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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肺病；隐喻；性别文化；性别政治
摘要：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肺病隐喻的叙事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它有一种性别化倾向，体现为不同的男女两性身体叙事。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在男女两性病患者身上的隐喻变体明显不同，一者主要关注其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一者则主要体现为审美化取向，并从中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权力痕迹；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以丑怪身体呈现了女性在性别政治中的真实处境。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2—0034—05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作家所要观照的是作为一种隐喻和形象化的疾病。疾病作为个人的遭遇乃是社会一文化的构成，个体的疾病现象本质上存在于人体一社会一文化关系的体系中。对于文学来说，疾病隐喻既是一种文学修辞和叙事方式，也是创作者阐释表达的空间和意义生成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构，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文化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的文化象征符号。长期以来，对疾病隐喻的研究多侧重于社会一文化的内涵，而忽略了它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的复杂关联。事实上，疾病隐喻一直有一种性别化的倾向。肺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从性别文化的视角对其加以观照，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种种权力痕迹。
一、肺病及其隐喻
肺病俗称“痨病”，从病理学上讲，它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又被称之为“艺术家的病”。肺病的隐喻非常丰富，苏珊·桑塔格和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都对它给予了特别观照。他们观照的重点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肺病隐喻的道德化和社会化倾向。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隐喻视角发掘肺病的道德含义和社会批判取向。肺病“被颂扬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们的疾病”。柄谷行人指出：“作为事实的结核本身是值得解读的社会、文化症状”。这表明结核病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病理学现象，而是反映一种社会文化的症状。
第二，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肺病在被道德化的同时，更被审美化、意象化，甚至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正如桑塔格所指出的：“结核病曾是一种效劳于某种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世界观的疾病”。它被看作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象征，并且“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因为结核杆菌不断地吞噬着患病者的身体，导致身体逐渐变得消瘦起来，成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而结核病经常导致的发烧症状，使病人脸上出现潮红，也使结核病被颂扬成一种“热情病”，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些附加在结核病上面的隐喻修饰物，使结核病影响下的身体观念和审美情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健康不再时髦，苍白和消瘦则时兴起来，柔弱的、苍白的、气息很浅的女子，成为“美”的意象。“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痨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
