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小辰光都有涂鸦的习惯。一位非名人说过，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画家，只要他（她）能把从小喜欢涂鸦的习惯一直保持下去的话。
　　我没能“保持下去”，所以没能成为画家。不过，我对美术却一直情有独钟，儿时的记忆，如今依然波光粼粼，色彩斑斓。
　　我生在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医院离家很近，那时家在复兴中路复兴坊。前些日子我经过那里，这条弄堂还在，房子还是老样子，看上去没有拆迁的迹象。弄堂里两排楼房，外观看上去还整齐，记得里面却是“七十二家房客”，好多房间都是板壁隔出来的。印象中我家一面墙头一直贴着一张老大的招贴画，上面画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嘴唇皮涂得血血红，手指间夹着一根香烟。这是一张美丽牌香烟的招贴画。爹爹又不抽烟，怎么会在家里贴这样一张画？真吃不准。我小毛头辰光，一直喜欢盯着墙壁上这个女人看，大眼睛、长睫毛、樱桃小嘴、鹅蛋脸……奠定了我最初对女人的审美标准。
　　姆妈每天除了心急慌忙地买菜烧饭做家务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伏在她的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前，卖力地绣枕头套。她绣的枕头套不是自家用的，而是从外面接来的生活，有钞票好赚咯。她绣的枕头套上面大多是花朵，牡丹花、月季花、鸡冠花、美人蕉……我一点也不喜欢。跟人家小囡一样，我也喜欢涂涂画画，我喜欢画人人头。我在各种废纸空白的地方乱涂乱画，手贱的辰光，还会在墙壁上涂鸦，画得屋里一天世界（一塌糊涂）。不过爹爹姆妈对我的乱涂乱画从不批评，在他们的怂恿下，我竟把图画画到隔壁邻居家里去了。有一趟我在阿民家的白墙壁上，用蜡笔画了一个大头小妖怪。他家刚刚刷过墙壁，这下子可不得了啦。阿民娘是弄堂里有名的雌老虎，凶得不得了。我姆妈上门赔礼道歉，我爹爹在礼拜天帮她家重新刷了一遍墙头，这桩事体才算平息下来。以后我到弄堂里去白相，姆妈总是要先抄抄我的口袋，让我把铅笔、蜡笔、粉笔统统交出来。
　　我不满足乱七八糟的涂鸦，我试图把穿旗袍的美女画出来，可是画来画去画不像。后来我发现姆妈绣花，先是用复写纸把花朵的样子复印到枕头套上，然后再用各式各样的颜色线，照着复印出来的轮廓线，在缝纫机上绣出各式各样的图画。原来图画是可以用复写纸复出来的。
　　有一趟我趁姆妈出去买菜的辰光，小心翼翼地把墙头上的招贴画揭了下来，摊在白报纸上，用复写纸把美女的脸蛋描了下来，画出了一张“像”的图画。姆妈回来一看，光火了。“侬看看，图画上涂得啥样子！”是呀，美女的鹅脸蛋上已经被我划得面目全非。“侬再看看，墙壁上呒没图画，像啥样子！”我顺着姆妈的目光看去，贴美女图的墙壁上，有好几个洞洞眼，露出了砖头，脏兮兮的。原来“美女图”是块“遮羞布”。
　　爹爹晓得了，没有多啰嗦，过了两天带回来一张同样大小的招贴画，贴在老地方。这张图画上画的不是穿旗袍的美女，而是手握钢枪的战士，图画下面有一行粗大的文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那张“美女图”是广告画，这张“解放台湾”叫宣传画。后来，像“美丽牌香烟”的广告画，慢慢地少了下去，满街看到的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宣传画，比如“坚决镇压反革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学习雷锋好榜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宣传画风靡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车间、食堂、走廊、围墙，到处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宣传画。哈琼文画过很多的宣传画，我喜欢他有力的笔触和块面。我也喜欢范一辛版画式的宣传画，粗犷线条和肌理效果让我神往。“文革”中我借在出版社编一本轻工业系统厂史《长夜惊雷》，在配插图时，当时的美术编辑就是范一辛。记得有一幅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插图，需要出现工人牵马的画面，他就取出自己的集邮本，将马的邮票给美术作者参考，并且当场勾画出来，动作之快，我都看呆脱了。
