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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一本名为 《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纪世界简史》 的美国畅销书在中国走红。在这本书中，全球化进程按其行为主体的不同，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版 （1492—1800年），这个阶段，是劳动力在推动全球化进程；全球化2.0版 （1800—2000年） 是企业的全球化，工业革命扮演主要角色；全球化3.0版（从2000年至今） 指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沟通无界限，全球融为一个市场，劳动力和产品均可全球共享，国际竞争加剧，地球由此被“铲平”了。
2016年，国内也有一本畅销书问世，书名是 《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这本书从全球化发展格局的地缘变迁提出了新的全球化3.0版本：继以亚欧大陆为载体的“古丝绸之路”带来的全球化1.0时代和以海洋为载体、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2.0时代之后，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的“全球化3.0时代”正在到来。
中外两种关于全球化3.0时代的表述，不约而同地将世界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随着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步伐逐步加快，在世界舞台上的“朋友圈”日益扩大，当下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提升和加强国际沟通和交流对话的能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学好外语呢？
学外语强调“学以致用”，错了吗？
在全球知识经济浪潮之下，外语学习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知识的简单积累和储存，而是更加注重整体外语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须知，在结构主义影响下，我国传统的外语学习，以语言知识为结构，以词汇、语法或是基础语言技能为核心，外语考试则以语言知识点作为考查范围，由此形成了一个封闭机械的外语学习范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中小学英语到大学外语、从公共外语到专业外语，几乎所有的课程大纲或是教学指南都强调语言基本功，外语课程多以综合英语、听力、口语、阅读等形式出现，即便在外语专业“国标”体系中，还是强调语言知识。語言基本功当然是外语学习的基础能力，但外语学习不能止步于此。
在单一的语言工具性价值取向下，语言被作为一种知识对象。机械式的外语学习由此脱离了思想与人文范畴。把语言当作一个自主、封闭的组织结构，割裂了语言与文学、文化与区域国别等知识课程体系的联系，由此形成了全球化时代外语教育的语言“孤岛”。
可以说，这一外语学习的传统范式，其优点是满足了基础层次有限的外语学习需求，同时也便于外语评价和考试选拔。但是，这一范式却忽视了语言的社会应用价值，缺乏开放性和交际性。
另外，一谈到外语学习，很多人会说，学外语的关键是“学以致用”，这也客观说明外语学习本身的使用价值明显。但是，从语言工具主义角度看，外语学习还具有较强的交换价值，人们往往希望“投资”外语学习来获得较好的经济回报和收益。因此，在高考招生时，外语专业或涉外专业受到追捧就不足为奇了。
外语工具主义强调语言教育的标准化和可测量性，伴随着外语评价制度的建立，外语考试、考证、考级和专业资质等外语制度化话语日趋形成，学习者通过获取相关外语证书或涉外文凭等“资本”，即可获得相应的回报和收益。
须知，语言工具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本来，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应当形成互补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工具价值。但现实情况却是，外语学习的使用价值效果不彰，而交换价值则被过度强化和滥用，导致工具价值出现异化和偏离。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更关心的是外语证书或文凭背后的资本溢出效应，容易忽略真正的外语能力与文化素养的提高。因此，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外语证书的交换价值往往会被某些部门和机构误用甚至滥用。
记得国内某航空公司曾在高校举办校园招聘会，要求机务、签派、地勤等岗位的应聘者须持有大学英语六级证书甚至是英文专业八级证书。而有些令人吃惊的是，对于民航飞行员，民航总局提出的要求是通过大学英语四级即可。这一“双重标准”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比如国内某一线城市在对外省市毕业生落户的打分指标体系中，明文规定了英语四、六级成绩均占有不同分值，但对汉语能力和普通话水平却没有任何要求。更有甚者，在一些社交网络论坛上，外语证书居然也成为交友或择偶的必要条件。这些怪象频频出现，让人哭笑不得。原本只是对外语学习效果评价的一纸证书，后来居然被滥用到决定能否就业、定居甚至是交友的重要指标。可以说，当学习外语的目的不是能否熟练使用该语言，而是成为判断个人外语水平以外能力的“一把尺子”，由此足见外语学习的工具价值，已出现了一定的偏离和异化。
“大才难觅，小才拥挤”，高层次外语人才依旧缺乏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以流动性和多样化为主要特征，应该看到，传统的外语学习范式已无法应对这一新变化。走出国门，仅仅依靠语言基本功并不能满足深入交往之需求。但凡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感觉到国外环境的复杂性，认识到提升实际语言能力的必要性。
所以，当下的外语学习应积极借助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创设人机友好的外语学习环境和界面，通过自主学习和有效教学方法，完成外语基本知识和基础能力的学习任务。在打好语言基本功的前提下，我们要将外语学习的重点放在提升语言应用能力上，注重不同层次的多种外语需求，制订个性化的外语能力提升规划。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指的外语能力，不仅指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也包括根据不同社会情境，得体使用跨文化综合能力和知识。
须知，我国虽有80余万外语专业在校生的规模，但是外语人才培养依然是“大才难觅，小才拥挤”，不同国际领域和行业的高层次外语人才严重缺乏。针对这一现象，教育部门和各地高校需要开展人才培养规格和需求的调查工作，根据校本特色和学校定位，调整和改革专业建设方略。