尽管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详尽阐释了关于结核病引发的各类隐喻，但对于这种隐喻的性别文化象征，却没有给予过多地关注。事实上，肺病发生在男女两性身体上的隐喻，获得了不同的隐喻内涵。肺病在男性身体上常常被置换成社会文化的符号，它是一种“灵魂的病”，他们的肺病身份能够直接地与社会隐喻发生关联，肺病更多的表现出道德化、社会化的倾向。而肺病引发的美好想象往往与女性的形体联系在一起，这与传统上把“柔弱”作为女性理想美的因素之一是分不开的。曹雪芹笔下的“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的林黛玉，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典型的肺结核病患者。日本作家德富芦花在《不如归》中，对结核病患者女主人公浪子也有一段描写：“粉白消瘦的面容，微微频蹙的双眉，面颊显出病态或者可算美中不足，而消瘦苗条的体型乃一派淑静的人品。此非傲笑北风的梅花，亦非朝霞之春化为蝴蝶飞翔的樱花，大可称之为夏之夜阑隐约开放的夜来香”。可见，肺病的审美化、意象化是与女性身体的审美化想象同时进行的。
二、男性视域下的肺病隐喻
肺结核所具有的病态美的隐喻象征，恰好契合了浪漫主义者的审美追求。罗素指出：“浪漫主义运动的特征总的说来是用审美的标准来代替功利的标准。”但是他们所热衷追求的“美”，往往是带有病态性质的“美”。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到处可见结核病患者的形象。患病者并非全为女性，男性在数量上也为数不少，如郁达夫小说《青烟》中的“我”、《蜃楼》里的陈逸群、《迟桂花》中的郁先生和翁则生、郭沫若小说《落叶》中的主人公洪师武，等等。但是，由于性别差异和叙述视角的不同，疾病在男女两性身上的隐喻及其变体是不相同的。
在男性患者身上，肺病大多被看作是一种“灵魂的病”，患病者往往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强烈的欲望，但这些情感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欲望也必定是被毁的欲望。桑塔格认为，肺结核是由“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所致。因此，患病的主人公通常内心极度压抑、激情受挫、积劳忧思，在这里，肺病又被看成是“压抑的病”。《青烟》中的主人公“我”，既是肺病患者又是青年忧郁病患者，在现实的黑暗世界里，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无法创造自我和实现自我，当改变世界的激情受挫时，他对自我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小说通过肺病来揭示主体与周围黑暗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体现个体意识崛起之后的现代性焦虑，具有广泛的文化苦闷象征内涵。郭沫若的小说《落叶》的主人公洪师武也是一位肺病患者，他的病虽然是因为看护病人而被传染的，但从深层原因来看，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旧式的婚姻制度的牺牲者，情感的苦闷让他放纵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这也赋予了肺病文化批判的隐喻含义，使肺病道德化和社会化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浪漫派作家笔下，在中国现代作家那里，肺病被赋予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凸显这一病症的压抑、绝望和死亡气息与社会现实的隐喻观照，成为一种书写策略被广泛使用。如鲁迅《药》中的华小栓、《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巴金《灭亡》中的杜大心、《家》中的钱梅芬以及《寒夜》中的汪文宣，曹禺《日出》中的黄省三，林语堂《京华烟云》中的曾平亚，沈从文《三三》中来乡下养病的年轻人，等等。在《药》中，革命者夏瑜的鲜血成为华小栓治疗肺病的“人血馒头”，这就使得“结核病的治疗无意中颠覆了精神疾病的治疗”而使小说具有了反讽的意味，从而揭露了启蒙价值的危机，也暗示了启蒙道路的艰难。在对肺病的描写中，最具写实意义的是巴金《寒夜》中对汪文宣症状的刻画。他对汪文宣病情的描写惊心动魄，令人窒息：“‘我——我——’他费力吐 出了这两个字，心上一阵翻腾，一股力量从胃里直往上冲，他一用力镇压，反而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张开嘴哇哇地吐起来”，“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烧，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噜呼噜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疼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正如唐小兵在论述汪文宣的肺病时指出的：“随着汪文宣的身体不断被结核病所侵蚀，他的世界不断被无常和无望所困扰，这些基本的现代价值和机制，都将一个个卷入危机之中。”他那带有结核病菌的身体造成了他与一个现代主体之间的令人绝望的距离。汪文宣的病症通过个体生命的本真宣告了外界庞大的象征体系的破产，实际上这正是黑暗寒冷的时代毫无希望的知识分子的自身写照。
