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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已经因中风昏迷8年的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在特拉维夫去世，享年85岁。沙龙与中国关系密切。2004年的“费尔康事件”，美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撕毁与中国的合同，其后，沙龙还特意写信给江泽民道歉，赔偿中国损失。这一事件只是中以军事合作的一个缩影。
中国和以色列1992年建交，实际上在建交以前，中以两国就已经相互接触，在军事领域开展过很多密切的合作。从五号电池到各种导弹等。建交之后，更是涉及歼十、潜艇等大宗武器的合作。
军贸从5号电池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以色列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50年），不过鉴于当时与苏联保持外交政策同步的政治需要，新中国选择了与阿拉伯世界建交。在上世纪50、60年代期间，有时中国政府为了支持和声援阿拉伯世界的独立解放运动，还经常在外交场合抨击以色列。
但对于以色列而言，出于对中国在二战时期收容犹太人的敬意（当时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对犹太人敞开国门的国家，先后有5万多犹太人逃往中国避难），以色列历届政府始终保持了对华友好态度，积极争取中国政府的承认并谋求建立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例如，唐山大地震期间，以色列向中国援助1亿美元，由于没有建交，几经周折才转到中国政府，这是当时我国收到的最大一笔援助。
中以两国之间真正开始尝试交往，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1975 年，由航空工业部与航天工业部联合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观法国巴黎航展，中国代表造访了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IAI）的展位，和以色列方面进行了首次交流，IAI还向中方赠送了一些技术资料。
中国结束文革、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加速了中以两国正常交往步伐，当时中国方面意识到自身装备水平严重落后，必须吸收外来技术弥补，而以色列因为长期得到美国技术援助，在军事武器开发生产上很多产品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于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起，中以两国开始进入深入接触阶段。
如果说1975年的接触还不算中以正式军事接触的话，那么1979年爆发的中越边境战争则成为中国对以政策的转折点。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自身装备水平严重落后，必须吸收外来技术弥补。此后，在定居香港的犹太商人绍尔·艾森伯格引见下，以色列开始经第三国向中国出售非致命性装备，头一笔生意是以色列塔迪兰公司向中国出售北约规格的5号碱性电池，用于解放军少量进口的北约制式无线电设备。
经秘密安排，1979年夏，一个以色列军品公司代表团访问北京，成员包括IAI总经理加布里埃尔·吉德尔、战斗机设计师斯派克特等。尽管这次访问的具体内容没有公开，但之后关于中以军品贸易的消息便不断出现在欧美媒体上。1983年7月，法国《法兰西周刊》称，约有200名以色列顾问在中国工作，协助中国改造老旧的苏式武器。
在接触之初，中国谨慎地控制着双边军贸的规模与受关注度，以色列也理解中国的立场，希望通过军品贸易影响中国的中东政策，为两国建交打下信任基础。
歼十身上的“狮毛”
20世纪80年代，中以军贸大多以间接形式完成，双方利用国际展会洽谈，然后经第三国完成交易。新加坡拉惹勒南大学教授理查德·比青格称，以色列专注于提供中国暂时无法生产的武器，如当时很时兴的激光制导炮弹、电子火控系统、夜视仪、反坦克导弹等。1984年10月1日，中国在北京举行国庆35周年阅兵，新亮相的79式主战坦克被认为采用了以色列IMI公司研制的105毫米线膛炮，在对抗苏联坦克时拥有射程和威力上的优势。
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以两国军事合作走向成熟，并拓展领域，广泛开展了空军领域的军事合作，这方面最重要的两项合作，一个是引进以色列“怪蛇”-3空空导弹，一个是得到以色列“狮”战斗机技术资料。