另一方面，步入全球化3.0时代，全球治理不再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独角戏”。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和非洲地区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但这些国家大多是非英语国家，而且和欧美发达国家在文化、社会和历史上差异明显。近年来，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和接触日益增多，但是无论是在政府之间还是民间层面，我们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知之甚少，区域和国别知识储备不足。精通和熟稔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化，由此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语言安全作为全球化3.0时代外语教育政策的重要价值诉求之一，贯穿和体现在不同现实领域之中，是外语教育的战略议题。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将维护和拓展国家安全利益放在首位，提升国家对不同安全领域的冲突管理能力、冲突预防能力，营造语言环境。这里所指的语言安全，并不是指语言本身的安全，而是从语言的使用和应用层面，考察语言如何影响、制约、抑或保证和维护不同领域的安全。
适应城市多语种服务需求，“小语种”前景看好
规划个人外语学习计划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国家战略转型的未来，也要着眼于我们城市国际化的发展愿景。面对日趋频繁的涉外事务，上海对多语种外语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城市外语治理服务水平亟待改善。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语种规划过于单一，从过去“一边倒”的俄语教育到后来“一边倒”的英语教育，造成了外语语种规划和布局的失衡。不可否认将英语作为当前国际通用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但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独尊英语”带来的负面影响。
正是由于我国外语教育资源配置过度单一地倾向于英语教育，致使小语种人才匮乏。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能够讲授的外语语种不到80种，而欧美著名高校，像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动辄可开设100多门课程。所谓“知己知彼”，从国家外语资源储备来看，我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种还未完全覆盖，相关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展起来也显得困难重重。因此，我国的外語教育语种规划，须尽快补上短板。
欧洲有句古话：“入境而不通其文，只能如孩提学话。”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人踏出国门学习深造或是海外旅行，在感受世界文明之精彩、全球知识之浩瀚的同时，更能体会到熟悉和了解不同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提出一个文本理解“视域融合”的概念。简单来说，如果将跨语言和文化沟通和解读视为不同文本的理解过程的话，那么学习外语就不仅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工具主义价值，而是被赋予一种促进不同文化理解和交流的融合性价值。在融合性价值视野中，语言本身既不是知识，也不是专业，人们需要最大限度地依靠语言去认识事物、理解世界、服务社会。外语学习的过程，实质上是跨文化学习和国际理解的体验，它的融合性价值在于促进跨文化沟通，实现不同文明的“视域融合”，促使不同语言文化互学互鉴，会通中外思想，超越文化藩篱，提高对世界不同区域国别的智识水平，构建面向未来的全球知识体系。
当我们在规划个人外语学习计划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国家战略转型的未来，也要着眼于我们城市国际化的发展愿景。去年公示的“上海2040”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彰显出上海打造全球城市的创新气魄和“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面对日趋频繁的涉外事务，上海对多语种外语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城市外语治理服务水平亟待改善。
因此，我们个人在重视英语学习的同时，结合自己专业和兴趣爱好，可以适当考虑学习更多的外语语种，尤其是一些“小语种”，扩展个人的外语资源库，这样有助于形成一个多语互补的外语学习社会，提升整个城市的外语能力。
从“欧风美雨”到中国话语，外语学习迎来新的文化范式
有学者指出：中国将成为未来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和建设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外语学习的文化重心也需要从“单向输入”转向“双向平衡”，改变过去外语学习“欧风美雨”的文化偏向，注重提升本土意识和中国话语传播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外语学习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照搬和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体系，而中国本土话语则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一种“失语”状态。市面上不少外语教材奉行“拿来主义”，一些出版机构未经充分检验就直接引进并采用英美国家用于第二语言情境，而非外语生活环境的英文教材。我们姑且不说其编写理念和使用对象是否恰当，单从其教材的文化导向看，本土意识就明显缺位。我们在外语学习中充分领略到“欧风美雨”和“甜美空气”，满足于“字正腔圆”“鹦鹉学舌”地谈论西方节日和习俗时，有多少人能流利地向外国客人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 有多少人具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 这种能力是当下中国外语学习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全球化3.0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沟通和交往，应该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双向互动基础上，曲意逢迎或是盲目崇外都不是外语学习的成功之道。美国语言学家克莱尔·克拉姆契认为，外语学习者通过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有助于其提升文化“移情”能力，走向一种既不同于母语文化，又区别于外国语言文化的“第三种位置”，从而达到一种比较和互鉴的“超文化”新境界。这应当成为我们外语学习新的文化范式。