由此可见，肺病在男性叙事者笔下，已经超越了疾病本身，而是来自于一种沉重的带有悲剧性的社会文化的暗示。肺病被置换成社会文化的符号，并通过男性患病者身份来体现这一意义层面，因为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里，社会主体的身份是由男性来充当的，他们的肺病能够明显地与社会隐喻发生关联。如果说在男性患病者身上，肺病更多的表现出道德化、社会化的倾向，是一种“灵魂的病”，那么同样在男性叙事者笔下，女性患病者身上的肺病则获得了一种新的隐喻，它明显地具有审美化和意象化的取向，它是一种“身体的病”，一种使女性的身体变得美好的病。叙述者把结核病的症状与女性的形体塑造结合起来，通过一种病态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超越具体的真实形象本身，实现女性的身体想象，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浪漫派作家笔下，为了实现这样的一种审美诉求和期待，往往存在“女性病患者身份想象”的模式。主人公为男性，通过想象或幻想的方式在女性身上实现疾病的审美化隐喻。郭沫若《残春》中的“我”去探望患病的贺君，遇见S姑娘，晚上住在白羊君的寓所，听他讲述S姑娘的身世，S姑娘说她常常觉得肺尖不好，怕会得痨症而死。……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S姑娘要“我”这个学医的学生给她看病。“‘啊拉，你不要客气了!’说着便缓缓地袒出她的上半身来，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体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弹着的两肩，就好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胸上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两朵未开苞的蔷薇花蕾。我忙立起身来让她坐，她坐下把她的一对双子星，圆睁着望着我。”“我”在潜意识的性心理中，通过梦境的形式对女性肺病身份想象，以医者的身份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欲望表达，病者(女性)的身体完全成为医者(男性)眼中的色情想象，肺病成为一种变相的色诱惑。
疾病所附加在女性身体上的色情意味，让男性在隐喻系统中对女性进行“疾病一身体”书写，书写的意义不在于疾病本身，而是疾病所带来的女性形体的病态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王独清《三年之后》中的男主人公听说患肺结核的女居停主人“症候已经退去”，竟然会深深地感到失望，因为在他的心中，依然恋着她患病时期的姿态与美色：“她那褐色的头发，她那黑中带着微蓝的眼睛，她那一点也没有涂抹脂色的天然娇润的口唇，她那泛着年轻的风情同时又露出表示她纤弱的苍白的脸庞，并且她那种正在想念什么事似的忧郁的神色和那种由沉默流出的处女烦躁……”这种书写意识在后来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新感觉派作家笔下，依然可见端倪。穆时英《公墓》中的男主人公对玲姑娘的思念和爱恋是表象，真正掩藏其下的是肺病所带给女性的病态美：“一双谜似的眼珠子，苍白的脸，腮帮儿有点焦红，一瞧就知道是不十分健康的。”“她轻轻地喘着气，散乱的头发，桃红的腮帮……”这样的病态的美的体态，“结着淡淡的哀愁的风姿”，像紫丁香一样，正是男主人公所真正不能忘怀的。
通过对女性病态美的赞美和颂扬，男性以对女性身体想象的方式实现了对女性形体的模塑，女性真实的生命感受被遗忘在男权意识的背后。这一现象在把肺病隐喻道德化、社会化的文本中依然存在。巴金《家》中的钱梅芬是一位女性肺病患者，她的肺病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成为控诉封建社会罪恶的有力证据。女性本身作为文学的“载体”和“工具”，在梅芬身上，我们体会不到汪文宣那种主体撕裂般的感觉，患病女性的丰富的心理内涵被忽略了，成为文化上的“哑人”，而这一文学现象在女性作家身上得到了解决。
三、女性书写下的肺病隐喻
在女性作家笔下，女性不再是一座身体雕像，而是成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关于肺病与爱情之间的浪漫想象，则更多了一些心理成分，肺病成了女性心灵苦闷的外化形式。在一个女性普遍失语的时代，肺病成为女性对爱情的悠悠诉说。患病者用“不言说”来言说，瘦弱的病体体现了她们独特的言说方式。所有的心思都通过有病的身体来呈现，旁观者透过这种心灵外化的身体病变来领悟主人公的内部情思，由此患病者的身体便构成了女性默默的言说载体，开创了另一种言说方式。
萧红的中篇小说《小城之月》发表于1941年。主人公翠姨是一个含蓄、感伤、诗意的女子，平时极少言语，内心却极为丰富。她偷偷地爱恋着“我的哥哥”，所以当婆家“张罗要娶”的消息传来时，“翠姨听说就得病了”，而且得的正是肺病。那苍白瘦削的身体就成了隐秘心灵的最好的言说方式。当爱情的隐痛转化为身体的病楚，解除痛苦的方法只有一个，便是“拼命地糟蹋自己的身体，想死得越快一点越好”。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通过对疾病及有病的身体的描写来揭示新女性的内心世界及其个人的身份认同。肺病病人的身份使得莎菲自我主体的身份得到了空前的膨胀，主人公在肺病所造成的封闭空间里追寻自我、反思自我、认识自我。莎菲与《沉沦》中的“他”一样处于身体欲求的焦渴中。在《沉沦》中，“他”的肉身渴求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手淫、窥视、偷听野合、逛妓院等违反传统伦理的方式)达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与此同时，来自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使他无法认同自己的行为，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沉沦》中“他”的肉身欲望具有单一性、确定性，莎菲的欲望却始终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在与凌吉士交往的过程中，她始终经历着自我的拷问：“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出我自己来。”