1987年，一个以色列军工代表团访华，向中国空军推销“怪蛇”3空对空格斗导弹，该弹曾在1982年的贝卡谷地空战中崭露头角，击落了至少50架叙利亚的苏制战机。当年底，双方达成技术转让协议，这个项目也成为了中以之间的最大一笔军贸合同，金额高达1.5亿美元。中国除购买数百枚以色列“怪蛇”-3导弹成品外，还在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的帮助下发展了本国新一代空空导弹霹雳-8。据英国《空中力量》杂志报道，从1991年开始，中国自主生产的霹雳-8导弹交付部队，年产量高达600枚以上，迄今仍是中国空军的骨干装备。
时间进入90年代，随着中以建交和双边军事交流走向公开，以色列在对华军售方面的积极性也大为提高，特别是由于美欧退出中国军品市场，以方的竞争对手只剩下俄罗斯。在这前后，有传言称以色列IAI公司向中国提供了早年开发的“狮”式战斗机的部分技术，对中国歼十战机的研制起到一定作用。歼十已于2004年投产，被视为能与西方多种现役战机抗衡的多功能作战平台。直到今天，不少西方军事评论家仍相信歼十身上“粘着狮毛”。
据美国军控和裁军署估计，以色列在1984年到1994年期间出售给中国的武器总额达到了57亿美元，年均军售额达到5.26亿美元。
美国干涉未阻断交流
受歼十项目的推动，中以两国军事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1997年，IAI公司宣布将向中国出售性能超过美国E-3A的“费尔康”预警机。从那时起，美国便不断向以色列施加压力，1999年11月，美国国会和政府均表达反对立场，以色列总理巴拉克被迫在2000年7月的美以首脑会谈上宣布取消该项目，并向中国支付3.5亿美元赔偿金。
在此事件中，沙龙的角色颇为尴尬。前总理巴拉克中止了合同，而正是随后接替巴拉克担任总理的沙龙正式给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写信，对无法续约表达歉意，同时在退还中国1.9亿美元前期费用之外，再赔偿中国1.6亿美元，共计3.5亿美元。另一方面，与沙龙关系密切的国防部发言人公开强调，美国的施压是个“错误”。
在“费尔康事件”后，美国逐步增大了对以压力，要求后者停止向中国出售一切进攻性武器。2000年底，美以联合成立专门负责评估对华军品出口情况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破坏了以色列为中国升级“哈比”反雷达无人机的业务，还阻挠了IAI公司向中国出售AMOS小型通信卫星的计划，一度导致IAI在华业务全面萎缩。不过2003年12月以后，以色列与中国重新建立与反恐相关的军事技术联系，正常的军贸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文据《青年参考》、《瞭望东方周刊》等）
中国和以色列1992年建交，实际上在建交以前，中以两国就已经相互接触，在军事领域开展过很多密切的合作。从五号电池到各种导弹等。建交之后，更是涉及歼十、潜艇等大宗武器的合作。
军贸从5号电池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以色列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50年），不过鉴于当时与苏联保持外交政策同步的政治需要，新中国选择了与阿拉伯世界建交。在上世纪50、60年代期间，有时中国政府为了支持和声援阿拉伯世界的独立解放运动，还经常在外交场合抨击以色列。
但对于以色列而言，出于对中国在二战时期收容犹太人的敬意（当时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对犹太人敞开国门的国家，先后有5万多犹太人逃往中国避难），以色列历届政府始终保持了对华友好态度，积极争取中国政府的承认并谋求建立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例如，唐山大地震期间，以色列向中国援助1亿美元，由于没有建交，几经周折才转到中国政府，这是当时我国收到的最大一笔援助。
中以两国之间真正开始尝试交往，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1975 年，由航空工业部与航天工业部联合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观法国巴黎航展，中国代表造访了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IAI）的展位，和以色列方面进行了首次交流，IAI还向中方赠送了一些技术资料。
中国结束文革、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加速了中以两国正常交往步伐，当时中国方面意识到自身装备水平严重落后，必须吸收外来技术弥补，而以色列因为长期得到美国技术援助，在军事武器开发生产上很多产品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于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起，中以两国开始进入深入接触阶段。
