性的一切特征，那一切她最厌恶的气质”。
我曾自问，假如伊萨贝尔不回罗马，她能去哪儿呢？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她去哪里，戈德伍德都会跟踪前去，如同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或者可以说，戈德伍德是“伊萨贝尔回罗马去了”的直接动因。他不了解伊萨贝尔，这毋庸置疑，并且我看不出他爱伊萨贝尔什么，甚至可以对他的爱打一个问号。他的言行散发出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气息，已快接近利己主义了。或许正如伊萨贝尔所说：“凡是慷慨的行为都有牺牲。男人不懂得这类事。”戈德伍德不懂得牺牲，亦不知爱为何物。
至此我们几乎触碰到伊萨贝尔理论的轮廓了。在她那若隐若现的理论星空中，自由正是高高悬挂的一轮皓月，熠熠生辉。伊萨贝尔所理解的自由大约有三层含义：第一，独立自主，她自信并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第二，选择的权利，她认为自由就是要能够有所选择；第三，自我的确立，她坚持自己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自己，而除她自己外任何东西都无法代表她。这样，她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拒绝了让她感到不自由的二位追求者，并在这种拒绝中尝到自由选择的快乐。应该说，她在这两次选择中表现的直觉是敏感的，判断是明智的，但到了奥斯蒙德那里，一切又大不相同了。
“他名叫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他住在意大利，这就是人们关于他所能说的一切，所知道的一切……这两句话就把他概括尽了。他没有职业，没有名声，没有地位，没有财产，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一切。”奥斯蒙德什么也不是，只是他自己，按着伊萨贝尔的理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而同一个没有社会身份的人结合，意味着免除被拉入他人的体系和轨道的危险，从而能够保持自己的自由。同时，几乎所有人的反对让她觉得自己是完全独立而自由的，也坚定了她的选择。于是，伊萨贝尔接受了奥斯蒙德。
何以伊萨贝尔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沃伯顿和戈德伍德身上限制她自由的东西，而偏偏忽视了奥斯蒙德那些将来可能限制她思想自由的细节，并且首先自己就有意地藏起自由思想的端倪，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伊萨贝尔爱上了奥斯蒙德，而不爱戈德伍德或沃伯顿。因此我不理解，伊萨贝尔一再对沃伯顿宣称，她喜欢他。如果理性的判断只对自己不爱的人奏效，面对自己爱的人或说爱的幻象，则只会一味地添枝加叶使之理想化，最后难免幻想破灭，心中失望，那么这种理性价值几何呢？或许，这是爱情永远的悖论。
伊萨贝尔回罗马去了，就是说，回归奥斯蒙德。那就先让我们看看奥斯蒙德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最后知道真相的伊萨贝尔称奥斯蒙德为“万花丛中的毒蛇”。诚然，奥斯蒙德是为了钱而和伊萨贝尔结婚，并在追求过程中有意隐瞒自己阴暗的一面，直至婚后伊萨贝尔才看清，他原是一个世俗的、思想上的专制暴君。但我们不妨扪心自问，谁在恋爱中不竭力扬长避短，伊萨贝尔不也瞒骗了奥斯蒙德么？奥斯蒙德看中了伊萨贝尔的钱，但应承认，不止于钱，奥斯蒙德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审视伊萨贝尔的外在与内在，而钱是完美艺术品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毕竟骗婚不同于一般的骗财，可以一走了之，结婚对象是要朝夕相对的。至于他不顾他与伊萨贝尔共同的女儿的意愿，想将其嫁给一位勋爵，我从中看到的不是邪恶，当然也不高尚，而是历史上曾经有过、未来也不断会有的无数普通家长中的一个。试问谁能抵住一位“勋爵”的诱惑，特别对于家境贫寒的家庭来说？此外，我在奥斯蒙德身上看见很多诗人艺术家的影子：他们追求绝对完美，一旦梦想遭遇现实，顿生一种美的幻灭的悲剧感；他们通常脾气都有点不好，有时显得专断独行，对不同意见持仇恨态度。我常在想，如果以奥斯蒙德为主人公，故事或许会大不同（想一想《月亮与六便士》）。毕竟，他还是个“半吊子的艺术家”。 总之，奥斯蒙德不是简单的反面人物所能概括的，正如梅尔夫人不仅仅是一个反面人物。小说写出了梅尔夫人政治家的一面，她老谋深算，阳奉阴违，善于利用他人；也写出了她艺术家的一面，多才多艺，举止斯文，天生自带光环；还写出了她弱女子的一面，作为女人，不能承认是自己女儿的母亲，最后孤零零地去了美国，抱憾终身。利维斯认为，乔治·艾略特的有节制的嘲讽，最终效果是读者对布尔斯德罗德报以同情而非轻蔑。同样，我们对梅尔夫人不仅有谴责，也应有同情。小说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的全部复杂性，没有绝对的恶，正如没有完全的善。只不过有的人好一点，有的人坏一点；有的人踏上正道，有的人误入歧途。我在这里无意为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开脱，他们是邪恶的，但我想说，这种邪恶是普遍的。
