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 害

　　黄土高原地区的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对毫无抗灾能力的村庄来说，往往是致命的打击;对农民来说，就面临着收成减少、温饱不定的问题。从灾害的种类来看，主要包括旱灾、雹灾、洪涝、霜冻等，其中尤以旱灾、洪灾最为严重。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父母从半大的孩子到后来的结婚生育，他们开始负担起了自己的生活，心酸而又艰难。那些年，洪灾、旱灾等极端天气频发，对史家河这个靠天吃饭的村子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母亲说，每遇到自然灾害的年头，挽在腰间的裤带，就得勒得更紧些，这样才能渡过难关。村里老人常说一句话：三年两头旱，一年不旱遭水患。后来，我翻阅了《彬县志》，看到了一串串真实的数字：
　　1962年6月7日、11日、12日，彬县境内连降3次暴雨和冰雹，并夹有7级以上大风，雹粒大如核桃。14个公社94个生产大队353个生產队和新民农场不同程度受灾。夏秋作物受灾面积12.56万亩，其中小麦9万亩。韩家公社的北湾、鹅池、龙尾沟和底店公社的小车、西庙头大队夏秋作物绝收。
　　1964年10月28日，入秋阴雨连绵，境内不断发生滑坡、倒房、塌窑事故，共倒房290余间，塌窑2700余孔，死16人，伤17人。受灾群众1400余户5000余人，400户群众无家可归，南塬更甚。
　　1972年6月18日，本县遭受历史上罕见雹灾，冰雹大如核桃。永乐、西坡、新民、小章等9个公社受重灾，夏秋作物受灾面积15.45万亩。小麦受灾6万亩，减产三至四成。
　　1976年6—9月以来，县境内连降4次大暴雨和冰雹，19个社镇不同程度受灾。受灾小麦3万余亩，油菜2000余亩。秋田3.7万余亩，损毁粮食120余万斤，倒房塌窑2000余间（孔），死亡群众12人、家畜猪羊数百只。炭店公社西务、河西两户群众庄基进水，溺死11人。水口下庄水库冲毁，赵家沟水库横溢，城关东街、南街等6户群众受淹，房屋进水倒塌。韩家太光五队400亩小麦、35亩油菜、180亩早秋被冰雹全毁，颗粒无收。太峪农建专业队塌死羊186只，水毁化肥6000余斤。
　　1977年6—9月，县境先后降暴雨冰雹5次。永乐、义门、底店等8个公社300多个生产队受灾，冲毁麦田800余亩，损毁小麦6.8万余斤。秋田受灾5.1万余亩，粮食减产500余万斤;烤烟被毁4000余亩。7月5日，泾河暴涨，沿河108个生产队2.58万亩秋田、13.4万余棵果树被淹，冲毁水利设施6处，3只渡船被冲走，经济损失8万余元。
　　1978年6月28日，全县降暴雨、冰雹，持续3个小时。北极、新民塬及城关、水口、新堡子11个公社遭受狂风、雷电、洪水、冰雹袭击成灾。北极塬几社电话总机被雷电击毁。枣渠水电站电杆被风刮倒，供电中断。水口寺峪二队未打碾麦垛被雷电击焚毁粮10余万斤，风拔大树50余棵，刮倒水泥杆6根。县磷肥厂20余吨磷肥遭水淹损毁。
　　1980年上半年，全县出现历史罕见干旱，春季无雨，夏田作物枯死。26.7万亩小麦受灾，亩产仅76斤，全县人均夏粮47斤。7月以来，阴雨连绵，中雨大雨不断，雨量多达360毫米。全县3500余户1.5万余群众受灾，1200余户群众房窑倒塌，6000余人无家可归，6000余亩秋田毁坏，92处水利设施被水冲毁;15个公社的公路被冲毁，交通中断，广播线断杆倒。
　　1981年9月，阴雨连绵，倒房2245间，塌窑3269孔，死亡群众24人，塌死家畜猪羊233头（只），毁粮5万余斤，损失烤烟300万斤，秋田减产5000余万斤。
　　1983年8—10月，阴雨不断，9月降雨量136毫米，10月119毫米。全县灾情严重，倒房846间，塌窑5585孔，死亡45人;损失粮食18万斤，各类物资计10万余元。
　　母亲说，农民为了活命么，有时候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干些违法的事。她已经记不清是何年，村里人都没有粮食吃，天旱得草都长不起来。农村赖以生存的苜蓿，被人把叶子都捋成光秆儿，后来还是没有办法，就用镰刀割了回去，切碎了煮着吃。生产队里留下的种子，都被人一点点地偷了去。生产队就派人不分昼夜地看着，存放种子的窑洞门上锁着三把锁，钥匙由不同的人拿着。没有种子，来年拿啥种地呢？没有了种子，等于说断了以后所有的口粮。农民都知道这样做，是断了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人的后路。60年代末，有人把祖上传下来的银圆啥的都卖了，去集市上买粮食吃，可是水涨船高，粮食贵得吓人，在集市上转了半天，只好又背着口袋回来了。回来后，人们就继续挖野菜。饿肚子的日子，觉得天都变得长了起来，人们都饿得等不住太阳落下山头。

