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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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陪葬功臣是唐開國最重要的政治群體，其身後的喪葬環節及行事撰書均嚴格遵循制度規定，行狀、墓誌、碑文、史傳等逝後文獻在相關制度程序中次第生成。這些逝後文獻既彼此相因，又關係複雜。其中行狀是各文獻的起點，碑誌與行狀、謚議、實録小傳等處於兩個相對獨立的承傳系統。國史傳記編纂以這些文獻爲基礎，既有因襲，也有增删、改寫，在官方層面對功臣的“身後哀榮”進行了書寫與定型。投唐經歷和“玄武門之變”是考察功臣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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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陪葬功臣是唐開國最重要的政治群體，其身後的喪葬環節及行事撰書均嚴格遵循制度規定，行狀、墓誌、碑文、史傳等逝後文獻在相關制度程序中次第生成。這些逝後文獻既彼此相因，又關係複雜。其中行狀是各文獻的起點，碑誌與行狀、謚議、實録小傳等處於兩個相對獨立的承傳系統。國史傳記編纂以這些文獻爲基礎，既有因襲，也有增删、改寫，在官方層面對功臣的“身後哀榮”進行了書寫與定型。投唐經歷和“玄武門之變”是考察功臣傳記編纂的關節點，通過唐儉、高士廉、尉遲敬德的典型案例，可見唐代史官在史傳編纂過程中如何剪裁潤改文獻，重塑功臣身後形象。形象重塑後的昭陵陪葬功臣，經由《舊唐書》本傳，成爲太宗主導的李唐創業神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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