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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是视文学为“信仰”的作家。在他那里，文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抚慰和审美寄托，也非炫技炫智的话语演练，文学是精神存在的最高形式，亦是生命印证的最佳方式。
张炜的中篇小说佳作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单行本系列丛书的方式推出。这些作品大多创作于1980年代的中后期。中篇小说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持续性崛起的，成为研究者、读者津津乐道的文学现象。与之在现代文学30多年中的起起伏伏相比，也与其在当代“十七年文学”中的委顿不振相比，贯穿整个80年代的中篇小说创作热形成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独特文体现象，量与质两方面都呈现出远超短篇、长篇小说的优势，成为属于一个时代的文体。究其原因，一是文体本身的独特优势，比较而言，短篇小说之“短”所带来的时空限制、容量限制，长篇小说之“长”所必需的经验准备、技术准备，都恰是中篇小说之“中”能轻松超越和巧妙应对的，其适中性的叙事容量和长度、不亚于短篇的时代反应能力，使之文体意义上的优势明显;二是时代的选择，80年代初期思想破冰、文化重建的潮汐涌动，文学承担起历史之罪和现实之罚，作家、读者对“讲好一个故事”的心理需求远没有对“思考一个事件”的刨根问底来得更迫切，中篇小说在结构上的开放性、叙事上的自由度恰能使作家的思考有张有弛，情与理兼容并现;三是作家的自我选择，以从维熙、谌容、王蒙、张贤亮、冯骥才、李存葆等为代表的“30后”、“40后”作家成为新时期文坛上第一代中篇小说作家，他们选择中篇小说为最合手的“兵器”，畅快淋漓地书写历史积弊和时代疼痛，贡献了一批迄今仍具影响力的中篇佳作。而当时的“50后”、“60后”作家们尚处在文学的青年期和青春期，如张炜、韩少功、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苏童等，他们在日益扎实的短篇小说创作基础上，继而进行中篇小说创作颇显得心应手;四是期刊的传播助力，当时30多种大型文学期刊如《钟山》《十月》《收获》《花城》等都积极发表中篇小说作品，发行量皆高达五六十万册，加之出现了《中篇小说选刊》这样专门刊载中篇的高端阵地，再有出版社推出的众多中篇单行本、作家选本集本，共同掀起了全民阅读中篇小说的热潮。
那么，张炜的中篇小说创作在这一潮流中有何独特价值和意义？他为当代中篇小说创作贡献了哪些艺术新质和精神新质？不妨从以下四部中篇小说来寻找问题的部分答案吧。
一、《秋天的思索》：超越时代的思与诗
五四巨擘胡适先生曾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意即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且会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展读张炜写于30多年前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不由慨叹字里行间所洋溢折射出的属于19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盎然生机，以及属于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劲健驰骋之美。杰出的文学作品正是因为钟情于时代，属于时代，才会有超越时代的种种迹象和可能。《秋天的思索》便如此。
据朋友们回忆，青年时代的张炜看起来有一种与年龄不符、与常人不同的沉稳内敛之气，他少言多思，但只要一讨论起文学问题就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这一是性格使然，一是因苦读中外文化、文学经典远超一般人所下功夫，更加之早年辗转流离的生活遭际内化为直面现实、肩挑道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一切都使他大器早成，铸就不从俗流、不畏人言的精神底气，促发他对文学审美性的热切守望。他持续地在文学道路上勤耕深耘，执著书写个体与时代、与现实相遇时的种种生命奇观和精神奇迹，执著探询人性的本真及人性的多种可能性。
而小说究竟如何切入现实？又如何从现实中抽身而出？这是优秀的作家总要面对的问题、难题。“入”与“出”之间的轻重缓急确实是对作家艺术把控力的考验。如果处理不当，要么拘泥现实之实相，艺术上难得洒脱;要么漂浮于现实之外，落下艺术虚脱无力之诟病。张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艺术才华和艺术个性，证明了优秀的作家与时代对话、与现实碰撞时，其艺术结晶可以像纯净透明的水晶一样闪耀着人文光芒和审美光芒。这部中篇小说的宝贵之处在于以此为创作节点，张炜开始尝试摸索，逐渐积淀形成“张炜式”的现实提问方式和艺术解决路径，并由此熔铸“张炜式”的文体风格和美学风度。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将关注点集中在对外部世界的摹写、对故事性的高度追求相比，张炜的作品更多地向人物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做细微而深刻的探寻，其中包孕着思与诗、真与纯，犹如深沉明亮的大提琴曲，奏响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天空。《秋天的思索》作为其早期代表作，最大的艺术贡献就是将对现实生活的“思”与来自心灵世界的“诗”交织融合在一起，哲思如电，诗境如光，照亮震撼着走进这部作品的所有读者的心灵。而这如电如光之力，竟然集中在一个极为普通极为寻常的人物身上，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画廊里几乎找不到一个类似的先例。他就是小说主人公，看护葡萄园的青年农民老得，在张炜笔下成为从葡萄园里走出来的哲人、诗人。
