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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实验方法”是左拉提出的自然主义的主要因素，但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德莱塞，有些文学批评家认为他是现实主义者，有些则说他是自然主义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实验方法”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运用，要比在德莱塞的《嘉莉妹妹》中明显得多。本文证实了存在于《复活》和《嘉莉妹妹》中的“实验方法”；对托尔斯泰和德莱塞的“实验方法”进行了分析；证实了存在于两部作品中的“决定论”。
关键词：实验方法 决定论 观察性的 实验性的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的自然主义者左拉提出了“实验方法”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在文学中用实验，而在实验方法中，对事实的探究即调查，时常随推理而来，因此，最普通的是：实验者总是为了检查或者证明某个试验观念的价值而去做实验。于是，可以说，实验是为了检查的目的而发起的一项观察。观察者只不过单纯考察他眼前的现象，而他的观察应当精确地表达自然。但一旦事实被验证，现象被细加观察之后，观念就随之产生了，而推理则起来干预，实验者就站出来解释现象。
在生活实际中，人们是在相互做着实验而已。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做着推理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可靠的向导，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感觉。倘若要判断别人的行为，并知道使他做出这些行为的动机，事情则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只好根据自己目睹的动作和耳闻的谈话来解释它。于是，我们必须着想他在某种场合下是怎样行事的，总之，我们借助的是实验方法。
关于实验方法，我们还必须提到俄国心理学派的语言学家奥夫夏尼科-库尼可夫斯基（Ovsjaniko-Kulikovskij）的心理方法理论。他的学派把心理因素放在第一位，往往容易忽视艺术创作和社会生活关系。他认为有两种文学家：一种是观察性的，如普希金；另一种是实验性的，如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跟左拉有关，但又不完全一样的理论特点，因为，左拉认为观察与实验是两种有密切关系的过程。库尼可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是从观察性到实验性发展的作家。他首先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了托尔斯泰创作的自传性质，他说：
“一个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忠于经验，那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忆录作家。……托尔斯泰便是这样的作家。……托尔斯泰的创作活动中各种主观性创作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自己本人’的再现，看到与作家自己性格相近、在自我剖析的积极作用之下创造出来的人物的再现，以及对自己家庭成员和自己圈子中人物的描绘。”
他认为托尔斯泰创作道路和思想的转变是观察—实验的转变。但左拉认为，自然主义的小说家既是观察者也是实验者，这样才会写真实的作品，而托尔斯泰则达到了这种真实感。
库尼可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在70年代下半期走上了道德创作和宗教探索的新道路，在这条新的路上，托尔斯泰的艺术创作“由‘观察性的’转化为‘实验性的’……在这以前，托尔斯泰主要是一位艺术家、观察家……”《安娜·卡列宁娜》仍然是一部观察性的作品，但可以说它的某些方面预示着托尔斯泰由观察性的创作向实验性的创作的过渡。但是，托尔斯泰不只是观察者。他的《复活》是转到实验性方面的优秀作品。在分析写作特色时，库尼可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在我们现实主义文学中也不常见的朴实和描绘的真实，并无丝毫的‘杜撰’、‘矫揉造作’。显然，这位青年作家与杜撰、追求强烈的效果，粉饰现实的艺术创作风格是格格不入的，他拥有异常敏锐的生活真实感，具有‘听到’生命富于朝气的声息的才能，具有了解和再现最高细微的心理活动的非凡的洞察力，以及心灵的‘千里眼’。”
《复活》中的实验性很明显。不难看出，作品中的人物见面不是随机的。作家研究他们，然后把他们放在自己需要的情况下，调查他们今后的改变。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研究社会对个人、个人对社会的相互作用。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是为了表达这种过程而存在。托尔斯泰先分析人物的个性，然后使他们在特定的故事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写《复活》，作家和左拉一样长时间准备材料（我们已经说过，这部小说以真实的生活依据）。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作品的结束不属于自然主义，也不属于现实主义。英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威尔斯（H.G.Wells）在1928年为这部作品写的序中，指责《复活》的三部“不真实”。我们也觉得作品的三部的道德主义因素太多了。