如果说1975年的接触还不算中以正式军事接触的话，那么1979年爆发的中越边境战争则成为中国对以政策的转折点。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自身装备水平严重落后，必须吸收外来技术弥补。此后，在定居香港的犹太商人绍尔·艾森伯格引见下，以色列开始经第三国向中国出售非致命性装备，头一笔生意是以色列塔迪兰公司向中国出售北约规格的5号碱性电池，用于解放军少量进口的北约制式无线电设备。
经秘密安排，1979年夏，一个以色列军品公司代表团访问北京，成员包括IAI总经理加布里埃尔·吉德尔、战斗机设计师斯派克特等。尽管这次访问的具体内容没有公开，但之后关于中以军品贸易的消息便不断出现在欧美媒体上。1983年7月，法国《法兰西周刊》称，约有200名以色列顾问在中国工作，协助中国改造老旧的苏式武器。
在接触之初，中国谨慎地控制着双边军贸的规模与受关注度，以色列也理解中国的立场，希望通过军品贸易影响中国的中东政策，为两国建交打下信任基础。
歼十身上的“狮毛”
20世纪80年代，中以军贸大多以间接形式完成，双方利用国际展会洽谈，然后经第三国完成交易。新加坡拉惹勒南大学教授理查德·比青格称，以色列专注于提供中国暂时无法生产的武器，如当时很时兴的激光制导炮弹、电子火控系统、夜视仪、反坦克导弹等。1984年10月1日，中国在北京举行国庆35周年阅兵，新亮相的79式主战坦克被认为采用了以色列IMI公司研制的105毫米线膛炮，在对抗苏联坦克时拥有射程和威力上的优势。
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以两国军事合作走向成熟，并拓展领域，广泛开展了空军领域的军事合作，这方面最重要的两项合作，一个是引进以色列“怪蛇”-3空空导弹，一个是得到以色列“狮”战斗机技术资料。
1987年，一个以色列军工代表团访华，向中国空军推销“怪蛇”3空对空格斗导弹，该弹曾在1982年的贝卡谷地空战中崭露头角，击落了至少50架叙利亚的苏制战机。当年底，双方达成技术转让协议，这个项目也成为了中以之间的最大一笔军贸合同，金额高达1.5亿美元。中国除购买数百枚以色列“怪蛇”-3导弹成品外，还在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的帮助下发展了本国新一代空空导弹霹雳-8。据英国《空中力量》杂志报道，从1991年开始，中国自主生产的霹雳-8导弹交付部队，年产量高达600枚以上，迄今仍是中国空军的骨干装备。
时间进入90年代，随着中以建交和双边军事交流走向公开，以色列在对华军售方面的积极性也大为提高，特别是由于美欧退出中国军品市场，以方的竞争对手只剩下俄罗斯。在这前后，有传言称以色列IAI公司向中国提供了早年开发的“狮”式战斗机的部分技术，对中国歼十战机的研制起到一定作用。歼十已于2004年投产，被视为能与西方多种现役战机抗衡的多功能作战平台。直到今天，不少西方军事评论家仍相信歼十身上“粘着狮毛”。
据美国军控和裁军署估计，以色列在1984年到1994年期间出售给中国的武器总额达到了57亿美元，年均军售额达到5.26亿美元。
美国干涉未阻断交流
受歼十项目的推动，中以两国军事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1997年，IAI公司宣布将向中国出售性能超过美国E-3A的“费尔康”预警机。从那时起，美国便不断向以色列施加压力，1999年11月，美国国会和政府均表达反对立场，以色列总理巴拉克被迫在2000年7月的美以首脑会谈上宣布取消该项目，并向中国支付3.5亿美元赔偿金。
在此事件中，沙龙的角色颇为尴尬。前总理巴拉克中止了合同，而正是随后接替巴拉克担任总理的沙龙正式给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写信，对无法续约表达歉意，同时在退还中国1.9亿美元前期费用之外，再赔偿中国1.6亿美元，共计3.5亿美元。另一方面，与沙龙关系密切的国防部发言人公开强调，美国的施压是个“错误”。
在“费尔康事件”后，美国逐步增大了对以压力，要求后者停止向中国出售一切进攻性武器。2000年底，美以联合成立专门负责评估对华军品出口情况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破坏了以色列为中国升级“哈比”反雷达无人机的业务，还阻挠了IAI公司向中国出售AMOS小型通信卫星的计划，一度导致IAI在华业务全面萎缩。不过2003年12月以后，以色列与中国重新建立与反恐相关的军事技术联系，正常的军贸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文据《青年参考》、《瞭望东方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