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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敦煌藏经洞绢画背景
藏经洞是敦煌莫高窟的第17窟，是时任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开造，内藏有5万余件佛教经卷、绢画等文物，涵盖时间从公元4世纪至11世纪。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了此洞。此次发现，使众多8世纪至10世纪的敦煌莫高窟绢画得以面世，它们一件件质感厚重，色彩沉稳，从宗教内容出发，却不期而然地归于艺术，描绘出真，善，美兼备的理想美好之境，这些绢画作品是敦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绢画，是以优质丝绢与锦等为材料，以山水、人物和花鸟为题材，并由画师运用传统工艺、绘画技法和巧妙构思进行绘制的一种中国传统绘画形式。它的前身是西周时期的帛画，兴盛于汉唐。唐朝时期艺术家多采用绢本绘画，由于佛教的盛行，敦煌的艺术家不仅在洞窟石壁中表达自己的虔诚信仰，且亦绘制在素绢之上。但由于种种原因，能够保存下来的少之又少。
敦煌藏经洞中的绢画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其内容题材以佛教为主，围绕各种佛教菩萨造像展开，有经变画、史迹画、供养人画以及装饰图案画等，色彩绚烂，越千年而风采依然。绢画的大小不尽相等，巨幅可达两三平方米，小者不过几平方厘米，但均色彩鮮艳如初，保存十分完好，这在整个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是不易看到的。这是因为敦煌壁画经过数千年光阴，已然脱落变色，但绢画的画幅大多是独立的，与壁画相比较，更接近于卷轴画。它们多为上乘之作，大多用于供养，在举行法会时才会张挂，刚劲的线条与适当的着色正和敦煌的壁画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一同组成敦煌艺术的整体。总而言之，绢画是敦煌藏经洞保存下来的奇迹，是佛教艺术之精品，更是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稀世之珍。
二、敦煌藏经洞绢画流失
1900年， 当敦煌藏经洞被王圆箓道士重新打开时， 近千年的绢画大多保存完好，但是由于清末局势混乱、政府软弱无能，这些稀世之珍面世之后就时刻处于被抢盗和四处流散的危机之中。
（一）国内监守自盗
藏经洞的被盗首先发生于当地的官员之中，在王圆箓发现洞窟之后，直至报官之前曾两次将整个藏经洞腾空，以寻找宝物。其后，王圆箓于 1900 年 12 月前后将一批敦煌文书送给当时的县令严泽，其数目我们不得而知；1902 年，时任敦煌县令的汪宗翰同当地官员将藏经洞翻检一遍，并拿走文书、绢画200多卷及铜质佛像一尊。此后，大批绢画、经卷以及铜像被当作礼物赠送给甘肃各级官吏，以及其他地方的很多各级官员，也都闻信索取。
（二）国外低价窃掠
更为严重的，则是国外众多探险家对藏经洞珍贵宝物的攫取。
第一个进入藏经洞进行文物窃取的是1907年3月与蒋孝琬及其随从来到敦煌的英国人斯坦因，他在与蒋孝琬几经周旋之后于5月23日获准进入洞窟。当斯坦因看到塞满经卷直至龛顶的景象后完全被震撼了。在接下来的6天中，斯坦因每日都在洞中精心挑选文物并在中国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王圆箓进行私下交易。最后仅以200两白银的价格就将1000余捆敦煌文书、80包藏文写经和绢画等文物进行打包窃取。
其后到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1907 年 12 月伯希和从伊犁将军长庚处得知藏经洞之事并见到了绢画和写经，随即便放弃了吐鲁番计划，来到了敦煌。他用三个星期的时间进行文物筛选，最终选出数千件，并以500两银子拿下了这些文书和绢画，大批装箱运回法国。接下来，日本、俄国、美国等探险家也相继来到敦煌进行考察，勾结王道士，从其手中得到了大批敦煌文书和绢画。在当时清王朝无能软弱和地方政府疏于管理的状况下，实际上通过各种渠道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文物远远不止这些。
藏经洞的绢画一出世就同其他艺术珍品一起相继流失海外。经统计，现大多流散于英、法、印、俄等地，只有少量为中国所藏。
三、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作用和意义