我们已经说过，实验是为了检查目的而发起的观察。而《嘉莉妹妹》是使用实验方法的作品中最典型的作品。德莱塞做出简单的研究，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结尾，只有对某个年代生活的分析，并从生活中撷取和合乎逻辑的分类记录，最终完成了整部作品。恩格斯说过，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比如，养儿像父母，这是人们观察到的现象，但这并不能判定二者存在因果联系的必然性。养儿像父母这一现象的因果联系，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出现和发展，人们经过大量的生物实验，证明这是由于生物的 “遗传密码”所决定的。一切生物无论是飞禽走兽、花草树木，还是“万物之灵”的人类，或者目不能及的微生物，无一不含有核酸——生物传种接代的基本物质。每个生物都把各自的遗传密码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就按照这个密码生长发育。所以，子女的性状总是像父母，这是生物遗传的客观必然性。大量的事实证明，实验不仅能够发现纯粹的观察所不能看到的新事实，而且能够用实验中观察到的事实去检验假说和理论的正确性，去发现自然规律，发明新的材料、新的器件，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左拉将实验方法用在文学中，而我们可以在德莱塞的《嘉莉妹妹》中找到答案。
在实验科学中有一个标准，或一个绝对原则，即现象的决定论，这个原则无论在有生命物体或无生命物体的现象中都是绝对的。因此，实验方法使小说家能发挥他思想家般的一切智慧和创造家般的一切天才。他必须观看、了解、发明。一件被观察到的事实，应当为了达到对真理的完全认识而使人对待做的实验以及待写的小说产生观念。接着，等他决定了这项实验的计划之后，他便以这种精神自由的思想来时时批判实验的结果，这个人只接受符合现象决定论的事实。他从怀疑出发，以达到完美的认识。“自然主义小说家着重观察与实验，他们的一切著作都产生于怀疑，他们在怀疑中站在不甚为人们所认识的真理面前，站在还没有被解释过的现象面前，不断地观察与实验，直到一个实验所得的观念突然唤醒他们的天才并促使他们去制定一项实验，以便能分析事实，从而掌握事实”。
对左拉来说，科学进入了小说家的领域，我们目前还只是人的分析者，研究个人的以及社会的行动（这种研究的过程在《复活》很明显）。我们应该像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对无生命物体所作的那样，或者像生理学家对有生命物体所做的那样，对性格、情感、人类以及社会的事实进行分析。而决定论统治着一切，是科学的调查研究，是实验的推理一下又一下地打击着唯理主义的假说，并以观察和实验的小说来代替纯想象的小说。对于人类的一切现象，有着一种绝对的决定论。从这一点出发，调查就成了一种义务。我们既已有了方法，就应当向前迈进，哪怕是毕生的努力只能求得一星半点的真理也在所不惜。当“生物学的真理的局限性极其不可靠”时，我们可以说，“有关人的科学，就其智慧与情感的机理的观点上来说，则是更不可靠，更为局限的。我们刚刚开始牙牙学语，我们是最晚生之辈，但这种情况应该只是一种鞭策，激励我们去作精确的研究，因为我们既已有了工具，即实验的方法，而且目的也已十分明确，即认识现象的决定论，并使我们去掌握这些现象。”。我们用实验指出，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某种激情会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我们一旦能掌握这种激情的机理，我们就能处置它、约束它，或至少使它尽可能的无害。这就是自然主义作品的实用意义和高尚道德。在时代进步之后，在人们掌握了法则之后，我们只要调整个人与环境的关系，就能达到更好的社会形态，就这样我们创立了实用社会学，就这样我们的工作将有助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在《复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决定论的体现：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先前某种原因和几种原因导致的结果，人的行为是可以根据先前的条件、经历来预测的。卡秋莎、聂赫留多夫等人物的行为，是可以用他们的生活来预见的。主人公自身心灵的存活、社会腐败的影响，这两者关系密切、不可分割。社会的循环与生命的循环是同样的：在社会中也有一种联络各不同成员、各不同机构的相互依存的体现，就像在人体中一样，它们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如果一个机构出了毛病，其他许多机构就会受到影响，一种复杂的病症就接连发生了。从这点看，在小说中，当我们对某种严重的、毒害社会的创伤进行实验时，我们的做法就和实验论医生一样，即设法发现原始而简单的决定论，以便以后能抵达行为所遵循的复杂的决定论。我们再假定人们能够治好聂赫留多夫的好色和卡秋莎堕落的生活，或者至少能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能损害他人。
德莱塞一贯支持决定论，最明显的体现是《嘉莉妹妹》。他关注的是一个接着一个发生的系列事件，许多事件构成的联结相互影响将会产生一个必然结果。用一个简明的例子来说：嘉莉生活在大城市是一个已经决定的结果，作家和读者没有怀疑，她的成功将不能够给她带来幸福。
德莱塞认为生活已被决定好了，他相信，人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假定人们掌握了某个个体的全部有关情况，那么他们就可以预先知道他将要发生的变化。然而，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人们通常又在强调个人的责任。法律和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完全基于个体具有自由意志这一观点。大多数犹太—基督教式的宗教派别也都认为个人应该对犯罪行为负责，应该受到惩罚。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坚信决定论的心理学教授会对一个学生这么说：“你必须集中精力努力学习，否则你将会一无所获！”可以从这个最典型的，具有讽刺意义的陈述中看到，以上所揭示的关于人行为和见解的矛盾性，人的理论认识和实际行为存在着偏差。