中国文学的乡土人物形象谱系已然蔚为大观，灼灼其华。那么，怎样超越前人，为中国新文学创造贡献出富于原创性的“这一个”（黑格尔语）呢？张炜给出精彩笃定的答案。他大胆运笔，雕琢情性，将哲人与诗人的双重精神气质赋予守园人老得，使他犹如“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尊雕像”。小说从社会现实和心理真实两个层面观照了这位哲人兼诗人的诞生，既给足了他身处的现实土壤，又驻笔细摹了他蓬勃茂密的内心丛林。老得原本只是葡萄园里一个普通农人，是在对王三江自觉而清醒的斗争中才逐步成长为哲人老得的。铁骨铮铮的鐵头叔之于老得意义非凡，他是老得的先行者，亦是老得的精神之父。随着一步步地完成对铁头叔的镜像认同，年轻的老得成长起来了。他开始学会用提问题的方式抵达葡萄园的隐形世界，试图刨根问底地找到掌控人们命运的“原理”。小说细笔织写了老得一次次接近探究这个形而上的“原理”的心路经纬。他体悟到葡萄园里的“原理”既包含着数学，又包含着哲学，只有破译了这一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才能最终找出吃了哑巴亏的人们反而惧怕王三江的根源，也才能找到击败他的策略和方法。老得的精神寻找之路，成为小说抒情铺陈的重点。像哲人一样苦苦求索求证，老得悟出了“原理”所在：人们不是怕王三江其人，而是怕他不再带领大家搞承包，因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怕再次变“穷”。生存哲学意义上的“原理”似乎找到了，但老得的求真之路却远远没有完结，还有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原理”尚未解开，那就是“王三江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势力”。 老得竟然偷偷地写起了诗。在现实厚障壁的重重包围下，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虽然初中毕业的老得所写诗句简单如话，远远谈不上诗艺诗美，但其中蕴含的思念、愤懑、希冀、欢欣等情感情绪和种种思考，却真诚朴素得可爱可敬，仿佛清晨照进葡萄园里的第一缕霞光。是的，葡萄园的诗学是不平则鸣的心灵诗学，是反抗一切“黑暗的东西”的生命诗学，当然也是思考者的哲理诗学。夜晚的葡萄园里，万籁俱寂，守园人老得大声吟唱着他的诗，声音如雷亦如电。“诗”的意义在此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恰如歌德所言，使“处于低处的现实领域得以提升”的是“诗”。老得借助写诗、读诗，实现对形而下的现实生活的超越提升，也以此完成对生存困境的诗意突围。如果说对现实生活的“思”是老得精神成长的重要表征，那么来自心灵世界的“诗”则是他心理成长的重要表征。“思”与“诗”交相辉映，沿着老得的生命轨迹铺展、交织、绵延，小说也由此风清骨峻，遍体光华。
张炜在文学王国里构筑起极富代表性和美学张力的“异托邦”（福柯语）空间，一个充满热爱也充满愤怒的葡萄园，这里的生命图景既复杂又单纯，既令人心醉神迷又令人扼腕叹息。而葡萄园里的“思”与“诗”，正悄然折射出作家张炜的文学心事和文化牵挂。这是属于1980年代中国的思与诗、真与纯。身处这一启蒙时代的人们深刻感受着新的气象新的氛围，思想解放带来新鲜迷人的文化氧气。长期被压抑的关于真理的考问和思辨终于可以在阳光下大胆而热烈地进行了，人们找回了久违的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的能力。无疑，这样的能力亦是现代人必备的理性责任。与五四的启蒙精神遥相呼应，1980年代的中国在整体氛围上灼烧着真理之思、自我之思，无数心曲澎湃沸腾，汇集成一首首关于真理、关于自我的大诗。
从更深远的视野看，《秋天的思索》在人性观察和心灵呈现的独特性、丰富性上，已经超越了它所属的时代，超越了它所代表的人群，一面指向更遥远的时空，一面指向永恒奇妙的人性。小说将思与诗的人性特征、心灵特征聚焦于守园人老得，将他塑造成一位具有悲剧意义的精神强者，一位朴素而高贵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谓一次了不起的原创。它不期然地提醒着，折射印证生命之美的，除了当下心灵世界的真实，还有超越当下去苦苦找寻的那份寥廓与悠远。由此可以理解，为何老得这个小说人物甫一出现，立刻在1980年代中国文坛引发极为热烈的讨论。深究之，彼时的读者、研究者被这位葡萄园里走出来的诗人深深吸引，既是因为老得作为独特的“这一个”，打上了他自身所处时代的鲜明文化印记，更是因为他作为大地上醒过来的鲁迅所谓的“人之子”，属于永恒的人类时空，而后者，或许更能证明作家张炜始终如一的文学追求和精神旨归。《秋天的思索》如同一首大诗，打通了叙事、议论与抒情的艺术隔阂，将时代所赋予的激情与超越时代的哲思作为小说的重要素材，升温发酵，酿成一杯文学的琼浆。
二、《请挽救艺术家》《远行之嘱》：以文学之名对话、倾诉与聆听
《请挽救艺术家》可视为一部探索当代艺术精神的先锋之作，《远行之嘱》可视为一部反思历史的记忆证词，叙事上都带有鲜明的对话、复调特征，开拓了小说立体多维的情感空间和心理空间，也拓展了小说内部的叙事容量。相比之下，采用封闭式情节架构、单线叙事的短篇小说难以取得这样的美学效果，文本又巧妙避开了长篇小说在复调叙事时可能会出现的冗长拖沓。《请挽救艺术家》的叙事结构表面看简洁明晰，反复咀嚼后则令人慨叹其妙处深意，这大概是张炜一直秉持的小说之道，他深谙现代小说艺术之魅力，但在形式上从不炫技，执意追求大美若拙、大繁化简的朴素之境，如同他自身，朴素深沉得像北方大地上屹立着的一棵白杨树，有傲骨却无傲气，自成一派风度。小说由三组书信组成：“写给局长朋友的信”“写给画院副院长的信”和“附杨阳信”。前两组都是青年艺术家杨阳的朋友、叙述者“我”所写，第三组是小说主人公杨阳写给“我”的信。每一封信都像一次意味深长的显对话和潜对话。显在层面的倾诉和对话是写信人“我”与收信人“你”之间进行的，而潜在层面的对话则在“你”（收信人）、“我”（写信人）、“他”（故事主人公或主人公的对手、破坏者）三者之间微妙曲折地展开。为了让对话更有效、更富对话性，作家在三组书信的语言风格和叙述语调上做了有意味的设计。第一、二组书信的倾诉感、抒情性强，语言激越中饱蘸诗意，第三组则截然不同，短句碎语较多，叙述上东一句西一句，情绪时起时伏，这与写信人的艺术家身份、境遇、心理乃至性格等都相吻合。《远行之嘱》则由一对失去父母、相依为命的姐弟在深夜中的絮语对话构成叙事主体部分。面对即将出门远行的弟弟——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姐姐细细述说、切切叮嘱，为充满疑惑的“我”揭开了父母的命运之谜。在遮蔽真相、颠倒黑白的特殊年代，“我”始终无法理解父亲的怪癖暴烈、母亲的隐忍牺牲，对父亲甚至充满恨意，直到这个特殊的深夜，姐弟俩在追忆中一问一答，伤痕累累的家族历史才浮出地表，苦难的根源令人扼腕叹息。
