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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理论，是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成功实践的概括与总结。
关键词：八大路线；中断；教训；启示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的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大会要求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标志着党的路线和工作重心已经从武装斗争和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
然而，就在大会结束之后不久，这条正确路线不仅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反而遭到不应有的改变，继而走上完全中断的宿命。改革开放后，理论界对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由于八大召开本身的重要性及八大路线中断原因的复杂性，很多问题依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一、莫衷一是的原因探析
“八大”正确路线的中断是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造成中断的原因是立体的综合的，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理论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如：《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八大历史地位和研究研究八大的現实意义》（龚育之），《邓小平与党的八大》（刘华清），《邓小平对中共八大的坚持和发展》（胡学举），《浅论毛泽东与“八大”路线的改变》（晏晓明），《试论中共“八大”路线夭折的历史必然性》（王美华），《“八大”路线未能支持和贯彻的深层原因》（张文标），等等。
概括各家之言，关于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大致有以下若干方面，如，历史局限说。即指，八大路线的中断主要是受到国际共运的历史、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局限，以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的影响。经验缺乏说。即指，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参照。理论落后说。是指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大大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不足说。即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足。制度缺陷说。即党的制度体制建设存在缺陷，法制不健全。干部素质说。即当时的干部队伍的理论、思想和文化素质较低，不能完全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实际要求。路线本身原因说。即指八大路线形成时间仓促，导致路线的制定者本身对其正确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缺乏将其贯彻到底的坚定信心。理论准备不足，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本身不完备，如提出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有失科学性，以苏联为模式，没能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模式。思想准备不足说。持此观点者的依据主要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的一段讲话：“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阶级斗争惯性说。由于当时出现的“波匈事件”和在党的“整风”中出现的少数右派向党进攻的事件，使党对某些矛盾的处理出现了阶级斗争化扩大化倾向。反右扩大化说。例如，胡绳认为：“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的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全会的小组讨论中，不少同志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党的八大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不能由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就改变八大的结论，不应当把一时激化的阶级斗争当作长期的主要矛盾。另有一些同志则认为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解决，政治和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将是长期的，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会议后期的讲话中否定了前一种意见。”1认识偏差说。即，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议。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失误说。对当时国际突发政治事件判断失误，对经济工作形势判断错误，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观点产生了误导，以及以单一的所有制为作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否定了八大以生产力作为第一标准的原则。此外，还有一些观点将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归结为外在因素影响、缺乏民主、毛泽东“空想论”以及骄傲自满、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等原因。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度和层次对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的探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启发性。本文认为，八大路线的制定以及八大的召开本身，是个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八大路线的中断是个由浅入深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其中断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原因，但是，选择某个角度或层次对其行相对集中的究，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笔者以为，如此重大的全局性的历史性错误的发生，不可能不存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世界观或方法论上的问题。本文认为，在主观主义思维方式指导下，人为地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进而对社会基本矛盾即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认知发生偏差，出台一系列不恰当甚至错误的方针政策，从而导致八大路线逐渐偏离正确的方向并最终走向完全中断。
二、主观主义因素难辞其纠
党的八大是我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连续取得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两大历史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以及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提前完成的形势下召开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八大”预备会上指出的：“我们的成绩是很大的，全国承认、全世界承认，甚至连国外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此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这种情形一方面使党和人民充满信心勇敢地迎战未来，但另一方面却麻痹了一部分人的思想，夸大了精神的作用，为主观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八大”路线中断过程中的主观主义因素主要表现为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作用和片面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一）过分夸大“能动性”
由于共产党领导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由美国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对人的“无所不能”的作用深信不疑。
早在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就提出要“大大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并对反对冒进的观点加以批判。1956年初，中央拟定了各项事业的一系列高指标，甚至在某些方面把需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计划指标要求在三两年内完成。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对周恩来等人从1956年以来“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同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一个月后，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早1949年9月《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就说道：“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回忆当时情形时说：“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门要求多快，三是中央要求多快，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得出客观规律。”一边是要求又多又快，一边是还没有掌握客观规律，那么在这一突出矛盾的影响之下，社会主义建设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就不难想象的了。
冒进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生产急剧下降，比例严重失调，通货膨胀，供应紧张，社会上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主观主义的一系列表现使一些同志感到十分担心，这些情况反映到党内，造成了中央领导人之间意见分歧。
1959年7月21日，张闻天同志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忧心忡忡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情绪……我们的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产生”，“有的人根本看不起客观规律……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强调的过了份，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正好看出我们的主观主义。”可见，骄傲情绪为主观主义提供了温床，使我党对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曲折缺乏应有的估计和必要的应变措施。张闻天说：在旧社会废墟上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事待举。为了迎头赶上发达国家，举国上下产生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经济建设贪多图快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理状态。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出于一名共产党的良心向毛泽东同递交了一份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意见书”。意见书反映问题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正确的，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会被看成是正常现象。但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共由于赫鲁晓夫的上台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大肆反对我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煽动反华情绪。恰巧，就在彭德怀向毛主席呈“意见书”的第三天（7月16日），苏联撕毁几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机器设备，使本来就困难重重的我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与此同时，美国和印度等国反华势力也抓起了反华浪潮。严峻的国际形势，给在党的领导层心理上抹上一层浓重的阴影。这时，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就很容易把正常的意见分歧主观地错误地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联系起来。