德莱塞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集体无意识的牺牲品，给予了很多的怜悯和同情。正是被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所包围，他特有的创作激情才被激发出来，使《嘉莉妹妹》的创作冲破了维多利亚时代那种谨小慎微、温文尔雅的风格，开辟了开诚坦白、直言不讳、充满生活激情的写作风格。另外，从自然主义运动对德莱塞冲击的角度，张合珍曾对小说文本中的自然主义作了一些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嘉莉妹妹》是 “一本不同凡响的小说”，它“一扫原先统治着美国文坛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虚伪而严酷的‘高雅传统’的流风余韵，给美国小说带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气象”。“它的问世标志着美国小说跨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
本文在实验方法和决定论两种自然主义的特点的基础上对《嘉莉妹妹》和《复活》两部作品进行了研究。虽然美国和俄国的自然主义学家不支持左拉提出的大部分的原则，不过，《嘉莉妹妹》和《复活》中存在的实验方法和决定论的观点与左拉的一些原则不谋而合，更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因素在作品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托尔斯泰和德莱塞所观察到的一般事实是：一个人好色的品质对他本人，对他的家庭以及对整个社会都会带来害处。他们研究这些事实的构成，并以环境和场合的变化来影响事实。社会生活是决定于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矛盾的发展的，同时也决定于经济的下层基础和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而外在条件和人，因而具有意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雯：《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 倪蕊琴：《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靳怀芳、胡宗锋：《“新女性”的背后——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嘉莉妹妹〉》，《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作者简介：麦妮卡（Melnyk Tetiana），女，1985—，乌克兰人，吉林大学文学院2008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世界文学。
关键词：实验方法 决定论 观察性的 实验性的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的自然主义者左拉提出了“实验方法”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在文学中用实验，而在实验方法中，对事实的探究即调查，时常随推理而来，因此，最普通的是：实验者总是为了检查或者证明某个试验观念的价值而去做实验。于是，可以说，实验是为了检查的目的而发起的一项观察。观察者只不过单纯考察他眼前的现象，而他的观察应当精确地表达自然。但一旦事实被验证，现象被细加观察之后，观念就随之产生了，而推理则起来干预，实验者就站出来解释现象。
在生活实际中，人们是在相互做着实验而已。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做着推理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可靠的向导，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感觉。倘若要判断别人的行为，并知道使他做出这些行为的动机，事情则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只好根据自己目睹的动作和耳闻的谈话来解释它。于是，我们必须着想他在某种场合下是怎样行事的，总之，我们借助的是实验方法。
关于实验方法，我们还必须提到俄国心理学派的语言学家奥夫夏尼科-库尼可夫斯基（Ovsjaniko-Kulikovskij）的心理方法理论。他的学派把心理因素放在第一位，往往容易忽视艺术创作和社会生活关系。他认为有两种文学家：一种是观察性的，如普希金；另一种是实验性的，如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跟左拉有关，但又不完全一样的理论特点，因为，左拉认为观察与实验是两种有密切关系的过程。库尼可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是从观察性到实验性发展的作家。他首先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了托尔斯泰创作的自传性质，他说：
