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胡同，梁漱溟先生的摇篮。
　　安福胡同与其北面的紫禁城一样，始建于明代。它东西走向，与中南海新华门南北相望。
　　 梁漱溟先生的生日适逢九九重阳节，一生放言无忌的梁漱溟先生，生长在一个清朝末年的“民主家庭”。父亲梁济，清末曾任内阁中书，60岁生日前写下《敬告世人书》后投积水潭自尽。
　　 地安门中学就是梁漱溟先生的母校，如今，其原址是五中分校。
　　 语不惊人死不休
　　 班上，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为要好。四位翩翩少年，曾一起在酒楼聚餐，食蟹饮酒。商定从每人身上缺点、短处摘出一字，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醒。梁的一字之名是“傲”，廖的称呼是“惰”，王的大号是“懦”，而姚的命名是“暴”。梁在国文课上，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入俗套。一王姓老师年逾古稀，对其恼恨之余批语道：“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但亦有一范姓老师对他赏识有加，曰：“语不惊人死不休。”
　　 十岁开始即好用思想
　　 梁漱溟先生感叹：“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在读过《三字经》后，便让我读传播世界新知识的《地球韵言》，我大约从十岁开始即好用思想。”
　　 梁漱溟先生回忆：“到十几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为了研究、解答以上这两个问题，梁先生所用的自学资料，不是图书馆诸多名家的皇皇巨著，竟然是社会上热门的维新派报纸。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受用
　　 关于自学，梁先生深有体味：“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受用。所谓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倾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
　　 “约14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
　　 我信任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在梁漱溟先生的旧居遗址前踱步，只见垂柳、碧波、山石、小桥，叠加成画，一片祥和。秋天的阳光如同那成熟的智慧，并不刺人眼目，和煦、熨帖地照在身上，冷暖适中，不卑不亢。正是在这里，父亲梁济于1918年投湖自尽前几天，曾问过只有25岁的儿子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先生回答父亲：“我信任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人们很难想象，猝然失去挚爱的父亲，梁漱溟先生是怎样平复内心伤痛的。就在父亲沉湖一年之后，他开始写作为其奠定学者地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东西方文化比较学”已然成为热门显学的今天，梁漱溟先生的一些学术观点和见解依然耐人寻味。比如，他认为西方文化是理智文化，由身出发；而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则是理性文化，由心出发。理智着重于外在事功，而理性偏重于内心体验。故西方科学昌盛，而中国玄学发达。他认为中国文化“植基深厚”、“坚卓伟大”，而民族精神见诸儒学者多。他在阐述儒家学说时，说得精辟而透彻：一是“向上心强”，二是“相与情厚”。即仁人之准则，是要在社会里“向上”，在人伦中“相厚”。
　　 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
　　 他还说，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我相信全部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
　　 读梁漱溟先生本人生平和他的著述，会发觉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在探讨和解答中国文化和现实生活的难题。于是，行走毋宁说是一种令人兴奋且幸福的发现之旅、探索之旅、问难求答与解疑释惑之旅。
　　 梁漱溟先生是这样说的：“只有中国人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才没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以中国人大公无私四海为家的精神，就能够稳定世界的和平，就能够为人类谋福利。”此新中国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转变之所趋向。我们固要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而他们不领取中国的长处，世界人类更无从得救。 编辑/书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