架子车

　　1972年7月，全县掀起了“学大寨人，修大寨田”的高潮，大战50天，平整土地3万亩，打机井50眼，扩大灌溉面积2.2万亩。1975年5月，我的大姐出生。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提出了“普及大寨县”的决定。我们村在一夜之间，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政策。后来，人们逐渐觉悟到，用“大寨经验”，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办法，治不了中国农业的病;只有从实际出发，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才是农村工作的当务之急。
　　那时在村子里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要把农民的架子车收归集体所有。文件是这样传下来的，白天上工，晚上常常要给社员开半夜的会，社员们困得直打瞌睡，就把鞋脱了，垫在屁股下，坐在了地上，听得睡着了;醒来，会还在开着，大队的干部还在讲话。父亲说，村民的抵触情绪很大，架子车就好像农民的另外两只能出大力气的手，失去了这个生活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所以不能收归集体。
　　据有关资料载：直到1978年9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专门下发文件，题目就叫作《印发<关于架子车的调查>》，文件规定：架子车永远不收归集体所有。就是这个文件，给农民松了绑，除了架子车是农民的，就连一口人两分的自留地也还回来了。父母说，他们笑开了脸。至此，陕西几千万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份“私有财产”——架子车，每天都趾高气扬、名正言顺地使用着。 　　就在省委文件下发的那天，《陕西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作《坚决地勇敢地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社论指出：“和许多兄弟省区比较，我们的工作缓慢了，落后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私人购买的架子车全部被生产队收回，成为集体所有财产。为什么要收归集体呢？当时上面的说法是，有架子车的人和无架子车的人相比，挣的工分太多，出现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父亲说，那时候他正是十几岁的半大小伙子，在上学放假后，给生产队里用架子车送粪、交粮、拉土。架子车属于个人时，走在路上遇上坑洼、有刺扎时，都会极力进行避让，恐怕扎坏了橡胶胎——一条架子车胎贵着呢;架子车被收回后，就没有人去爱护了，车胎气有些软没人管，车的辐条断了也没人管，坏了就扔在那里，大家正好能以此为由，休息会儿呢。生产队里有人修架子车，但是修的人都修不过来，损坏的很多。
　　母亲说，为什么农民那么爱架子车，架子车就是他的命啊。在田地里，架子车用来拉土拉粪，装得多，速度快，少出力，多干活;在家里，老人们有病了，架子车上铺上个袋子，老人躺在上面，拉着就走了;还有新人结婚，架子车就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
　　据有关资料显示，直到1980年时，彬县登记在册的农用载重汽车仅35辆，小型拖拉机477台。这个数字，其实大部分是属于政府成立的拖拉机站，属于个人财产的微乎其微。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农村拖拉机还很少见，架子车依旧是农村主要的运输工具，陕西农村几乎家家都有架子车。每到田间，一辆一辆地架子车下地。后来，村里家家都喂起了牲口，有了重活，庄稼人不再自己拉架子车了，套上牲口，轻轻松松地就干完活了。
