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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现状
2009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35亿人，比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多1.6亿，比2008年增加67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0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近7个千分点，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含中国，下同)平均水平(17％)近12个千分点，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2.0％)3个千分点。从生育水平看，2008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47，低于2009年世界总和生育率平均水平(2.6)近1.1，甚至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7)近0.2。
从城乡看，我国城镇人口为6.22亿人，农村人口7.13亿人；从年龄看，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18.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5个百分点，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14.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到1.13亿人，老龄化水平达到8.5％，与世界平均水平(8.0N)基本持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3.5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7.5个百分点。
因此，我国现行人口的特点是基数大、生育率低、增速趋缓；城市化速度加快，老龄化程度加深，结构性矛盾显现。
生育政簸：稳还是调?
自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数量控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年轻劳动力短缺问题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等问题日益显现，与控制人口的目标不可兼得。中国人口正处在又一个十字路口，现行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综观学界及社会各界对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生育政策应该放宽；另一种是要维持现行生育政策稳定不变。为什么专家学者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理由究竟是什么?
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学术界、社会各界以及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的分歧，不仅仅来自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不同构想。
主张放开生育政策的一方，认为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历史性转变，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生育率在1.3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为1.2，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1.5，位于世界低生育率国家行列。其主要支撑理由有三：一是担心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导致未来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养老负担不堪重负，力图通过放宽或放开二胎来保持未来可持续发展和缓解未来养老负担的压力；二是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力图通过放宽二胎来降低出生性别比；三是担心生育率降到低水平后很难回升，力图通过放宽或放开二胎来防止未来生育率过低且难以回升的局面。
主张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方，是建立在假定目前的生育水平为1.8～2.0的前提下，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因此，中国人口问题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根本问题是总量问题，是人口过多和劳动力大量潜在过剩问题。国内主要资源短缺严重，正在逼近国内生态安全所能承载的极限，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并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尽快赶上欧美日韩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生育政策不调：维稳还是从紧?
中国仍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占据着全球人口20％左右的份额，同时每年还在继续净增出一个世界上中等国家的人口；我们所面临的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方面的挑战依旧严峻。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因此，维持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必要的。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建议实行“先控后减的新人口政策”，其中第三条认为，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以前，则应坚持不懈地推行“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政策。
针对学者用放宽生育政策，鼓励生育的方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邬沧萍认为：“用放宽生育率的方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过是‘扬汤止沸’。”
微调：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实施?
(一)生育政策调整应一步到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认为，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不是一刀切，也不是“一胎化”。各地方的生育政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整体稳定的基础上微调，不断完善。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认为，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属于第一代人口政策，它已成功防止了人口增长过快，也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现在起应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指出，计划生育弊端凸显，‘生育政策调整异常紧迫、刻不容缓，他主张从2010年起逐步推行“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的新政策。
因此，有学者建议，“今年是‘一胎化’30周年，是结束。‘胎化’的最好时机。如果错过了今年这个时机，人口政策改革又不知会拖多久。
(二)生育政策调整应分步实施，先单独、后普二，平衡过渡
世行副行长林毅夫认为，为避免老龄化给社会经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应该重新评估现行的人口政策，可以考虑在人口生育数量的控制上宽松点，计划生育以提供咨询和帮助为主，提倡晚婚晚育，生育数量逐步达到遵从自愿的原则。
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田雪原认为：第一，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步现在即可实施。第二，在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现在也可以开始实施；城镇可暂缓几年，2010年以后组织实施为宜。第三，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为了达到这种政策调整目标，有两种实现路径或者说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步到位”方案和“逐步到位”方案。“生育政策调整宜采用”小步慢行、平稳过渡“方式”，有学者以为，任何政策调整都不宜过急、幅度不宜过大，以免损害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在未来的10～15年间，普遍实行“单独家庭可以生育2胎”政策，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是一种比较合适的过渡性生育政策微调方案。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认为，独生子女政策从一开始就明确是“一代人的政策”，这就意味着这条政策不可能永远不变，“改革终究是要改的，只不过实行了近30年的政策，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中国人的制度创新能力非常强，应该会有很多的创新办法出来，类似双独、单独，渐进式的调整就靠这些台阶逐步完成”。
也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搞清目前的真实生育水平，我们更要实时地检测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使我们不至于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此外，有个别学者坚决反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主张立即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甚至撤销人口计生委，恢复生育的自然状态。
人口政策是不允许失误的，因为人口政策失误会给一个国家和人民带来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如何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本质，以及如何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做出明智和合理的选择，这是每一位关心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会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2009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35亿人，比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多1.6亿，比2008年增加67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0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近7个千分点，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含中国，下同)平均水平(17％)近12个千分点，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2.0％)3个千分点。从生育水平看，2008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47，低于2009年世界总和生育率平均水平(2.6)近1.1，甚至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7)近0.2。
从城乡看，我国城镇人口为6.22亿人，农村人口7.13亿人；从年龄看，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18.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5个百分点，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14.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到1.13亿人，老龄化水平达到8.5％，与世界平均水平(8.0N)基本持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3.5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7.5个百分点。
因此，我国现行人口的特点是基数大、生育率低、增速趋缓；城市化速度加快，老龄化程度加深，结构性矛盾显现。
生育政簸：稳还是调?
