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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这一转折的发生，与遵义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密不可分。
遵义会议的重要准备：
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
一、决定实行战术转兵的通道会议
1934年10月22日至11月15日，中央红军连破蒋介石的三道封锁线;来自红二、六军团的密电，使博古、李德认定中央红军西征的终点就是湘西。17日，蒋介石发出《剿匪计划大纲》：以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并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40万兵力在桂东北构建第四道封锁线。
11月20日，红军先锋队进抵湘桂边界。桂军撤出全州一线，打开了一个7天无兵把守、宽达130里的缺口。但由于李德的指挥错误，红军只得于27日转向界首并控制了周边30里的湘江两岸。28日，蒋介石下令总攻，欲“半渡而击”，全歼红军。阻击战打得异常惨烈。但直到30日夜，“搬家”式的中革军委一、二纵队才在周恩来、毛泽东的劝说下丢掉“家当”，开始过江。
12月1日，战斗白热化。敌军蜂拥而至，疯狂进攻。红军指战员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在湘江两岸20多里地的战场上，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用血肉之躯抗击着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敌军整连、整营的轮番冲锋，牢牢扼守着渡口。下午17时，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大部队终于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关键的一仗，它最终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图谋;但也是红军有史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同时，党和红军的命运在涅槃中新生。红军指战员“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①红军翻越老山界后，博古、李德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钻蒋介石再次以40万“追剿”军在湘西布下的“口袋”。“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②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及李德与会，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认为，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湘黔川交界地带创建苏区。毛泽东则主张现在应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经激烈争论，与会多数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各部：“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通道会议决定实行的战术转兵，为此后的战略转兵奠定了基础。
二、决定实行战略转兵的黎平会议
12月14日，李德、博古又命令红军准备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8日，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决定红军的战略方针。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王稼祥、李富春及李德。会议争论激烈。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他的正确意见。即，一是放弃北进的原计划;二是西进贵州，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三是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会议通过并转发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9日，中革军委发出执行该决定的命令;总政治部颁布执行决议的《训令》。“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③ 20日，中央红军战略转兵，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避免了再陷重围的危险。
三、为贯彻黎平会议决定提供组织保证的猴场会议
红军挥戈西进，连克十数城。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欲凭借乌江天险，阻挡红军进入黔北。而博古、李德又提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2月31日，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李富春及李德、伍修权与会。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意见，重申黎平会议精神，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是自1933年以来首次针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作出的组织限制，为贯彻黎平会议决定提供了组织保证。会后，中央红军在运动中坚决消灭阻拦前进之黔敌部队，直扑乌江，进军遵义。
1935年1月3日，红军成功地强渡乌江。7日凌晨，红军智取遵义;9日，乘胜攻占娄山关、桐梓城。这样，红军终于甩掉了追兵，赢得了10余天的宝贵时间。1月13日，中央决定由博古准备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正报告，周恩来准备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并以“恩来”名义发出了会议通知。
这次会议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张闻天商议并由他出面提议，得到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支持而召开的。既是基于“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所代表的全党意愿，也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④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召开遵义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的圆满落幕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柏辉章公馆举行。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参加会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共20人。会议由博古主持，其主要议程为：（一）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问题;（二）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的主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客观原因，认为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周恩来的副报告指出，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⑤之后，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提纲作了“反报告”。“反报告”指出：“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⑥。最后，张闻天提出，在目前险恶的形势下，只有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的长篇发言，集中讲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毛泽东用三个“主义”概括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他还列举苏区政府和群众全力支持反“围剿”的事实，驳斥了博古推卸责任的说法。毛泽东的讲话，形象、生动而幽默，赢得了以“掌声和欢呼声”表达的赞同和支持。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只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完全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他的发言为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投了‘关键一票’”。
周恩来完全同意张闻天及毛泽东、王稼祥的提纲和意见，提出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朱德斥责“左”倾错误：“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陈云、刘少奇、刘伯承、李卓然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会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A（李德）、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⑦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⑧
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扩大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开会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2月5日，在云南扎西的“鸡鸣三省”，“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⑨，在党内负总的责任;6日，政治局在扎西镇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8日，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史称“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圆满落幕。