　　记得90年代初，我还在上小学，也是架子车出了力。曾担任过彬县水帘医院院长的明学大伯，一辈子背着药箱子下村入户，不知治好了多少人的病，却不料自己告老还乡，突发疾病。恰逢天雨，人命关天，何况明学伯德高望重，父亲和家族里几个大人就拉了架子车，用塑料纸在架子车上搭了遮雨棚，拉着病人半夜里去了20里外的镇医院。人最终没有抢救过来，因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天刚蒙蒙亮，父亲他们又将人拉了回来，几十里泥泞不堪的路上，如果没有架子车，人就没有了办法。直到现在，架子车依然是农民离不开的重要农具之一。

结 婚

　　我问父亲，和母亲是哪年结的婚？父亲陷入了冥思状，想了一会儿，说是70年还是69年。唉，这些事过去都忘了。父亲正在说时，母亲就在一旁笑，说今年已经是我来你们史家第45个年头啦。就是70年代初某年的農历腊月二十六，父母结婚，彩礼共440元。
　　《礼记·曲礼》记载：“非受币，不交不亲。”自古以来，我国缔结婚姻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周代是礼仪的集大成时代，彼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仪礼》中有详细规制，整套仪式合为“六礼”，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是彩礼习俗的来源。这种婚姻形式，直到今天在全国许多地方仍有延续。虽然在1934年4月时，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废除了聘金、聘礼及嫁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均未对婚约和聘礼做出规定。但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仍存在彩礼的风俗，在农村尤盛，史家河村周边乡镇更是水涨船高。
　　大多数婚姻，主要是由做媒的人，在双方家长之间沟通联络着。比较开明的人，还让自己的女儿去未来的夫家看看，让两个孩子见见面。有的女性，结婚前都不知道夫家在哪里，两人经过家人的商议，都已经准备办理结婚手续了，但是还没谋面。所以最多就是两个人经过家里人约定，见过对方的长相而已。传统观念下家长的做主地位直接影响着国家提倡的自由恋爱的婚姻。甚至在60年代初至70年代，农村男女双方自由恋爱，对父母来说，还是一件有伤风化和丢人现眼的事情。
　　母亲说，当时爷爷家卖了一捆干辣椒，还卖了一头小牛犊。结婚后，我来一看，家里的弟妹们坐了一炕，一个比一个大不了多少。你三叔四姑那时候还是光屁股小孩，你三姑只穿着一件单衣服。那时候你爷家只有一孔窑洞，还有一间厦房，人、牛和厨窑都在一起，厨窑在门口，对面就是一个大炕，窑最里面就是牛圈。牛拉屎的时候，冒着热气，人在门口该干啥就干啥。我回去就哭着不同意了，你外公哄我说，结婚的事情还没定。你看人家有一套新磨盘，还有一个新枣木案板。如果咱家有牛的话，说明咱们都是富有的人。可是一起来的人给我说，两家大人已经把婚礼的事情定下来，我就继续哭。我当时不愿意的主要原因是，我来咱这里一看，还不如我娘家的地形地貌，路就两步宽，还在山坡上，上下坡两个人拉架子车都很吃力。
　　外公家那时候是大生产队，在全乡镇都是数得着的好村子，因为就在泾河边上，水地多，庄稼长得好，人的温饱问题首先能解决，无论是高粱、玉米还是糜子，肚子是饱的。
　　母亲说，我给你外爷说，你看这地形，硷畔这么高，酸枣树刺多，你是明摆着把我往沟里送么。那时候还给我介绍过西坡一个人家，你外公去人家家里看过活时，晌午吃的是玉米节节面，一碗稀汤汤，你外公都没吃饱。晚上人家用三棵玉米秆烧的炕，把你外爷冻得第二天一早就跑回来了。自从那以后，你外爷决定把我嫁到坡里去，坡里人靠山，柴火多，生产队里都有牲畜，那时候又没有化肥，给地里上肥都是土粪，所以地里的庄稼就长得壮;塬上平地里的人，都不养牲畜，没有土肥，地里就不长庄稼，塬上人都吃不饱。那时候咱们坡里人，给孩子娶媳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塬上不一样，人都不愿把自己的闺女嫁到塬上去。
　　母亲说，我来的时候，那间新厦房的炕上，泥坯子还湿着，烧炕后直冒热气，甚至都不敢坐人。我结婚的前几天，下了半尺厚的雪。那时候结婚的人，用的是架子车，走路的人踩上去扑腾扑腾的。母亲说，她就在架子车上坐着。