“我，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呢?”她的欲望实现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伦理道德，而是体现为自我内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使她无法成为真正的欲望主体。她在自身的欲望满足与精神坚守之间痛苦地挣扎，最终选择了后者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根基。欲望满足之后所带来的只能是：“从那满足中感到胜利，从胜利中感到凄凉，而更深的认识我自己的可怜处，可笑处……”坚守自己精神阵地的莎菲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
如果说在萧红和丁玲笔下，肺病与爱情依然建立了隐喻对应关系，爱情的浪漫唯美装饰了肺病的罗曼蒂克的隐喻色彩，二者相互映衬，使得肺病成 为悬置在现实生活之外的一个浪漫符号，肺病增添了女性的身体美，这在深层意义上恰恰迎合了父权制社会男性主体的审美心理，把女性置于从属的边缘地位的话，那么张爱玲作品的意义就在于她割断了肺病与爱情之间的链条，还原了疾病本身的现实真相，为女性找到自己的身份、建立女性主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从这一意义上讲，张爱玲书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疾病叙事揭示出女性身体的丑怪与女性焦虑，写出了女性角色的内在特质，以及她们在性别政治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
在《花凋》中，全篇故事以郑川嫦被粉饰的墓园和墓志铭为始，带出了她那“美丽的悲哀”的真相，进而道出川嫦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她是一座没有点灯的灯塔”。
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全然不是这回事。
正如叙述者说的那样：川嫦的一生的真相“全然不是那回事”。川嫦的墓志铭及其被美化了的墓园成为郑先生为女儿所塑造的讽刺模型，_种违背真相的自我修正手法。这显示郑先生在川嫦死后，如何试图为女儿塑造一个美化的理想假象，以期替自己的父亲形象造势。但是，虚假的颂词一旦落到现实将宣告破灭。在川嫦患病之后，她父亲抱着“不愿把钱扔在水里”的心态，并不尽心给她治疗，任她在病痛折磨中死去。在这个意义上，川嫦的病体暗示了宗法社会中所忌讳的一种真相：女儿死亡的根源往往在于家庭本身。坟前石碑上的墓志铭“爱女郑川嫦之墓”等说辞以及坟前白色大理石的天使雕像，因而都成了反讽的对象。在这里，川嫦的肺病被放置到现实之中，映照出日常生活的残酷和女性被压抑、被言说的身份处境。
在张爱玲笔下，肺病被放置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她通过疾病叙事，实现了对女性丑怪身体的描写，揭示出女性被压抑的“他者”身份的焦虑。在这里肺病丧失了所有的浪漫色彩，它不仅没有加速爱情，反而成了爱情的障碍，它带给女性的不是美，而是身体的丑怪变形。
在《花凋》中，肺病并没有给川嫦的爱情带来几分唯美的浪漫色彩。在川嫦身上，爱情与肺病几乎同时到来，爱情给她带来了生的希望，肺病却一点点掏空了她的肉体，甚至削夺了她的女性身份。当章云藩给她看病时，让她觉得“仿佛她不是个女人，就光是个病人”。肺病把她死死地拖住，留在那个腐朽没落的旧家庭之中。关于她的病，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就知道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可以说川嫦的爱情葬送在肺病所导致的身体的丑怪变形中。“她的肉体在他(章云藩)手指底下溜走了。她一天天瘦下去了，她的脸像骨架上蹦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越急越好不了。”与川嫦生病以前那种“极其丰美的肉体”，“一双华泽的白肩膀”以及充满深邃的热情与智慧的眼睛相比，这种丑怪身体的描写，既凸显出肺病对人体的侵蚀的残酷，更可以看出张爱玲这方面的书写策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性别／伦理秩序中，相对于男性的“正统文化”及其“正统身体”，女性则往往被安置在“非正统”的从属位置中，女性的“非正统身体”处在宗法制性别政治和文化压迫之中。
临终前，川嫦在新来的李妈帮忙下抱病到街上漫步的描写，最能说明女性“丑怪身体”的意义。川嫦注意到旁人的眼里没有悲悯的神色，反而将她视为人间的怪物：“到处有人用骇异的眼光望着她，仿佛她是个怪物”。川嫦从别人的眼神中窥探到自身的丑怪。
此处的描写，显示出川嫦化身为“女性怪物”的特征：冷而白的大蜘蛛。这种丑怪的体验令她陷入更深的沮丧。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丑怪意象不但把她带到现实世界中，也把她带到人生的尽头，道出了她临死前对于真实现实的内心幻灭感受。川嫦抱病走出病房的经历使她最终看出了人们只能接受戏剧化与虚假的悲哀，而厌恶真实的悲剧。这也透露川嫦自己终于也体会到虚假的悲哀和真实的悲剧之间的真相。这打击也足以说明为何川嫦在此次事件后病情迅速恶化，而在不久之后便死去的原因。
可以说，张爱玲正是借助对丑怪身体的描写，彻底颠覆了男权制社会中关于肺病的隐喻与女性身体之间的浪漫想象。主人公在病中反省，最终看到了自身悲剧的真相。在这宗法父亲的名义下的郑公馆中，她的闺房象征着封闭、怜悯，病毒满布的铁闺阁把她隔离在繁华的人世之外。川嫦死前的丑怪和她死后塑立在墓前的天使替身前后参照，表明张爱玲如何运用川嫦的女性身体去书写女性内在的焦虑。
