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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杨振富 潘 勋
编者按
《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作者汤马斯·佛里曼ThomAs L．Friedman，2005年英国FT／高蛊财经书大奖得主。台湾雅言出版。译者杨振富、潘勋。比尔·盖茨推荐说，这是一本所有决策者、企业员工都必须读的书。本书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只要有宽频，只要有雄心，不管你身处何地，都不会被边缘化。竞争的立足点变平等了，小虾米可以和大鲸鱼平起平坐了。因为“世界是平的”了，造成以前不平等的那些因素已经被“十大推土机”抹干。本刊选摘“十大推土机”之一，以飨读者。作者心目中的其他推土机是：1995年8月9日；网景上市；工作软流体；开放源代码；外包；岸外生产；供应链；资讯搜寻和轻科技“类固醇”。
我第一次看到柏林围墙，墙已经被打出一个洞了。
那是1 99i年12月，我们采访团随国务卿贝克到德国。柏林围墙已经在前一年，也就是1989年1)月9日倒下。没错，一一九，玄之又玄的巧合。围墙虽然已经满目疮痍，依然像一道丑陋的疤痕划过柏林。贝克是第一次造访这个苏共残迹。我就站在他旁边，附近还有一群记者。贝克在回忆录《外交政治学》中写道：“那天起雾，云层很低，我穿着雨衣，感觉好像间谍大师勒卡雷笔下的角色。我从靠近国会大厦的墙缝往里觑，我看到高解析的单调的东柏林市容，我了解到，东德的寻常百姓一直在以和平且坚毅的方式，自己的事情自己来。这是他们的革命。”等贝克觑完往前移，我们记者才轮流去觑同一个缝。我带回围墙的几块碎片给我两个女儿。还记得，当时就感到这面墙好不自然。真是怪诞，一道水泥墙蜿蜒穿过一座现代城市，只为了阻止墙内人享有自由，窥一窥也不行。
柏林围墙在1989年的“一一九”倒塌，释出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权力平衡，实际的影响却不止于此，它使世界朝向民主、共识、自由市场导向的治理方式倾斜，渐离威权和计划经济。“冷战”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经济体制间的斗争。柏林围墙倒塌后只剩下一种，每个人都必须去适应。此后，愈来愈多的经济体是由下而上管理，取决于人民的利益、要求和渴望，而非由上而下，凭一小撮统治集团的利益摆布。仅仅不到两年，昔日可以作为靠山，在亚、非、中东、拉美扶植专制政权的苏帝已经灰飞烟灭。如果你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也没在进行民主化，如果你继续坚持高度管理或中央计划式的经济，你会被视为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某些人，尤其是老一辈，并不欢迎这种转变。资本主义让人民享受不平等的富裕，社会主义则辛苦拮据但安全，工作、房子、教育、退休金虽然寒酸，但都有保障，已经习惯的人对柏林围墙倒塌感到很不安。不过对很多人而言，“一一九”却代表脱离牢笼，获得自由。以此，“一一九”冲击到柏林以外许多地方，是抹平世界的一大事件。
的确，要了解“一一九”无远弗届的抹平力，最好与德俄以外的人士讨论。柏林围墙倒塌时，达斯(Tarun Das)正好是印度产业协会主席，他就感受到震波传到印度。他回忆说：“以前印度有大量的规章管制和官样文章。英国殖民统治刚结束时，尼赫鲁初掌权，面对一个尚待治理的庞大国家，却缺乏经验。当时美国正忙着处理欧洲、日本、马歇尔计划，尼赫鲁只能北望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派一组经济学家去莫斯科。那些人回来说苏联真了不起，政府分配资源、核发执照，一个计划委员会决定一切，国家就能运作。结果我们就采取了那个模式，却忘了我们还有私营企业，从此私营企业就被压在规章的高墙下。到了1991年，私营企业还在，却被绑手绑脚。它们不受信任，因为赚钱1从1947年到1991年，整个基础建设都属政府所有。国家都要被国有事业的沉重负担搞破产了。我们没能力偿债，没有民族自信心。没错，跟巴基斯坦打仗是赢了几场，却不够建立国家自信。”