　　我问母亲，雪那么厚，路那么难走，你一直在架子车上坐着？问这个话的时候，母亲笑了，说如果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丢人。可是那时候最好的就是架子车。母亲说，她就一直在架子车上坐着，车子上铺着个麻布袋子，娘家送的人，都在后面推着。从泾河岸边弥家河的沟里走上来，才到北极塬，从北极塬又翻下沟，才到了红岩河边的史家河。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在雪地里走了整整一天。母亲和村里京道家老婆是一天结婚的，当母亲来到村里时，人家娘家人都吃了下午饭，准备回去了。她说，东秦村的你西安表叔和你大姑父那天把力出了，两个人替换着，整整驾了一天架子车辕，头上的汗水直冒热气，抹都来不及。那时，一般人结婚，驾架子车车辕的，不是女婿就是外甥，他们往往是舅父或者岳父家最得力的劳动力，也是出了错就紧张得不知所措的人。 　　母亲坐在架子车上，冻得瑟瑟发抖，手脚冰凉。由于路远，母亲半夜就被大人们叫起来，做出嫁前的最后准备。母亲穿的是花碧锦棉袄、蓝咔叽棉裤，棉衣裤上面连个外套衣也没有，脚上穿的是自己一针一线缝制的粗布鞋。
　　母亲说，那时候农村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是她结婚时的那辆架子车，还是从七甲坳村我的姑奶家借来的。那辆架子车，腊月二十六把她拉进史家的门，二十七日还去后玉村拉了我四伯的媳妇巧云。过了春节后，才把架子车还给了远在20里外的姑奶家。那时候给娃娶媳妇时，就连个架子车都得借啊，母亲说着就开始了叹息。外公家从河川里上塬的路也很陡，前几年舅舅家的表弟结婚时，也是冬天，天空里飘着雪花，弟弟的小汽车都滑得一溜再溜，不敢踩油门，何况是40多年前的冬天。
　　父亲结婚的家具是一件红漆木箱子，箱子上面龙凤呈祥，鹊鸣雀跃，上面写有明儒手作的字样，作为家里的长子，50年代已经是不错的行头。至现在已40多年，还是完好如初，如今却静静地安放在家乡的窑洞里，这是他们留下来唯一的纪念。

偷苜蓿

　　在农村，人吃苜蓿是一个时代。因为苜蓿是度荒充饥的主要食物。民以食为天，再大的事情也抗不过饿肚子。
　　苜蓿生命力极强，不择水选肥，不嫌弃土地贫瘠。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荒沟野洼，无论是山上阳坡的太阳地，还是沟边避阴的旮旯底，只要有土地的地方，就有苜蓿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长圆形的叶子，紫色的花儿，寒风料峭时，它就已经开始发芽。为了填饱肚子的人们，就偷偷地跑遍山间四野。
　　母亲说，那时候男女老少都偷苜蓿，晚上全村人都背着篓在路上跑，一个躲一个，一块苜蓿地里，东头西头都有人，往往是东头的人去得晚，先吓得不敢进地;或是西头的人去得晚，以为东头的人是生产队派来看苜蓿的。大家都在黑夜的地边上藏着，确定没有生产队派来的人时，就进地用手捋，把篓装得满满的。我那时经常性和你莲花嫂子是搭档，我们两个一直单独行动，哪里苜蓿长得高，哪里苜蓿长得嫩，我们都清清楚楚。你老嫂子年龄大，但是人很有主意，跟着她去我就安心些。她说，生产队里的人来了，咱们跑不动就别跑，晚上看不清路，万一掉在沟里了，连性命都没了;生产队里逮住咱们了，大不了把苜蓿收走，咱就是为了活命而找个吃食么。还有，晚上碰见了狼啊豹啊啥的，都不要喊，两个人就圈在一起，不能乱了手脚。我那时胆子小，有时候碰见人就吓得不知所措，人家就把我一把拉过去，蹲在沟壕里。有年天旱，地里的苜蓿不咋好，晚上得跑很远的路，才能弄够几天吃的。苜蓿偷回去，嫩点的人就煮着吃了，老一些的就喂猪了。
　　《诗·豳风·七月》有“曰杀羔羊”之语，《诗·大雅·公刘》有“执豕于牢”之句，可见3500年前，豳地先民就饲养猪、羊。1975年9月，农业社传达了上级《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母亲是全村响应比较早的人之一。她说，那时候社员家可以私自养猪，一年喂两头大肥猪年底卖了，就是好收入。村里也有胆小的人，晚上偷苜蓿时，有个风吹草动就吓个半死，这样家里的人和养的猪就得挨饿了。村里那贵贵他妈，为啥现在腰都不太好呢，就是那时候，晚上几个人去河对面的高渠山上偷苜蓿，高渠山与咱们村子隔了一条河，白天有人劳动，晚上常有动物出没。他们正在偷苜蓿时，看见地里有只狼在硷根底趴着，眼睛蓝莹莹地，就吓得啥也不顾地跑，一不小心踩空，从硷畔里掉下去了，把腰摔断了，在家里躺了多半年。那时候在生产队里，你不出去上工，生产队里就没办法给你登记工分，年底也就分不到粮食。因为生产队员的口粮是和你的劳动量紧密挂钩的。再说了，其实动物也是怕人的，只要你不主动攻击它，它一般也不会攻击人的，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么。有时候你见了动物，你把动物吓得跑，动物把你也吓得跑，所以一定要保持镇定。那时候村里的人，把生产队里的苜蓿，都捋成光秆儿了。生产队里的牛没啥吃，就瘦了，所以就派人看着。
