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婚礼上，红色是压倒一切的颜色。虽然红色有些霸气却并不突兀，能以其特有的凌厉气势照亮诗意的狂欢，同时，也照亮一段摇曳多姿的风花雪月。对于传统女子来说，在婚礼上艳冠群芳的标志正是这满堂春色中的一袭大红。
　　在农耕时代，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红色可以抵御人间的妖邪和煞气，在人们心目中，它象征着吉祥如意、太平安宁。将红色定义为“中国红”，体现了中国人骨子里的“红色情结”，甚至可以说，红色是中国女子的一种精神图腾。庄子说：天地有大美。是的，天玄地黄，天是苍青深黑的，大地则以黄土地上金黄色的丰收景象为最高审美境界。此外，那红彤彤的太阳、遍地盛开的鲜花以及植物果实上鲜艳夺目的红晕，都赋予人们更加瑰丽的想像。这种独特的审美观，体现了中国人在审美过程中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特点。
　　中国女子与红色因缘颇深，一种流传甚广的阐释是：女子如花。在中国哲学观念中，女子属于阴性，如同大地担负着万物生长的责任一样，女子们承担着诞生养育下一代的使命，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女子与蕴含着丰收在望、喜气洋洋之意义的“中国红”，终生依傍，矢志不渝。
　　作为中国女子，身处这种红色情结的语境中，往往对自己的这种“偏爱”浑然不觉。透过赛珍珠这个来自西方的“他者”视线，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对红色的“偏爱”是无所不在的。
　　赛珍珠在长篇小说《大地》中有一段描写婴儿服饰的文字：两个婴儿从头到脚裹着大红缎袄，小脑袋上各戴一顶小圆帽，唯一不同之处是没有读过书的妻子为婴儿戴了一顶绣着金菩萨的帽子，而读过书的妻子为婴儿戴一顶绣了花的帽子，也许她不信菩萨保佑那一套。
　　赛珍珠或许并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中国女子要将自己的“红色情结”转化为母爱情感的一部分？作为“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成长”的西方女子，赛珍珠对中国是“痴迷”的，将赛珍珠这种“痴迷”与中国人摆脱农耕社会“枷锁”的急切心情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在时代的列车疾驰而过的清末民初，一个“华洋杂处”的时代到来了。
　　在这个“华洋杂处”的时代，红色嫁衣一度被白色婚纱所替代。从上世纪初开始，中西文明已经开始在中国人的婚礼上平分秋色甚至分庭抗礼了。按道理说，身着凤冠霞帔而端坐于在八抬大轿之中，是旧式中国女子最耀眼夺目的一刻，然而，西风东渐，风俗变革，西式婚礼与洋装洋服像一陣旋风席卷了上世纪初中国的沿海发达城市。翻看民国初期的《北洋画报》，可以看到当年天津举办集体婚礼的壮观场面，老照片上的新娘，差不多都是身披一袭雪白的西式婚妙。
　　民国时期小说家刘云若，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书生，一生不穿西装，总是一袭长衫，风神飘逸，儒雅沉静，然而刘云若的婚礼却是中西合璧的——美丽的新娘身着白色婚纱，满屋西式家具，就连卫生间也是西式的，最令家中老人不悦的就是那雪白的窗帘。后来，刘云若英年早逝，其丈母娘就感慨万端地说：“当年，我就觉得那些白色窗纱很不吉利。”为什么这位老人不提新娘的白色婚纱呢？我想，老人家恐怕心有畏惧，毕竟生命是脆弱的，死神的降临往往令人猝不及防。
　　或许正是在祈福心理的作用下，一直到现当代，传统的中国人依然钟情于红色。张爱玲在谈及女式服装时就说：“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围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由此可见，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人们的着装方式就是身份的象征，而女子服饰的颜色也有特定的含义。张爱玲这段话把我们带到一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语境，在那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带着“腹黑”气质的红色，成为女性与岁月或其他不可抗力进行对抗的“武器”。即使这种“武器”并不十分有效，也因其诡奇的魅力而赢得了女子们的青睐。张爱玲笔下那些沐浴着西方文明的沪港社会的女子们，骨子里仍然是传统的。进入民国之后，那些长期穿着旗袍、偶然穿着洋装的女子，“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张爱玲却对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的想法表示怀疑，甚至加以善意的揶揄。永远不会放弃“凤冠霞帔”理想的中国女子，真的能够“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吗？
　　应当说，中国女子与红色结缘，是历史的赐予。在历史面前，恭敬不如从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多少辗转腾挪的余地。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将“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和“恶利口之覆邦家”相提并论，就可说明“朱”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正统的颜色。朱，指的就是大红色。孔子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圣人说红色是正统颜色，“红色情结”存留至今也就不足为怪了。
　　世世代代的女子都将红色视为最张扬也最具内涵的颜色，红色服饰也为她们带来最高贵的妆容。除此之外，凡与“红”有关的事物，均给人以软玉温香、氤氲绸缪的感觉。红叶，本是一片普通的叶子，唐朝宫女在红叶上题写了“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并因此成就一段美满姻缘；王维以“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来定义红豆，最终抵达了红豆隐喻相思的美学境界。
　　总之，从古至今，“红色情结”已经在中国女子的精神世界里遍地开花、落地生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