(责任编辑：杨珊)
摘要：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肺病隐喻的叙事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它有一种性别化倾向，体现为不同的男女两性身体叙事。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在男女两性病患者身上的隐喻变体明显不同，一者主要关注其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一者则主要体现为审美化取向，并从中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权力痕迹；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以丑怪身体呈现了女性在性别政治中的真实处境。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2—0034—05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作家所要观照的是作为一种隐喻和形象化的疾病。疾病作为个人的遭遇乃是社会一文化的构成，个体的疾病现象本质上存在于人体一社会一文化关系的体系中。对于文学来说，疾病隐喻既是一种文学修辞和叙事方式，也是创作者阐释表达的空间和意义生成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构，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文化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的文化象征符号。长期以来，对疾病隐喻的研究多侧重于社会一文化的内涵，而忽略了它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的复杂关联。事实上，疾病隐喻一直有一种性别化的倾向。肺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从性别文化的视角对其加以观照，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种种权力痕迹。
一、肺病及其隐喻
肺病俗称“痨病”，从病理学上讲，它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又被称之为“艺术家的病”。肺病的隐喻非常丰富，苏珊·桑塔格和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都对它给予了特别观照。他们观照的重点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肺病隐喻的道德化和社会化倾向。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隐喻视角发掘肺病的道德含义和社会批判取向。肺病“被颂扬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们的疾病”。柄谷行人指出：“作为事实的结核本身是值得解读的社会、文化症状”。这表明结核病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病理学现象，而是反映一种社会文化的症状。
第二，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肺病在被道德化的同时，更被审美化、意象化，甚至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正如桑塔格所指出的：“结核病曾是一种效劳于某种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世界观的疾病”。它被看作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象征，并且“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因为结核杆菌不断地吞噬着患病者的身体，导致身体逐渐变得消瘦起来，成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而结核病经常导致的发烧症状，使病人脸上出现潮红，也使结核病被颂扬成一种“热情病”，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些附加在结核病上面的隐喻修饰物，使结核病影响下的身体观念和审美情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健康不再时髦，苍白和消瘦则时兴起来，柔弱的、苍白的、气息很浅的女子，成为“美”的意象。“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痨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