　　还有就是偷玉米。能吃上玉米的那几年，农村已经渐渐有了转机。
　　母亲说，这么多年了，我现在见你兴民爷还笑呢。那时候能吃上嫩玉米棒子，那简直就是过年么。嫩玉米棒子能把人吃饱，且耐饥，一天吃几个玉米棒子就不用吃其他的了。那时我和你嫂子一起，刚掰了一篓玉米棒子，从地里出来，碰上你兴民爷晚上来看玉米，他是生产队里派来的，我们被抓了个正着。咱们家那情况村里人都知道呢，也就心软了，我也给说了些好话，就赶快背着篓跑远了。因为那时候谁能看庄稼，是生产队里分的，你看上一晚上庄稼，也照样是登记工分的，这种比较轻松的活，人都愿意干，且还有好处，至少自己家里的人饿不了肚子。如果遇见不讲情面的人，把你抓住，是要扭送到生产队领导那里去的，且还能多登记工分呢。村里被抓住的人很多，人都饿，不偷没办法，就冒着险去了。抓住的人，就在生产队全体社员面前做检讨，全体社员在台下坐着，你在台上站着，生产队的干部叫着你的名字骂，这就是杀鸡给猴看。如果开过几次会，社员们也就知趣些，知道风头紧，没人愿意冒险。如果说你偷了玉米，要用秤称量斤数，等到年底分粮时候，就从你全年应得的粮食中扣除掉了。
　　已经不记得是哪年，家里年底只分到了半瓦盆麦子。母亲说，半瓦盆子麦子，一年都舍不得吃。全家人的主要口粮是高粱。高粱哪里来？生产队里分一些，眼尖手快的人从庄稼地里再偷回来些。全村人都偷，不偷生产队的庄稼，饿啊。收秋时，你父亲给生产队里收割高粱穗，你姐饿得整天哇哇哭，我给你父亲说，你每天从高渠山担高粱才能挣下三分工，你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最后那一担就多捆一些，走到河滩里给咱留一些，后来你父亲给咱留了，半夜里去偷偷地背回来，在咱家拐窑的柴垛里埋了多半月。那时候如果农业社丢了东西，干部就挨家挨户地搜查，高粱穗儿都放得发霉了，一股子味道。我每天晚上回去半夜里用手一点点地抠下来，放在簸箕里。抠高粱穗儿时，我的心就砰砰地直跳，手颤抖得像用箩筛筛糠子。就是那年，咱家冬天用磨盘把高粱磨碎，连糠皮一起压成钢丝面，整整吃了一冬。那時候还没有盐、醋和辣椒。我用冬天的油菜叶子放在锅里煮了，搅在面里就呼噜呼噜地吃了。就是这样，你姐晚上睡觉才不哭了。有天，你群巧奶来咱家，看着我吃了一大碗，她说看着吃得香，都嘴馋了。人家那时候家底殷实，就没见过那样的饭还吃得那么香。前几年，我见她，她还记起那年的事情，说现在社会好了，终于家家户户都不愁吃穿了。 　　我问母亲，那时候家里咋不自己做醋？母亲说，那时，咱家里一是没粮食，做醋先要有粮食，咱家那时候连谷糠都吃了，要自己做醋，就得有粮食和盆盆罐罐，要把拌好曲后的原料，装入发酵缸或坛内进行发酵才能做，咱家那时候就只有一个半人高的瓮，上面还有裂纹。那瓮一直用来盛水。
　　说到这里，母亲说要不咱家为啥现在有那么多盆盆罐罐，都是吃了那些年没有的亏。后来日子慢慢地过好了，我和你父亲就置办了那么多，你父亲有一年还专门跑到百子沟的陶瓷厂里，用架子车拉回来几个大瓮，走了70多里路，从新民塬百子沟底的厂里，买了后，拉着翻了几道沟和塬，才拉回来。可是现在，家里已经没有了人，家里那么多大瓮、小瓮，盆盆罐罐，就静静地躺在老家的蜘蛛网里。

做 工

　　“上工一窝蜂，做活磨洋工。”這是母亲对农业社期间，农民干活状态的最真切描述。这样表面上看着所有社员在一起，热火朝天，力争上游，其实造成的现实情况是“人困、马乏、地薄”。那时候，随着农业社的推进，青壮年妇女已经成了挣工分的半边天，但她们还承担着伺候公婆、照管孩子、洗衣做饭、穿衣针线的任务，还得挖草喂猪等，这样长期以来，就扮演了传统社会女性和男性的双重角色，承受了更多的忙碌和劳累。繁重琐碎的家务和每天三晌的做工，以母亲为代表的女性，自知做媳妇、做好儿媳妇的角色是多么的难。
　　母亲说，我结婚后来咱家，我和你父亲一天每人早中晚三晌工，就是为了挣工分;一天都不敢旷工，旷工了家族里长辈就数落呢。
　　书课他父亲和你俊明爷给你爷说，娃娃那么勤快，还拉着两个娃，你看人都瘦成啥了。除夕了，大户人家都在置办年货，蒸馍、擀面，还有人家放炮，咱家连个吃的馍馍都没有。1975年5月，生下你大姐，家族里给你姐过满月，吃的是葫芦煎汤面。总共来了六七个人，你舅家来了几个人，你大姑家公公来了，你楼店村的姑爷来了，再也没来其他人。那时候你爷家菜地里菜蔬比较多，可是我也没吃上啥饭。