人物无处诉说之痛正是经由对话尽情释放出来的。《请挽救艺术家》中“我”在一封封信里忧心忡忡地提出呼告请求，青年艺术家杨阳亦是借助书信向“我”讲述种种磨难和困境，倾诉内心的焦灼、惶恐和无助。《远行之嘱》中姐弟二人相互倾诉着各自埋在心底的秘密和伤痛。对话、倾诉、聆听，不仅抚慰人心、唤醒人性，更为重要的是还原和敞开了那些被遮蔽的生存真相、历史真相，建构起丰富多维的精神意义和情感价值。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不再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我”与“你”之间的平等对话，在对话的交互空间中反抗独白、抗拒遗忘。恰如巴赫金所说：“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无疑，两部小说都成功地用书信体、对话体的叙事方式悄悄拆解、冲破着现实世界中或隐秘或显豁的话语堤坝与话语屏障，完成了审美意义上的诗性突围。
召唤并建构一个对话、复调的诗意世界，是张炜在文学大地上奋笔疾书的人文理想与审美追求。由这个向度看去，“请挽救艺术家”的呐喊疾呼也许可以得到较为中肯合理的阐释。真正的藝术家追求永恒与纯美，追求生命的自由自在，热烈探寻事物背后更高远更辽阔的内容;他们比常人敏感多思，充满来自生命本真的创造性思维;他们有时乐于栖身在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以“局外人”眼光审视着世界、人与自身。小说主人公杨阳便是这样一位醉心绘画艺术的青年艺术家，却遭遇了处处碰壁、无处存身的巨大难局。无论是千人一面、僵化机械的机关大楼，还是追求商业利润的电影院，都压制着他艺术才华的发挥，使他饱受身心折磨。杨阳始终不明白剧院经理为何要如此刁难他，二人并无任何私人恩怨。显然，艺术自由与世俗权力之间缺少一条平等对话的通道，只有权力高高在上地表演“独角戏”。粗暴专横的剧院经理集中代表了既不懂艺术也不尊重艺术的强大世俗力量，青年艺术家毫无与之对话、为自己抗辩的机会和权利，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更不幸的是，一座巨大的“观念之墙”把杨阳拦在艺术大厦之外，这就是盲目强调技术至上、把艺术狭窄化为“职业”的庸俗艺术观，服膺于此观念的美术界难以接纳这位艺术上不走寻常路的年轻人。 张炜借小说人物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时代有一个不识好赖艺术、不识大才的毛病，可以叫作艺术的瞎眼时代。这种时代无论其他领域有多大成就，但就精神生活而言，是非常渺小的、不值一提的。”此非愤激之词，乃真知灼见。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有言可证：“艺术是真理的原始发生。”他继黑格尔之后再次将艺术与真理联系在一起，对黑格尔而言，艺术尚为真理思辨的对象，而海德格尔则视艺术为真理的直接起因，“艺术的诗意创造本质”。（2）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而言，真正的艺术家往往具有精神标本的价值意义，甚至可起到文化警示的作用。著名作家卡夫卡、詹姆斯·乔伊斯、芥川龙之介等都曾在其小说作品中呈现揭示艺术的困境和艺术家的命运，并生成深刻的时代隐喻和文化隐喻。在近一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书写格局中，《请挽救艺术家》可谓先声夺人，第一次发出“挽救艺术家”的呐喊疾呼，原创性地对艺术与真理、与人生、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给予深度观照，对彼时隐伏悄张的官僚文化、即将席卷而来的消费文化做了极具远见的预警。
《远行之嘱》则有着哀而不伤的抒情气质和悲中见壮的理想主义风格，字字浸满着深沉的人生感受，处处显露出卓越的哲理智慧，仿佛边读边可触摸到作家和他笔下人物的剧烈心跳。小说借姐弟二人之口完成对历史的侧写和虚写，具有“口述史”般的见证力量，在茫茫黑夜中燃起希望之灯。从人物关系和叙事内容看，作品又带有成长小说的鲜明特征。19岁的主人公“我”即将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正是坚强机智的姐姐引领“我”走到人生的重要节点。她作为“我”的思想启蒙者和人生导引者，帮助“我”一起完成回忆之旅、成长之旅。姐弟俩对父亲的回忆，可视为对父亲形象的重新建构和重新认同。在心理上“找回”父亲，意味着这两个成长者接纳认同了象征着纪律、理性、权威的父亲形象，其为拉康所谓的“小他者”，是每一成长个体不可缺失的心理依赖和精神依靠。小说没有交代“我”要去往的“远方”究竟是何处，或许，“远方”就是每个人向之往之的神秘广阔的未来，抑或是那莽莽苍苍的精神高原。
两部中篇小说堪称艺术精品，皆是张炜逐渐打磨熔铸自己独特文学品质的尝试之作、代表之作。书信体、对话体的叙事方式对写作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一旦掌握不好“度”，对话要么粘滞拥堵，要么苍白无力，无法推动人物命运向纵深发展。反之，优秀的写作者能实现对话即情节、对话即风格的妙境，张炜无疑做到了。他以文学之名邀请读者进入一个广袤的复调的诗意世界，与小说人物一起站在多维角度对话、倾诉、聆听，突破大地上的边界、重围和高墙。
三、《黄沙》：文化视域下的青年问题