1991年，印度已快花完强势货币，当时的财政部长辛格(现任总理)决定，经济一定要对外开放，一定要解除管制并进行私有化。达斯说：“我们的柏林围墙倒塌了。就好像纵虎出柙，贸易管制取消了。以前我们的经济成长永远是3％，所谓的印度成长率永远是缓慢谨慎又保守。想赚更多就必须去美国。谁知道改革之后才3年，成长串已经变成了，％。贫穷，一边凉快去!现在你可以留在印度就晋身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过去，行之多年的社会主义和政府控制把我们拖到谷底，外汇储备只剩10亿美元。今天，我们已经有了1180亿美元。仅仅10年，我们从缺乏自信，变成野心勃勃。”
柏林围墙倒塌并不只是出力压扁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制度，释放了印度、巴西、中国、前苏联等千千万万人民的庞大能量，还让我们开始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没有界线的整体。因为柏林围墙阻碍的不仅是路，还有视野，阻碍我们去把世界想象成是一个单一市场、单一的生态系统、单一的社群。1989年之前，你可以有一个东方政策或西方政策，却很难想象有一个全球性的政策。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对我说：“柏林围墙不仅仅是把人关在东德的象征，它也妨碍我们以一种全球性的眼光看未来。围墙还在的时候，我们无法把世界想象成一体。沈恩还说，梵文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讲一只青蛙生在井里，一辈子就活在井里。他说：井底之蛙的世界观就是那口井。在围墙没倒时，世界上很多人都是井底之蛙。围墙一倒，井底之蛙好像突然可以和全世界好多井的并底之蛙沟通了。如果我要庆祝围墙倒塌，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大部分的知识都是向边界之外的其他人学习来的。”
的确，“一一九”之后，世界变得更好，因为每一波的自由风潮都会刺激下一波，过程本身就有跨越不同社会的抹平效果，拉拔弱势，抑制既得利益。沈恩试单一例：“女权运动不只提升女性的识字率，也降低生育率及儿童死亡率，增加女性就业机会，这些会影响政治对话，给女性更多机会在政府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最后，柏林围墙倒塌不仅打开了取用别国人才库的途径，还导向共同标准的采用：经济报告如何写。简单说，就是共同标准是可以创造出一个更平坦的竞赛场的。换一种说法，就是最佳做法从此可以自由运行。墙倒后，一旦某种经济或科技标准出现，并且证明效果良好，就会以更快的速度获得广泛采用。在欧洲，围墙的消失也打开了欧洲整合的大道，欧盟由15国扩张到25国。再加上欧元成为共同货币，原先铁幕分割的地区就变成一个单一经济体。
尽管围墙倒塌后的正面效应立即涌现，墙倒的原因却不是那么明确。“一一九”没有单一原因。某种程度是苏联本身的根基已经蛀蚀严重，因为内部矛盾和缺乏效率而国力日衰——某种程度是里根政府在欧洲加强驻军，逼得克里姆林宫拼军力拼到破产——某 种程度是戈尔巴乔夫运气不好的改革，明明已无法改革，苏联政权只能告终。不过我还是要挑明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资讯革命。极权制度仰赖的是资讯和武力的垄断，拜传真、电话等现代沟通工具之赐，太多资讯开始渗进铁幕。
大量的IBM个人电脑和赋予PC生命的视窗操作系统，大约就是在围墙倒时出现的。横向沟通大幅改善。资讯科技还助长了个人资讯搜集，助长了个人的力量。资讯革命的每一个元素背后都各有一段演化历程：电话是从长距离通话的欲望演化而来。以电话系统传送书写，就演化成传真。PC是因为试算表和文字处理等最初的“杀手应用”而获得普及(译者按：Killer app指某种应用程序极畅销，等于市场杀手)。把上述一切都变得更适合大众，程式也更好写，这种需求就演化出视窗。
第一台IBM个人电脑在1981年问市。同时，许多电脑专家已经开始用所谓的网络和电子邮件。第一版视窗在1985年出货，真正让PC变得好用的3．0版则是在1990年5月22日上市，距离围墙倒塌只有6个月。同时非专家也发现，买Pc加数据机，就可以把Pc和电话连线，透过CompuServe和AOL之类的网络供应商传送电子邮件。
