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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非典,让人后怕。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机关病”,虽没有非典那样令人望而生畏,但却也是一种政治上的非典。
“机关病”的本质,是一种“亚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病”的危害并不亚于那些已经被揭露出来的大贪官。其实,于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社会来讲,“机关病”也要比大腐败可怕得多。
一是“机关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腐蚀性,“机关病”虽然不像非典病菌那样致命,但也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蔓延开来,也是一场政治瘟疫。“机关病”患者虽不如大腐败那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却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机关病”的那点奥妙,都在“章子”上呢:只要是个单位,就会有个章,只要有个章,就要有一个或几个人管这个章。拿着章子的时候,这些“机关病”患者们就会哼“只有憋死的牛,哪有愚死的汉”,于是,一条烟不嫌少,三瓶酒不嫌多,不浇油那章子盖得就不痛快。既能享受腐败带来的小小“外快”,又不用担心像大腐败那样落个撤职杀头的危险,多美的差事儿?于是一些人一边咒骂着大小腐败,一边“乐腐不疲”。有人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个单位,“机关病”就像一辆公车,你要么就挤上去,要么就等下一班,但是千万不要挡在车前面。坏了其他“病友”们的好事,还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如果每个章子后面都跟着这么一群“病人”,可不可怕?所以,我们也要以防非典那样的力度、那样的措施来治理这种“病”。不管在哪个行业、哪个部门,对那些“疑似”的,比如对待群众“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不要掉以轻心,一旦发现苗头,马上“隔离”观察,什么时候思想“病愈”了,什么时候再上岗。对那些已经“确诊”的“患者”,发现一个要强行“收治”一个。虽然不能一棍子打死,但一定要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不足以警诫他人。
二是“机关病”为腐败培养了强大的预备队。“机关病”是腐败成长的温床和土壤。大腐败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有目共睹,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这些大腐败杀了一批又一批,从哪儿长出来的——都是前赴后继从“机关病”患者队伍中补充上来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腐败也一样,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个大腐败分子。“机关病”患者们管小事时就好动歪心眼子,管了大事是断不会马上“金盆洗手”的,那贪欲就像已经开动的火车,要想刹住也得颇费一番工夫。管了大事,在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许诺下,“机关病”患者轻易就会变成大腐败!不要奇怪,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心理基础。
三是“机关病”直接面对群众,直接损害群众利益。“机关病”患者多出在和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单位,这些单位也算是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别看当的是丫环,但管的却是主人家的钥匙。那点小权力让他耍出花来了,吃拿卡要,占尽了群众的便宜。群众对他们是恨之入骨的。你说,这桥梁和纽带一旦出了问题,那掉下深渊去的会是谁呢?
写到此处,忽然想起了老一代革命家耿飚的一段往事。
耿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于1991年回了一趟他曾经战斗过的甘肃庆阳。在县招待所,有不少百姓闻讯来找耿飚告状……离开庆阳的那天,耿飚接见了县里所有的主要领导,并讲了一件往事:“50年前三五八旅在这里驻防时,一个战士犯了严重损害当地人民群众利益的错误,部队决定按纪律枪毙这个战士。执行枪决的时候,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战士求情。我坚持要执行纪律。受害女青年的父母也来求情,我仍然坚持执行纪律。这时,受害女青年的父母跪倒在地上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都跪倒,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啊,请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我反复做群众的工作,可群众说什么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讲到这里,耿飚激动地反问:“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罪,老百姓会不会替你们求情?”
耿老的这一问,在今天听来,更是振聋发聩!
每一个管着章子的人,你如果也犯了罪,当地百姓会不会替你求情呢?
共产党都是好人啊——多动情的一句话,但是久违了!
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机关病”一点一点蚕食了。
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机关病”的本质,是一种“亚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病”的危害并不亚于那些已经被揭露出来的大贪官。其实,于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社会来讲,“机关病”也要比大腐败可怕得多。
一是“机关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腐蚀性,“机关病”虽然不像非典病菌那样致命,但也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蔓延开来,也是一场政治瘟疫。“机关病”患者虽不如大腐败那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却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机关病”的那点奥妙,都在“章子”上呢:只要是个单位,就会有个章,只要有个章,就要有一个或几个人管这个章。拿着章子的时候,这些“机关病”患者们就会哼“只有憋死的牛,哪有愚死的汉”,于是,一条烟不嫌少,三瓶酒不嫌多,不浇油那章子盖得就不痛快。既能享受腐败带来的小小“外快”,又不用担心像大腐败那样落个撤职杀头的危险,多美的差事儿?于是一些人一边咒骂着大小腐败,一边“乐腐不疲”。有人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个单位,“机关病”就像一辆公车,你要么就挤上去,要么就等下一班,但是千万不要挡在车前面。坏了其他“病友”们的好事,还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如果每个章子后面都跟着这么一群“病人”,可不可怕?所以,我们也要以防非典那样的力度、那样的措施来治理这种“病”。不管在哪个行业、哪个部门,对那些“疑似”的,比如对待群众“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不要掉以轻心,一旦发现苗头,马上“隔离”观察,什么时候思想“病愈”了,什么时候再上岗。对那些已经“确诊”的“患者”,发现一个要强行“收治”一个。虽然不能一棍子打死,但一定要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不足以警诫他人。
二是“机关病”为腐败培养了强大的预备队。“机关病”是腐败成长的温床和土壤。大腐败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有目共睹,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这些大腐败杀了一批又一批,从哪儿长出来的——都是前赴后继从“机关病”患者队伍中补充上来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腐败也一样,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个大腐败分子。“机关病”患者们管小事时就好动歪心眼子,管了大事是断不会马上“金盆洗手”的,那贪欲就像已经开动的火车,要想刹住也得颇费一番工夫。管了大事,在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许诺下,“机关病”患者轻易就会变成大腐败!不要奇怪,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心理基础。
三是“机关病”直接面对群众,直接损害群众利益。“机关病”患者多出在和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单位,这些单位也算是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别看当的是丫环,但管的却是主人家的钥匙。那点小权力让他耍出花来了,吃拿卡要,占尽了群众的便宜。群众对他们是恨之入骨的。你说,这桥梁和纽带一旦出了问题,那掉下深渊去的会是谁呢?
写到此处,忽然想起了老一代革命家耿飚的一段往事。
耿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于1991年回了一趟他曾经战斗过的甘肃庆阳。在县招待所,有不少百姓闻讯来找耿飚告状……离开庆阳的那天,耿飚接见了县里所有的主要领导,并讲了一件往事:“50年前三五八旅在这里驻防时,一个战士犯了严重损害当地人民群众利益的错误,部队决定按纪律枪毙这个战士。执行枪决的时候,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战士求情。我坚持要执行纪律。受害女青年的父母也来求情,我仍然坚持执行纪律。这时,受害女青年的父母跪倒在地上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都跪倒,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啊,请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我反复做群众的工作,可群众说什么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讲到这里,耿飚激动地反问:“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罪,老百姓会不会替你们求情?”
耿老的这一问,在今天听来,更是振聋发聩!
每一个管着章子的人,你如果也犯了罪,当地百姓会不会替你求情呢?
共产党都是好人啊——多动情的一句话,但是久违了!
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机关病”一点一点蚕食了。
这难道还不可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