《黄沙》是青年张炜为青年们写下的精神分量极重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浓墨重彩、真切可感地塑造了一群青年主人公，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塑造了1980年代知识青年的群像。不惟此篇，青年一直是他最为关注的一类人群，青年问题亦是他牵挂的核心问题之一。他与关注青年的伟大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一样，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血肉丰满、生气灌注的青年形象。这些青年主人公都与大地保持着极亲密的生命联系和精神联系，他们仿佛天地间一棵棵年轻的树，毫不造作地在文学王国里展演着生命的热力、爱力，要么充满生猛之气，要么有着极度敏感的神经末梢，那时而沉重、时而轻盈的生命姿态如此惹人注目。如果要为张炜笔下的众多青年人物形象概括出共同特征，或许就是他们身上鲜活饱满的生命感，艰难确立起的自我认同，以及那突破现实藩篱的人文主义精神。小说中常常出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不平衡或者紧张关系，青年们表现出直面现实人生的一股猛劲、一种韧性，也有着不失捍卫历史记忆的勇气良心，并呈现出不同文化在他们身上的复杂冲突与汇集。对时代青年的突出刻画，赋予张炜的小说作品以不同寻常的力量感、穿透感。
《黄沙》着力塑造了存在鲜明个性差异的四个青年人物形象，罗宁兼有理性与感性，吴楠坚韧而睿智、田长浩活泼且幽默、秦榛热烈中充满朝气。小说一面对青年主人公们的个性特征给予细化雕琢，一面又着力刻画他们作为青年知识者的共性特征，即坚持真理的理性精神和追求独立思考的氣质禀赋。这两方面的着墨渲染使青年形象虎虎生气地跃然纸上，既可见其个人的性格魅力和胸襟怀抱，又能观此青年群体的文化人格和精神面相。恰是在对这群青年知识分子个性与共性相结合的描摹基础上，小说找准了人物与不同文化相碰撞的精神突破口。
小说写青年，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围绕青年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不妨将之称为“青年问题”。可以说，现代性话语与青年问题的发生发展有着因与果、性与质的紧密内在联系。现代性语境下的个人欲求与自我认同，在青年的主体建构过程中得以最直观最直接的印证。青年特有的成长性、独立性及反思性，构成现代性所蕴含的重要主体向度和存在依据。《黄沙》呈现了现代性与传统性相碰撞产生诸多文化难题，青年问题便是其中的一大难题，小说据此精心设计故事核，选取了青年与现代城市文化、官僚文化、乡土文化之间或矛盾冲突、或审视回望来推动叙事进程，完成对种种文化问题的反诘、反思，以及对现代青年迫切构筑自我认同、寻找精神基点、文化基点的深刻观照。
张炜本是心怀大爱之人，其独立自由的青年气质使他一踏上文学长旅就掌控笔之缰绳，将发力点集中在对现代性语境下青年问题的观照和挖掘上，至于与社会文化建构息息相关的青年问题之诸多关节点、临界点，更是大力凝神勘破。他笔下搅动裹挟起的光与电、力与热，将疾驰的时代列车上青年们的种种奋斗搏击、热望忧思、矛盾焦虑都翻箱倒柜般地呈现出来。《黄沙》中四位青年所经历的责难与挫折，绝非一般意义上职场新人不适应工作环境的问题，而是牵连反映着复杂社会文化现象的青年问题，也只有将其归结到青年问题的高度，才不会忽视其对现代性社会及现代性文化建构的重要意义。四位青年首先遭遇的最大难题是青年知识分子所坚守的求真精神与机关单位存在的腐朽官僚积习之间的猛烈碰撞，亦可视为青年文化与官僚文化之间的冲突。 小说不仅正面触碰和探寻了青年问题的发生发展，而且不断闪回式呈现了青年人对精神问题、文化问题的自我体察和自我质询。这意味着青年张炜的写作不是自发性的，他早已走向有着高度理性自觉的写作长旅。在他笔下，青年问题呈现出实然性和建构性的双重特征，即一方面青年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作为经验事实确乎客观存在，另一方面这些困境又因被青年们自我发现、自我叙述而具有了话语建构的特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小说中青年问题之建构非他人他者，乃青年自己所为之。青年有不容忽视的在场感，有发出自我之声音的强烈欲求，更有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这是张炜赋予小说人物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气场，知识青年形象由此光彩夺目，散发别样魅力。
这四个青年的自我体察除了表现在他们明确意识到与机关大楼里的官僚文化无法相容的矛盾斗争外，还表现在对整个城市环境里的现代文化的观察与体悟。1980年代的中国城市登上了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列车，城市的欲望化与目的至上、功利主义与庸俗市侩，在现代性事物和现代性文化构建之际也蠢蠢欲动着。小说中充满诸如“五分钱一看”、打耳眼、“一枪放倒”、神通广大的“领导的司机”等新鲜事物与新鲜人物，足显作家张炜写实的强悍功力。城市的陌生气味令从大学进入社会的青年们颇感不安、不适。他们惶恐，挣扎，斗争。具有强烈现代性特征的城市文化对青年的深层影响和塑造不言而喻。在扑面而来的城市文化面前，青年做出怎样的选择才能不丢失自我，才能坚守内心并完善自我？
青年的艰难选择，围绕坷垃叔、艾兰这两个重要线索人物展开了。坷垃叔、艾兰分别来自乡村与城市的这两个人物，成为青年主人公自我认同、主体建构之途上的两面镜子、两种选择。他们分别对应着罗宁的过去与现在、乡愁与爱情、超我与自我、倔强与惶惑……年近古稀的坷垃叔步行千里到城市来上访告状，只因绿色的村庄遭到生态破坏，铺天盖地的黄沙淤滿了提不走了……这是作家张炜做出的宝贵而及时的文化预警。彼时当代中国文坛，除了边地文学对迅猛发展的经济现代性带来的生态危机做了较为集中的呈现和探讨，内地文学罕有如《黄沙》一样的小说作品以现实主义精神对生态危机给予高度关注。坷垃叔的出现，给处于精神苦闷期的罗宁带来挥之不去的乡愁，这既是生态意义上的乡愁，也是文化人格意义上的乡愁。小说以质朴诚实、饱含情感汁液的写实笔法娓娓道来：青年应在怎样的心灵密道上接纳故乡、回望乡土来确立城市生活中的新的自我？又该选择怎样的爱情来印证生命、印证自我？这些青年问题所关联的场域广阔而多维，因其鲜明突出的现代性特征而欣然参与进社会文化的曲折建构中去。