伊萨贝尔结婚前后判若两人。婚前伊萨贝尔“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是光明的，在那儿人可以自由发展，行动可以不受限制”，“痛苦不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生到世上来不是为了受苦”，“尽管她喜欢了解一切，但是对揭开隐私，看到阴暗的角落，怀着天然的畏惧心理。”可以看出，婚前伊萨贝尔对痛苦无知，甚至不愿正视痛苦。是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让她看见，“在人间除了她这种美好的心灵以外，还有其他的花园，不仅如此，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根本不是花园，只是一片阴暗而满布病菌的土地，那里种植的只是丑恶和苦难”。当她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花园山庄，她在那里看到了之前不曾看见的鬼，这象征着她终于看清了世界的全貌，但这知识必然要以痛苦为代价。
让我们暂将目光从阳光明媚、四季如春的南欧向北挪到冰天雪地、万古恒冬的北欧，在亨利·詹姆斯发表《一位女士的画像》的1879年，易卜生发表了其代表作《玩偶之家》。不难发现，这两部作品具有很多共同点：都以女性为主人公；探讨的都是婚姻中的女性自由与责任的关系。然而，她们却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娜拉断然出走，那关门声回荡在所有封建社会的上空，被视作女性的“独立宣言”。有人认为，娜拉走后怎样并不重要，她的出走本身就是自由的全部价值。生于民主国家、深受自由教养的伊萨贝尔，却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由，主动承担起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这不能不令人反思。
痛定思痛，伊萨贝尔终于有机会和耐心坐下来认真梳理和反思自己的理论，她开始认识到：一个人的判断能力有时候是不可靠的，还需要听一听周围人善意的提醒和忠告；生活并不因为你不喜欢丑恶的东西就不把这些东西送到你面前；限制一个人行动的东西到处都有，一个人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显然，她未把丑恶孤立化，而将其视作普遍存在。奥斯蒙德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但是她相信，让自己投入戈德伍德的怀抱，是仅次于死亡的最好的事。就是说，奥斯蒙德不是很好，戈德伍德也好不到哪去。这就是生活，而和戈德伍德的诀别，也是她同过去自己的告别。以此为起点，伊萨贝尔开始直面惨淡的人生。
“活着更好一些，因为生活中有爱。死虽然好，但死中没有爱。”“但是爱会永存。”拉尔夫·杜歇，这位伊萨贝尔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死前化身为爱的使者，提醒她生活不只有丑惡，还有光明和爱。伊萨贝尔想起她对帕西的承诺，“我不会抛弃你。”帕西已然成为她的女儿。面对专制的奥斯蒙德，帕西需要她，而她也在关心帕西的行为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诚如在小说的序言中，作者援引乔治·艾略特的话：“人类爱的财富，正是由这些弱女子在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按着阿诺德的说法，古希腊精神的化身伊萨贝尔，身上加增了一种希伯来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未言伊萨贝尔回奥斯蒙德的家去了，而是说她动身去罗马了。书中多次写到罗马这座城市，以及置身其中的伊萨贝尔不同生活阶段下的心境。曾经陶醉在初恋情感中的伊莎贝尔在罗马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氛围中获得了极大的审美满足，在罗马的雕塑和古迹中找到了精神气质的认同；此时处于婚姻不幸中的伊莎贝尔就更深切地领悟到它的废墟中所包含的人类痛苦。在罗马的废墟中，伊莎贝尔让个体的不幸融入人类历史的不幸中，在个人的痛苦中去理解古往今来人类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可以想象，伊萨贝尔回罗马去了之后，罗马将继续是抚慰她精神创伤的友伴。
行在惨淡的人间世，高举爱与责任的火炬，这样，伊萨贝尔回罗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