清朝地方官员早在藏经洞初发现之时，只因保护要花费五六千两银子的搬运费，就无人进行理会。发现人王圆箓道士则在思想、行为都愚昧到不可理喻的情况下执掌着这些稀世珍宝的处置权柄。积贫积弱的清朝正如同弥留之际的垂死老人，根本无力顾暇这批珍贵的宝物。
敦煌藏经洞绢画以及各种文物的大量流失，始终是国人百年来挥之不去的心病，但文化的发掘与传播、借鉴与融合有其偶然性，更有其的必然性。它的开启，对于整个敦煌文化艺术的传播和发展，以及世界各种文明智慧的交流和提升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绘画研究方面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绘画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从中国绘画史来看，藏经洞的绢画作品大多创作于中国绘画史的前段（公元3世纪至10世纪），这一时期正是现存于世的绘画作品相对较少的一段时期，所以，藏经洞的发现弥补了中国绘画史上唐代卷轴画真迹的稀缺，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在国外，20世纪30年代至今，日本的研究学者对英、法、日等国所藏的敦煌绢画、绢幡等艺术品都作了相关研究。例如，松本荣一先生在关于敦煌画的专著中就对不少绢画进行过详细探讨，此后他还发表了诸多相关论文。日本出色的中国画专家长广敏雄，在1964年发表了研究保存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绢幡“金刚力士像”的文章。还有岛华水、泽村专太郎、永田春水、泷精一、森修等学者都发表过研究敦煌绢画的论文。除日本外，英、法、俄、中等国的绘画学者也都从绘画风格、绘画技法甚至绘画颜料多个方面对敦煌绘画进行研究。根据这些专家对各国收藏绢画的观看和考察来看，由于这些收藏单位良好的保护条件，所以这些绢画无论是展出的、还是库存的都保存较好。
（二）敦煌学诞生方面
藏经洞文物出土激发了中、外学者极大的研究热情，很快就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问——敦煌学。敦煌学从诞生至今，不过短短百年，但已发展成包括敦煌考古、敦煌文学、敦煌文化、敦煌宗教、敦煌史地、敦煌文献、敦煌语言文字、敦煌古代科技、敦煌学理论、敦煌文物科学保护等12个下属学科在其中的庞大国际显学。敦煌学的研究对象虽不仅仅是藏经洞所发现的绢画文物，但这些文物的大量出世，无疑对敦煌学的诞生起了促进作用。
（三）文化交流方面
藏经洞的发现在中、西方之间筑起—座学术研究，文化交流方面沟通与互补的新通道。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中国的汉民族，还涉及我国不少古代民族，如羌族、匈奴、龟兹、突厥、吐蕃、回鹘等，还有印度、波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日本、朝鲜等临国，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
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除了中国人，还有英、美、法、俄、德、匈亚利、日本、印度、韩国等众多国家的学者，可谓是一支国际联军。他们尽管语言有别，肤色不同，甚至思想观念以及政治立场也各有不同，但是，在敦煌学的研究上却有着共同的目标。甚至在早期东西方对立时期，各国也已结成良师益友敦煌学者，还成为了两方和解的先行者。
四、结语
藏经洞的发现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出现带给了我们惊喜，与此同时，更多的是文物流失后沉重的伤痛与思考。我们对王圆箓的贪财愚昧和国外骗掠行为的深恶痛绝，同时也庆幸被斯坦因等人盗往国外的藏经洞文物受到的良好保存，使我们能够间接地对这份祖国珍贵遗产进行了解和研究。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敦煌学界的往来交流更为频繁，成果累出，优势互补，敦煌学的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局面。敦煌学打破了政治上的差异，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发挥着巨大作用。而敦煌文化作为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个极为难得的地区文化的生动典型，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在未来还将继续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