尽管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详尽阐释了关于结核病引发的各类隐喻，但对于这种隐喻的性别文化象征，却没有给予过多地关注。事实上，肺病发生在男女两性身体上的隐喻，获得了不同的隐喻内涵。肺病在男性身体上常常被置换成社会文化的符号，它是一种“灵魂的病”，他们的肺病身份能够直接地与社会隐喻发生关联，肺病更多的表现出道德化、社会化的倾向。而肺病引发的美好想象往往与女性的形体联系在一起，这与传统上把“柔弱”作为女性理想美的因素之一是分不开的。曹雪芹笔下的“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的林黛玉，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典型的肺结核病患者。日本作家德富芦花在《不如归》中，对结核病患者女主人公浪子也有一段描写：“粉白消瘦的面容，微微频蹙的双眉，面颊显出病态或者可算美中不足，而消瘦苗条的体型乃一派淑静的人品。此非傲笑北风的梅花，亦非朝霞之春化为蝴蝶飞翔的樱花，大可称之为夏之夜阑隐约开放的夜来香”。可见，肺病的审美化、意象化是与女性身体的审美化想象同时进行的。
二、男性视域下的肺病隐喻
肺结核所具有的病态美的隐喻象征，恰好契合了浪漫主义者的审美追求。罗素指出：“浪漫主义运动的特征总的说来是用审美的标准来代替功利的标准。”但是他们所热衷追求的“美”，往往是带有病态性质的“美”。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到处可见结核病患者的形象。患病者并非全为女性，男性在数量上也为数不少，如郁达夫小说《青烟》中的“我”、《蜃楼》里的陈逸群、《迟桂花》中的郁先生和翁则生、郭沫若小说《落叶》中的主人公洪师武，等等。但是，由于性别差异和叙述视角的不同，疾病在男女两性身上的隐喻及其变体是不相同的。
在男性患者身上，肺病大多被看作是一种“灵魂的病”，患病者往往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强烈的欲望，但这些情感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欲望也必定是被毁的欲望。桑塔格认为，肺结核是由“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所致。因此，患病的主人公通常内心极度压抑、激情受挫、积劳忧思，在这里，肺病又被看成是“压抑的病”。《青烟》中的主人公“我”，既是肺病患者又是青年忧郁病患者，在现实的黑暗世界里，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无法创造自我和实现自我，当改变世界的激情受挫时，他对自我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小说通过肺病来揭示主体与周围黑暗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体现个体意识崛起之后的现代性焦虑，具有广泛的文化苦闷象征内涵。郭沫若的小说《落叶》的主人公洪师武也是一位肺病患者，他的病虽然是因为看护病人而被传染的，但从深层原因来看，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旧式的婚姻制度的牺牲者，情感的苦闷让他放纵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这也赋予了肺病文化批判的隐喻含义，使肺病道德化和社会化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浪漫派作家笔下，在中国现代作家那里，肺病被赋予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凸显这一病症的压抑、绝望和死亡气息与社会现实的隐喻观照，成为一种书写策略被广泛使用。如鲁迅《药》中的华小栓、《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巴金《灭亡》中的杜大心、《家》中的钱梅芬以及《寒夜》中的汪文宣，曹禺《日出》中的黄省三，林语堂《京华烟云》中的曾平亚，沈从文《三三》中来乡下养病的年轻人，等等。在《药》中，革命者夏瑜的鲜血成为华小栓治疗肺病的“人血馒头”，这就使得“结核病的治疗无意中颠覆了精神疾病的治疗”而使小说具有了反讽的意味，从而揭露了启蒙价值的危机，也暗示了启蒙道路的艰难。在对肺病的描写中，最具写实意义的是巴金《寒夜》中对汪文宣症状的刻画。他对汪文宣病情的描写惊心动魄，令人窒息：“‘我——我——’他费力吐 出了这两个字，心上一阵翻腾，一股力量从胃里直往上冲，他一用力镇压，反而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张开嘴哇哇地吐起来”，“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烧，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噜呼噜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疼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正如唐小兵在论述汪文宣的肺病时指出的：“随着汪文宣的身体不断被结核病所侵蚀，他的世界不断被无常和无望所困扰，这些基本的现代价值和机制，都将一个个卷入危机之中。”他那带有结核病菌的身体造成了他与一个现代主体之间的令人绝望的距离。汪文宣的病症通过个体生命的本真宣告了外界庞大的象征体系的破产，实际上这正是黑暗寒冷的时代毫无希望的知识分子的自身写照。