微软科技长孟迪(craig J.Mundie认为：“连接全球电话网络系统的Pc、传真、视窗系统、拨号数据机的日益普及，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全球资讯革命肇始的基本平台。”关键在于这些设备必须能全部融合成一个单一且互通的操作系统。孟迪指出，只要有了一个粗略的标准平台，例如pc，再为文字处理器和试算表添加一个标准化的图像界面，像视窗，再加上一个标准化的通讯工具，像拨号数据机和全球电话系统，理想就会实现。一旦有了这个基本平台，“杀手应用”就无往不利了。
孟迪指出：“大家发现，用电脑做事真的很棒，真的改善了生产力。这些工具都相当有魅力，吸引很多人跑去买一台装有视窗的PC放在桌上，使新平台更普及，更深入企业的电算系统。大家都说，哇，很好用，应该多加利用。”
孟迪还表示，视窗愈普及，成为主要的操作系统，“就会有愈多的程序员为企业界撰写应用程序，让电脑做更多新鲜而且不同的工作，更进一步提升产能。全世界后来有数以千万的人都变成程序设计者，使PC可以用大家各自的语言做自己希望电脑做的事。windows后来被译成38种语言版本。很多人都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使用。”
这真是一件新鲜又令人兴奋的事。不过不该忘了，一开始的PC视窗数据机平台是限制很多的。孟迪指出：“这个平台受到太多结构的限制，因为缺少基础结构。”今天我们熟悉的互联网络，也就是透过神奇的传输规范，将每一个人和每件事连在一起，当时还没出现。在那个时代，网络对档案和电子邮件的交换，只有非常基本的规范。只有在电脑上采用同一种操作系统和软件的人，才能透过电子邮件和档案传输，交换资料。过程很复杂，只有电脑菁英才不厌其烦。你不可能只坐下来，就能把一封电子邮件或档案轻松传给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是无法传到公司以外，就是无法传到你的网络供应商的系统外，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当时AOL的使用者虽然可以和CompuServe的使用者连络，过程却不简单也不可靠。因此孟迪表示，一部电脑中可能存了大量的资料和发明，却没有简单及适当的互通方式，可以彼此分享或修改。有人可以设计新应用程序，让好几个系统相互合作，但一般来说，只限于公司内部网络中一些PC之间的资料交换。
从“一一九”到1990年代中期，尽管网络依然有限，但个人的力量还是有了长足的增长。这是一个“我可以做更多”的时代，因为“我和电脑可以对话得更好也更快”，也是一个“公司的生产力更好”的时代，因为“我和电脑可以与朋友同事对话得更好也更快”。围墙已经倒塌，视窗已经开启，世界变平多了。然而，全球通讯无障碍的时代还没来临。
但我们没注意到，美好新时代是有杂音的。和前苏联人民一起庆祝围墙倒塌，并自认居功的，不仅有欧美，还有其他人。他举杯庆祝喝的不是香槟，而是浓浓的土耳其咖啡。这人名叫本·拉登，而且他的说法完全不同。他的观点是，打倒苏帝的是阿富汗的“圣战士”，他自己正是一员。是“圣战士”把红军自阿富汗击退(美国和巴基斯坦军队也帮了一把)。苏联在1989年2月15日完全撤出阿富汗，柏林围墙9个月之后就倒塌。一旦任务完成，本·拉登举目四顾，却发现另一个超强美国竟然在祖国还有驻军，在伊斯兰两大圣城所在的沙特阿拉伯。他很不爽。
因此，当我们在围墙上手舞足蹈，打开视窗，宣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外再没别种意识形态存在时，本·拉登已经把枪瞄准了美国。他和里根总统都视苏联为邪恶帝国，但他认为美国也一样邪恶。除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他还有另一个选项，也就是政治伊斯兰。苏联解体他并不觉得沮丧，反而勇气倍增。更宽阔的竞赛场他并不心旷神怡，反而觉得讨厌，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有人认为是里根的军备竞赛拖垮苏联，推倒柏林围墙。还有人认为推倒柏林围墙的是IBM、贾伯斯、比尔·盖茨，是他们增强了个人的力量，让人人可以“下载”未来。不过就在世界的另一端，在伊斯兰的土地，很多人认为击垮苏联推倒围墙的，是本·拉登及其党羽的宗教热诚，受到启发的有数百万信徒，他们都想把过去“上载”到网上。