“一个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忠于经验，那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忆录作家。……托尔斯泰便是这样的作家。……托尔斯泰的创作活动中各种主观性创作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自己本人’的再现，看到与作家自己性格相近、在自我剖析的积极作用之下创造出来的人物的再现，以及对自己家庭成员和自己圈子中人物的描绘。”
他认为托尔斯泰创作道路和思想的转变是观察—实验的转变。但左拉认为，自然主义的小说家既是观察者也是实验者，这样才会写真实的作品，而托尔斯泰则达到了这种真实感。
库尼可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在70年代下半期走上了道德创作和宗教探索的新道路，在这条新的路上，托尔斯泰的艺术创作“由‘观察性的’转化为‘实验性的’……在这以前，托尔斯泰主要是一位艺术家、观察家……”《安娜·卡列宁娜》仍然是一部观察性的作品，但可以说它的某些方面预示着托尔斯泰由观察性的创作向实验性的创作的过渡。但是，托尔斯泰不只是观察者。他的《复活》是转到实验性方面的优秀作品。在分析写作特色时，库尼可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在我们现实主义文学中也不常见的朴实和描绘的真实，并无丝毫的‘杜撰’、‘矫揉造作’。显然，这位青年作家与杜撰、追求强烈的效果，粉饰现实的艺术创作风格是格格不入的，他拥有异常敏锐的生活真实感，具有‘听到’生命富于朝气的声息的才能，具有了解和再现最高细微的心理活动的非凡的洞察力，以及心灵的‘千里眼’。”
《复活》中的实验性很明显。不难看出，作品中的人物见面不是随机的。作家研究他们，然后把他们放在自己需要的情况下，调查他们今后的改变。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研究社会对个人、个人对社会的相互作用。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是为了表达这种过程而存在。托尔斯泰先分析人物的个性，然后使他们在特定的故事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写《复活》，作家和左拉一样长时间准备材料（我们已经说过，这部小说以真实的生活依据）。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作品的结束不属于自然主义，也不属于现实主义。英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威尔斯（H.G.Wells）在1928年为这部作品写的序中，指责《复活》的三部“不真实”。我们也觉得作品的三部的道德主义因素太多了。
我们已经说过，实验是为了检查目的而发起的观察。而《嘉莉妹妹》是使用实验方法的作品中最典型的作品。德莱塞做出简单的研究，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结尾，只有对某个年代生活的分析，并从生活中撷取和合乎逻辑的分类记录，最终完成了整部作品。恩格斯说过，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比如，养儿像父母，这是人们观察到的现象，但这并不能判定二者存在因果联系的必然性。养儿像父母这一现象的因果联系，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出现和发展，人们经过大量的生物实验，证明这是由于生物的 “遗传密码”所决定的。一切生物无论是飞禽走兽、花草树木，还是“万物之灵”的人类，或者目不能及的微生物，无一不含有核酸——生物传种接代的基本物质。每个生物都把各自的遗传密码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就按照这个密码生长发育。所以，子女的性状总是像父母，这是生物遗传的客观必然性。大量的事实证明，实验不仅能够发现纯粹的观察所不能看到的新事实，而且能够用实验中观察到的事实去检验假说和理论的正确性，去发现自然规律，发明新的材料、新的器件，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左拉将实验方法用在文学中，而我们可以在德莱塞的《嘉莉妹妹》中找到答案。
在实验科学中有一个标准，或一个绝对原则，即现象的决定论，这个原则无论在有生命物体或无生命物体的现象中都是绝对的。因此，实验方法使小说家能发挥他思想家般的一切智慧和创造家般的一切天才。他必须观看、了解、发明。一件被观察到的事实，应当为了达到对真理的完全认识而使人对待做的实验以及待写的小说产生观念。接着，等他决定了这项实验的计划之后，他便以这种精神自由的思想来时时批判实验的结果，这个人只接受符合现象决定论的事实。他从怀疑出发，以达到完美的认识。“自然主义小说家着重观察与实验，他们的一切著作都产生于怀疑，他们在怀疑中站在不甚为人们所认识的真理面前，站在还没有被解释过的现象面前，不断地观察与实验，直到一个实验所得的观念突然唤醒他们的天才并促使他们去制定一项实验，以便能分析事实，从而掌握事实”。
对左拉来说，科学进入了小说家的领域，我们目前还只是人的分析者，研究个人的以及社会的行动（这种研究的过程在《复活》很明显）。我们应该像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对无生命物体所作的那样，或者像生理学家对有生命物体所做的那样，对性格、情感、人类以及社会的事实进行分析。而决定论统治着一切，是科学的调查研究，是实验的推理一下又一下地打击着唯理主义的假说，并以观察和实验的小说来代替纯想象的小说。对于人类的一切现象，有着一种绝对的决定论。从这一点出发，调查就成了一种义务。我们既已有了方法，就应当向前迈进，哪怕是毕生的努力只能求得一星半点的真理也在所不惜。当“生物学的真理的局限性极其不可靠”时，我们可以说，“有关人的科学，就其智慧与情感的机理的观点上来说，则是更不可靠，更为局限的。我们刚刚开始牙牙学语，我们是最晚生之辈，但这种情况应该只是一种鞭策，激励我们去作精确的研究，因为我们既已有了工具，即实验的方法，而且目的也已十分明确，即认识现象的决定论，并使我们去掌握这些现象。”。