《列子》寓言中有个“疑人偷斧”的故事是对主观主义的形象解读。这个故事说的是：某人丢了一把斧头，怀疑被邻居偷去，于是看邻居一举一动都像偷斧人。当在山谷找到这把斧子后，再看邻居就一点也不像小偷了。这则寓言说明心理状态对于认知影响：如果人的认知发生了偏差，其所言所行势必然发生谬误。在国际形势的影响下，那些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便成了“偷斧人”，彭德怀的“意见书”恰逢其时。于是，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党内意见分歧便人为的变成了一场“阶级斗争”，變成了“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庐山会议把党内的矛盾和社会阶级斗争划等号的做法，助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这一倾向经过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进一步强化，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武断地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尤其要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所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则进一步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好了理论依据。至此，“八大”正确路线便告完全中断。
（二）片面强调“反作用”
正是在主观主义大行其道的氛围中，八大闭幕之后不久，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冒进政策。冒进政策的错误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建设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二是在生产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
由于主观主义导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无限地夸大，必然导致在实践中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密切相关的理解发生偏差，主要表现为片面强调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其中社会意识由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所构成。社会心理是感性层面的社会意识，是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的辩证统一体，表现为社会情绪、社会习惯、自发的社会倾向等等。社会意识形式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社会意识，表现为各门学科、政治法律制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的社会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直接关联，而社会意识形式则是通过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发生联系。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存在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只有经过社会心理这个“中介”才能发生。如果社会心理这个“中介”发生偏差，那么，被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必然发生错误，而错误的后果也必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社会意识形式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在和社会存在发生作用和反作用的过程必然受到社会心理这个“中介”制约。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正是两对矛盾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进步与发展。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两对矛盾又表现为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即表现为生产力——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关系的流程是：生产力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反之，上层建筑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发展从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力则制约着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并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制约着上层建筑的发展。反之，而先进的上层建筑促进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而落后的经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党的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做出了错误的解读，即片面地以为只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能快速地促进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一系列急进的错误的决策，正是这一理理论偏差的直接结果。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方向是正确的，是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党的政策的首要位置，但是，也为冒进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权威依据。同年八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轻率地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并以此作为实现“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步骤。会议还决定把全国刚刚成立不久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升格为人民公社。会议还幼稚地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这次会议把党的冒进政策推到了顶点。
片面强调“反作用”和过分夸大“能动性”这两个错误的叠加，导致错误一再被放大。“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标志着八大正确路线的完全中断。
三、不可多得的教训与启示
八大路线的中断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车之鉴，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1956年9月25日，还在八大会议进行期间，毛泽东接见来自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呢？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主。‘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2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比喻或许不甚科学，但从此意义来说，八大路线的中断虽然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它留给历史的借鉴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几次大的转折和教训无不如此。例如，没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给党和军队带来的危机，就不会有遵义会议历史性转折；没有对八大路线中断教训的总结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八大路线的恢复与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必然结果，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宝贵经验的总结，所以也是对八大路线中断错误的反思的结果。
八大以来对八大路线中断原因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不懈总结与探索，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受益匪浅。如果说“摸石头过河”是一种有代价的学习过程的话，那么，八大路线的中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党以高昂代价的学习，换来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理论，是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成功实践的概括与总结。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八大路线中断的惨痛教训，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和科学发展观崭新理念。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证。任何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旦脱离群众就会脱离的国情、实际情况，最后的归宿就只能是失败。“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这些都对我们坚持和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新的要求。”3党的十八大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八大正确路线的中断的教训给历史和后人带来的教训和启示是多方面的，具体来说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借鉴：一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掌握规律、与时俱进；二是努力提高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将马列主义与国情有机结合，坚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又好又快地搞好经济建设；三是合理利用国际条件，坚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将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有机统一起来，从而达到双赢、多赢、共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更大的国际发展空间。
注释：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普通本>中共党员出版社，1997第三世界國家359-360页）
[2]吕澄张竹梧等《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1919-1991）》（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第341页）
[3]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时报2012年05月）
参考文献：
[1]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2]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
[3]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
[4]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图书出版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图书出版社2008-02）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01，第二版）
作者简介：
关正标：中共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委党校讲师、安徽财经大学在职研究生；