总而言之，就在我们庆祝“一一九”之际，另一个大日子“九一一”的种子正好播下。这是后话。现在，推土机继续运作。
编者按
《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作者汤马斯·佛里曼ThomAs L．Friedman，2005年英国FT／高蛊财经书大奖得主。台湾雅言出版。译者杨振富、潘勋。比尔·盖茨推荐说，这是一本所有决策者、企业员工都必须读的书。本书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只要有宽频，只要有雄心，不管你身处何地，都不会被边缘化。竞争的立足点变平等了，小虾米可以和大鲸鱼平起平坐了。因为“世界是平的”了，造成以前不平等的那些因素已经被“十大推土机”抹干。本刊选摘“十大推土机”之一，以飨读者。作者心目中的其他推土机是：1995年8月9日；网景上市；工作软流体；开放源代码；外包；岸外生产；供应链；资讯搜寻和轻科技“类固醇”。
我第一次看到柏林围墙，墙已经被打出一个洞了。
那是1 99i年12月，我们采访团随国务卿贝克到德国。柏林围墙已经在前一年，也就是1989年1)月9日倒下。没错，一一九，玄之又玄的巧合。围墙虽然已经满目疮痍，依然像一道丑陋的疤痕划过柏林。贝克是第一次造访这个苏共残迹。我就站在他旁边，附近还有一群记者。贝克在回忆录《外交政治学》中写道：“那天起雾，云层很低，我穿着雨衣，感觉好像间谍大师勒卡雷笔下的角色。我从靠近国会大厦的墙缝往里觑，我看到高解析的单调的东柏林市容，我了解到，东德的寻常百姓一直在以和平且坚毅的方式，自己的事情自己来。这是他们的革命。”等贝克觑完往前移，我们记者才轮流去觑同一个缝。我带回围墙的几块碎片给我两个女儿。还记得，当时就感到这面墙好不自然。真是怪诞，一道水泥墙蜿蜒穿过一座现代城市，只为了阻止墙内人享有自由，窥一窥也不行。
柏林围墙在1989年的“一一九”倒塌，释出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权力平衡，实际的影响却不止于此，它使世界朝向民主、共识、自由市场导向的治理方式倾斜，渐离威权和计划经济。“冷战”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经济体制间的斗争。柏林围墙倒塌后只剩下一种，每个人都必须去适应。此后，愈来愈多的经济体是由下而上管理，取决于人民的利益、要求和渴望，而非由上而下，凭一小撮统治集团的利益摆布。仅仅不到两年，昔日可以作为靠山，在亚、非、中东、拉美扶植专制政权的苏帝已经灰飞烟灭。如果你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也没在进行民主化，如果你继续坚持高度管理或中央计划式的经济，你会被视为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某些人，尤其是老一辈，并不欢迎这种转变。资本主义让人民享受不平等的富裕，社会主义则辛苦拮据但安全，工作、房子、教育、退休金虽然寒酸，但都有保障，已经习惯的人对柏林围墙倒塌感到很不安。不过对很多人而言，“一一九”却代表脱离牢笼，获得自由。以此，“一一九”冲击到柏林以外许多地方，是抹平世界的一大事件。
的确，要了解“一一九”无远弗届的抹平力，最好与德俄以外的人士讨论。柏林围墙倒塌时，达斯(Tarun Das)正好是印度产业协会主席，他就感受到震波传到印度。他回忆说：“以前印度有大量的规章管制和官样文章。英国殖民统治刚结束时，尼赫鲁初掌权，面对一个尚待治理的庞大国家，却缺乏经验。当时美国正忙着处理欧洲、日本、马歇尔计划，尼赫鲁只能北望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派一组经济学家去莫斯科。那些人回来说苏联真了不起，政府分配资源、核发执照，一个计划委员会决定一切，国家就能运作。结果我们就采取了那个模式，却忘了我们还有私营企业，从此私营企业就被压在规章的高墙下。到了1991年，私营企业还在，却被绑手绑脚。它们不受信任，因为赚钱1从1947年到1991年，整个基础建设都属政府所有。国家都要被国有事业的沉重负担搞破产了。我们没能力偿债，没有民族自信心。没错，跟巴基斯坦打仗是赢了几场，却不够建立国家自信。”