我们用实验指出，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某种激情会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我们一旦能掌握这种激情的机理，我们就能处置它、约束它，或至少使它尽可能的无害。这就是自然主义作品的实用意义和高尚道德。在时代进步之后，在人们掌握了法则之后，我们只要调整个人与环境的关系，就能达到更好的社会形态，就这样我们创立了实用社会学，就这样我们的工作将有助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在《复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决定论的体现：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先前某种原因和几种原因导致的结果，人的行为是可以根据先前的条件、经历来预测的。卡秋莎、聂赫留多夫等人物的行为，是可以用他们的生活来预见的。主人公自身心灵的存活、社会腐败的影响，这两者关系密切、不可分割。社会的循环与生命的循环是同样的：在社会中也有一种联络各不同成员、各不同机构的相互依存的体现，就像在人体中一样，它们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如果一个机构出了毛病，其他许多机构就会受到影响，一种复杂的病症就接连发生了。从这点看，在小说中，当我们对某种严重的、毒害社会的创伤进行实验时，我们的做法就和实验论医生一样，即设法发现原始而简单的决定论，以便以后能抵达行为所遵循的复杂的决定论。我们再假定人们能够治好聂赫留多夫的好色和卡秋莎堕落的生活，或者至少能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能损害他人。
德莱塞一贯支持决定论，最明显的体现是《嘉莉妹妹》。他关注的是一个接着一个发生的系列事件，许多事件构成的联结相互影响将会产生一个必然结果。用一个简明的例子来说：嘉莉生活在大城市是一个已经决定的结果，作家和读者没有怀疑，她的成功将不能够给她带来幸福。
德莱塞认为生活已被决定好了，他相信，人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假定人们掌握了某个个体的全部有关情况，那么他们就可以预先知道他将要发生的变化。然而，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人们通常又在强调个人的责任。法律和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完全基于个体具有自由意志这一观点。大多数犹太—基督教式的宗教派别也都认为个人应该对犯罪行为负责，应该受到惩罚。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坚信决定论的心理学教授会对一个学生这么说：“你必须集中精力努力学习，否则你将会一无所获！”可以从这个最典型的，具有讽刺意义的陈述中看到，以上所揭示的关于人行为和见解的矛盾性，人的理论认识和实际行为存在着偏差。
德莱塞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集体无意识的牺牲品，给予了很多的怜悯和同情。正是被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所包围，他特有的创作激情才被激发出来，使《嘉莉妹妹》的创作冲破了维多利亚时代那种谨小慎微、温文尔雅的风格，开辟了开诚坦白、直言不讳、充满生活激情的写作风格。另外，从自然主义运动对德莱塞冲击的角度，张合珍曾对小说文本中的自然主义作了一些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嘉莉妹妹》是 “一本不同凡响的小说”，它“一扫原先统治着美国文坛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虚伪而严酷的‘高雅传统’的流风余韵，给美国小说带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气象”。“它的问世标志着美国小说跨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
本文在实验方法和决定论两种自然主义的特点的基础上对《嘉莉妹妹》和《复活》两部作品进行了研究。虽然美国和俄国的自然主义学家不支持左拉提出的大部分的原则，不过，《嘉莉妹妹》和《复活》中存在的实验方法和决定论的观点与左拉的一些原则不谋而合，更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因素在作品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托尔斯泰和德莱塞所观察到的一般事实是：一个人好色的品质对他本人，对他的家庭以及对整个社会都会带来害处。他们研究这些事实的构成，并以环境和场合的变化来影响事实。社会生活是决定于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矛盾的发展的，同时也决定于经济的下层基础和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而外在条件和人，因而具有意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雯：《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 倪蕊琴：《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靳怀芳、胡宗锋：《“新女性”的背后——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嘉莉妹妹〉》，《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作者简介：麦妮卡（Melnyk Tetiana），女，1985—，乌克兰人，吉林大学文学院2008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