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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赢得掌声
高教改革势在必行，但却举步维艰，尤其每每到了体制改革层面，就如同到了“死胡同”。体制改革被看做高教改革的最大难点。
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但大学“行政化”问题，却是焦点中的焦点。有学者认为，高教改革的死结就在行政化上，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去行政化。
对于《纲要》中“去行政化”的提法，许多委员都给予认同。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去行政化”是《纲要》里“最大的亮点”。在他看来，中国高校的行政化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大学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此相关。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经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极力主张“去行政化”，他认为这是改革中最难的问题，阻力最大，但呼声也最高。这一改革可能会带来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培养目标的颠覆性改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则强调，在探讨去行政化问题之前，应该首先弄清什么是行政化，如果行政化的内涵搞不清楚，定义不明确，边界模糊，那这个“去”就成了无的放矢。在他看来，大学行政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方面，政府有用管理其他单位一样的行政化手段来管理大学的倾向，没有充分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架构方面，没有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两种权力之间相互错位、越位、失位。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有着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政府用行政思维管理高校学术事务的表现很多，从招生录取到经费使用，从科研项目安排到教学改革，都要由上级部门审批；大学领导因学术活动出访也要按行政官员一样审批等等。纪宝成说，这次《纲要》提出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学校，这是非常正确的，是在按教育自身的规律办事。
“去行政化”各抒己见
然而，尽管委员、代表对“去行政化”改革方向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但具体到对“去行政化”的理解，他们却有着不同的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银川大学校长孙珩超认为，去行政化就是尽量减少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干预。现在政府对高校的管制过程太细、太严，高校办学受政府的指导太厉害，大学较少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路办学。
纪宝成认为，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办教育，而不是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钟秉林表示，去行政化实际上是去“官本位”，去“官僚化”。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盛连喜表示赞同。他认为，“去行政化”本质上还是应该逐渐淡化官本位，这是核心所在。
朱清时坦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学是从事教学科研的学术机构，应该恢复以学术为主导的管理体制，所以去行政化就是要把学校的本来面目恢复过来。梅兰芳的剧团只能由梅兰芳主导才能办好，大学也只能由骨干教授集体主导才能办好。不同学校的骨干教授主导的方式可能不尽相同，这样就会形成学校的真正特色。”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认为，在高校管理上，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的行政部门具备了一些不应该有的职能，比如各种评审比较多、资源分配中行政权力过大等。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党委书记杜玉波认为，去行政化的实质是为了实现教育家办学，让懂教育的人办学校、管教育，因为一所大学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它的学术水平与威望，绝不是行政级别。
“去行政化”≠“去行政”
采访中发现，委员、代表们在讨论“去行政化”过程中，延伸出了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比如“去行政化是否意味着取消行政级别”“大学是否需要行政管理”等。
在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中，多数委员赞同大学“去行政化”，但不认同大学去行政级别和行政管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大学是一种学术团体、学术机构，也需要行政管理，这和行政化还是有所区分的，尤其是学校除了学科事务之外，其他的像后勤事务、学生管理事务、基建事务等等，都需要根据不同工作类型稳妥地去处理。
有委员提出，大学行政级别的设立，本身就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试想，如果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那么大学与其他行政部门打交道时，如何对接工作?因此，“去行政化是改变高校的泛行政化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大连医科大学校长唐建武说。
尽管如此，还有许多委员代表，甚至是大学管理者赞同取消行政级别。纪宝成表示“完全赞成学校取消行政级别”，甚至“包括学校在内的全社会的企事业单位都应该取消行政级别”，因为现在大学的行政级别让人感到很尴尬，比如那么多顶尖的教授任教研室主任被认为是科级领导等。但是，他同时指出，现在社会上太多的东西和级别联系在一起，在这种主要以行政级别衡量社会地位的大环境下，单单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而又没有新的制度安排，最终受到贬损的是教育。
钟秉林也主张取消行政级别，但不赞同大学取消行政管理。他指出，“改革不是在大学取消行政管理，而是要加强科学管理，更好地服务大学发展。要防止一种极端认识，即在大学取消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20世纪末以来，加强管理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
纪宝成认为，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完全对立是个伪命题。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需要有另外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能够让学校能更好地与外界交流对接，以利于争取到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办学条件。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大学自主≠教授治校
在采访中，代表、委员们更多地将去行政化问题与大学自主权相联系。有学者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去行政化的过程实际就是向大学赋权的过程，是“去”行政权力与“立”学术权力并行并举。
朱清时认为：“中国高校是靠行政权力在驱动，但高校其实只能靠学术追求和学术优秀来驱动。行政级别是行政化的表象，行政化其实质是学校的运作靠行政权力去推动，这种状态要改变。”
那么，大学需要什么权力呢?