2016年，国内也有一本畅销书问世，书名是 《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这本书从全球化发展格局的地缘变迁提出了新的全球化3.0版本：继以亚欧大陆为载体的“古丝绸之路”带来的全球化1.0时代和以海洋为载体、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2.0时代之后，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的“全球化3.0时代”正在到来。
中外两种关于全球化3.0时代的表述，不约而同地将世界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随着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步伐逐步加快，在世界舞台上的“朋友圈”日益扩大，当下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提升和加强国际沟通和交流对话的能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学好外语呢？
学外语强调“学以致用”，错了吗？
在全球知识经济浪潮之下，外语学习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知识的简单积累和储存，而是更加注重整体外语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须知，在结构主义影响下，我国传统的外语学习，以语言知识为结构，以词汇、语法或是基础语言技能为核心，外语考试则以语言知识点作为考查范围，由此形成了一个封闭机械的外语学习范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中小学英语到大学外语、从公共外语到专业外语，几乎所有的课程大纲或是教学指南都强调语言基本功，外语课程多以综合英语、听力、口语、阅读等形式出现，即便在外语专业“国标”体系中，还是强调语言知识。語言基本功当然是外语学习的基础能力，但外语学习不能止步于此。
在单一的语言工具性价值取向下，语言被作为一种知识对象。机械式的外语学习由此脱离了思想与人文范畴。把语言当作一个自主、封闭的组织结构，割裂了语言与文学、文化与区域国别等知识课程体系的联系，由此形成了全球化时代外语教育的语言“孤岛”。
可以说，这一外语学习的传统范式，其优点是满足了基础层次有限的外语学习需求，同时也便于外语评价和考试选拔。但是，这一范式却忽视了语言的社会应用价值，缺乏开放性和交际性。
另外，一谈到外语学习，很多人会说，学外语的关键是“学以致用”，这也客观说明外语学习本身的使用价值明显。但是，从语言工具主义角度看，外语学习还具有较强的交换价值，人们往往希望“投资”外语学习来获得较好的经济回报和收益。因此，在高考招生时，外语专业或涉外专业受到追捧就不足为奇了。
外语工具主义强调语言教育的标准化和可测量性，伴随着外语评价制度的建立，外语考试、考证、考级和专业资质等外语制度化话语日趋形成，学习者通过获取相关外语证书或涉外文凭等“资本”，即可获得相应的回报和收益。
须知，语言工具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本来，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应当形成互补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工具价值。但现实情况却是，外语学习的使用价值效果不彰，而交换价值则被过度强化和滥用，导致工具价值出现异化和偏离。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更关心的是外语证书或文凭背后的资本溢出效应，容易忽略真正的外语能力与文化素养的提高。因此，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外语证书的交换价值往往会被某些部门和机构误用甚至滥用。
记得国内某航空公司曾在高校举办校园招聘会，要求机务、签派、地勤等岗位的应聘者须持有大学英语六级证书甚至是英文专业八级证书。而有些令人吃惊的是，对于民航飞行员，民航总局提出的要求是通过大学英语四级即可。这一“双重标准”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比如国内某一线城市在对外省市毕业生落户的打分指标体系中，明文规定了英语四、六级成绩均占有不同分值，但对汉语能力和普通话水平却没有任何要求。更有甚者，在一些社交网络论坛上，外语证书居然也成为交友或择偶的必要条件。这些怪象频频出现，让人哭笑不得。原本只是对外语学习效果评价的一纸证书，后来居然被滥用到决定能否就业、定居甚至是交友的重要指标。可以说，当学习外语的目的不是能否熟练使用该语言，而是成为判断个人外语水平以外能力的“一把尺子”，由此足见外语学习的工具价值，已出现了一定的偏离和异化。
“大才难觅，小才拥挤”，高层次外语人才依旧缺乏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以流动性和多样化为主要特征，应该看到，传统的外语学习范式已无法应对这一新变化。走出国门，仅仅依靠语言基本功并不能满足深入交往之需求。但凡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感觉到国外环境的复杂性，认识到提升实际语言能力的必要性。
所以，当下的外语学习应积极借助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创设人机友好的外语学习环境和界面，通过自主学习和有效教学方法，完成外语基本知识和基础能力的学习任务。在打好语言基本功的前提下，我们要将外语学习的重点放在提升语言应用能力上，注重不同层次的多种外语需求，制订个性化的外语能力提升规划。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指的外语能力，不仅指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也包括根据不同社会情境，得体使用跨文化综合能力和知识。
须知，我国虽有80余万外语专业在校生的规模，但是外语人才培养依然是“大才难觅，小才拥挤”，不同国际领域和行业的高层次外语人才严重缺乏。针对这一现象，教育部门和各地高校需要开展人才培养规格和需求的调查工作，根据校本特色和学校定位，调整和改革专业建设方略。