【作者简介】顾广梅，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宁）
张炜的中篇小说佳作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单行本系列丛书的方式推出。这些作品大多创作于1980年代的中后期。中篇小说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持续性崛起的，成为研究者、读者津津乐道的文学现象。与之在现代文学30多年中的起起伏伏相比，也与其在当代“十七年文学”中的委顿不振相比，贯穿整个80年代的中篇小说创作热形成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独特文体现象，量与质两方面都呈现出远超短篇、长篇小说的优势，成为属于一个时代的文体。究其原因，一是文体本身的独特优势，比较而言，短篇小说之“短”所带来的时空限制、容量限制，长篇小说之“长”所必需的经验准备、技术准备，都恰是中篇小说之“中”能轻松超越和巧妙应对的，其适中性的叙事容量和长度、不亚于短篇的时代反应能力，使之文体意义上的优势明显;二是时代的选择，80年代初期思想破冰、文化重建的潮汐涌动，文学承担起历史之罪和现实之罚，作家、读者对“讲好一个故事”的心理需求远没有对“思考一个事件”的刨根问底来得更迫切，中篇小说在结构上的开放性、叙事上的自由度恰能使作家的思考有张有弛，情与理兼容并现;三是作家的自我选择，以从维熙、谌容、王蒙、张贤亮、冯骥才、李存葆等为代表的“30后”、“40后”作家成为新时期文坛上第一代中篇小说作家，他们选择中篇小说为最合手的“兵器”，畅快淋漓地书写历史积弊和时代疼痛，贡献了一批迄今仍具影响力的中篇佳作。而当时的“50后”、“60后”作家们尚处在文学的青年期和青春期，如张炜、韩少功、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苏童等，他们在日益扎实的短篇小说创作基础上，继而进行中篇小说创作颇显得心应手;四是期刊的传播助力，当时30多种大型文学期刊如《钟山》《十月》《收获》《花城》等都积极发表中篇小说作品，发行量皆高达五六十万册，加之出现了《中篇小说选刊》这样专门刊载中篇的高端阵地，再有出版社推出的众多中篇单行本、作家选本集本，共同掀起了全民阅读中篇小说的热潮。
那么，张炜的中篇小说创作在这一潮流中有何独特价值和意义？他为当代中篇小说创作贡献了哪些艺术新质和精神新质？不妨从以下四部中篇小说来寻找问题的部分答案吧。
一、《秋天的思索》：超越时代的思与诗
五四巨擘胡适先生曾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意即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且会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展读张炜写于30多年前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不由慨叹字里行间所洋溢折射出的属于19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盎然生机，以及属于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劲健驰骋之美。杰出的文学作品正是因为钟情于时代，属于时代，才会有超越时代的种种迹象和可能。《秋天的思索》便如此。
据朋友们回忆，青年时代的张炜看起来有一种与年龄不符、与常人不同的沉稳内敛之气，他少言多思，但只要一讨论起文学问题就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这一是性格使然，一是因苦读中外文化、文学经典远超一般人所下功夫，更加之早年辗转流离的生活遭际内化为直面现实、肩挑道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一切都使他大器早成，铸就不从俗流、不畏人言的精神底气，促发他对文学审美性的热切守望。他持续地在文学道路上勤耕深耘，执著书写个体与时代、与现实相遇时的种种生命奇观和精神奇迹，执著探询人性的本真及人性的多种可能性。
而小说究竟如何切入现实？又如何从现实中抽身而出？这是优秀的作家总要面对的问题、难题。“入”与“出”之间的轻重缓急确实是对作家艺术把控力的考验。如果处理不当，要么拘泥现实之实相，艺术上难得洒脱;要么漂浮于现实之外，落下艺术虚脱无力之诟病。张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艺术才华和艺术个性，证明了优秀的作家与时代对话、与现实碰撞时，其艺术结晶可以像纯净透明的水晶一样闪耀着人文光芒和审美光芒。这部中篇小说的宝贵之处在于以此为创作节点，张炜开始尝试摸索，逐渐积淀形成“张炜式”的现实提问方式和艺术解决路径，并由此熔铸“张炜式”的文体风格和美学风度。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将关注点集中在对外部世界的摹写、对故事性的高度追求相比，张炜的作品更多地向人物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做细微而深刻的探寻，其中包孕着思与诗、真与纯，犹如深沉明亮的大提琴曲，奏响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天空。《秋天的思索》作为其早期代表作，最大的艺术贡献就是将对现实生活的“思”与来自心灵世界的“诗”交织融合在一起，哲思如电，诗境如光，照亮震撼着走进这部作品的所有读者的心灵。而这如电如光之力，竟然集中在一个极为普通极为寻常的人物身上，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画廊里几乎找不到一个类似的先例。他就是小说主人公，看护葡萄园的青年农民老得，在张炜笔下成为从葡萄园里走出来的哲人、诗人。