朱清时告诉记者：“高校自主权需要的太多了，《高教法》规定高校有很多权力，但很多没有落实到位。例如，高校应该有选择自己开专业的权力，选自己教材的权力，招生的权力，也应该有自己发毕业证书的权力，授学位的权力，现在这些权力都没有。”
顾也力认为，目前大学发展模式、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式都存在同质化趋向，这种重复是完全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而究其原因是每个地区都要遵守同一的教育目录。大学专业设置、学科调整需要看社会的需求，让市场去考验，实现这些的前提是大学必须有自主权。国外就是这样的，专业设置自己提出，也需要报有关部门备案，但是权力在于学校。
此外，一些学者也提到了“人事权”的问题，比如自己选聘、解聘、评价教师的权力等等。
孙珩超认为，总体上，大学最起码要有两个方面的自主权：宏观上，政府赋予大学自主权力，不要管得过细，过死；微观上，教育主管部门要赋予大学自主办学权力，不能过多地介入大学办学过程。
那么，如何实现大学自主权呢?
许多委员代表都认为，还要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科研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正如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让教育家办学”。然而，对于“教授治学”委员代表有着共识，但对于“教授治校”则有异议。有委员提出，大学要自主办学不能理解为“专家治校”，好的校长是专家，但专家不一定是好的校长。
还有学者指出，赋予大学办学自主权，并不代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撒手不管、不闻不问，我国是政府主导的高教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本次《纲要》的制定，就是这种调控的具体体现。因此，去行政化只是大学获取大学自主权的一个切入点，是高教体制改革的关键，大学去行政化背后，需要有法律、制度支撑，去行政化留下的不是管理真空，而是管理关系的理顺，最终目的是还是建立起一个“依法办学、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来斌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就涵盖了“去行政化”，要围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一目标，围绕“去行政化”这样一个发展方向，逐步改革、稳步实施。要建立一套学校章程，按章程办事。朱清时认为，大学章程的制定应该通过人大来确定，以法律效力确保其落实，而不能让大学章程成为“摆设”。
高教改革势在必行，但却举步维艰，尤其每每到了体制改革层面，就如同到了“死胡同”。体制改革被看做高教改革的最大难点。
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但大学“行政化”问题，却是焦点中的焦点。有学者认为，高教改革的死结就在行政化上，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去行政化。
对于《纲要》中“去行政化”的提法，许多委员都给予认同。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去行政化”是《纲要》里“最大的亮点”。在他看来，中国高校的行政化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大学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此相关。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经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极力主张“去行政化”，他认为这是改革中最难的问题，阻力最大，但呼声也最高。这一改革可能会带来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培养目标的颠覆性改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则强调，在探讨去行政化问题之前，应该首先弄清什么是行政化，如果行政化的内涵搞不清楚，定义不明确，边界模糊，那这个“去”就成了无的放矢。在他看来，大学行政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方面，政府有用管理其他单位一样的行政化手段来管理大学的倾向，没有充分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架构方面，没有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两种权力之间相互错位、越位、失位。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有着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政府用行政思维管理高校学术事务的表现很多，从招生录取到经费使用，从科研项目安排到教学改革，都要由上级部门审批；大学领导因学术活动出访也要按行政官员一样审批等等。纪宝成说，这次《纲要》提出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学校，这是非常正确的，是在按教育自身的规律办事。
“去行政化”各抒己见
然而，尽管委员、代表对“去行政化”改革方向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但具体到对“去行政化”的理解，他们却有着不同的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银川大学校长孙珩超认为，去行政化就是尽量减少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干预。现在政府对高校的管制过程太细、太严，高校办学受政府的指导太厉害，大学较少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路办学。
纪宝成认为，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办教育，而不是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钟秉林表示，去行政化实际上是去“官本位”，去“官僚化”。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盛连喜表示赞同。他认为，“去行政化”本质上还是应该逐渐淡化官本位，这是核心所在。