藏经洞是敦煌莫高窟的第17窟，是时任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开造，内藏有5万余件佛教经卷、绢画等文物，涵盖时间从公元4世纪至11世纪。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了此洞。此次发现，使众多8世纪至10世纪的敦煌莫高窟绢画得以面世，它们一件件质感厚重，色彩沉稳，从宗教内容出发，却不期而然地归于艺术，描绘出真，善，美兼备的理想美好之境，这些绢画作品是敦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绢画，是以优质丝绢与锦等为材料，以山水、人物和花鸟为题材，并由画师运用传统工艺、绘画技法和巧妙构思进行绘制的一种中国传统绘画形式。它的前身是西周时期的帛画，兴盛于汉唐。唐朝时期艺术家多采用绢本绘画，由于佛教的盛行，敦煌的艺术家不仅在洞窟石壁中表达自己的虔诚信仰，且亦绘制在素绢之上。但由于种种原因，能够保存下来的少之又少。
敦煌藏经洞中的绢画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其内容题材以佛教为主，围绕各种佛教菩萨造像展开，有经变画、史迹画、供养人画以及装饰图案画等，色彩绚烂，越千年而风采依然。绢画的大小不尽相等，巨幅可达两三平方米，小者不过几平方厘米，但均色彩鮮艳如初，保存十分完好，这在整个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是不易看到的。这是因为敦煌壁画经过数千年光阴，已然脱落变色，但绢画的画幅大多是独立的，与壁画相比较，更接近于卷轴画。它们多为上乘之作，大多用于供养，在举行法会时才会张挂，刚劲的线条与适当的着色正和敦煌的壁画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一同组成敦煌艺术的整体。总而言之，绢画是敦煌藏经洞保存下来的奇迹，是佛教艺术之精品，更是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稀世之珍。
二、敦煌藏经洞绢画流失
1900年， 当敦煌藏经洞被王圆箓道士重新打开时， 近千年的绢画大多保存完好，但是由于清末局势混乱、政府软弱无能，这些稀世之珍面世之后就时刻处于被抢盗和四处流散的危机之中。
（一）国内监守自盗
藏经洞的被盗首先发生于当地的官员之中，在王圆箓发现洞窟之后，直至报官之前曾两次将整个藏经洞腾空，以寻找宝物。其后，王圆箓于 1900 年 12 月前后将一批敦煌文书送给当时的县令严泽，其数目我们不得而知；1902 年，时任敦煌县令的汪宗翰同当地官员将藏经洞翻检一遍，并拿走文书、绢画200多卷及铜质佛像一尊。此后，大批绢画、经卷以及铜像被当作礼物赠送给甘肃各级官吏，以及其他地方的很多各级官员，也都闻信索取。
（二）国外低价窃掠
更为严重的，则是国外众多探险家对藏经洞珍贵宝物的攫取。
第一个进入藏经洞进行文物窃取的是1907年3月与蒋孝琬及其随从来到敦煌的英国人斯坦因，他在与蒋孝琬几经周旋之后于5月23日获准进入洞窟。当斯坦因看到塞满经卷直至龛顶的景象后完全被震撼了。在接下来的6天中，斯坦因每日都在洞中精心挑选文物并在中国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王圆箓进行私下交易。最后仅以200两白银的价格就将1000余捆敦煌文书、80包藏文写经和绢画等文物进行打包窃取。
其后到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1907 年 12 月伯希和从伊犁将军长庚处得知藏经洞之事并见到了绢画和写经，随即便放弃了吐鲁番计划，来到了敦煌。他用三个星期的时间进行文物筛选，最终选出数千件，并以500两银子拿下了这些文书和绢画，大批装箱运回法国。接下来，日本、俄国、美国等探险家也相继来到敦煌进行考察，勾结王道士，从其手中得到了大批敦煌文书和绢画。在当时清王朝无能软弱和地方政府疏于管理的状况下，实际上通过各种渠道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文物远远不止这些。
藏经洞的绢画一出世就同其他艺术珍品一起相继流失海外。经统计，现大多流散于英、法、印、俄等地，只有少量为中国所藏。
三、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作用和意义
清朝地方官员早在藏经洞初发现之时，只因保护要花费五六千两银子的搬运费，就无人进行理会。发现人王圆箓道士则在思想、行为都愚昧到不可理喻的情况下执掌着这些稀世珍宝的处置权柄。积贫积弱的清朝正如同弥留之际的垂死老人，根本无力顾暇这批珍贵的宝物。