　　在“文革”的一片红海洋里，大红大红的宣传画越来越多。“全国山河一片红”“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最吃香的当然是《毛主席去安源》，随着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红旗》杂志夹送，影响大得不得了，全中国都知道有个叫刘春华的“画画的”（那时已经不兴叫“画家”了），还有署名“逸中”的宣传画《毛主席的红卫兵——向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同志学习》，后来才知道是当年陈逸飞、徐纯中画的，也同样享受随 《红旗》杂志夹送的待遇。这两幅宣传画都出过邮票，在美术史上是留下印迹的。
　　哦，扯远了。
　　且说我小辰光喜欢到处乱涂乱画的坏习惯，到了进小学非但没有改掉，反而越演越烈。我手贱，口袋里总是装着蜡笔头、铅笔头、三角形的滑石粉，听课听得没有劲了，就会在课桌上涂涂画画。为此老师很光火，常常把我喊出来“立壁角”（罚站）。我常以偷偷在同学的衣裳背后画乌龟为乐事。至于我的课本、作业本上，更是画得五颜六色，奇出怪样。不过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颜老师发现了我的“特长”，她就让我负责班级里黑板报、墙报上的美化工作（正规说法叫“美工”）。我当然开心得不得了。我从报刊杂志上剪下了好多题花，贴在一本硬面抄上，还在扉页上自题“报头画集锦”五字，随身带着。班级里只要出黑板报、墙报，我就会拿出这本硬面抄，东抄抄西描描。哈，我的“涂鸦”有了用武之地。
　　记得当时爹爹订的《支部生活》，我最喜欢看里面的“小品文”，还有每期封底都有的“漫画小品”，里面的漫画又生动又滑稽。记得《支部生活》里的漫画，基本上都是乐小英画的。我不知乐小英乃何方人士？我想他的脑袋瓜一定很灵。我对漫画情有独钟，恐怕就是从看乐小英的漫画开始的。后来看得多了，知道还有丰子恺、华君武、张乐平、丁聪、方成等好多漫画大师。后来“文革”来了，《支部生活》停刊了，看不到乐小英的漫画了。不过“文革”中的漫画，却是越来越多，阿狗阿猫都来画漫画了。当然，“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漫画也热闹了好一阵子。可惜现在报刊上漫画少了，似乎被卡通替代了。其实画漫画是很难的，没有好的构思，就是一杯白开水。
　　话题再回到小辰光，那些年我最喜欢的去处是小书摊，在那里看小人书（连环画），一分洋钿（一分钱）看一本，坐在小矮凳上笃悠悠地看连环图，非常惬意。我在那里看过60本一套的《三国演义》、12本的《西游记》、10本的《铁道游击队》、8本的《红岩》……还有华三川画的《白毛女》、罗盘画的《战上海》、顾炳鑫画的《渡江侦察记》、贺友直画的《山乡巨变》（农民故事我不感兴趣，主要是这本连环图画得好，一幅幅画面好像在放电影，所以记忆特别深刻）。 　　不过小书摊老板并不欢迎我这个老主顾，特别是礼拜天生意特别好的辰光。我看1本连环图的辰光，人家起码好看3本。因为我看到好看的图画，有时会摸出铅笔头，摊开硬面抄，照着图画，依葫芦画起瓢来。生意好的辰光，老板就会走过来，拍拍我肩胛。我常常装戆，无动于衷。有一趟老板光火了，喉咙瞎响：“这里是看小书的地方，勿是侬画图画的地方，侬勿要跑错人家！”我一下子被他霉头触到哈尔滨，面孔涨得血血红，一连好几个礼拜勿去小书摊。后来在弄堂口碰到小书摊老板，他笑嘻嘻地问我：“最近功课很忙吧？侬长远不来看小书了。告诉侬，最近我进了一些新书，有空来。”我感到这个老板良心倒不坏。再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家都在“破四旧”，小书摊老板不领市面，照样出来摆小书摊，结果被一群红卫兵冲上来，把满架子的连环图当作“四旧”，在弄堂口一把火统统烧掉了。人家一家门就是靠它吃饭的。看到老板一副哭出乌拉的样子，我心里蛮难受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市里有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每个区有区少年宫。少年宫里有好多兴趣小组，美术、合唱、舞蹈、乐器、航模……由于我图画画得好，学校里就推荐我参加虹口区少年宫美术组。我非常开心，要晓得没有一技之长休想进少年宫。我觉得自己好像一条在小河浜里的泥鳅，一下子游进了苏州河。我偷偷给自己鼓劲，以后还要游到黄浦江（市少年宫）里去。
