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0元钱与生命相比，孰轻孰重？这个问题也许没人屑于回答。提出这问题，就是弱智。可世上偏有人“要钱不要命”。浙江长兴县洪桥镇一个姓袁的老板就因拖欠一女工640元钱而丧命。杀人者是女工的男友金汉章，他是在工资拖欠两个多月、第三次向袁某讨要这640元钱而袁某仍拒不支付时起了杀心的，因此被判死刑（缓期执行）。640元，搭进两条性命—— 听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
　　一个开织机厂的老板会把区区640元看得比性命还重，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点钱绝对不够他请客户吃一顿饭。但年轻人金汉章屡次讨债未果那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心情，我却十分理解。来自贫穷的贵州地区，钱在其生活中是什么位置不言而喻。然而，这不仅是辛辛苦苦打工的劳动价值能否得到回报的问题。袁老板绝不会掏不起640元，只是不肯掏罢了。也许有复杂的原因，但至少可以明确一点：他根本没把两个贵州打工仔放在眼里。杀人犯法，这点道理，再没文化的人也不会不懂；“讨债应该通过正常渠道”，一个21世纪青年，也未必不懂。为了640元，他“通过正常渠道”已经等了两个多月！再去找有关部门上访或找律师打一场官司么？那需要再付出多少的时间精力且不说，最后恐怕跑腿费、诉讼费都不够，而他身上的钱也许只够买一把尖刀了！“快刀斩乱麻”，金汉章把所有的麻烦付诸一把尖刀也许太简单了一点，也许金汉章和他的女友应该忍气吞声，他原本计划到另外一个县去打工的，很快就能挣回640元，甚至更多……然而被忽视的尊严，谁来弥补？再遇老板拖欠工钱怎么办？再次忍气吞声吗？我不是说金汉章应该杀人，但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老板被杀活该！
　　近年来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已成严重社会问题。党中央国务院连年为此下发的文件不计其数，2003年温家宝总理还曾亲自为重庆农妇熊德明讨债。但天下有几人如此幸运，能得到温总理的直接关怀？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重视的农民工，在袁老板们那里却草芥不如。在他们眼里，什么人间道德、国家法律、劳动者尊严，都比不上640元钱重要！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到农民工头上却比登天还难，说到底，还是“弱肉强食”的原则在起作用。农民工是弱势群体，老板欠他们债往往不会受到惩罚。即使最后还清债务，也顶多按原定标准发放工资，没听说补交“滞纳金”的。老板一点不亏，吃亏的还是农民工——欠债“成本”如此之低，何乐不为？不欠白不欠！而农民工要债的“成本”可就高了，一次次讨债，一次次受辱，低声下气，奔走哀告……农民工想讨到工资要付出的代价，甚至远远超过为挣这笔工资所付出的劳动！
　　反过来说，倘若农民工欠了老板的钱，老板会允许其拖欠么？恐怕一天也不会拖延。强弱对比如此悬殊，矛盾焉能不激化？老板们无视法律，无视人的尊严，不尊重农民工的生命，必然导致农民工对其生命的同等蔑视。面对强势的老板，一个无钱无势、言微人轻的山区青年，能怎么办？盗窃工资、绑架人质乃至“杀了狗日的”，都可能成为讨债方式的选择。电视剧《水落石出》有个情节，某公司保险柜被盗，现金却没有全部丢失，破案后得知是该公司欠发工资的民工所为，他们只取走属于自己的现金，没多拿一分钱……剧情虽属虚构，却不乏生活实例。作案民工被绳之以法，欠债老板依然逍遥法外。难道欠发工资、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就不违法？
　　古人云“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當欠债人得不到及时制裁，弱势的债权人——具体说是农民工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时候，“柔弱变强梁”、受害人铤而走险从而成了“加害人”的悲剧便在所难免。面对惨剧，片面指责农民工“法律意识不强”显然有欠公允，也无济于事。因为老板违法在先，首先是他们不遵守“等价交换”“欠债还钱”的天经地义，才导致悲剧发生。“有身份”的老板们法律意识尚且如此，却要求农民工有多么高的法律觉悟，无疑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要解决现实问题，当务之急，只有尽快完善法律机制，提高欠债“成本”，使得欠债者感到“欠债很不合算”，从而不敢轻易欠债，欠债行为才可能减少。例如，银行贷款逾期缴“滞纳金”等制度，为什么不能用在袁老板们的身上呢？倘若法律规定“拖延工资加倍偿还”并能够有效执行，有人意欲赖账恐怕就得“三思而行”了。这样做，不仅是保障债权人——农民工的权利，更是对欠债人——老板们生命的维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