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节，工会主席老刘都很忙——准备和分发员工大礼包。虽不过是些南北货、炒货，但员工盼着呢。而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周邈，关心的不是礼包是红包，红包的大小决定他接下来是欧洲游还是东南亚游。“90后”陆恬更干脆，自去年年底，她就宣布业务暂停，“云游”去了，因为没有单位管着她。
　　作为社会重要细胞的“单位”，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中国式单位萌芽于上世纪40年代末，成型于50年代，强化、巩固并扩大于六七十年代，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渐趋弱化并日渐式微，而到了新世纪，单位的结构、与人的关联等，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人与单位，一个多甲子的彼此嵌入，有说不尽的故事、理不清的情愫。一部单位史，掺杂着人的生活和命运，是个体生命历程与体制、制度变迁的复杂交互，是时代投射在人们身上的光影。
　　四条带鱼的幸福
　　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曾经与大家分享他的“四条带鱼的幸福”：在做了多年临时工后，他终于在1997年的春节，领到了电视台发的福利——四条带鱼，从此成为一个有单位的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政府迅速建立起以单位组织为核心的新的体制、组织和制度，以此来高效集中和有效使用当时极为有限的资源，并希望依靠这种严密的制度设计来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
　　彼时的单位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制的企业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位的重要性甚至胜过了家庭，因为一个人只有进入单位，才能领到工资养家糊口，才能面对社会。
　　刚开始，由于劳动力紧缺，凡具劳动能力的，要进入一家单位并不难。城乡之间也可自由流动，很多人离乡在城里打工。但很快，情势逆转，单位变得稀缺起来，没有那么多单位吸纳城里的就业人口。1958年，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之间竖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墙。
　　那时的单位强大到可以包揽职工的人生：从住房、医疗、养老到食堂、澡堂、幼儿园，从提供上下班的交通车辆、采办年货到安置职工子女就业。老张是在上世纪60年代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父母托了很多关系，终于把我弄进去了。我感觉自己这辈子有靠山了。”老张毫不掩饰对单位的热爱，“单位给了我一切，工资、职称、房子、地位、名声，甚至还有老婆。”老张自称，身高只有165厘米的他，当年完全是凭着这个好单位才娶到了如花似玉的妻子。他和妻子一结婚，单位就给了一间宿舍。儿子高中毕业后，老张办了“早退”手续，把位子腾出来给儿子。这是典型的“儿子顶替老子”，在当时十分普遍，北京一家大型博物馆，曾经有过一家16口人同一单位的案例。老张儿子结婚时，单位又增配了一间房。“从房子这样的大事，到报销医药费、组织旅游、年终发礼包这样的小事，我对单位充满感激。”
　　这时的单位，相当于一个全功能的封闭小社会，以单位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奖惩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为内容，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单位制度体系。所有的资源，包括收入、住房等物质性资源和奖励、晋级、升职等精神性资源，都由国家通过单位来配置，个人几乎不可能从单位以外获得。
　　可以想见，为了进这样的“人生保险箱”，会上演多少人间悲喜剧。
　　家长里短间的人情冷暖
　　老一辈人对单位的眷恋，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很不能理解。“80后”柳伊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每月15日，单位食堂总是人满为患，因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通常都在这一天搞活动。其实也就是在食堂吃顿免费午餐，絮叨几句，偶尔发些小礼品。但再小的东西，因为是单位发的，也显得很重要。
　　发生在单位空间里的，并非都是浓情蜜意。正式的权力关系、非正式的权力关系，以及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重叠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共同形成了单位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曾集中出现过一批审视单位人际关系的文学作品。这些小说镜像般地展现了“单位人”多样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
　　在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眼里，当年作为单位的工厂，和今天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工厂相比，更具温度。今天，工厂就是生产单位，人际关系几乎降到了最低限度。而在过去的单位工厂里，既有各种权力之争和利益纠葛，却也包含了更多的横向关系。张家长李家短，未尝不是一种人性的温度。汪晖回忆了上世纪70年代末自己在工厂的经验。他被分配到一家无线电厂，工友之间有摩擦，也有温情。“而今天的我们，被生产过程所塑造，生产和商品关系渗透到了整个人际关系中。”
　　主动与被动地离开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原来如同一块铁板的单位，开始出现了裂缝。三中全会后，安徽小岗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撬开了固有体制的一条缝。城市的改革则是从工厂生产责任制开始的。
　　人群中有勇敢者，主动跨出单位大门，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下海”。下海者中有返城知青开小店的，有工程师去中关村摆摊卖电脑的，还有文化人做起了“文化个体户”……这些“没有单位的人”，让旁人咋舌，他们却活在自己的精彩里。
　　并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是义无反顾的。机关干部张行在刚辞职经商的那阵子，总爱回原单位找昔日同事聊天，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支持。有些家庭则选择“一家两制”的稳妥策略：夫妻一方脱离单位下海掙钱，另一方继续留在单位序列中享受国家的种种福利。离开单位、专注于文学创作的许青就曾这么干过。他说，自己当年虽然没依没靠，但还是能拿着爱人单位的“三联单”去看病。不仅如此，在那个风云初起的特殊时期，还曾有过一种特殊政策——留职停薪。
　　“是要出去了，不是离开落城，而是离开自己。”小说《出去》中的“马老师”如是说。“出去”是一种运动的姿态：挣脱单位，舒展自己的手脚。
　　当然，并非所有的“出去”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作为新名词的“下岗”，转瞬成为热词，惊醒了数千万人的单位梦。
　　用数据描绘春色是苍白的
　　无论是下海还是下岗，被波及的大都是今天“80后”的父母们。对于今天3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自己未曾体验过过去那种单位体制对职工的“溺爱”，父母传递给他们的对于单位的情感也是酸甜苦辣、各不相同，由此，他们很难建立起对单位深厚、持久的“爱意”。
　　这些年，也有过硕士、博士、海归挤破头考公务员的新闻。郑川便是其中一位，但辛辛苦苦考上后，不到两年，他选择了离开。“我们这一代人并不真正了解‘单位人’是怎样的。那是一辈子脱不开的关系，层级制带来的服从关系，能让人憋屈死。”
　　年轻的心，只服从更好的创意、更强的能力，而不是级别。
　　蔡江舟在入职莉莉丝游戏公司一段时间后，在知乎网上写下了自己对公司的感受，他最认可的是公司扁平化管理——四五人的小团队，没有明显的上下级，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某个领域的核心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也有更彻底的“叛逃者”，相当一部分“90后”，在走出校门后，根本不把进入单位作为选择。“楚色”就是这样的“叛逃者”。中英两国名牌大学博物馆专业的教育背景，让她在回国后很快就受到了一家国家一级博物馆和一家知名国际学校的青睐，但最终她哪家都没去。相比朝九晚五的单位生活，她更愿意自由地安排时间。“一般人以为我们‘90后’不愿意去单位上班是想要自由，但其实，相对时间和行动上的自由，我们更在意实现梦想的自由。”
　　“楚色”并非孤例。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的院长章友德说，学校把毕业生就业率列为考核学院工作的指标之一。“但其实现在很多学生毕业后并不想就业，或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照常规就业。”
　　在一个多元的时代，用数据描绘春色是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