李永明：中共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赵本胜：中共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关键词：八大路线；中断；教训；启示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的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大会要求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标志着党的路线和工作重心已经从武装斗争和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
然而，就在大会结束之后不久，这条正确路线不仅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反而遭到不应有的改变，继而走上完全中断的宿命。改革开放后，理论界对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由于八大召开本身的重要性及八大路线中断原因的复杂性，很多问题依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一、莫衷一是的原因探析
“八大”正确路线的中断是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造成中断的原因是立体的综合的，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理论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如：《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八大历史地位和研究研究八大的現实意义》（龚育之），《邓小平与党的八大》（刘华清），《邓小平对中共八大的坚持和发展》（胡学举），《浅论毛泽东与“八大”路线的改变》（晏晓明），《试论中共“八大”路线夭折的历史必然性》（王美华），《“八大”路线未能支持和贯彻的深层原因》（张文标），等等。
概括各家之言，关于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大致有以下若干方面，如，历史局限说。即指，八大路线的中断主要是受到国际共运的历史、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局限，以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的影响。经验缺乏说。即指，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参照。理论落后说。是指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大大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不足说。即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足。制度缺陷说。即党的制度体制建设存在缺陷，法制不健全。干部素质说。即当时的干部队伍的理论、思想和文化素质较低，不能完全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实际要求。路线本身原因说。即指八大路线形成时间仓促，导致路线的制定者本身对其正确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缺乏将其贯彻到底的坚定信心。理论准备不足，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本身不完备，如提出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有失科学性，以苏联为模式，没能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模式。思想准备不足说。持此观点者的依据主要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的一段讲话：“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阶级斗争惯性说。由于当时出现的“波匈事件”和在党的“整风”中出现的少数右派向党进攻的事件，使党对某些矛盾的处理出现了阶级斗争化扩大化倾向。反右扩大化说。例如，胡绳认为：“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的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全会的小组讨论中，不少同志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党的八大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不能由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就改变八大的结论，不应当把一时激化的阶级斗争当作长期的主要矛盾。另有一些同志则认为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解决，政治和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将是长期的，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会议后期的讲话中否定了前一种意见。”1认识偏差说。即，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议。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失误说。对当时国际突发政治事件判断失误，对经济工作形势判断错误，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观点产生了误导，以及以单一的所有制为作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否定了八大以生产力作为第一标准的原则。此外，还有一些观点将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归结为外在因素影响、缺乏民主、毛泽东“空想论”以及骄傲自满、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等原因。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度和层次对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的探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启发性。本文认为，八大路线的制定以及八大的召开本身，是个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八大路线的中断是个由浅入深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其中断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原因，但是，选择某个角度或层次对其行相对集中的究，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笔者以为，如此重大的全局性的历史性错误的发生，不可能不存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世界观或方法论上的问题。本文认为，在主观主义思维方式指导下，人为地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进而对社会基本矛盾即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认知发生偏差，出台一系列不恰当甚至错误的方针政策，从而导致八大路线逐渐偏离正确的方向并最终走向完全中断。
二、主观主义因素难辞其纠
党的八大是我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连续取得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两大历史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以及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提前完成的形势下召开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八大”预备会上指出的：“我们的成绩是很大的，全国承认、全世界承认，甚至连国外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此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这种情形一方面使党和人民充满信心勇敢地迎战未来，但另一方面却麻痹了一部分人的思想，夸大了精神的作用，为主观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八大”路线中断过程中的主观主义因素主要表现为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作用和片面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一）过分夸大“能动性”
由于共产党领导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由美国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对人的“无所不能”的作用深信不疑。
早在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就提出要“大大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并对反对冒进的观点加以批判。1956年初，中央拟定了各项事业的一系列高指标，甚至在某些方面把需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计划指标要求在三两年内完成。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对周恩来等人从1956年以来“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同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一个月后，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早1949年9月《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就说道：“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回忆当时情形时说：“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门要求多快，三是中央要求多快，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得出客观规律。”一边是要求又多又快，一边是还没有掌握客观规律，那么在这一突出矛盾的影响之下，社会主义建设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就不难想象的了。
冒进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生产急剧下降，比例严重失调，通货膨胀，供应紧张，社会上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主观主义的一系列表现使一些同志感到十分担心，这些情况反映到党内，造成了中央领导人之间意见分歧。
1959年7月21日，张闻天同志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忧心忡忡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情绪……我们的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产生”，“有的人根本看不起客观规律……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强调的过了份，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正好看出我们的主观主义。”可见，骄傲情绪为主观主义提供了温床，使我党对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曲折缺乏应有的估计和必要的应变措施。张闻天说：在旧社会废墟上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事待举。为了迎头赶上发达国家，举国上下产生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经济建设贪多图快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理状态。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出于一名共产党的良心向毛泽东同递交了一份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意见书”。意见书反映问题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正确的，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会被看成是正常现象。但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共由于赫鲁晓夫的上台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大肆反对我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煽动反华情绪。恰巧，就在彭德怀向毛主席呈“意见书”的第三天（7月16日），苏联撕毁几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机器设备，使本来就困难重重的我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与此同时，美国和印度等国反华势力也抓起了反华浪潮。严峻的国际形势，给在党的领导层心理上抹上一层浓重的阴影。这时，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就很容易把正常的意见分歧主观地错误地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联系起来。