由此可见，肺病在男性叙事者笔下，已经超越了疾病本身，而是来自于一种沉重的带有悲剧性的社会文化的暗示。肺病被置换成社会文化的符号，并通过男性患病者身份来体现这一意义层面，因为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里，社会主体的身份是由男性来充当的，他们的肺病能够明显地与社会隐喻发生关联。如果说在男性患病者身上，肺病更多的表现出道德化、社会化的倾向，是一种“灵魂的病”，那么同样在男性叙事者笔下，女性患病者身上的肺病则获得了一种新的隐喻，它明显地具有审美化和意象化的取向，它是一种“身体的病”，一种使女性的身体变得美好的病。叙述者把结核病的症状与女性的形体塑造结合起来，通过一种病态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超越具体的真实形象本身，实现女性的身体想象，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浪漫派作家笔下，为了实现这样的一种审美诉求和期待，往往存在“女性病患者身份想象”的模式。主人公为男性，通过想象或幻想的方式在女性身上实现疾病的审美化隐喻。郭沫若《残春》中的“我”去探望患病的贺君，遇见S姑娘，晚上住在白羊君的寓所，听他讲述S姑娘的身世，S姑娘说她常常觉得肺尖不好，怕会得痨症而死。……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S姑娘要“我”这个学医的学生给她看病。“‘啊拉，你不要客气了!’说着便缓缓地袒出她的上半身来，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体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弹着的两肩，就好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胸上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两朵未开苞的蔷薇花蕾。我忙立起身来让她坐，她坐下把她的一对双子星，圆睁着望着我。”“我”在潜意识的性心理中，通过梦境的形式对女性肺病身份想象，以医者的身份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欲望表达，病者(女性)的身体完全成为医者(男性)眼中的色情想象，肺病成为一种变相的色诱惑。
疾病所附加在女性身体上的色情意味，让男性在隐喻系统中对女性进行“疾病一身体”书写，书写的意义不在于疾病本身，而是疾病所带来的女性形体的病态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王独清《三年之后》中的男主人公听说患肺结核的女居停主人“症候已经退去”，竟然会深深地感到失望，因为在他的心中，依然恋着她患病时期的姿态与美色：“她那褐色的头发，她那黑中带着微蓝的眼睛，她那一点也没有涂抹脂色的天然娇润的口唇，她那泛着年轻的风情同时又露出表示她纤弱的苍白的脸庞，并且她那种正在想念什么事似的忧郁的神色和那种由沉默流出的处女烦躁……”这种书写意识在后来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新感觉派作家笔下，依然可见端倪。穆时英《公墓》中的男主人公对玲姑娘的思念和爱恋是表象，真正掩藏其下的是肺病所带给女性的病态美：“一双谜似的眼珠子，苍白的脸，腮帮儿有点焦红，一瞧就知道是不十分健康的。”“她轻轻地喘着气，散乱的头发，桃红的腮帮……”这样的病态的美的体态，“结着淡淡的哀愁的风姿”，像紫丁香一样，正是男主人公所真正不能忘怀的。
通过对女性病态美的赞美和颂扬，男性以对女性身体想象的方式实现了对女性形体的模塑，女性真实的生命感受被遗忘在男权意识的背后。这一现象在把肺病隐喻道德化、社会化的文本中依然存在。巴金《家》中的钱梅芬是一位女性肺病患者，她的肺病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成为控诉封建社会罪恶的有力证据。女性本身作为文学的“载体”和“工具”，在梅芬身上，我们体会不到汪文宣那种主体撕裂般的感觉，患病女性的丰富的心理内涵被忽略了，成为文化上的“哑人”，而这一文学现象在女性作家身上得到了解决。
三、女性书写下的肺病隐喻
在女性作家笔下，女性不再是一座身体雕像，而是成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关于肺病与爱情之间的浪漫想象，则更多了一些心理成分，肺病成了女性心灵苦闷的外化形式。在一个女性普遍失语的时代，肺病成为女性对爱情的悠悠诉说。患病者用“不言说”来言说，瘦弱的病体体现了她们独特的言说方式。所有的心思都通过有病的身体来呈现，旁观者透过这种心灵外化的身体病变来领悟主人公的内部情思，由此患病者的身体便构成了女性默默的言说载体，开创了另一种言说方式。
萧红的中篇小说《小城之月》发表于1941年。主人公翠姨是一个含蓄、感伤、诗意的女子，平时极少言语，内心却极为丰富。她偷偷地爱恋着“我的哥哥”，所以当婆家“张罗要娶”的消息传来时，“翠姨听说就得病了”，而且得的正是肺病。那苍白瘦削的身体就成了隐秘心灵的最好的言说方式。当爱情的隐痛转化为身体的病楚，解除痛苦的方法只有一个，便是“拼命地糟蹋自己的身体，想死得越快一点越好”。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通过对疾病及有病的身体的描写来揭示新女性的内心世界及其个人的身份认同。肺病病人的身份使得莎菲自我主体的身份得到了空前的膨胀，主人公在肺病所造成的封闭空间里追寻自我、反思自我、认识自我。莎菲与《沉沦》中的“他”一样处于身体欲求的焦渴中。在《沉沦》中，“他”的肉身渴求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手淫、窥视、偷听野合、逛妓院等违反传统伦理的方式)达到某种程度的释放，与此同时，来自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使他无法认同自己的行为，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沉沦》中“他”的肉身欲望具有单一性、确定性，莎菲的欲望却始终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在与凌吉士交往的过程中，她始终经历着自我的拷问：“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出我自己来。”“我，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呢?”她的欲望实现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伦理道德，而是体现为自我内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使她无法成为真正的欲望主体。她在自身的欲望满足与精神坚守之间痛苦地挣扎，最终选择了后者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根基。欲望满足之后所带来的只能是：“从那满足中感到胜利，从胜利中感到凄凉，而更深的认识我自己的可怜处，可笑处……”坚守自己精神阵地的莎菲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