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⑩，“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輥？輯？訛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是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逐步从胜利走向胜利。
回望遵义会议之前后
恩格斯说过，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作用。遵义会议前后的每一个会议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正是这些作用合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第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回顾这段历史可知，红军西征以来，博古、李德被敌人的气势压倒，把突围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甬道行军扛着“家当”作战，指挥无方还屡犯错误，一再错失良机，致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红五军团和刚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红八军团仅剩3000余人，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及全师将士壮烈牺牲。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輥？輰？訛此战略方针问题是突破湘江后红军将士不得不思索的问题。故从湘桂黔交界处开始一路开会争论。1934年12月10日之后的3个星期内，中共中央连续开了3个会议，这足以证明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紧迫性、关键性。首先，蒋介石在湘西布下“口袋”等红军去钻。倘若抉择错误，红军很有可能全军覆没。其次，路线问题是根本问题。“左”倾错误路线的恶果已为红军指战员逐步认识，但博古、李德仍垄断着军事指挥权，仍顽固地坚持“左”倾路线。这才不断开会争论，通过斗争、实践及其结果，让更多的人明辨路线问题的大是大非，使党内认识渐趋统一，从而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了必要的思想保证。
在这一过程中，“通道会议”解决了必须立即解决的进军方向问题。它决定的虽是战术转兵，但为战略转兵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解决了战略方针问题，战略转兵，争得主动，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猴场会议”以组织形式限制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的决定，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的军事指挥，为遵义会议解决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提供了组织保证。“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扎西会议”形成了能够适应严酷斗争和复杂形势需要的坚强领导核心。即是说，这些会议解决的问题是递进深入的，由战术转兵而至于战略方针，由军事问题到组织保证，再到认识统一，最后“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完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伟大转折！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马列部教授）
注释：
① 刘伯承：《回顾长征》，《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②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第13页。
③ ⑧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69页。还可参见《人民日报》，1985年1月17日。
④ ⑥ ⑦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报纸和文献中均如此写明），《人民日报》，1985年1月17日。还可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⑤ 张闻天：《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
⑩《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0页。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年9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伍修权：《历史转折》，《长征诗词选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责编 王燕萍）
遵义会议的重要准备：
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
一、决定实行战术转兵的通道会议
1934年10月22日至11月15日，中央红军连破蒋介石的三道封锁线;来自红二、六军团的密电，使博古、李德认定中央红军西征的终点就是湘西。17日，蒋介石发出《剿匪计划大纲》：以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并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40万兵力在桂东北构建第四道封锁线。
11月20日，红军先锋队进抵湘桂边界。桂军撤出全州一线，打开了一个7天无兵把守、宽达130里的缺口。但由于李德的指挥错误，红军只得于27日转向界首并控制了周边30里的湘江两岸。28日，蒋介石下令总攻，欲“半渡而击”，全歼红军。阻击战打得异常惨烈。但直到30日夜，“搬家”式的中革军委一、二纵队才在周恩来、毛泽东的劝说下丢掉“家当”，开始过江。
12月1日，战斗白热化。敌军蜂拥而至，疯狂进攻。红军指战员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在湘江两岸20多里地的战场上，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用血肉之躯抗击着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敌军整连、整营的轮番冲锋，牢牢扼守着渡口。下午17时，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大部队终于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关键的一仗，它最终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图谋;但也是红军有史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同时，党和红军的命运在涅槃中新生。红军指战员“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①红军翻越老山界后，博古、李德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钻蒋介石再次以40万“追剿”军在湘西布下的“口袋”。“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②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及李德与会，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认为，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湘黔川交界地带创建苏区。毛泽东则主张现在应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经激烈争论，与会多数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各部：“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通道会议决定实行的战术转兵，为此后的战略转兵奠定了基础。
二、决定实行战略转兵的黎平会议
12月14日，李德、博古又命令红军准备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8日，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决定红军的战略方针。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王稼祥、李富春及李德。会议争论激烈。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他的正确意见。即，一是放弃北进的原计划;二是西进贵州，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三是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会议通过并转发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9日，中革军委发出执行该决定的命令;总政治部颁布执行决议的《训令》。“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③ 20日，中央红军战略转兵，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避免了再陷重围的危险。
三、为贯彻黎平会议决定提供组织保证的猴场会议
红军挥戈西进，连克十数城。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欲凭借乌江天险，阻挡红军进入黔北。而博古、李德又提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2月31日，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李富春及李德、伍修权与会。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意见，重申黎平会议精神，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是自1933年以来首次针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作出的组织限制，为贯彻黎平会议决定提供了组织保证。会后，中央红军在运动中坚决消灭阻拦前进之黔敌部队，直扑乌江，进军遵义。