　　那时候家里穷，我和你姐姐每天只能吃高粱面搅团度日，冬天里没有柴火烧炕，泥坯子炕冰得渗骨凉。我问母亲，那时候为啥不上山砍柴，母亲说，一天三晌工，连大年三十儿都在地里参加劳动，哪有时间去山上呢。我还养着两头猪，养着你两个姐，生产队里让你父亲去拜家河做工去了，去了一个月多，连阴雨下了好久，我也没面吃。那时候生产队里的庄稼也不好，每年除了留籽种、交公粮，全村人的口粮也就没多少了。你姐那时候去你舅家，你三妗子问你姐，说你家分了多少麦子，你姐说就分了多半瓦盆子。我记得你父亲走了，我每天上工，把你姐用绳子在炕后面拴着呢，有天放工回家后，你姐掉到了炕楞台下，已经哭得都睡着了。两头大肥猪也饿得嚎叫个不停，我一着急忘了关门，猪就从门里跑走了。
　　猪从头咀子跑下去，一直跑到园子的高粱地里，把生产队里将要长成的高粱糟蹋了一地。后来生产队里人把猪赶回来，说咱家的猪把地里高粱吃完了。我把你姐抱在怀里，正在哇哇地哭，哪里还能顾上猪偷吃庄稼的事情呢。生产队长安排人，把被猪糟蹋的高粱数了一遍，说年底要扣咱家的口粮。我也承认错误，但是咱家当时那情况，生产队也没办法，就走了。那一年，生产队里在年底分粮时，要扣咱家人头口粮440斤。分粮时，生产队长让会计扣，会计怜惜咱，后来也就没有扣，这个恩情我一直记着呢。我现在见了人家，还笑着呢。还有一次，我晚上和你莲花嫂子去生产队里掰玉米棒子，刚掰了一篓正准备扛着回家，被晚上看庄稼的人发现了，我们两个都站着不敢吭声，村里人都知道咱家可怜，也就心软了，让赶快提了回去。这个恩情我现在也记着，在那个年代，这就是救人命呢。我掰的玉米回去每天蒸着吃，每天能混个肚儿圆，就这样吃了半月。你可知道，那时候被生产队抓住，第二天生产队里就开全体社员大会，生产队里的干部让你站在全体社员面前，就开始数落你，让你羞得恨不得钻进土里去。
　　父亲那年到底去拜家河干什么，母亲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后来我查了县志，才知道是兴修水利。全县许多青壮劳力都参与过的集体工程。
　　《彬县志》记载：1977年10月中旬，全县1.5万余名干部群众参加的拜家河河滩治理大会战，在横跨三县四社的太峪河中、上段全面铺开。鏖战40多天，高速度、高质量完成了治理太峪河任务，改河筑堤13878米，修建涵洞17个;移土造田4000亩，新修条田、台田7017亩;新建鱼池3个，占地62.9亩，净水面41.7亩;新修川道石子公路35公里;弯道砌护2461米，路边衬砌灌溉渠道26公里;移动土石方360万立方米。将昔日乱石滚滚、荆棘遍野、荒草丛生的乱石滩，修成了“河道依南山，满山平展展”的水浇田。同年，全县人民会战太峪河的纪录片由陕西电视台摄制完成并在全省播放。

生 育

　　《孔子家谱》说：“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女性的婚姻之路，在过去是异常艰难的。如果提出离婚，更多的阻碍来自丈夫家族力量和基层干部的阻挠。
　　母亲说，50年代，你舅家生产队里就1000多人，从中罗堡村下去，就是弥家河生产队，生产队里还有好几个小队。我记得，村里有两个人，分别叫录良和严明，整天都睡在柴草垛里，媳妇都能干得很。尤其那个录良，精神有问题，看上去蔫蔫的，也不干农活。录良家媳妇要离婚，全生产队开大会，把人家的媳妇拉在人堆里，有人坐在人家身上，乱打了一顿。农村人民风彪悍，有些人是很知名的土匪。那时候生产队里的干部让谁死，谁就活不了几天。
　　听到这里，我读了在某县档案馆妇女志上看到的一段记录，最能说明当时的婚姻情况：“朱某提出离婚请求后，受到玉泉坝乡农会主任的野蛮阻拦，他召开了200多人的群众大会，对朱某进行斗争审判，并用脱衣服、捆绑、关押等办法来威胁她，不许她离婚。”
　　我念完了这段话，母亲说，那时候人家就把你打乖了，你就慢慢死了离婚那条心。母亲记得，那时候邻村小章乡一个亲戚的媳妇，结婚后从来不回门户，天天在外面都接不到家，乡上领导亲自在她生产队里组织开会，还没到晌午，娘家人就把人顺从地送了回来，还过了半辈子。后来那个媳妇也命苦，没过上几年好日子，就得病去世了。前几天，我在县城名仕花园小区外，还见到了那个媳妇的男人，现在都快70岁的人了，又重新找了个老伴儿，租住在县城里，在菜市场里拾菜叶子。我听说那男人的儿子整天不学好，经常泡在赌场上，把老头在农村的房都输掉了。 　　在农村，似乎是家族的男权社会和队上干部主宰着一切。说到这里，母亲又说，好娃哩，过去的男人厉害得很，咱们村的许多女人每天给河对面的地里担粪，手里还拿着针线活，一家老小的衣服、鞋都要从女人手里，一针一线地缝制出来。那时候，农业社干部说，谁能离婚就离，队里还出具介绍信;说不能离，你言语上再反抗，不说两句话过来就是几个耳光子，胆小的人就忍受着。
　　母亲那时刚生下我那个没长成的姐姐，还没到10天，生产队里就让人叫她报到上工，我问母亲，主要干什么？她说，在河对面的江坪地里修水利，推土车，那时候地里庄稼长不好，就说地面上的土没养分，生产队里就组织全员上岗，把地里的熟土推到土车上，把别的地方的生土填进来，就这样一个冬天就完了。
