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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胡同,梁漱溟先生的摇篮。
安福胡同与其北面的紫禁城一样,始建于明代。它东西走向,与中南海新华门南北相望。
梁漱溟先生的生日适逢九九重阳节,一生放言无忌的梁漱溟先生,生长在一个清朝末年的“民主家庭”。父亲梁济,清末曾任内阁中书,60岁生日前写下《敬告世人书》后投积水潭自尽。
地安门中学就是梁漱溟先生的母校,如今,其原址是五中分校。
语不惊人死不休
班上,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为要好。四位翩翩少年,曾一起在酒楼聚餐,食蟹饮酒。商定从每人身上缺点、短处摘出一字,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醒。梁的一字之名是“傲”,廖的称呼是“惰”,王的大号是“懦”,而姚的命名是“暴”。梁在国文课上,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入俗套。一王姓老师年逾古稀,对其恼恨之余批语道:“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但亦有一范姓老师对他赏识有加,曰:“语不惊人死不休。”
十岁开始即好用思想
梁漱溟先生感叹:“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在读过《三字经》后,便让我读传播世界新知识的《地球韵言》,我大约从十岁开始即好用思想。”
梁漱溟先生回忆:“到十几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为了研究、解答以上这两个问题,梁先生所用的自学资料,不是图书馆诸多名家的皇皇巨著,竟然是社会上热门的维新派报纸。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受用
关于自学,梁先生深有体味:“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受用。所谓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倾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
“约14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
我信任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在梁漱溟先生的旧居遗址前踱步,只见垂柳、碧波、山石、小桥,叠加成画,一片祥和。秋天的阳光如同那成熟的智慧,并不刺人眼目,和煦、熨帖地照在身上,冷暖适中,不卑不亢。正是在这里,父亲梁济于1918年投湖自尽前几天,曾问过只有25岁的儿子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先生回答父亲:“我信任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人们很难想象,猝然失去挚爱的父亲,梁漱溟先生是怎样平复内心伤痛的。就在父亲沉湖一年之后,他开始写作为其奠定学者地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东西方文化比较学”已然成为热门显学的今天,梁漱溟先生的一些学术观点和见解依然耐人寻味。比如,他认为西方文化是理智文化,由身出发;而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则是理性文化,由心出发。理智着重于外在事功,而理性偏重于内心体验。故西方科学昌盛,而中国玄学发达。他认为中国文化“植基深厚”、“坚卓伟大”,而民族精神见诸儒学者多。他在阐述儒家学说时,说得精辟而透彻:一是“向上心强”,二是“相与情厚”。即仁人之准则,是要在社会里“向上”,在人伦中“相厚”。
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
他还说,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我相信全部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
读梁漱溟先生本人生平和他的著述,会发觉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在探讨和解答中国文化和现实生活的难题。于是,行走毋宁说是一种令人兴奋且幸福的发现之旅、探索之旅、问难求答与解疑释惑之旅。
梁漱溟先生是这样说的:“只有中国人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才没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以中国人大公无私四海为家的精神,就能够稳定世界的和平,就能够为人类谋福利。”此新中国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转变之所趋向。我们固要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而他们不领取中国的长处,世界人类更无从得救。 编辑/书含
安福胡同与其北面的紫禁城一样,始建于明代。它东西走向,与中南海新华门南北相望。
梁漱溟先生的生日适逢九九重阳节,一生放言无忌的梁漱溟先生,生长在一个清朝末年的“民主家庭”。父亲梁济,清末曾任内阁中书,60岁生日前写下《敬告世人书》后投积水潭自尽。
地安门中学就是梁漱溟先生的母校,如今,其原址是五中分校。
语不惊人死不休
班上,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为要好。四位翩翩少年,曾一起在酒楼聚餐,食蟹饮酒。商定从每人身上缺点、短处摘出一字,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醒。梁的一字之名是“傲”,廖的称呼是“惰”,王的大号是“懦”,而姚的命名是“暴”。梁在国文课上,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入俗套。一王姓老师年逾古稀,对其恼恨之余批语道:“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但亦有一范姓老师对他赏识有加,曰:“语不惊人死不休。”
十岁开始即好用思想
梁漱溟先生感叹:“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在读过《三字经》后,便让我读传播世界新知识的《地球韵言》,我大约从十岁开始即好用思想。”
梁漱溟先生回忆:“到十几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为了研究、解答以上这两个问题,梁先生所用的自学资料,不是图书馆诸多名家的皇皇巨著,竟然是社会上热门的维新派报纸。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受用
关于自学,梁先生深有体味:“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受用。所谓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倾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
“约14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
我信任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在梁漱溟先生的旧居遗址前踱步,只见垂柳、碧波、山石、小桥,叠加成画,一片祥和。秋天的阳光如同那成熟的智慧,并不刺人眼目,和煦、熨帖地照在身上,冷暖适中,不卑不亢。正是在这里,父亲梁济于1918年投湖自尽前几天,曾问过只有25岁的儿子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先生回答父亲:“我信任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人们很难想象,猝然失去挚爱的父亲,梁漱溟先生是怎样平复内心伤痛的。就在父亲沉湖一年之后,他开始写作为其奠定学者地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东西方文化比较学”已然成为热门显学的今天,梁漱溟先生的一些学术观点和见解依然耐人寻味。比如,他认为西方文化是理智文化,由身出发;而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则是理性文化,由心出发。理智着重于外在事功,而理性偏重于内心体验。故西方科学昌盛,而中国玄学发达。他认为中国文化“植基深厚”、“坚卓伟大”,而民族精神见诸儒学者多。他在阐述儒家学说时,说得精辟而透彻:一是“向上心强”,二是“相与情厚”。即仁人之准则,是要在社会里“向上”,在人伦中“相厚”。
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
他还说,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我相信全部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
读梁漱溟先生本人生平和他的著述,会发觉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在探讨和解答中国文化和现实生活的难题。于是,行走毋宁说是一种令人兴奋且幸福的发现之旅、探索之旅、问难求答与解疑释惑之旅。
梁漱溟先生是这样说的:“只有中国人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才没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以中国人大公无私四海为家的精神,就能够稳定世界的和平,就能够为人类谋福利。”此新中国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转变之所趋向。我们固要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而他们不领取中国的长处,世界人类更无从得救。 编辑/书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