　　不过我从小养成的“涂鸦”作风，使我画出来的东西怪里怪气的。美术组林老师不喜欢，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侬用颜色蛮大胆，想象力也蛮丰富，不过侬的基础不好。照侬这种野路子画下去，肯定是画不出来的。侬先要去画画石膏像。”我被安排在素描班画石膏像，记得第一次画的还不是石膏像，是几个随意摆放的几何体模型。我耐着性子坐下来，在开画纸上画了起来。班级里像我这种野路子的同学不少，画了一歇，伸懒腰的，嚼口香糖的，有的还溜出去兜一转再回来。不过我发现坐在我边上的一个大家叫他“老牛”的同学，却是相当投入，闷头画石膏模型，一坐就是两三个钟头，一句话也不讲。我啥地方有这种“定力”，我坐不住了，嘴里嘀嘀咕咕想打退堂鼓。他一把拖牢我，说：“侬想要成为画家吗？（我心里说，我还真没想过）告诉侬，人家达芬奇（那时我还不知道达芬奇为何人）画蛋就画了三年！”
　　我看看老牛，一副戆头戆脑的样子。至今留在印象中的，他鼻梁上的眼镜时不时滑到鼻尖，往上推眼镜成了他的习惯动作。记得当时我想，画蛋要画三年，那要画好石膏像要画多少年啊？我完全可以照我的野路子画下去。三年画一只鸡蛋，有空哦。画了几次方方圆圆的石膏模型之后，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当“逃兵”的事，一直没让学校里知道。不过我浪费了学校里的一个名额，觉得很过意不去的。
　　巧正巧，1964年9月我踏进五十二中学念初中，发现老牛成了我的同学。他比我大两岁，门门功课成绩不灵，是个留级生，唯独图画画得好。后来“文革”来了，高挂在教学大楼正中的巨幅毛主席像就是他画的。他整天穿着背带裤，拎着颜料桶，像刷墙头似的刷颜料。近看颜色一团糟，退远了一看，主席的轮廓，眼睛、鼻子、嘴巴……越画越清晰，越画越逼真。教学大楼前，总是围着一群看他画画的同学。他在一片啧啧称赞声中，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忙得不亦乐乎，出足了风头。
　　后来，老牛到云南插队落户去了。不过凭着他的一技之长，工作七调八调，再后来干脆当起了专业画家，靠画画养家糊口过日脚，还过得相当滋润。这是后话。
　　当时看到其貌不扬的老牛居然敢画巨幅毛主席画像，而且也画得不错，给我不小刺激！我想，我也有画画的基础呀，虽然是野路子，可我也画。我，一下子画不了大幅的画，可以画小的呀。当然，我不敢画毛主席像（画得不像会担“丑化”的罪名），可我可以画“工农兵”呀。那时《解放日报》《文汇报》上经常会刊登一些工农兵通讯员画的一些黑白线条画。我跃跃欲试起来，画了一些，选出一些给报社投稿。后来进厂当学徒工，还在画，还在投稿。这恐怕就是“无知者无畏”吧。那时给报社投稿，只需在信封一角写上“稿件”，或是“邮资总付”，就可以不贴邮票寄出去了。
　　没想到后来居然收到《解放日报》美术摄影组寄来的通知，吸收我为“工农兵通讯员”，时不时去报社开会，讨论画稿。报社的美术编辑洪广文给我们分析画稿。记得有一次他拿着当天出版的《解放日报》，说有读者打来电话，批评报上登的一幅画脱离生活。画面上一位工人一手推刨（出现推出的刨花），一手拿着《毛主席语录》。推刨怎么可能一只手推呢？洪广文一边批评作者，一边也作自我检讨，小小的会场里弄得气氛蛮紧张。后来开始评画，当他拿起我的几幅画稿时，直言，“你的图画基础不好”。虽然还讲了一些鼓励的话，可我感到自己仿佛陷在泥潭里，而其他人则是在大江大河里畅游。我很灰心，慢慢的，画得少了，再后来就不去参加美术摄影组的活动了。虽然这是个小插曲，可如今依然记忆犹新。这是我画画的最后挣扎，从那以后再没有画画，算是跟画笔彻底“拜拜”了。
　　时过境迁，退休以后，我试图拿起画笔重新“涂鸦”，但心里还是有点抖豁（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