《列子》寓言中有个“疑人偷斧”的故事是对主观主义的形象解读。这个故事说的是：某人丢了一把斧头，怀疑被邻居偷去，于是看邻居一举一动都像偷斧人。当在山谷找到这把斧子后，再看邻居就一点也不像小偷了。这则寓言说明心理状态对于认知影响：如果人的认知发生了偏差，其所言所行势必然发生谬误。在国际形势的影响下，那些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便成了“偷斧人”，彭德怀的“意见书”恰逢其时。于是，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党内意见分歧便人为的变成了一场“阶级斗争”，變成了“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庐山会议把党内的矛盾和社会阶级斗争划等号的做法，助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这一倾向经过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进一步强化，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武断地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尤其要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所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则进一步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好了理论依据。至此，“八大”正确路线便告完全中断。
（二）片面强调“反作用”
正是在主观主义大行其道的氛围中，八大闭幕之后不久，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冒进政策。冒进政策的错误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建设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二是在生产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
由于主观主义导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无限地夸大，必然导致在实践中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密切相关的理解发生偏差，主要表现为片面强调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其中社会意识由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所构成。社会心理是感性层面的社会意识，是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的辩证统一体，表现为社会情绪、社会习惯、自发的社会倾向等等。社会意识形式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社会意识，表现为各门学科、政治法律制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的社会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直接关联，而社会意识形式则是通过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发生联系。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存在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只有经过社会心理这个“中介”才能发生。如果社会心理这个“中介”发生偏差，那么，被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必然发生错误，而错误的后果也必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社会意识形式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在和社会存在发生作用和反作用的过程必然受到社会心理这个“中介”制约。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正是两对矛盾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进步与发展。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两对矛盾又表现为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即表现为生产力——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关系的流程是：生产力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反之，上层建筑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发展从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力则制约着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并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制约着上层建筑的发展。反之，而先进的上层建筑促进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而落后的经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党的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做出了错误的解读，即片面地以为只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能快速地促进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一系列急进的错误的决策，正是这一理理论偏差的直接结果。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方向是正确的，是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党的政策的首要位置，但是，也为冒进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权威依据。同年八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轻率地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并以此作为实现“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步骤。会议还决定把全国刚刚成立不久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升格为人民公社。会议还幼稚地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这次会议把党的冒进政策推到了顶点。
片面强调“反作用”和过分夸大“能动性”这两个错误的叠加，导致错误一再被放大。“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标志着八大正确路线的完全中断。
三、不可多得的教训与启示
八大路线的中断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车之鉴，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1956年9月25日，还在八大会议进行期间，毛泽东接见来自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呢？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主。‘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2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比喻或许不甚科学，但从此意义来说，八大路线的中断虽然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它留给历史的借鉴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几次大的转折和教训无不如此。例如，没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给党和军队带来的危机，就不会有遵义会议历史性转折；没有对八大路线中断教训的总结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八大路线的恢复与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必然结果，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宝贵经验的总结，所以也是对八大路线中断错误的反思的结果。
八大以来对八大路线中断原因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不懈总结与探索，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受益匪浅。如果说“摸石头过河”是一种有代价的学习过程的话，那么，八大路线的中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党以高昂代价的学习，换来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理论，是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成功实践的概括与总结。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八大路线中断的惨痛教训，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和科学发展观崭新理念。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证。任何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旦脱离群众就会脱离的国情、实际情况，最后的归宿就只能是失败。“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这些都对我们坚持和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新的要求。”3党的十八大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八大正确路线的中断的教训给历史和后人带来的教训和启示是多方面的，具体来说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借鉴：一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掌握规律、与时俱进；二是努力提高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将马列主义与国情有机结合，坚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又好又快地搞好经济建设；三是合理利用国际条件，坚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将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有机统一起来，从而达到双赢、多赢、共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更大的国际发展空间。
注释：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普通本>中共党员出版社，1997第三世界國家359-360页）
[2]吕澄张竹梧等《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1919-1991）》（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第341页）
[3]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时报2012年05月）
参考文献：
[1]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2]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
[3]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
[4]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图书出版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图书出版社2008-02）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01，第二版）
作者简介：
关正标：中共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委党校讲师、安徽财经大学在职研究生；
李永明：中共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赵本胜：中共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