如果说在萧红和丁玲笔下，肺病与爱情依然建立了隐喻对应关系，爱情的浪漫唯美装饰了肺病的罗曼蒂克的隐喻色彩，二者相互映衬，使得肺病成 为悬置在现实生活之外的一个浪漫符号，肺病增添了女性的身体美，这在深层意义上恰恰迎合了父权制社会男性主体的审美心理，把女性置于从属的边缘地位的话，那么张爱玲作品的意义就在于她割断了肺病与爱情之间的链条，还原了疾病本身的现实真相，为女性找到自己的身份、建立女性主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从这一意义上讲，张爱玲书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疾病叙事揭示出女性身体的丑怪与女性焦虑，写出了女性角色的内在特质，以及她们在性别政治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
在《花凋》中，全篇故事以郑川嫦被粉饰的墓园和墓志铭为始，带出了她那“美丽的悲哀”的真相，进而道出川嫦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她是一座没有点灯的灯塔”。
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全然不是这回事。
正如叙述者说的那样：川嫦的一生的真相“全然不是那回事”。川嫦的墓志铭及其被美化了的墓园成为郑先生为女儿所塑造的讽刺模型，_种违背真相的自我修正手法。这显示郑先生在川嫦死后，如何试图为女儿塑造一个美化的理想假象，以期替自己的父亲形象造势。但是，虚假的颂词一旦落到现实将宣告破灭。在川嫦患病之后，她父亲抱着“不愿把钱扔在水里”的心态，并不尽心给她治疗，任她在病痛折磨中死去。在这个意义上，川嫦的病体暗示了宗法社会中所忌讳的一种真相：女儿死亡的根源往往在于家庭本身。坟前石碑上的墓志铭“爱女郑川嫦之墓”等说辞以及坟前白色大理石的天使雕像，因而都成了反讽的对象。在这里，川嫦的肺病被放置到现实之中，映照出日常生活的残酷和女性被压抑、被言说的身份处境。
在张爱玲笔下，肺病被放置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她通过疾病叙事，实现了对女性丑怪身体的描写，揭示出女性被压抑的“他者”身份的焦虑。在这里肺病丧失了所有的浪漫色彩，它不仅没有加速爱情，反而成了爱情的障碍，它带给女性的不是美，而是身体的丑怪变形。
在《花凋》中，肺病并没有给川嫦的爱情带来几分唯美的浪漫色彩。在川嫦身上，爱情与肺病几乎同时到来，爱情给她带来了生的希望，肺病却一点点掏空了她的肉体，甚至削夺了她的女性身份。当章云藩给她看病时，让她觉得“仿佛她不是个女人，就光是个病人”。肺病把她死死地拖住，留在那个腐朽没落的旧家庭之中。关于她的病，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就知道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可以说川嫦的爱情葬送在肺病所导致的身体的丑怪变形中。“她的肉体在他(章云藩)手指底下溜走了。她一天天瘦下去了，她的脸像骨架上蹦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越急越好不了。”与川嫦生病以前那种“极其丰美的肉体”，“一双华泽的白肩膀”以及充满深邃的热情与智慧的眼睛相比，这种丑怪身体的描写，既凸显出肺病对人体的侵蚀的残酷，更可以看出张爱玲这方面的书写策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性别／伦理秩序中，相对于男性的“正统文化”及其“正统身体”，女性则往往被安置在“非正统”的从属位置中，女性的“非正统身体”处在宗法制性别政治和文化压迫之中。
临终前，川嫦在新来的李妈帮忙下抱病到街上漫步的描写，最能说明女性“丑怪身体”的意义。川嫦注意到旁人的眼里没有悲悯的神色，反而将她视为人间的怪物：“到处有人用骇异的眼光望着她，仿佛她是个怪物”。川嫦从别人的眼神中窥探到自身的丑怪。
此处的描写，显示出川嫦化身为“女性怪物”的特征：冷而白的大蜘蛛。这种丑怪的体验令她陷入更深的沮丧。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丑怪意象不但把她带到现实世界中，也把她带到人生的尽头，道出了她临死前对于真实现实的内心幻灭感受。川嫦抱病走出病房的经历使她最终看出了人们只能接受戏剧化与虚假的悲哀，而厌恶真实的悲剧。这也透露川嫦自己终于也体会到虚假的悲哀和真实的悲剧之间的真相。这打击也足以说明为何川嫦在此次事件后病情迅速恶化，而在不久之后便死去的原因。
可以说，张爱玲正是借助对丑怪身体的描写，彻底颠覆了男权制社会中关于肺病的隐喻与女性身体之间的浪漫想象。主人公在病中反省，最终看到了自身悲剧的真相。在这宗法父亲的名义下的郑公馆中，她的闺房象征着封闭、怜悯，病毒满布的铁闺阁把她隔离在繁华的人世之外。川嫦死前的丑怪和她死后塑立在墓前的天使替身前后参照，表明张爱玲如何运用川嫦的女性身体去书写女性内在的焦虑。
(责任编辑：杨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