　　那个叫江坪的耕地，是在红岩河的西南岸。现在几百亩地连在一起，曾是村里最好的水地。我家單包后曾经也分了一亩多，每年种下的小麦，收成都是最好的。母亲回忆说，在六七十年代，那些地都是高低不平，且有砂石块在地里，往往犁地时，生产队里的铁犁铧要被石头折断，后来就组织社员修水利了，全村人合伙起来，用了一个冬天，终于整理好了那块地。
　　在陕西偏远地区的农村，生育和传宗接代被看作是人生的顶级大事。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生育能力，会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自己也感到理亏。同样，人们普遍认为，生育是女人的天职。即使在分娩这一关乎人的性命的时刻，也自接自生，羞于见人。还有，分娩的地方都是自家土炕上，甚至还有做饭的女人把孩子生在灶火堆，干活的女人把孩子生在田间地头。分娩时，剪孩子脐带一般用的都是家里的剪刀，比较讲究的人还知道在使用剪刀前，将剪刀在沸腾的热水锅里煮一阵子，消消毒;不讲究的人，直接就用打碎的瓦罐锋利的棱角来割孩子的脐带。没有卫生纸，也不愿意弄脏家里唯一的被子，就在光溜溜的竹篾席子下垫上晒干的黄土或者从炕洞里掏出来的草木灰。简陋的环境，给母婴的身体健康都带来了很大威胁，因母亲难产、大出血，新生儿患上破伤风等等疾病而丧失生命的比比皆是。另外，农村妇女“坐月子”期间，由于家务繁重，还得去农业社做工挣工分，往往是几天时间，就下炕推磨做饭，洗凉水衣服，上工拉架子车，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母亲的风湿病就是在月子期间落下的，至今遇到刮风下雨，双腿就疼得难以忍受。
　　说到这里，母亲给我慢慢说了，她共生了七个孩子，活下来四个，就是现在我的大姐、二姐、我和我弟。母亲说，第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快满月时，我的奶奶生下了自己的小儿子——我的四叔。那时候的农村，婆婆和儿媳妇一前一后生产，是一件不奇怪的事情。我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就夭折的姐姐，在母亲初为人母独自生产后，就夭折掉了。1975年农历五月，有了我的大姐。1978年农历七月，有了我的二姐。刚生下我二姐那时，家里四口人睡在不到五尺见方的土炕上，炕上有一个泥坯子还塌陷了，没办法，父亲去河边上找了一块薄石头板，回来放在塌陷的地方，和了一铁锨泥，才糊住了。那时候家里穷得连个竹篾子席都没有，晚上用柴火把炕烧热，就把两个姐姐放在平整的地方，母亲和父亲睡在石板上。烧热的石板前半夜烫得睡不下，后半夜凉得睡不着。父亲身上都被烙印下了红水泡。
　　在我二姐一岁多时，母亲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孩，生下来营养不良，也在病痛中夭折了。1980年12月，母亲生下了我。我出生前，母亲有次去了集市上，看着集市上卖的肉包子口馋，用攥在手里已经捏得出汗的钱，买了一个肉包子吃。母亲说，那是她那年唯一吃下的一口肉。我早产，出生一月还不会啼哭，她又开始憎恨自己，恨自己当时营养供不上，生个娃养不活了咋办。我出生后，家里的麦地里一年仅收一二百斤的麦子，全家人都舍不得吃，就蒸了些白面馍馍，捂在瓷盆里放在柜子里，我饿了后，姐姐用热开水泡了，喂给我吃。这也是我小时候吃过最好的饭，就是这样的饭，在那个时代，姐姐们从来都没有吃过。后来到1983年12月，有了我弟弟。母亲生我弟弟前，计划生育抓得紧，加之奶奶一再地鼓励，母亲也就铁了心，砸锅卖铁也得再添一男丁，这样弟兄两个长大就有了伴儿。

挖窑洞

　　窑洞是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居民的古老居住形式，4000多年前的老祖先流传下来这种“穴居式”的民居至今还存在着。《大雅·绵》中有“陶覆陶穴”的记载。窑洞有明庄、暗庄、土窑、石窑之别。明庄，多依山坡凿就。暗庄，又称“地坑庄”，挖掘平地为坑院，在坑壁打窑，另一壁顺地面斜向穿洞为宅门，院内掘有防水坑以防暴雨。父亲修建的是明庄，这是他一生辛勤劳作的最大成果之一。父亲成了家，但是没有自己的窑洞住，就在黄土地上刨挖起来。