另一方面，步入全球化3.0时代，全球治理不再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独角戏”。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和非洲地区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但这些国家大多是非英语国家，而且和欧美发达国家在文化、社会和历史上差异明显。近年来，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和接触日益增多，但是无论是在政府之间还是民间层面，我们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知之甚少，区域和国别知识储备不足。精通和熟稔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化，由此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语言安全作为全球化3.0时代外语教育政策的重要价值诉求之一，贯穿和体现在不同现实领域之中，是外语教育的战略议题。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将维护和拓展国家安全利益放在首位，提升国家对不同安全领域的冲突管理能力、冲突预防能力，营造语言环境。这里所指的语言安全，并不是指语言本身的安全，而是从语言的使用和应用层面，考察语言如何影响、制约、抑或保证和维护不同领域的安全。
适应城市多语种服务需求，“小语种”前景看好
规划个人外语学习计划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国家战略转型的未来，也要着眼于我们城市国际化的发展愿景。面对日趋频繁的涉外事务，上海对多语种外语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城市外语治理服务水平亟待改善。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语种规划过于单一，从过去“一边倒”的俄语教育到后来“一边倒”的英语教育，造成了外语语种规划和布局的失衡。不可否认将英语作为当前国际通用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但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独尊英语”带来的负面影响。
正是由于我国外语教育资源配置过度单一地倾向于英语教育，致使小语种人才匮乏。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能够讲授的外语语种不到80种，而欧美著名高校，像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动辄可开设100多门课程。所谓“知己知彼”，从国家外语资源储备来看，我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种还未完全覆盖，相关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展起来也显得困难重重。因此，我国的外語教育语种规划，须尽快补上短板。
欧洲有句古话：“入境而不通其文，只能如孩提学话。”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人踏出国门学习深造或是海外旅行，在感受世界文明之精彩、全球知识之浩瀚的同时，更能体会到熟悉和了解不同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提出一个文本理解“视域融合”的概念。简单来说，如果将跨语言和文化沟通和解读视为不同文本的理解过程的话，那么学习外语就不仅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工具主义价值，而是被赋予一种促进不同文化理解和交流的融合性价值。在融合性价值视野中，语言本身既不是知识，也不是专业，人们需要最大限度地依靠语言去认识事物、理解世界、服务社会。外语学习的过程，实质上是跨文化学习和国际理解的体验，它的融合性价值在于促进跨文化沟通，实现不同文明的“视域融合”，促使不同语言文化互学互鉴，会通中外思想，超越文化藩篱，提高对世界不同区域国别的智识水平，构建面向未来的全球知识体系。
当我们在规划个人外语学习计划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国家战略转型的未来，也要着眼于我们城市国际化的发展愿景。去年公示的“上海2040”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彰显出上海打造全球城市的创新气魄和“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面对日趋频繁的涉外事务，上海对多语种外语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城市外语治理服务水平亟待改善。
因此，我们个人在重视英语学习的同时，结合自己专业和兴趣爱好，可以适当考虑学习更多的外语语种，尤其是一些“小语种”，扩展个人的外语资源库，这样有助于形成一个多语互补的外语学习社会，提升整个城市的外语能力。
从“欧风美雨”到中国话语，外语学习迎来新的文化范式
有学者指出：中国将成为未来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和建设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外语学习的文化重心也需要从“单向输入”转向“双向平衡”，改变过去外语学习“欧风美雨”的文化偏向，注重提升本土意识和中国话语传播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外语学习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照搬和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体系，而中国本土话语则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一种“失语”状态。市面上不少外语教材奉行“拿来主义”，一些出版机构未经充分检验就直接引进并采用英美国家用于第二语言情境，而非外语生活环境的英文教材。我们姑且不说其编写理念和使用对象是否恰当，单从其教材的文化导向看，本土意识就明显缺位。我们在外语学习中充分领略到“欧风美雨”和“甜美空气”，满足于“字正腔圆”“鹦鹉学舌”地谈论西方节日和习俗时，有多少人能流利地向外国客人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 有多少人具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 这种能力是当下中国外语学习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全球化3.0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沟通和交往，应该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双向互动基础上，曲意逢迎或是盲目崇外都不是外语学习的成功之道。美国语言学家克莱尔·克拉姆契认为，外语学习者通过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有助于其提升文化“移情”能力，走向一种既不同于母语文化，又区别于外国语言文化的“第三种位置”，从而达到一种比较和互鉴的“超文化”新境界。这应当成为我们外语学习新的文化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