中国文学的乡土人物形象谱系已然蔚为大观，灼灼其华。那么，怎样超越前人，为中国新文学创造贡献出富于原创性的“这一个”（黑格尔语）呢？张炜给出精彩笃定的答案。他大胆运笔，雕琢情性，将哲人与诗人的双重精神气质赋予守园人老得，使他犹如“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尊雕像”。小说从社会现实和心理真实两个层面观照了这位哲人兼诗人的诞生，既给足了他身处的现实土壤，又驻笔细摹了他蓬勃茂密的内心丛林。老得原本只是葡萄园里一个普通农人，是在对王三江自觉而清醒的斗争中才逐步成长为哲人老得的。铁骨铮铮的鐵头叔之于老得意义非凡，他是老得的先行者，亦是老得的精神之父。随着一步步地完成对铁头叔的镜像认同，年轻的老得成长起来了。他开始学会用提问题的方式抵达葡萄园的隐形世界，试图刨根问底地找到掌控人们命运的“原理”。小说细笔织写了老得一次次接近探究这个形而上的“原理”的心路经纬。他体悟到葡萄园里的“原理”既包含着数学，又包含着哲学，只有破译了这一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才能最终找出吃了哑巴亏的人们反而惧怕王三江的根源，也才能找到击败他的策略和方法。老得的精神寻找之路，成为小说抒情铺陈的重点。像哲人一样苦苦求索求证，老得悟出了“原理”所在：人们不是怕王三江其人，而是怕他不再带领大家搞承包，因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怕再次变“穷”。生存哲学意义上的“原理”似乎找到了，但老得的求真之路却远远没有完结，还有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原理”尚未解开，那就是“王三江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势力”。 老得竟然偷偷地写起了诗。在现实厚障壁的重重包围下，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虽然初中毕业的老得所写诗句简单如话，远远谈不上诗艺诗美，但其中蕴含的思念、愤懑、希冀、欢欣等情感情绪和种种思考，却真诚朴素得可爱可敬，仿佛清晨照进葡萄园里的第一缕霞光。是的，葡萄园的诗学是不平则鸣的心灵诗学，是反抗一切“黑暗的东西”的生命诗学，当然也是思考者的哲理诗学。夜晚的葡萄园里，万籁俱寂，守园人老得大声吟唱着他的诗，声音如雷亦如电。“诗”的意义在此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恰如歌德所言，使“处于低处的现实领域得以提升”的是“诗”。老得借助写诗、读诗，实现对形而下的现实生活的超越提升，也以此完成对生存困境的诗意突围。如果说对现实生活的“思”是老得精神成长的重要表征，那么来自心灵世界的“诗”则是他心理成长的重要表征。“思”与“诗”交相辉映，沿着老得的生命轨迹铺展、交织、绵延，小说也由此风清骨峻，遍体光华。
张炜在文学王国里构筑起极富代表性和美学张力的“异托邦”（福柯语）空间，一个充满热爱也充满愤怒的葡萄园，这里的生命图景既复杂又单纯，既令人心醉神迷又令人扼腕叹息。而葡萄园里的“思”与“诗”，正悄然折射出作家张炜的文学心事和文化牵挂。这是属于1980年代中国的思与诗、真与纯。身处这一启蒙时代的人们深刻感受着新的气象新的氛围，思想解放带来新鲜迷人的文化氧气。长期被压抑的关于真理的考问和思辨终于可以在阳光下大胆而热烈地进行了，人们找回了久违的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的能力。无疑，这样的能力亦是现代人必备的理性责任。与五四的启蒙精神遥相呼应，1980年代的中国在整体氛围上灼烧着真理之思、自我之思，无数心曲澎湃沸腾，汇集成一首首关于真理、关于自我的大诗。
从更深远的视野看，《秋天的思索》在人性观察和心灵呈现的独特性、丰富性上，已经超越了它所属的时代，超越了它所代表的人群，一面指向更遥远的时空，一面指向永恒奇妙的人性。小说将思与诗的人性特征、心灵特征聚焦于守园人老得，将他塑造成一位具有悲剧意义的精神强者，一位朴素而高贵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谓一次了不起的原创。它不期然地提醒着，折射印证生命之美的，除了当下心灵世界的真实，还有超越当下去苦苦找寻的那份寥廓与悠远。由此可以理解，为何老得这个小说人物甫一出现，立刻在1980年代中国文坛引发极为热烈的讨论。深究之，彼时的读者、研究者被这位葡萄园里走出来的诗人深深吸引，既是因为老得作为独特的“这一个”，打上了他自身所处时代的鲜明文化印记，更是因为他作为大地上醒过来的鲁迅所谓的“人之子”，属于永恒的人类时空，而后者，或许更能证明作家张炜始终如一的文学追求和精神旨归。《秋天的思索》如同一首大诗，打通了叙事、议论与抒情的艺术隔阂，将时代所赋予的激情与超越时代的哲思作为小说的重要素材，升温发酵，酿成一杯文学的琼浆。
二、《请挽救艺术家》《远行之嘱》：以文学之名对话、倾诉与聆听
《请挽救艺术家》可视为一部探索当代艺术精神的先锋之作，《远行之嘱》可视为一部反思历史的记忆证词，叙事上都带有鲜明的对话、复调特征，开拓了小说立体多维的情感空间和心理空间，也拓展了小说内部的叙事容量。相比之下，采用封闭式情节架构、单线叙事的短篇小说难以取得这样的美学效果，文本又巧妙避开了长篇小说在复调叙事时可能会出现的冗长拖沓。《请挽救艺术家》的叙事结构表面看简洁明晰，反复咀嚼后则令人慨叹其妙处深意，这大概是张炜一直秉持的小说之道，他深谙现代小说艺术之魅力，但在形式上从不炫技，执意追求大美若拙、大繁化简的朴素之境，如同他自身，朴素深沉得像北方大地上屹立着的一棵白杨树，有傲骨却无傲气，自成一派风度。小说由三组书信组成：“写给局长朋友的信”“写给画院副院长的信”和“附杨阳信”。前两组都是青年艺术家杨阳的朋友、叙述者“我”所写，第三组是小说主人公杨阳写给“我”的信。每一封信都像一次意味深长的显对话和潜对话。显在层面的倾诉和对话是写信人“我”与收信人“你”之间进行的，而潜在层面的对话则在“你”（收信人）、“我”（写信人）、“他”（故事主人公或主人公的对手、破坏者）三者之间微妙曲折地展开。为了让对话更有效、更富对话性，作家在三组书信的语言风格和叙述语调上做了有意味的设计。第一、二组书信的倾诉感、抒情性强，语言激越中饱蘸诗意，第三组则截然不同，短句碎语较多，叙述上东一句西一句，情绪时起时伏，这与写信人的艺术家身份、境遇、心理乃至性格等都相吻合。《远行之嘱》则由一对失去父母、相依为命的姐弟在深夜中的絮语对话构成叙事主体部分。面对即将出门远行的弟弟——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姐姐细细述说、切切叮嘱，为充满疑惑的“我”揭开了父母的命运之谜。在遮蔽真相、颠倒黑白的特殊年代，“我”始终无法理解父亲的怪癖暴烈、母亲的隐忍牺牲，对父亲甚至充满恨意，直到这个特殊的深夜，姐弟俩在追忆中一问一答，伤痕累累的家族历史才浮出地表，苦难的根源令人扼腕叹息。