朱清时坦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学是从事教学科研的学术机构，应该恢复以学术为主导的管理体制，所以去行政化就是要把学校的本来面目恢复过来。梅兰芳的剧团只能由梅兰芳主导才能办好，大学也只能由骨干教授集体主导才能办好。不同学校的骨干教授主导的方式可能不尽相同，这样就会形成学校的真正特色。”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认为，在高校管理上，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的行政部门具备了一些不应该有的职能，比如各种评审比较多、资源分配中行政权力过大等。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党委书记杜玉波认为，去行政化的实质是为了实现教育家办学，让懂教育的人办学校、管教育，因为一所大学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它的学术水平与威望，绝不是行政级别。
“去行政化”≠“去行政”
采访中发现，委员、代表们在讨论“去行政化”过程中，延伸出了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比如“去行政化是否意味着取消行政级别”“大学是否需要行政管理”等。
在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中，多数委员赞同大学“去行政化”，但不认同大学去行政级别和行政管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大学是一种学术团体、学术机构，也需要行政管理，这和行政化还是有所区分的，尤其是学校除了学科事务之外，其他的像后勤事务、学生管理事务、基建事务等等，都需要根据不同工作类型稳妥地去处理。
有委员提出，大学行政级别的设立，本身就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试想，如果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那么大学与其他行政部门打交道时，如何对接工作?因此，“去行政化是改变高校的泛行政化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大连医科大学校长唐建武说。
尽管如此，还有许多委员代表，甚至是大学管理者赞同取消行政级别。纪宝成表示“完全赞成学校取消行政级别”，甚至“包括学校在内的全社会的企事业单位都应该取消行政级别”，因为现在大学的行政级别让人感到很尴尬，比如那么多顶尖的教授任教研室主任被认为是科级领导等。但是，他同时指出，现在社会上太多的东西和级别联系在一起，在这种主要以行政级别衡量社会地位的大环境下，单单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而又没有新的制度安排，最终受到贬损的是教育。
钟秉林也主张取消行政级别，但不赞同大学取消行政管理。他指出，“改革不是在大学取消行政管理，而是要加强科学管理，更好地服务大学发展。要防止一种极端认识，即在大学取消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20世纪末以来，加强管理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
纪宝成认为，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完全对立是个伪命题。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需要有另外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能够让学校能更好地与外界交流对接，以利于争取到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办学条件。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大学自主≠教授治校
在采访中，代表、委员们更多地将去行政化问题与大学自主权相联系。有学者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去行政化的过程实际就是向大学赋权的过程，是“去”行政权力与“立”学术权力并行并举。
朱清时认为：“中国高校是靠行政权力在驱动，但高校其实只能靠学术追求和学术优秀来驱动。行政级别是行政化的表象，行政化其实质是学校的运作靠行政权力去推动，这种状态要改变。”
那么，大学需要什么权力呢?
朱清时告诉记者：“高校自主权需要的太多了，《高教法》规定高校有很多权力，但很多没有落实到位。例如，高校应该有选择自己开专业的权力，选自己教材的权力，招生的权力，也应该有自己发毕业证书的权力，授学位的权力，现在这些权力都没有。”
顾也力认为，目前大学发展模式、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式都存在同质化趋向，这种重复是完全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而究其原因是每个地区都要遵守同一的教育目录。大学专业设置、学科调整需要看社会的需求，让市场去考验，实现这些的前提是大学必须有自主权。国外就是这样的，专业设置自己提出，也需要报有关部门备案，但是权力在于学校。
此外，一些学者也提到了“人事权”的问题，比如自己选聘、解聘、评价教师的权力等等。
孙珩超认为，总体上，大学最起码要有两个方面的自主权：宏观上，政府赋予大学自主权力，不要管得过细，过死；微观上，教育主管部门要赋予大学自主办学权力，不能过多地介入大学办学过程。
那么，如何实现大学自主权呢?
许多委员代表都认为，还要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科研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正如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让教育家办学”。然而，对于“教授治学”委员代表有着共识，但对于“教授治校”则有异议。有委员提出，大学要自主办学不能理解为“专家治校”，好的校长是专家，但专家不一定是好的校长。
还有学者指出，赋予大学办学自主权，并不代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撒手不管、不闻不问，我国是政府主导的高教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本次《纲要》的制定，就是这种调控的具体体现。因此，去行政化只是大学获取大学自主权的一个切入点，是高教体制改革的关键，大学去行政化背后，需要有法律、制度支撑，去行政化留下的不是管理真空，而是管理关系的理顺，最终目的是还是建立起一个“依法办学、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来斌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就涵盖了“去行政化”，要围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一目标，围绕“去行政化”这样一个发展方向，逐步改革、稳步实施。要建立一套学校章程，按章程办事。朱清时认为，大学章程的制定应该通过人大来确定，以法律效力确保其落实，而不能让大学章程成为“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