1991年，印度已快花完强势货币，当时的财政部长辛格(现任总理)决定，经济一定要对外开放，一定要解除管制并进行私有化。达斯说：“我们的柏林围墙倒塌了。就好像纵虎出柙，贸易管制取消了。以前我们的经济成长永远是3％，所谓的印度成长率永远是缓慢谨慎又保守。想赚更多就必须去美国。谁知道改革之后才3年，成长串已经变成了，％。贫穷，一边凉快去!现在你可以留在印度就晋身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过去，行之多年的社会主义和政府控制把我们拖到谷底，外汇储备只剩10亿美元。今天，我们已经有了1180亿美元。仅仅10年，我们从缺乏自信，变成野心勃勃。”
柏林围墙倒塌并不只是出力压扁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制度，释放了印度、巴西、中国、前苏联等千千万万人民的庞大能量，还让我们开始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没有界线的整体。因为柏林围墙阻碍的不仅是路，还有视野，阻碍我们去把世界想象成是一个单一市场、单一的生态系统、单一的社群。1989年之前，你可以有一个东方政策或西方政策，却很难想象有一个全球性的政策。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对我说：“柏林围墙不仅仅是把人关在东德的象征，它也妨碍我们以一种全球性的眼光看未来。围墙还在的时候，我们无法把世界想象成一体。沈恩还说，梵文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讲一只青蛙生在井里，一辈子就活在井里。他说：井底之蛙的世界观就是那口井。在围墙没倒时，世界上很多人都是井底之蛙。围墙一倒，井底之蛙好像突然可以和全世界好多井的并底之蛙沟通了。如果我要庆祝围墙倒塌，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大部分的知识都是向边界之外的其他人学习来的。”
的确，“一一九”之后，世界变得更好，因为每一波的自由风潮都会刺激下一波，过程本身就有跨越不同社会的抹平效果，拉拔弱势，抑制既得利益。沈恩试单一例：“女权运动不只提升女性的识字率，也降低生育率及儿童死亡率，增加女性就业机会，这些会影响政治对话，给女性更多机会在政府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最后，柏林围墙倒塌不仅打开了取用别国人才库的途径，还导向共同标准的采用：经济报告如何写。简单说，就是共同标准是可以创造出一个更平坦的竞赛场的。换一种说法，就是最佳做法从此可以自由运行。墙倒后，一旦某种经济或科技标准出现，并且证明效果良好，就会以更快的速度获得广泛采用。在欧洲，围墙的消失也打开了欧洲整合的大道，欧盟由15国扩张到25国。再加上欧元成为共同货币，原先铁幕分割的地区就变成一个单一经济体。
尽管围墙倒塌后的正面效应立即涌现，墙倒的原因却不是那么明确。“一一九”没有单一原因。某种程度是苏联本身的根基已经蛀蚀严重，因为内部矛盾和缺乏效率而国力日衰——某种程度是里根政府在欧洲加强驻军，逼得克里姆林宫拼军力拼到破产——某 种程度是戈尔巴乔夫运气不好的改革，明明已无法改革，苏联政权只能告终。不过我还是要挑明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资讯革命。极权制度仰赖的是资讯和武力的垄断，拜传真、电话等现代沟通工具之赐，太多资讯开始渗进铁幕。
大量的IBM个人电脑和赋予PC生命的视窗操作系统，大约就是在围墙倒时出现的。横向沟通大幅改善。资讯科技还助长了个人资讯搜集，助长了个人的力量。资讯革命的每一个元素背后都各有一段演化历程：电话是从长距离通话的欲望演化而来。以电话系统传送书写，就演化成传真。PC是因为试算表和文字处理等最初的“杀手应用”而获得普及(译者按：Killer app指某种应用程序极畅销，等于市场杀手)。把上述一切都变得更适合大众，程式也更好写，这种需求就演化出视窗。
第一台IBM个人电脑在1981年问市。同时，许多电脑专家已经开始用所谓的网络和电子邮件。第一版视窗在1985年出货，真正让PC变得好用的3．0版则是在1990年5月22日上市，距离围墙倒塌只有6个月。同时非专家也发现，买Pc加数据机，就可以把Pc和电话连线，透过CompuServe和AOL之类的网络供应商传送电子邮件。