人物无处诉说之痛正是经由对话尽情释放出来的。《请挽救艺术家》中“我”在一封封信里忧心忡忡地提出呼告请求，青年艺术家杨阳亦是借助书信向“我”讲述种种磨难和困境，倾诉内心的焦灼、惶恐和无助。《远行之嘱》中姐弟二人相互倾诉着各自埋在心底的秘密和伤痛。对话、倾诉、聆听，不仅抚慰人心、唤醒人性，更为重要的是还原和敞开了那些被遮蔽的生存真相、历史真相，建构起丰富多维的精神意义和情感价值。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不再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我”与“你”之间的平等对话，在对话的交互空间中反抗独白、抗拒遗忘。恰如巴赫金所说：“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无疑，两部小说都成功地用书信体、对话体的叙事方式悄悄拆解、冲破着现实世界中或隐秘或显豁的话语堤坝与话语屏障，完成了审美意义上的诗性突围。
召唤并建构一个对话、复调的诗意世界，是张炜在文学大地上奋笔疾书的人文理想与审美追求。由这个向度看去，“请挽救艺术家”的呐喊疾呼也许可以得到较为中肯合理的阐释。真正的藝术家追求永恒与纯美，追求生命的自由自在，热烈探寻事物背后更高远更辽阔的内容;他们比常人敏感多思，充满来自生命本真的创造性思维;他们有时乐于栖身在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以“局外人”眼光审视着世界、人与自身。小说主人公杨阳便是这样一位醉心绘画艺术的青年艺术家，却遭遇了处处碰壁、无处存身的巨大难局。无论是千人一面、僵化机械的机关大楼，还是追求商业利润的电影院，都压制着他艺术才华的发挥，使他饱受身心折磨。杨阳始终不明白剧院经理为何要如此刁难他，二人并无任何私人恩怨。显然，艺术自由与世俗权力之间缺少一条平等对话的通道，只有权力高高在上地表演“独角戏”。粗暴专横的剧院经理集中代表了既不懂艺术也不尊重艺术的强大世俗力量，青年艺术家毫无与之对话、为自己抗辩的机会和权利，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更不幸的是，一座巨大的“观念之墙”把杨阳拦在艺术大厦之外，这就是盲目强调技术至上、把艺术狭窄化为“职业”的庸俗艺术观，服膺于此观念的美术界难以接纳这位艺术上不走寻常路的年轻人。 张炜借小说人物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时代有一个不识好赖艺术、不识大才的毛病，可以叫作艺术的瞎眼时代。这种时代无论其他领域有多大成就，但就精神生活而言，是非常渺小的、不值一提的。”此非愤激之词，乃真知灼见。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有言可证：“艺术是真理的原始发生。”他继黑格尔之后再次将艺术与真理联系在一起，对黑格尔而言，艺术尚为真理思辨的对象，而海德格尔则视艺术为真理的直接起因，“艺术的诗意创造本质”。（2）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而言，真正的艺术家往往具有精神标本的价值意义，甚至可起到文化警示的作用。著名作家卡夫卡、詹姆斯·乔伊斯、芥川龙之介等都曾在其小说作品中呈现揭示艺术的困境和艺术家的命运，并生成深刻的时代隐喻和文化隐喻。在近一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书写格局中，《请挽救艺术家》可谓先声夺人，第一次发出“挽救艺术家”的呐喊疾呼，原创性地对艺术与真理、与人生、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给予深度观照，对彼时隐伏悄张的官僚文化、即将席卷而来的消费文化做了极具远见的预警。
《远行之嘱》则有着哀而不伤的抒情气质和悲中见壮的理想主义风格，字字浸满着深沉的人生感受，处处显露出卓越的哲理智慧，仿佛边读边可触摸到作家和他笔下人物的剧烈心跳。小说借姐弟二人之口完成对历史的侧写和虚写，具有“口述史”般的见证力量，在茫茫黑夜中燃起希望之灯。从人物关系和叙事内容看，作品又带有成长小说的鲜明特征。19岁的主人公“我”即将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正是坚强机智的姐姐引领“我”走到人生的重要节点。她作为“我”的思想启蒙者和人生导引者，帮助“我”一起完成回忆之旅、成长之旅。姐弟俩对父亲的回忆，可视为对父亲形象的重新建构和重新认同。在心理上“找回”父亲，意味着这两个成长者接纳认同了象征着纪律、理性、权威的父亲形象，其为拉康所谓的“小他者”，是每一成长个体不可缺失的心理依赖和精神依靠。小说没有交代“我”要去往的“远方”究竟是何处，或许，“远方”就是每个人向之往之的神秘广阔的未来，抑或是那莽莽苍苍的精神高原。
两部中篇小说堪称艺术精品，皆是张炜逐渐打磨熔铸自己独特文学品质的尝试之作、代表之作。书信体、对话体的叙事方式对写作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一旦掌握不好“度”，对话要么粘滞拥堵，要么苍白无力，无法推动人物命运向纵深发展。反之，优秀的写作者能实现对话即情节、对话即风格的妙境，张炜无疑做到了。他以文学之名邀请读者进入一个广袤的复调的诗意世界，与小说人物一起站在多维角度对话、倾诉、聆听，突破大地上的边界、重围和高墙。
三、《黄沙》：文化视域下的青年问题