1935年1月3日，红军成功地强渡乌江。7日凌晨，红军智取遵义;9日，乘胜攻占娄山关、桐梓城。这样，红军终于甩掉了追兵，赢得了10余天的宝贵时间。1月13日，中央决定由博古准备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正报告，周恩来准备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并以“恩来”名义发出了会议通知。
这次会议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张闻天商议并由他出面提议，得到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支持而召开的。既是基于“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所代表的全党意愿，也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④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召开遵义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的圆满落幕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柏辉章公馆举行。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参加会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共20人。会议由博古主持，其主要议程为：（一）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问题;（二）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的主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客观原因，认为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周恩来的副报告指出，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⑤之后，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提纲作了“反报告”。“反报告”指出：“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⑥。最后，张闻天提出，在目前险恶的形势下，只有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的长篇发言，集中讲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毛泽东用三个“主义”概括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他还列举苏区政府和群众全力支持反“围剿”的事实，驳斥了博古推卸责任的说法。毛泽东的讲话，形象、生动而幽默，赢得了以“掌声和欢呼声”表达的赞同和支持。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只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完全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他的发言为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投了‘关键一票’”。
周恩来完全同意张闻天及毛泽东、王稼祥的提纲和意见，提出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朱德斥责“左”倾错误：“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陈云、刘少奇、刘伯承、李卓然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会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A（李德）、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⑦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⑧
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扩大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开会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2月5日，在云南扎西的“鸡鸣三省”，“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⑨，在党内负总的责任;6日，政治局在扎西镇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8日，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史称“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圆满落幕。
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⑩，“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輥？輯？訛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是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逐步从胜利走向胜利。
回望遵义会议之前后
恩格斯说过，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作用。遵义会议前后的每一个会议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正是这些作用合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第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回顾这段历史可知，红军西征以来，博古、李德被敌人的气势压倒，把突围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甬道行军扛着“家当”作战，指挥无方还屡犯错误，一再错失良机，致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红五军团和刚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红八军团仅剩3000余人，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及全师将士壮烈牺牲。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輥？輰？訛此战略方针问题是突破湘江后红军将士不得不思索的问题。故从湘桂黔交界处开始一路开会争论。1934年12月10日之后的3个星期内，中共中央连续开了3个会议，这足以证明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紧迫性、关键性。首先，蒋介石在湘西布下“口袋”等红军去钻。倘若抉择错误，红军很有可能全军覆没。其次，路线问题是根本问题。“左”倾错误路线的恶果已为红军指战员逐步认识，但博古、李德仍垄断着军事指挥权，仍顽固地坚持“左”倾路线。这才不断开会争论，通过斗争、实践及其结果，让更多的人明辨路线问题的大是大非，使党内认识渐趋统一，从而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了必要的思想保证。
在这一过程中，“通道会议”解决了必须立即解决的进军方向问题。它决定的虽是战术转兵，但为战略转兵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解决了战略方针问题，战略转兵，争得主动，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猴场会议”以组织形式限制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的决定，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的军事指挥，为遵义会议解决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提供了组织保证。“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扎西会议”形成了能够适应严酷斗争和复杂形势需要的坚强领导核心。即是说，这些会议解决的问题是递进深入的，由战术转兵而至于战略方针，由军事问题到组织保证，再到认识统一，最后“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完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伟大转折！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马列部教授）
注释：
① 刘伯承：《回顾长征》，《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②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第13页。
③ ⑧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69页。还可参见《人民日报》，1985年1月17日。
④ ⑥ ⑦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报纸和文献中均如此写明），《人民日报》，1985年1月17日。还可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⑤ 张闻天：《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
⑩《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0页。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年9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伍修权：《历史转折》，《长征诗词选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责编 王燕萍）