微软科技长孟迪(craig J.Mundie认为：“连接全球电话网络系统的Pc、传真、视窗系统、拨号数据机的日益普及，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全球资讯革命肇始的基本平台。”关键在于这些设备必须能全部融合成一个单一且互通的操作系统。孟迪指出，只要有了一个粗略的标准平台，例如pc，再为文字处理器和试算表添加一个标准化的图像界面，像视窗，再加上一个标准化的通讯工具，像拨号数据机和全球电话系统，理想就会实现。一旦有了这个基本平台，“杀手应用”就无往不利了。
孟迪指出：“大家发现，用电脑做事真的很棒，真的改善了生产力。这些工具都相当有魅力，吸引很多人跑去买一台装有视窗的PC放在桌上，使新平台更普及，更深入企业的电算系统。大家都说，哇，很好用，应该多加利用。”
孟迪还表示，视窗愈普及，成为主要的操作系统，“就会有愈多的程序员为企业界撰写应用程序，让电脑做更多新鲜而且不同的工作，更进一步提升产能。全世界后来有数以千万的人都变成程序设计者，使PC可以用大家各自的语言做自己希望电脑做的事。windows后来被译成38种语言版本。很多人都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使用。”
这真是一件新鲜又令人兴奋的事。不过不该忘了，一开始的PC视窗数据机平台是限制很多的。孟迪指出：“这个平台受到太多结构的限制，因为缺少基础结构。”今天我们熟悉的互联网络，也就是透过神奇的传输规范，将每一个人和每件事连在一起，当时还没出现。在那个时代，网络对档案和电子邮件的交换，只有非常基本的规范。只有在电脑上采用同一种操作系统和软件的人，才能透过电子邮件和档案传输，交换资料。过程很复杂，只有电脑菁英才不厌其烦。你不可能只坐下来，就能把一封电子邮件或档案轻松传给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是无法传到公司以外，就是无法传到你的网络供应商的系统外，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当时AOL的使用者虽然可以和CompuServe的使用者连络，过程却不简单也不可靠。因此孟迪表示，一部电脑中可能存了大量的资料和发明，却没有简单及适当的互通方式，可以彼此分享或修改。有人可以设计新应用程序，让好几个系统相互合作，但一般来说，只限于公司内部网络中一些PC之间的资料交换。
从“一一九”到1990年代中期，尽管网络依然有限，但个人的力量还是有了长足的增长。这是一个“我可以做更多”的时代，因为“我和电脑可以对话得更好也更快”，也是一个“公司的生产力更好”的时代，因为“我和电脑可以与朋友同事对话得更好也更快”。围墙已经倒塌，视窗已经开启，世界变平多了。然而，全球通讯无障碍的时代还没来临。
但我们没注意到，美好新时代是有杂音的。和前苏联人民一起庆祝围墙倒塌，并自认居功的，不仅有欧美，还有其他人。他举杯庆祝喝的不是香槟，而是浓浓的土耳其咖啡。这人名叫本·拉登，而且他的说法完全不同。他的观点是，打倒苏帝的是阿富汗的“圣战士”，他自己正是一员。是“圣战士”把红军自阿富汗击退(美国和巴基斯坦军队也帮了一把)。苏联在1989年2月15日完全撤出阿富汗，柏林围墙9个月之后就倒塌。一旦任务完成，本·拉登举目四顾，却发现另一个超强美国竟然在祖国还有驻军，在伊斯兰两大圣城所在的沙特阿拉伯。他很不爽。
因此，当我们在围墙上手舞足蹈，打开视窗，宣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外再没别种意识形态存在时，本·拉登已经把枪瞄准了美国。他和里根总统都视苏联为邪恶帝国，但他认为美国也一样邪恶。除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他还有另一个选项，也就是政治伊斯兰。苏联解体他并不觉得沮丧，反而勇气倍增。更宽阔的竞赛场他并不心旷神怡，反而觉得讨厌，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有人认为是里根的军备竞赛拖垮苏联，推倒柏林围墙。还有人认为推倒柏林围墙的是IBM、贾伯斯、比尔·盖茨，是他们增强了个人的力量，让人人可以“下载”未来。不过就在世界的另一端，在伊斯兰的土地，很多人认为击垮苏联推倒围墙的，是本·拉登及其党羽的宗教热诚，受到启发的有数百万信徒，他们都想把过去“上载”到网上。
总而言之，就在我们庆祝“一一九”之际，另一个大日子“九一一”的种子正好播下。这是后话。现在，推土机继续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