《黄沙》是青年张炜为青年们写下的精神分量极重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浓墨重彩、真切可感地塑造了一群青年主人公，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塑造了1980年代知识青年的群像。不惟此篇，青年一直是他最为关注的一类人群，青年问题亦是他牵挂的核心问题之一。他与关注青年的伟大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一样，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血肉丰满、生气灌注的青年形象。这些青年主人公都与大地保持着极亲密的生命联系和精神联系，他们仿佛天地间一棵棵年轻的树，毫不造作地在文学王国里展演着生命的热力、爱力，要么充满生猛之气，要么有着极度敏感的神经末梢，那时而沉重、时而轻盈的生命姿态如此惹人注目。如果要为张炜笔下的众多青年人物形象概括出共同特征，或许就是他们身上鲜活饱满的生命感，艰难确立起的自我认同，以及那突破现实藩篱的人文主义精神。小说中常常出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不平衡或者紧张关系，青年们表现出直面现实人生的一股猛劲、一种韧性，也有着不失捍卫历史记忆的勇气良心，并呈现出不同文化在他们身上的复杂冲突与汇集。对时代青年的突出刻画，赋予张炜的小说作品以不同寻常的力量感、穿透感。
《黄沙》着力塑造了存在鲜明个性差异的四个青年人物形象，罗宁兼有理性与感性，吴楠坚韧而睿智、田长浩活泼且幽默、秦榛热烈中充满朝气。小说一面对青年主人公们的个性特征给予细化雕琢，一面又着力刻画他们作为青年知识者的共性特征，即坚持真理的理性精神和追求独立思考的氣质禀赋。这两方面的着墨渲染使青年形象虎虎生气地跃然纸上，既可见其个人的性格魅力和胸襟怀抱，又能观此青年群体的文化人格和精神面相。恰是在对这群青年知识分子个性与共性相结合的描摹基础上，小说找准了人物与不同文化相碰撞的精神突破口。
小说写青年，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围绕青年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不妨将之称为“青年问题”。可以说，现代性话语与青年问题的发生发展有着因与果、性与质的紧密内在联系。现代性语境下的个人欲求与自我认同，在青年的主体建构过程中得以最直观最直接的印证。青年特有的成长性、独立性及反思性，构成现代性所蕴含的重要主体向度和存在依据。《黄沙》呈现了现代性与传统性相碰撞产生诸多文化难题，青年问题便是其中的一大难题，小说据此精心设计故事核，选取了青年与现代城市文化、官僚文化、乡土文化之间或矛盾冲突、或审视回望来推动叙事进程，完成对种种文化问题的反诘、反思，以及对现代青年迫切构筑自我认同、寻找精神基点、文化基点的深刻观照。
张炜本是心怀大爱之人，其独立自由的青年气质使他一踏上文学长旅就掌控笔之缰绳，将发力点集中在对现代性语境下青年问题的观照和挖掘上，至于与社会文化建构息息相关的青年问题之诸多关节点、临界点，更是大力凝神勘破。他笔下搅动裹挟起的光与电、力与热，将疾驰的时代列车上青年们的种种奋斗搏击、热望忧思、矛盾焦虑都翻箱倒柜般地呈现出来。《黄沙》中四位青年所经历的责难与挫折，绝非一般意义上职场新人不适应工作环境的问题，而是牵连反映着复杂社会文化现象的青年问题，也只有将其归结到青年问题的高度，才不会忽视其对现代性社会及现代性文化建构的重要意义。四位青年首先遭遇的最大难题是青年知识分子所坚守的求真精神与机关单位存在的腐朽官僚积习之间的猛烈碰撞，亦可视为青年文化与官僚文化之间的冲突。 小说不仅正面触碰和探寻了青年问题的发生发展，而且不断闪回式呈现了青年人对精神问题、文化问题的自我体察和自我质询。这意味着青年张炜的写作不是自发性的，他早已走向有着高度理性自觉的写作长旅。在他笔下，青年问题呈现出实然性和建构性的双重特征，即一方面青年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作为经验事实确乎客观存在，另一方面这些困境又因被青年们自我发现、自我叙述而具有了话语建构的特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小说中青年问题之建构非他人他者，乃青年自己所为之。青年有不容忽视的在场感，有发出自我之声音的强烈欲求，更有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这是张炜赋予小说人物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气场，知识青年形象由此光彩夺目，散发别样魅力。
这四个青年的自我体察除了表现在他们明确意识到与机关大楼里的官僚文化无法相容的矛盾斗争外，还表现在对整个城市环境里的现代文化的观察与体悟。1980年代的中国城市登上了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列车，城市的欲望化与目的至上、功利主义与庸俗市侩，在现代性事物和现代性文化构建之际也蠢蠢欲动着。小说中充满诸如“五分钱一看”、打耳眼、“一枪放倒”、神通广大的“领导的司机”等新鲜事物与新鲜人物，足显作家张炜写实的强悍功力。城市的陌生气味令从大学进入社会的青年们颇感不安、不适。他们惶恐，挣扎，斗争。具有强烈现代性特征的城市文化对青年的深层影响和塑造不言而喻。在扑面而来的城市文化面前，青年做出怎样的选择才能不丢失自我，才能坚守内心并完善自我？
青年的艰难选择，围绕坷垃叔、艾兰这两个重要线索人物展开了。坷垃叔、艾兰分别来自乡村与城市的这两个人物，成为青年主人公自我认同、主体建构之途上的两面镜子、两种选择。他们分别对应着罗宁的过去与现在、乡愁与爱情、超我与自我、倔强与惶惑……年近古稀的坷垃叔步行千里到城市来上访告状，只因绿色的村庄遭到生态破坏，铺天盖地的黄沙淤滿了提不走了……这是作家张炜做出的宝贵而及时的文化预警。彼时当代中国文坛，除了边地文学对迅猛发展的经济现代性带来的生态危机做了较为集中的呈现和探讨，内地文学罕有如《黄沙》一样的小说作品以现实主义精神对生态危机给予高度关注。坷垃叔的出现，给处于精神苦闷期的罗宁带来挥之不去的乡愁，这既是生态意义上的乡愁，也是文化人格意义上的乡愁。小说以质朴诚实、饱含情感汁液的写实笔法娓娓道来：青年应在怎样的心灵密道上接纳故乡、回望乡土来确立城市生活中的新的自我？又该选择怎样的爱情来印证生命、印证自我？这些青年问题所关联的场域广阔而多维，因其鲜明突出的现代性特征而欣然参与进社会文化的曲折建构中去。
【作者简介】顾广梅，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