　　母亲说，你父亲23岁就开始修地方，我们住进来时，只有一孔正窑、一孔穴窑。正窑住人，里面有九尺大的炕，咱们一家六口人就能安顿下了。穴窑安灶，安置了锅灶、案板、四个大水瓮、六个大瓦瓮。住进来后，就慢慢一天天地挖，后来就挖了另外的那几孔。你父亲刚开始修窑时，不会修，我跑去一看，窑口小得只有一人高、一架子车宽，里面人能骑开自行车，把我吓得喊。我说这样不牢固，窑口那么小，万一土方塌下来，咋办呢？你父亲笑笑说没事。我的心里就一直悬乎着，因为我小时候在你舅家时，我们村里有人那样修窑，窑就塌了，家里人晚上等不见回来，跑去一看，人在土堆里，刨开已经没有了气息。还有，你看现在十二洼的沟边上、羊圈门口的拐角里，留下来那些破窑洞，就是有人在那里修地方，土质不好，窑修得不正，人还在里面干着，就塌方了，死了几个人。
　　后来晚上我就跟着去，我去给拉土，把你两个姐姐在屋子里锁着，修到后半夜，我们才回去。有次回去，我记得是冬天，你二姐从炕上掉下来了，掉在了炕塄根底，在尿池里，已经哭得睡着了，那时候才不到半岁。你父亲看着你姐在地上，就赶快抱起来，用衣服包住抱着呜呜地哭个不停，我还给你父亲宽心哩。我不宽心也没办法，主要是给他鼓士气啊，唉，现在想想都遭罪。说到这里，母亲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好几分钟没有半句言语。
　　回去的时候，父母亲经常还在大庙旁边的大场里偷生产队里的麦草。母亲说，回去烧炕做饭呢，因为那时候没柴烧。有天晚上回去时，你父亲担着两个大篓，在场院里填麦草，我扛着铁锨头在场边上放哨。我急得在场边上站不住，因为那时候已经后半夜，也没啥人，关键是你两个姐姐在家里锁着，你大姐用布条在炕上拴着，你二姐还不会爬，用被子在炕上围着，就那么大的两个娃。母亲说到这里，在我的席梦思床上用手比画，说还没有我一米八大床的一半。现在想想，这也可能是二姐一不小心从炕上掉下来的缘故。 　　母亲就急着要回去，刚顺着路从河渠里向下走，看见黑暗处有一双蓝莹莹的眼睛在看着自己，是一只蹲着的狼，晚上看着就像人一样站着。母亲受到惊吓，大喊了一声，扛在肩上的铁锨哐啷一声掉在地上了。狼听见了铁器声，就顺着河湾跑走了。父亲跑过来，让母亲别喊，说他每天后半夜回来时候，河湾麻池台的石板上，就经常蹲着几只狼。狼有狼的道，它们三五成群地在后半夜出来觅食;人有人的路，父母两人为了有自己的住处，还得在半夜里摸黑前行，就这样地生活着。
　　修好了窑洞，做门窗又成了问题，因为没有木板。门窗那时候最大的作用是遮风挡雨，这又成了父母的心头病。
　　母亲说，刚修好窑洞时，窑洞的门框是椿树木。椿树来自小洼山。那时候我们去上工，夏天里天下暴雨，椿树在沟边上，被水冲下了山洼，你父亲看见了，晚上就去给咱扛了回来。树枝做了柴火烧，树身就锯成了门框，可是还没有门板，就全村跑着买，还欠账。我记得门板后来是在湾子蛮旭家买的，花了16元。这个钱，我们住进来两年后才还上，人家算是帮了咱，恩情是要记住的。
　　新窑住上后，门口连棵树都没有。那时候烧柴都要到属于集体的树林里去拾。母亲就给父亲说，咱们要栽树。出去见树苗了，我们就连根带土挖回来，栽在了门前。门前后来就慢慢有了杏樹、桃树、楸树、槐树、桐树等等。还有，门外的沟里，还是栽树。栽什么树好呢？最后商量栽洋槐。因为洋槐树的特点是耐干旱、耐瘠薄，易生长，繁殖快。父母亲就去树林里挖了两捆洋槐树苗，到现在已长了30多年，长成了一沟。每年的春天，开遍沟洼的洋槐花幽香沁人。农民采摘洋槐花做成的麦饭，曾经是春天里最有营养的食粮。为啥要栽树，就是树慢慢长大了，就不用再去树林了，门前树上的偏枝细叶也就够日常的柴火烧了。
　　2009年以来，彬县把告别土窑洞、危漏房、散居户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持续强力推进“三告别”工程，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县政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7890万元，搬迁贫困人口9206户38060人，其中特困户3780户15628人。在史家河村，最显著的就是在三组的平地里，由政府投资修建了史家河村新农村示范点。在党家掌、纪家湾、田家窝住了多半辈子的人，告别了自己黑漆漆的土窑洞，喜气洋洋地搬入了新居，还吃上了自来水。住在窑洞那些年，男人们早上起床，首先是要挑着水桶，走上几公里的陡坡路，去山沟底下的河渠边担水，一个上午才能来回两次。挑回来的那点水，做饭都要省着用，更别说洗澡了。夏天洗澡就是到河里游一圈，冬天不洗澡，一年也正经洗不了一两回。就是这样的生活，史家河村的部分人，现在还在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为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