敦煌藏经洞绢画以及各种文物的大量流失，始终是国人百年来挥之不去的心病，但文化的发掘与传播、借鉴与融合有其偶然性，更有其的必然性。它的开启，对于整个敦煌文化艺术的传播和发展，以及世界各种文明智慧的交流和提升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绘画研究方面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绘画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从中国绘画史来看，藏经洞的绢画作品大多创作于中国绘画史的前段（公元3世纪至10世纪），这一时期正是现存于世的绘画作品相对较少的一段时期，所以，藏经洞的发现弥补了中国绘画史上唐代卷轴画真迹的稀缺，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在国外，20世纪30年代至今，日本的研究学者对英、法、日等国所藏的敦煌绢画、绢幡等艺术品都作了相关研究。例如，松本荣一先生在关于敦煌画的专著中就对不少绢画进行过详细探讨，此后他还发表了诸多相关论文。日本出色的中国画专家长广敏雄，在1964年发表了研究保存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绢幡“金刚力士像”的文章。还有岛华水、泽村专太郎、永田春水、泷精一、森修等学者都发表过研究敦煌绢画的论文。除日本外，英、法、俄、中等国的绘画学者也都从绘画风格、绘画技法甚至绘画颜料多个方面对敦煌绘画进行研究。根据这些专家对各国收藏绢画的观看和考察来看，由于这些收藏单位良好的保护条件，所以这些绢画无论是展出的、还是库存的都保存较好。
（二）敦煌学诞生方面
藏经洞文物出土激发了中、外学者极大的研究热情，很快就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问——敦煌学。敦煌学从诞生至今，不过短短百年，但已发展成包括敦煌考古、敦煌文学、敦煌文化、敦煌宗教、敦煌史地、敦煌文献、敦煌语言文字、敦煌古代科技、敦煌学理论、敦煌文物科学保护等12个下属学科在其中的庞大国际显学。敦煌学的研究对象虽不仅仅是藏经洞所发现的绢画文物，但这些文物的大量出世，无疑对敦煌学的诞生起了促进作用。
（三）文化交流方面
藏经洞的发现在中、西方之间筑起—座学术研究，文化交流方面沟通与互补的新通道。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中国的汉民族，还涉及我国不少古代民族，如羌族、匈奴、龟兹、突厥、吐蕃、回鹘等，还有印度、波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日本、朝鲜等临国，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
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除了中国人，还有英、美、法、俄、德、匈亚利、日本、印度、韩国等众多国家的学者，可谓是一支国际联军。他们尽管语言有别，肤色不同，甚至思想观念以及政治立场也各有不同，但是，在敦煌学的研究上却有着共同的目标。甚至在早期东西方对立时期，各国也已结成良师益友敦煌学者，还成为了两方和解的先行者。
四、结语
藏经洞的发现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出现带给了我们惊喜，与此同时，更多的是文物流失后沉重的伤痛与思考。我们对王圆箓的贪财愚昧和国外骗掠行为的深恶痛绝，同时也庆幸被斯坦因等人盗往国外的藏经洞文物受到的良好保存，使我们能够间接地对这份祖国珍贵遗产进行了解和研究。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敦煌学界的往来交流更为频繁，成果累出，优势互补，敦煌学的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局面。敦煌学打破了政治上的差异，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发挥着巨大作用。而敦煌文化作为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个极为难得的地区文化的生动典型，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在未来还将继续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