自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数量控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年轻劳动力短缺问题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等问题日益显现，与控制人口的目标不可兼得。中国人口正处在又一个十字路口，现行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综观学界及社会各界对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生育政策应该放宽；另一种是要维持现行生育政策稳定不变。为什么专家学者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理由究竟是什么?
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学术界、社会各界以及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的分歧，不仅仅来自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不同构想。
主张放开生育政策的一方，认为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历史性转变，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生育率在1.3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为1.2，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1.5，位于世界低生育率国家行列。其主要支撑理由有三：一是担心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导致未来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养老负担不堪重负，力图通过放宽或放开二胎来保持未来可持续发展和缓解未来养老负担的压力；二是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力图通过放宽二胎来降低出生性别比；三是担心生育率降到低水平后很难回升，力图通过放宽或放开二胎来防止未来生育率过低且难以回升的局面。
主张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方，是建立在假定目前的生育水平为1.8～2.0的前提下，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因此，中国人口问题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根本问题是总量问题，是人口过多和劳动力大量潜在过剩问题。国内主要资源短缺严重，正在逼近国内生态安全所能承载的极限，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并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尽快赶上欧美日韩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生育政策不调：维稳还是从紧?
中国仍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占据着全球人口20％左右的份额，同时每年还在继续净增出一个世界上中等国家的人口；我们所面临的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方面的挑战依旧严峻。人口问题的本质是数量问题，因此，维持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必要的。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建议实行“先控后减的新人口政策”，其中第三条认为，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以前，则应坚持不懈地推行“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政策。
针对学者用放宽生育政策，鼓励生育的方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邬沧萍认为：“用放宽生育率的方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过是‘扬汤止沸’。”
微调：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实施?
(一)生育政策调整应一步到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认为，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不是一刀切，也不是“一胎化”。各地方的生育政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整体稳定的基础上微调，不断完善。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认为，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属于第一代人口政策，它已成功防止了人口增长过快，也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现在起应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指出，计划生育弊端凸显，‘生育政策调整异常紧迫、刻不容缓，他主张从2010年起逐步推行“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的新政策。
因此，有学者建议，“今年是‘一胎化’30周年，是结束。‘胎化’的最好时机。如果错过了今年这个时机，人口政策改革又不知会拖多久。
(二)生育政策调整应分步实施，先单独、后普二，平衡过渡
世行副行长林毅夫认为，为避免老龄化给社会经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应该重新评估现行的人口政策，可以考虑在人口生育数量的控制上宽松点，计划生育以提供咨询和帮助为主，提倡晚婚晚育，生育数量逐步达到遵从自愿的原则。
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田雪原认为：第一，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步现在即可实施。第二，在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现在也可以开始实施；城镇可暂缓几年，2010年以后组织实施为宜。第三，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为了达到这种政策调整目标，有两种实现路径或者说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步到位”方案和“逐步到位”方案。“生育政策调整宜采用”小步慢行、平稳过渡“方式”，有学者以为，任何政策调整都不宜过急、幅度不宜过大，以免损害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在未来的10～15年间，普遍实行“单独家庭可以生育2胎”政策，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是一种比较合适的过渡性生育政策微调方案。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认为，独生子女政策从一开始就明确是“一代人的政策”，这就意味着这条政策不可能永远不变，“改革终究是要改的，只不过实行了近30年的政策，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中国人的制度创新能力非常强，应该会有很多的创新办法出来，类似双独、单独，渐进式的调整就靠这些台阶逐步完成”。
也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搞清目前的真实生育水平，我们更要实时地检测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使我们不至于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此外，有个别学者坚决反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主张立即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甚至撤销人口计生委，恢复生育的自然状态。
人口政策是不允许失误的，因为人口政策失误会给一个国家和人民带来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如何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本质，以及如何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做出明智和合理的选择，这是每一位关心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会面对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